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制度对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摘 要：文章基于制度需求―供给模型,用外生制度因素分析了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演进过程，提出劳动力要素的产权界定是自由转移的前提,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只能在公平的市场中实现。政府的作用是供给劳动力自由转移的制度

关键词：制度供给 制度需求 制度均衡 劳动力转移

一、引言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镇、由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是这一阶段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农村劳动力转移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也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Lewis，W.A，1954)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通过理论模型论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他指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传统农业部分和现代工商业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由他们的边际收益率决定的，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只可能保持在极低的水平上。而现代工商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职工工资收入大大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将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一方面会提高这部分转移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会增加现代工业部门的产出和积累。随着积累的增加，现代工商业部门就有能力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带动下，特别是在香港、台湾等地区的投资的带动下，发展了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大大减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经济发展已经吸收了近2亿农村劳动力。即便如此，我国农村仍有近1.5亿的剩余劳动力，靠发展乡镇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的潜力已经有限。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经济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再向第三产业发展，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工业化中期，所以要解决这些剩余劳动力就要靠第二、三产业部门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吸引劳动力，但目前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本文主要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劳动力从农村部门向城市现代部门的转移进行探讨。

二、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制度背景

二元经济理论提出以来关于劳动力转移的学说，基本上都是从劳动力转移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劳动力转移内在动因，但是却很少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外在因素--制度。笔者认为，劳动力转移要受到外生制度因素的限制。由于地区差异以及劳动力要素禀赋的不同使劳动力转移成为可能，当劳动力转移的需求和供给方同时存在时,还需要劳动力转移制度的供给。劳动力转移是由不同地区的劳动力要素禀赋和制度因素外生决定的。不同的制度环境对劳动力转移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劳动力转移的差异。

根据诺思的观点,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他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认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当然，劳动力转移也要受到制度环境制约。作为国家根本经济制度的经济体制是各类经济政策的总揽,而经济政策则是实现经济体制的手段，也是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政策往往偏重于利用市场或市场机制的力量，行政手段则是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采取的辅助措施。在计划体制下一般实施平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依赖于计划化和国家干预，在该发展模式下劳动力转移背严格限制。而不平衡发展往往是市场经济的特点，该战略注重经济发展的效率，一般与市场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不平衡增长包含部门优先发展和地区优先发展（当然包括城乡关系的处理），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劳动力在区际、城乡和部门间的转移不可避免,如何使劳动力合理、规范、有序转移就需要制定相应政策加以管理。

三、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制度供给和需求

我国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最直接原因之一（白南生，2002），外生制度因素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拉坦指出，由技术进步释放的新的收入流，是制度变迁需求的重要原因，新收入流的分割导致技术进步或制度绩效的增进相联系的效率收益是进行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激励。制度在技术进步的变革中不断实现创新，以满足制度利润最大化。因此，制度变迁过程是制度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

制度经济学继承新古典经济理论，把制度引入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制度变迁同样可以用“需求-供给”这一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变迁导致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又诱发制度创新。制度变迁是不断从非均衡(产生制度需求)到均衡(制度供给)，再从均衡(新的制度需求)到非均衡(新的制度供给)的循环过程。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就是遵循了这一过程的。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需求

林毅夫(1996)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所引起的。“如果(行动主体)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Davis and North,1979)。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盈利性决定了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和城市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相对稀缺程度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了相对价格的变化。

由于生产方式改变而不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成为农村传统部门的优势资源，资本成为城市现代部门的优势资源，劳动力与资本的重新配置将使各个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得到提高，带来利润。但是，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农民对就业方式和就业区域没有自由的选择权。低效的要素配置制度已不能满足人们利润最大化的需求，这一需求必将诱发实际的制度变迁。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释放的劳动力受到城市现代部门新技术新增长点的吸引，萌发了从事非农劳动的念头，但由于户籍制度和传统观念的限制，在信息和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劳动力不敢大胆尝试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去从事不熟悉的劳动方式。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供给

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而当政府意识到这一点时，就会通过法令改变制度的非均衡而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过剩，人地矛盾突现出来。加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城市企业劳动用工制度的市场化，城市劳动力结构变化为许多非城市户口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农村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双重作用促成了政府劳动力转移制度的供给。1984年,政府准许农民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变革的一个起点，打破了30年限制我国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管理制度，之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现在，农村劳动力成为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

（三）制度调整与制度均衡

舒尔茨(1968)指出“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他们是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而这些滞后正是一些社会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带来了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和劳动力市场管理等社会问题。1992年后,我国政府开始实施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就业制度，并对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通过后续的制度调整减少制度变迁的损失。制度变迁是“帕累托改变”,虽然社会总效用提高，但推动力和阻力同时存在。不同利益主体的收益和损失同时存在。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限制变为鼓励，政策着力点是保障合法权益，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良好环境，公共政策进入统筹城乡发展、以人为本、公平对待的轨道。2001年清理整顿对农民工的收费，除证书工本费外，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取消。2002年提出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2003年将农民工纳入保险范围；明确流入地政府负责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明确各级财政在财政支出中安排专项经费扶持农民工培训工作。2004年提出城市政府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2005年提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进城求职的农村劳动者要提供免费的职业介绍服务和一次性职业培训补贴。2006年提出要解决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依法规范劳动管理，搞好就业服务和培训，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等。2008年12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6项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措施，其中包括积极扶持劳动密集型企业，稳定农民工就业；加强农民工就业能力培训；扶持有条件、有能力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做好农民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切实保障返乡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益。同时，各级政府加速了户籍制度改革，如在一些省份改变两种户口、居民权利不平等的状况，开始解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深层制度约束，促进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并向市民身份转变。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明显加快。

四、结论

通过分析，可以认为，我国的劳动力转移政策受到体制或制度环境(制度结构)的限定，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影响劳动力转移政策形成的利益主体，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城市定居(移民)的因素而不是阻碍他们实现就业转移的根本制度障碍。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取消基于原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各种补贴、福利、社会保障和改变政府拓展就业偏向仍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就此提出几点建议：

（一）中央政府应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大对经济落后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用于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二）政府的部分转移支付可以用于对地方政府机构及政治企业家的预算附加或“奖励”，只要在发展经济、扩张就业和增加收入上卓有成效,就可得到这一奖励，同时加强农民的组织化建设，大力推进农民自治以改善其不利的地位；

（三）基于中国国情促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大力促进工业化,借鉴发达地区农村城镇化的经验促进城市化等措施，最终消解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 蔡,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保护[J].经济研究,2001,(12):49-91.

[2]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 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A],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

[4] 欧阳慧.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演变路径[J].经济研究参考,2010,(23):14-17.

[5]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