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筹划的法律思考

时间:2022-05-26 07:49:54

税收筹划的法律思考

税收筹划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但在中国的兴起却是近十几年的事。从我国的税收筹划的发展来看,其出现与发展基本上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相一致。总体来说,我国的税收筹划还处在起步阶段,由于税收筹划理论上研究的不成熟,导致人们对税收筹划的认识有偏差,进而导致在税收筹划实践中出现一系列的风险。我们应该把税收筹划作为我国依法治税这一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站在法律的角度加深对税收筹划的理解,不仅有利于税收征管机关转变观念合理应对,同样有利于税收筹划主体避免筹划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一、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

纳税人和征税机关正确理解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是税收筹划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人(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作为经济人,他们特定的行为方式只能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尽最大的可能实现最有效的预期目标。因此,在产权既定的条件下,纳税人是具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个体。在征税的过程中,国家凭借的是政治权利,并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征税是国家采取强制的手段将私人的财富转变为国有的一种手段,是加在人民身上的负担,税法实质上是侵害人民权利的法律。从法律上看,社会个体具有生存权、发展权、自以及自保权。自保权,是社会个体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指法律对社会个体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各种合法行为的认可。在这种条件下,纳税人税收筹划活动,成了纳税人实现自保权的必然选择。当然,法律对于纳税人的这种自保行为的认可只限于合法的行为之内,对于为减少税收支出而实施的各种非法行为不予保护,相反会进行惩处。可以说税收筹划是纳税人自保权利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一个延伸和体现。随着税收法律体系的日益完备以及对税收违法行为查处力度的加大,纳税人要实现减轻税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标,只有运用税收筹划这一基本权利,通过一系列预先的、有目的的、合法的策划与安排来达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其次,我国的立法实践现在已经开始接受这样的论点,即公民有权实施法律禁止以外的一切行为,而不仅仅是法律所允许实施的行为;相反,政府只能实施法律所允许的行为,否则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和自身职责的违反。具体体现在新刑法中就是规定罪行法定主义同时废除类推制度。从这一原则出发,税收筹划也应该是纳税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即纳税人有权依据法律上"非不允许"及未规定的内容进行选择和采取行动,并且这种选择和采取的行动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一原则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政府针对纳税人税收筹划活动中所显现出来的税法漏洞和税制的不健全也有通过修改、调整税法而进行改进以达到政府意图的权利。如果政府不是通过这一基本权利,而通过行政命令和政策、纪律去影响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就违反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政府就要在法律方面犯错误。

二、从法律角度看税收筹划与避税的关系

有关税收筹划内涵的探讨一直伴随着对避税和税收筹划两者关系的讨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税收筹划内涵的理解。有些学者认为税收筹划与避税两者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交叉,它们之间的区分的标准就是该行为是否符合立法意图。与政府立法意图一致的行为是税收筹划,与政府立法意图相悖则为避税。这种认识是否正确我们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来考察。首先,用立法意图作为标准与税收法定主义有矛盾。立法意图是法律规定和法律本身的先导意识,只有当立法意图达到一定的广度和程度并为相当多的人所理解以后,法律条文和规定才能得以制定和实施。一旦立法意图成为法律条文,无论是否理解都得遵照执行。那么即使你不理解税法的立法意图你也要遵照税法缴纳税收。反过来,如果没有明确而正式的法律规定,即使有法律意识或这样那样的标准,也不具有法律效用。其次,立法意图的标准实际中难以运用。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由于避税和税收筹划之间界限相当模糊,对于一项节约税收计划中是否有避税因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税务当局总是倾向于认定存在避税,而纳税人则总是予以极力的反驳,结果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这样立法意图的标准有没有现实的意义了。再次,税收筹划和避税具有共同的特征,虽然其表述形式有所差别,但经济实质相同,都是纳税人为减轻税负而进行的事前筹划行为,都没有违背现行税收法律法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用立法意图来区分避税和税收筹划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避税指向的行为就是税收筹划行为的一部分,只不过税收筹划是从纳税人角度进行的界定,侧重点在于减轻自身的税收负担,而避税则是从政府角度定义,强调了纳税人对纳税义务的回避。纳税人站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在降低税收成本(包括税收负担和违法造成的税收处罚)而进行筹划的过程中会把行为边界扩大到不排斥钻法律漏洞;而税务当局站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贯彻立法精神,必然反对纳税人避税筹划的行为,但这种反对仅限于道义上的谴责。只要没有通过法定程序完善税法,就不能禁止纳税人在利益驱动下开展此类活动。因此可以说,对税收筹划和避税的严格区分,仅仅是体现了一方当事人即政府的意志。如果考虑另一方当事人,则这种区分不仅变得毫无意义,反而会限制税收筹划的开展。避税实质上是税收筹划行为中的一种,是其中不符合立法意图的行为,是政府对税收筹划行为的进一步细分。

三、税收筹划与依法治税

依法治税是法治观念在税收领域的体现,要依法治税应先对法治有深入的理解。就现代社会而言,法治首先指的是政府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约。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活动应受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可以使人们能够明确的预见到在特定条件下当局将如何使用强制力,以便根据这种认识来规划个人的事务。法治的第二层含义指的是对法律条文的尊重,当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即使发现有漏洞,也不能违背法律形式来堵塞漏洞。其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通过立法程序对法律进行修改。

税收当局如何看待税收筹划反映了它对依法治税的理解程度。我们应该正确理解税收筹划和依法治税的关系。首先,税收筹划是推进依法治税的促进因素。纳税人各项权利要得到切实保护和尊重,根本上要求国家实行依法治税。依法治税包括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两个方面,二者密不可分。要实现依法治税这一目标,必须认识到依法治税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决不是仅仅依靠征税机关的单方面努力就能达成的。依法纳税离不开纳税人的积极参与。纳税人一方面要依法履行自身的纳税义务同时还要真正的行使自己的权利。纳税人通过筹划权的运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起到了加快我国依法治税进程的作用。税收法律的完备与内在缺陷的弥补以及具体征管过程的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这必然导致在某些方面依法治税难以展开。纳税人筹划权的运用,除了利用税收法律中的优惠政策外,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通过对现行税法的研究分析,从中发现漏洞与空白,进而通过合理地利用税法中这些漏洞与空白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纳税人的这种行为,在性质上说是合法的,是纳税人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它也在客观上使得税收征管机关认识到了现行税法的缺陷与不足,进而适时地加以修正和弥补,从而完善了国家的税收法律,为依法治税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其次,随着依法治税的深入,税收筹划也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从实践看,税收筹划开展好的国家无不是那些税收法治化程度高的国家。因为,税收法制的完善,对偷逃税行为查处力度的加大,将会使得纳税人偷逃税的成本加大。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纳税人必然在衡量了偷逃税的成本与收益后,放弃偷逃税,而选择利用税收筹划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然,由于法律体系的完善,也将使得纳税人进行筹划操作的难度加大,但是相对于偷逃税,纳税人还是会选择利用筹划权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随着依法治税程度的深入,纳税人筹划的动机也将随之增大,而纳税人这种动机与行为的增多,也将反过来有利于税收法治化进程的加快。而完善的税制和规范的税收征管,是绝大多数纳税人维护权利的最好保障。

四、我国税收筹划的法律界定

就我国税收筹划而言,目前存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对税收筹划法律界定不明确,这严重影响了税收筹划在国内的发展。如何科学的对税收筹划进行法律界定是发展税收筹划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我国应该选择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作为对税收筹划法律界定的原则。我国虽然未把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引入宪法,但在税收程序法和实体法的立法实践中已经有了体现。例如:《税收征管法》中明确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做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的决定。"另外,在近些年颁布实施的一系列实体法中,也都明确规定了各种课税要素。这都充分体现了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尊重与采用。

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出发,一方面应该在我国将税收筹划(包括避税)认定为合法行为。遵循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我们就应该对税法解释作严格限制,不得作任意扩张,也不得类推,加重纳税人的纳税义务。遵循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同时也可以认识到虽然避税行为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危害,但国家不能超越法律规定以道德名义要求纳税人承担纳税义务。在我国现阶段,强调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税务机关能够保障纳税人合法的筹划利益,同时加强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就会促使纳税人从偷、逃税收转向税收筹划。其结果不但是纳税人税收成本(包括税收负担和违法造成的税收处罚)的降低,而且也是税收违法行为的减少和税法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在我国通过法律的形式承认税收筹划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一切税收筹划行为听之任之。政府在承认税收筹划整体合法的前提下,应该针对一些频繁发生且危害严重的避税行为制定专门的反避税法规,如转让定价税制、避税港税制等等。这也是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遵循。通过反避税法规的不断完善,缩小纳税人利用避税方式来进行筹划的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家法律意图的实现。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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