日本的古玩市场与收藏

因公因私，笔者多次赴日小住，长则数月短则数周。每抵，拜谒佛教宗庙、寻觅古玩市场、游览名胜古迹，便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从而管窥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感触良多。仅从日本古玩市场及藏家的收藏取向来看，便可知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千丝万缕无处不在的关系。日本的文物流通,除藏家之间相互转让外，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是朝市，即中国的早市。朝市的日期各地不同，但在某地却是固定的，周日一般各地都有，买卖时间多数在午饭前后结束。朝市之物五花八门，有百货、古董、蔬果、花卉、宠物、宗教用品等等。古玩摊位隔一段有一至两个，之间夹杂着买卖果蔬百货等摊位，这在国内的古玩市场并不多见。古玩多以日本本土物件为主，种类涵盖各个方面。但很少见到中国的物件。

其二是骨董店，即中国的古玩店。日本的骨董店散落在城乡各地，小到一个店主，只有几平方米的营业铺面；大到数多店员，拥有近千平方米的可观商店。在骨董店，文物种类大大地超过朝市，可谓林林总总方方面面。亚、非、欧、美各地，各时期的东西均可见到，中国文物亦在其间。

其三是骨董祭，骨董祭属日本规模最大的古玩交易活动。骨董祭一般设在大中型城市，每年举办一到两次，卖方由当地或外地从事朝市及骨董店的古玩商贩组成，参与人数众多、种类繁杂、规模浩大，地点一般选在展览馆及会所等面积较大的场所。笔者曾多次参加日本的骨董祭，今年，笔者参加大阪骨董祭的场所，便是在一座巨大建筑物的一二三层内，面积不低于四千平方米。要转完所有摊位，走马观花也需半天时间，然文物种类与一般的骨董店相当。

其四是拍卖会，其形式内容与世界各地拍卖会几无二致，不再赘述。

因多次赴日，故结交了不少日本藏界朋友，通过交流与观察，发现日本藏家无一例外地收藏有中国文物并钟情于中国文物。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因历史故，受中国文化和佛教思想的影响，从七世纪的飞鸟文化到白凤文化、天平文化，直至延续到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中自然流露出一种质朴、娴静和幽雅的心境。能从一朵野花中、一掬山泉里、一件器皿内发现美的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便是以佛教禅宗悟道境地为根本的代表人物。他在茶道中所追求的“和静清寂”的精神境界与审美意识，对日本文化乃至民生及民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徜徉在日本的街上，随处可以发现许多浓缩的庭园式小院。推开小小的门扉，院中央一条石块铺就的小道旁，或植几株造型古雅的红松，或植几株盆景式的柏桧，各类花卉盛开，茵茵草坪如洗，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即使从日本人的饮食中也能感受到他们对美感的重视。不论正餐、快餐（弁当）、寿司或“幕间盒饭”，其色彩、造型、口味，也都显示出一种协调典雅之美，即日本人荣久庵宪司称之为“幕间盒饭式的审美意识”。饮食上的这一特点，是全世界任何国家也无法比拟的。

笔者有幸参观了一年一度在奈良唐招提寺御影堂内展出的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屏风画（日本称为全障壁画），诸如“山云”、“涛声”、“黄山晓云”、“桂林月霄”等画作。从东山魁夷的作品中，更能体味到日本人的审美情趣和日本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博大的气魄中可以窥见日本画家特有的幽默与含蓄，水气弥漫的神秘色彩似乎便是日本人个性的一种体现。然而，东山魁夷的创作手法与创作动机并不是孤立的，他受日本平安时期“大和绘”、日本长画卷、中国绘画、西洋画，以及19世纪日本画家葛饰北斋和安藤广重等诸多技法的影响，进而形成一种最能体现现代日本人生活心态和审美意识的创作语言和风格。比起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以及18世纪中叶的“大首绘”等一些以美女为题材的画作，在主题思想上更接近现代的日本人，也更能适合现代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无怪乎他的画作能够置于世界著名文化遗产的唐招提寺鉴真大和尚御影堂中。

从陶、瓷、竹、木这些日本人生活的必需品中，更可以看到日本人对美的向往和审美取向。例如茶道中的茶具、花道中的花器、书道中的文房用品等，质朴、幽雅、精细的总体风格，均可说明日本人审美情趣与追求自然、体味和再现自然有关。

综上所述，可以窥见日本人的收藏行为和收藏范围，在日本人的审美活动中，收藏更具有专题性或多样性。通过笔者多次访日，并同日本艺术界、收藏界朋友的交谈和对其收藏范围的观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人对中国文化遗产是非常推崇和敬慕的。因此，日本藏家在收藏本国古玩时，也非常喜爱收藏中国古玩。日本人所收藏的中国古玩种类，大致分为字画、佛造像、文房用品、陶瓷器及铜器杂项五大类。

中国字画在日本的藏品量颇大，以山水、花鸟、人物及书法作品为主，其中清代作品最令日本人喜爱。清初的傅山、王铎、张瑞图以及金石家丁敬、黄易、徐三庚、吴昌硕的书法篆刻及清代的文人画，是日本字画收藏家的主要收集对象。近代如张大千、黄宾虹、齐白石等诸多书画家的作品在日本亦有不少人收藏。受日本人审美情趣的影响，凡色彩浓烈或手法粗放的作品，不为日本人所看重，而空灵幽远与典雅隽永的文人字画，乃为日本藏家的收藏重点。

日本是佛教国家，无论大藏家与一般古玩爱好者，对佛造像都很崇敬和喜爱。藏家注重中国南北朝、唐、宋、明、清五个时期的佛造像，内容涉及很广，从佛陀到菩萨、罗汉，到佛教故事中的力士、飞天等，均在收藏之列，但仍以释迦佛、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最为藏家所重视。笔者曾在日本见到某藏家家庭供奉的北魏时期的铜铸鎏金佛造像和一尊清代中期的彩瓷观世音菩萨造像，可以说，佛造像在日本不仅是藏品，也是实用供奉对象。有位日本友人告诉笔者，佛教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能够收藏并供养中国古佛，是他的造化与因缘，而且，中国古佛在中国古时就受过香火供养，一定比日本佛还要灵应，喜爱与敬慕之情溢于言表。日本人最喜爱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小型铜铸鎏金佛造像以及后世的木雕、铜片锤堞、夹漆、石雕、瓷制等佛造像。

对于文房用品，日本人似乎重点在于收藏古砚，次之为印章、古墨、水盂等。日本稍具规模的古玩店或以经营中国古玩为主的古玩店内，都有中国古砚出售，而且种类繁多，石、陶、瓷、铜等不同材质的砚均可见到。笔者曾与几位日本藏友交谈，悉知日本人最喜欢的是唐代陶制的箕形砚。此类砚极似生活中的簸箕，多为素器。砚的一端落地，一端以单足或双足或梯足支撑，造型古朴。另外，汉代带研石的石质砚板、带盖或带足并有雕刻的圆形砚盘也为日本人所喜爱。至于各个时期的端、歙、洮河、澄泥及红丝石砚，只要刻工秀美、木盒完整者，也是日本人收藏的对象。

汉代的铜印章、象牙印章、玉石印章、犀牛角印章为日本文化人尤其是从事书法篆刻者所喜爱。除欣赏其间大小篆、虫鸟篆、悬针篆等诸多文字与刊镌之精妙外，其印纽之纤巧，也足以使日本藏家心旷神怡。对于中国的古墨，日本藏家十分看重，同时也进行收藏和研究。现在的日本，仍有许多私人作坊仿制中国古墨。对于书案所置之陶、瓷、铜、石等各式水盂，在日本也大有这方面的专题收藏家。

中国古代的陶与瓷对日本影响至深，因之形成了日本人收藏中国古玩中最大的一类。可以这样说，从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至民国时期的瓷器，无一不受日本藏家关注。在收藏行为中，日本人尤喜汉唐之作，如汉代的后加彩绘俑、后加彩绘器皿、绿釉器皿、夹砂陶光素器皿，尤其是唐代陶三彩俑，动物及器皿，一直是日本人追求的主要藏品。基于这个原因，前些年曾一度使我国国内唐三彩价格飞涨，日本人喜爱唐三彩之状况由此可见一斑。而唐白瓷、青瓷，以及青瓷中上乘的“秘色瓷”器皿，也是日本藏家所注重的藏品。笔者在京都及奈良的古玩店见到过几件小型“秘色瓷”器皿，件件价格不菲，动辄几百万日元。对于宋元时期的瓷器，无疑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的器物最受日本藏家重视，但因存世量很小，在日本一般藏家手中仍不易见到。受中国唐代茶圣陆羽与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茶道精神的影响，日本藏家似乎更注重收藏这一时期与饮茶有关的陶瓷器，包括斗茶时用的黑釉油滴盏、兔毫盏等。明清时期距今较近，陶瓷器存世量相对较大，加之工艺日臻精美，并与现代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有更多相近与相通之处。笔者每每赴日，均可在古玩店及友人处见到数量较多的这一时期中国陶瓷物品。青花瓷（包括青花釉里红）、彩瓷等器物中，可做陈设类的当占主导地位，各式花瓶、插屏瓷板、碟、盘、碗似为多数，而瓷砚、瓷印及生活器皿等，也有人收藏。

中国的铜器，尤其是青铜器，也是日本藏家关注的收藏种类，但汉代以前的青铜器在日本流散量较小，可以见到的多为一些带钩、小铜镜及素鼎等，如铜制的各式药瓶、花觚、香炉、手炉、佛造像、人物、铜胎画珐琅器皿等在日本常可见到。日本人因审美取向和审美情趣的原因，最喜欢收藏的是那些做工精细和造型别致的物件，明清时期的一般民间生活用铜器，不为日本藏家所重视。

中国古玩中的杂项，在日本流散量颇大，而且种类繁多，如鼻烟壶、竹木牙角雕品、漆器、紫砂器、景泰蓝、绣品、笔筒、臂搁、砚赏石及各类石雕等。而对于玉器与钱币这样两个收藏大项，在日本的古玩店及藏家处却不多见。当然，日本一定会有这两方面的专项收藏家，也有专门经营的店铺，只是从表象上看，这两类的收藏普及率远不及其他门类的中国古玩。

行文至此，笔者想到了有关古玩市场中的赝品问题。当然，这在日本也是不会例外的，尤其是日本人对于中国古玩的鉴赏能力除专家外，绝不会比中国收藏家更内行。所以说，中国古玩在流散至日本的过程中，难免鱼龙混杂。在日本的古玩店中常常可以看到各类中国古玩赝品。据笔者与经营中国古玩店的业主交谈，了解到购买者大多是喜欢中国古玩，而又不具备专业鉴赏水准的一般古玩爱好者，或者是一些薪金相对较低的人们。说来也怪，在日本，各类中国古玩赝品比起中国为出口日本所生产的新工艺美术品，销路上却要好得多。

由此不难看出，日本人审美意识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爱，以及中日两国之间在文化交流、融汇过程中的某些轨迹与文化渊源。 （责编：石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