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刘易斯拐点”出现时间再判断

摘要：目前，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的问题，理论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是因为对“刘易斯拐点”的判断标准并不统一。经过分析，文章认为以工资水平和人口红利作为判断劳动力稀缺指标并不恰当。遵照二元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选用劳动者报酬变化速度和社会总产出变化速度之间的关系作为判断“刘易斯拐点”的标准更为准确。经过测算，我国的“刘易斯第一拐点”将在2015年出现。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二元经济；劳动报酬

一、 引言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部分学者以此数据为依据，并结合人口红利指标声称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在2012年已经到来。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判断，自2004年“珠三角”地区“民工荒”出现以来就争论不断，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出现。之所以出现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是因为对“刘易斯拐点”的理解和判断标准并不统一，正确理解“刘易斯拐点”的含义和寻找一个恰当的判断指标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刘易斯拐点”的由来

“刘易斯拐点”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其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提出来的。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着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这两大部门，前者以传统农业方式进行生产， 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生产率为零或为负。而现代工业部门则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较高。在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可向传统生产部门支付比传统部门稍高的工资以获得接近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看作为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将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为止，最终形成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并据此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将以一个维持生活所需的工资水平源源不断地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在此以后，刘易斯于1972年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将劳动力的转移进行了细分，并提出来两个拐点的论述。“刘易斯第一拐点”指劳动力由原来的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工资由原来维持必要的生活水平开始逐渐上升；“刘易斯第二拐点”指工资水平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力在整个经济配置中完全商品化，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刘易斯拐点”状态。“刘易斯第一拐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虽然不同，但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是劳动力要素短缺的开始，后者是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最终形成的标志。

三、 以工资水平和人口红利作为判断标准存在的误区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正确认识和定位我国劳动力转移阶段，对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发展模式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刘易斯两个拐点有着重要的定性意义，但量化的判断指标却并不统一。理论上讲，传统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意味着劳动力要素稀缺性的开始，“刘易斯第一拐点”到来，两部门工资水平的一致表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形成。

然而，实际上，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并非一成不变。需要解释的是，假如传统部门的分配是按照产品共享的原则进行，所有成员都取得其维持生存的平均劳动成本。那么在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后，留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能保持总产出不变，同时因为人数减少而收入是平均分配的，留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者会得到一个略有增加的报酬。统计资料显示，我国2003年～2010年的农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并且很多学者将“珠三角”等地从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作为判断我国“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的标准。笔者认为，虽然2004年发生民工荒以来，农民工工资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但实际工资却没有实质性的增长。根据2004年9月国家劳动保障部课题组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公布的一项调查，12 年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不升反降。此外，“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更多的是一种区域性的问题，而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并且随着地区开发和沿海产业向内地的转移，农民工就近择业的范围更大，内地劳动力向沿海的转移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从总体来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依然较低，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9年农民工工资只相当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58%，小时工资只相当其43%；农民工工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尚未形成。以这样的一种现象和工资结构水平来判断我国“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并不恰当。

而以人口红利作为判断劳动力稀缺性的指标，并以此推断“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同样存在缺陷。人口红利的判断指标是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作为分母，将其他年幼和年老者作为分子，两者的比值称为人口抚养比，如果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大于非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则人口抚养比指标下降，同时也意味着该国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如果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小于非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则人口抚养比指标上升，同时表明该国不存在人口红利。

运用人口抚养比作为判断劳动稀缺性的指标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劳动人口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否则以该指标作为判断依据会存在不恰当的地方。假如一个国家现阶段拥有2亿劳动力人口，而经济发展状况却只需要1.5亿人口，这种情况下，即便随着人口的老化和出生率的降低，劳动力人口出现绝对值的下降，人口抚养比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只要劳动力供给超出劳动力的需求，那么劳动者报酬就有可能依然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存量依然大于我国的劳动力需求量，虽然随着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的实施和老龄化人口的不断上升。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国劳动供给大于需求的现状。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受到影响，人力成本会被逐渐推高，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和劳动稀缺性的表现之间存在一个时滞。虽然运用人口红利拐点作为判断劳动稀缺性的判断指标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它的出现依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警示作用，它标志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已经势在必行。

四、 判断标准的选择和时间预测

为了准确的判断劳动力要素的稀缺性和“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选择一个恰当的量化标准显得尤为必要。经济理论认为，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生产部门的转移，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逐渐减少，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逐渐增多，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部门的产出逐渐下降，非农业生产部门的产出逐渐增多，由于在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大于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所以社会总产出是不断增加的。同时劳动力要素的价格由劳动的边际产出价值决定，并且在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下，非农业部门只需要支付一个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就可以得到无限的劳动供给，因此社会的劳动工资水平取决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而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随着劳动力的减少逐渐增加，劳动者报酬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也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

根据社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可以将劳动力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劳动力转移初期，由于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远大于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产出，社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大于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第二阶段，劳动力转移中期，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依然大于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但是两部门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减小，社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逐渐等于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第三阶段，劳动力转移末期，社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小于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直至两部门之间的边际劳动产出趋于一致。劳动报酬在社会总产出中的比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

由此可见，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要素的稀缺性开始凸显，其外在的表现为工资水平开始大幅上升，而此时产出的增长水平随着单位工资雇佣劳动力的减少而逐渐降低，因而，笔者认为可以利用社会产出的增长幅度与劳动力的工资变化作为判断劳动力稀缺的标准。在劳动力转移的第二阶段，社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与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相一致，劳动收入在总产出中的占比达到最低点，即U型变化趋势的最低点，此时劳动力的稀缺性开始体现，“刘易斯第一拐点”随即出现。在劳动力转移的第三阶段，农业生产部门和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相等，统一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形成，“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

在这一判断指标的基础上，为了准确预测我国两个“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需要测算出我国农业部门（第一产业）和非农业部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和）的生产函数。在已有的研究当中，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简称C-D生产函数是实际应用十分广泛的一个生产函数，其一般表达形式为：Y=AL？琢K？茁，其中，Y为产出，L为劳动力，K为资本投入，A、α和β为待估参数，分别代表技术因素、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和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本文在对我国农业部门生产函数和非农业部门生产函数进行估计时也采用这一表达式。

在数据的选用上，产出Y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中国统计年鉴》中列示了1978年～2011年的我国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数据，为了数据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剔除价格的变动因素，从中选取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按照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和1978年的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数据，通过计算得出三产业按照1978年价格计算出来的产出Y。从理论研究上来讲，劳动投入L应当使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衡量。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比如劳动投入时间的变化、劳动强度的变化、劳动人员素质结构的变化等诸多因素。但由于我国统计数据当中无法提供此类数据，本文采用年末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数来反映劳动投入。资本存量K的数值由于没有一个准确的官方数据，本文借鉴张军（2004）估算出的全国资本存量数据和徐现祥测算出来的我国第一产业资本存量的数据。

在这一数据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的测算，得出我国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Y1=0.107 667L10.901 14K10.098 86，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Y2=0.569 657L20.284 22K20.715 78。按照最新年度即2011年两部门的资本存量和劳动总量计算可以得出，当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为23 000万人，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为53 420万人时，劳动报酬占比达到最低点。2011年我国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数量为26 594万人，与劳动报酬占比拐点出现的就业人数23 000万人相差3 594人。如果按照农业人口平均每年向非农业生产部门转移1 000万人的速度计算，3.6年之后即2015年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拐点出现。根据前面的分析结论，这一时间也是我国“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的时间。

同样以这一数据为基础，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计算，至少还需要20多年的时间，我国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即“刘易斯第二拐点”才能出现。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两部门的生产函数可能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已经发生了变化，依然用现在的生产函数来预测会有失偏颇。因此，本文不能准确预测出我国均衡的劳动报酬占比出现的时间，只能提供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虽然不能提供一个定量的指标，但也许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结束，我国的均衡劳动报酬占比也将有可能随之到来。

参考文献：

1. 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 国家统计局.2000-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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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长远.卡尔多“特征事实”再思考――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分析.世界经济，2008，（11）：86-96.

5. 蔡.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号：04AJL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柯敬，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炜，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3-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