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政治联系、金融危机与银行贷款

摘 要：本文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民营上市公司政治联系对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比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具有更高的财务杠杆，能获得更长期且条件更优惠的银行贷款。而且，在金融危机时期，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更有可能因为承担了政策性负担而使得这种贷款效应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从银行信贷决策的角度为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提供了一种解释。

关键词：民营企业；政治联系；金融危机；银行贷款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3011508

一、文献综述

政治联系如何影响公司融资受到学者们普遍关注。Faccio[1]用实证的方法对多种企业、多个国家更大的样本量研究证明了有政治背景的公司会享有更多的融资机会，特别是从制度方面进行研究，得出了腐败猖獗、对知识产权保护薄弱、政治干预较强、民主程度较差的国家，政企联系对公司融资机会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Johnson和Mitton[2]研究发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与马来西亚政府三大重要政治人物有密切关系的企业比非关联企业债务融资水平更高，资产负债率较后者高出5%；Charumilind等[3]认为导致1999―2002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使得与银行或金融机构有联系的企业将更容易得到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长期贷款，而这些与银行或金融机构有联系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政府关联。La Porta等[4]对莫斯科市企业“关系借贷”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有政治联系的贷款额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20%以上，借款条件要比在正常的贷款情形下更加优惠，且通过政治联系得到的贷款更容易违约，而且在违约发生时呆账收回的几率也比正常的小很多；Sapienza[5]研究了意大利的政府所有权对银行借贷行为的影响，发现国有企业能够以较低的利息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而且执政党的势力越强大，与执政党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利率就越低 ；Khwaja和Mian[6]研究了巴基斯坦的公司发现有政治联系的公司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比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多出45%，其违约率也高出50%，且这种情况在国有银行中表现尤为明显；Dinc[7]通过对43个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企业对政治竞选的捐赠使其银行借款平均增长11%；Faccio等[8]进一步对1997―2002年35个国家450家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和非政治联系的配对企业进行了实证检验后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比对照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并且在遇到经济困难时会优先得到政府补助和更多政策扶助 ；Leuz和Oberholzer-Gee[9]在研究印度尼西亚企业时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不愿意到国外融资，因为这些企业很容易从银行获得借款；而Chaney等[10]对多国的研究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会计盈余信息质量显著低于其他企业，尤其是在有更强政治联系的企业中，这种负相关更为明显，并认为这种较低的透明度是由于政治联系的企业并不会由于较低的盈余信息质量而产生较高的融资成本造成的；Boubakri等[11]通过对1980―2002年27个发展中国家和14个发达国家中的245家私人企业的研究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的财务杠杆要高于无政治联系的企业。

孙铮等[12]以我国上市公司1999―2003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作为替代机制，有助于企业在缺乏债权人保护的环境下获得长期贷款；胡旭阳[13]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便利了民营企业的融资；Li等[14]对我国民营企业的调查发现，民营企业家的党员身份能够帮助企业从银行或其他国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并且这种情况在制度环境较弱的地方表现更为明显；罗党论和甄丽明[15]与余明桂和潘红波[16]从制度影响的角度对政治联系是否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进行研究，发现政治联系有助于企业改善融资约束，而且金融发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和政治侵害产权越严重的地区，政治联系的这种贷款效应越显著；吴文锋等[17]也发现在政府干预强的地区，高管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的借款比例要显著高于高管没有地方政府政治联系的企业；何贤杰等[18]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会干扰银行对债务人的贷款标准的判断，导致不同政治关联程度的企业在信贷标准上的差异；Fan等[19]对腐败官员的政治联系研究表明，在腐败官员被捕后，与腐败官员有关联的上市公司的负债率明显下降；Francis等[20]研究发现在我国国内公开上市过程中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能获得许多优惠，比如较高的价格、较低的抑价和较低的固定费用；罗党论和刘璐[21]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作为一种有效的外部履约机制的替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银企关系，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且有政治联系的直接上市的民营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唐建新等[22]研究表明在中国基于非正式的关系确实可以给民营企业带来银行贷款方面的融资便利，但银行关系相对于政治联系是一种更为普遍和有效的非正式关系；李莉等[23]研究表明市场进入和政治联系均可以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并且政治联系的缓解效力在非鼓励性行业更为明显；杜颖洁和曾泉[24]研究表明政治联系、银行关系以及其加总，对民营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胡旭阳和刘安超[25]研究发现在股票发行核准制下，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更可能通过股票发行审核；章铁生等[26]以我国2006―2009年民营企业的IPO申请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拥有政治联系越多的民营企业越可能通过发审委IPO审核；张敦力和李四海[27]发现社会信任与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银行贷款（贷款率、贷款成本、贷款期限）具有显著影响，且二者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政治联系与银行贷款：基于“寻租”理论与政治联系社会资本假说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寻租”理论中的租金指的是由人为（主要是政府干预）造成的稀缺所形成的。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民营企业为了获得这种经济资源，往往需要通过非市场手段，其表现往往就是一种寻租活动。而拥有政治联系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寻租利益和更低的寻租成本，从而更具有寻租的动机。

此外，Lin[28]认为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使用的资源”。而企业的政治联系就是一种最典型的社会资本，且在我国表现的最为明显。表现在民营企业银行贷款上就是：在法律保护缺乏，民营企业发生经济纠纷或遭受政府或官员的侵害时，政治联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保护机制，降低银行贷款的风险程度，从而降低这些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另外，在社会诚信普遍缺失时，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声誉机制，向银行传递出该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社会声誉，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其能获得更多的、条件更优惠的银行贷款。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其银行贷款的比例更高。

假设1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其贷款利率更低。

假设1c：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其担保条件更低。

（二）政治联系、金融危机与银行贷款

“预算软约束”是科尔内[29]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时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描述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并提供财政补贴等。林毅夫等[30]、林毅夫和张培林[31]及林毅夫[32]认为企业预算软约束产生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所有制本身，而是由于诸种政策性负担的存在。

而国内外很多文献都表明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将承担更多的政策性负担。Bertrand和Kramarz[33]研究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会承担政治家过多的就业任务并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Fan等[34]的研究也表明我国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承担了很多政策性投资负担。这说明我国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预算软约束”。而预算软约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企业融资贷款支持。

因此，在经济形势较好时，企业发生亏损的概率也比较小，对“预算软约束”的需求也不高；但当经济形势不好时，企业发生亏损的概率就比较大，而此时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在很大可能性上都会采用所谓的“救市”措施并配套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而最常用的就是信贷支持，但再多的信贷支持也是有限的。在有限的信贷支持下，对民营企业而言，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因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一定的政策性负担或因为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从而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从而我们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金融危机时期，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其银行贷款的比例更高。

假设2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金融危机时期，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其贷款利率更低。

假设2c：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金融危机时期，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其担保条件更低。

三、研究设计及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样本来自2003―2010年所有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共4 497个观测值。其中关于企业最终控制人类型和基本的财务数据均来自CCER数据库，而关于企业银行借款的详细信息则是来自于CSMAR数据库。政治联系数据为手工收集。

（二）研究设计

对于假设1，我们构建如下模型：

在模型（1）中，Debt是企业的银行贷款变量，表示企业的银行贷款特征。根据以往的文献，银行贷款率定义为银行贷款总额与企业总负债的百分比，而银行贷款总额包括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和长期借款[16-27]；银行贷款期限则是用长期贷款与银行贷款总额的百分比来衡量；借贷条件按照银行贷款有无提供担保来判断，若有则为1，反之为0。

在模型（1）中，PC是表示企业是否具有政治联系的虚拟变量。政治联系的内涵与度量与企业所在的制度环境有密切关系。由于国内外制度背景的差异，在研究中对政治联系的定义与度量也有所不同。国外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公司高管是否是政府高级官员、国会议员或者与某位高官以及政党有紧密联系来进行定义和计量，也有根据政治关联程度的不同而赋值计量。而在国内有关企业政治联系的研究文献中，对于政治联系的计量是结合我国制度背景，以高管的政治联系或公司特征来衡量。本文借鉴余明桂和潘红波[16]的定义方法，即如果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只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我们则将其定义为具有政治联系：（1）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2）现任或前任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在本文中，我们还将政治联系做了更细的区分，除了区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联系外，还区分了省级以上政治联系和省级以下政治联系。其中，DSZ_PC为董事长政治联系，若企业董事长有政治联系，则为1，反之为0；CEO_PC为总经理政治联系，若企业总经理有政治联系，则为1，反之为0；PC为企业政治联系，董事长或总经理有政治联系时为1，反之为0。

在模型（1）中，X是由多个企业特征变量构成的向量，根据已往的文献，我们控制了影响企业银行贷款的一些特征变量。其中，企业规模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固定资产为固定资产净值与总资产的比率；盈利能力为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成长机会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此外，我们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

对于假设2，我们构建了如下模型：

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金融危机变量Crisis，以及金融危机变量与政治联系变量PC的交叉项PC×Crisis，用来检验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尤其特指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民营企业政治联系对银行贷款的影响。我们将2009年及以后企业处在经济环境不好时的Crisis定义为1，否则定义为0。

（三）政治联系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是对民营企业政治联系的具体方式进行描述性统计，具有政治联系占到40.29%。这表明，我国上市民营企业普遍具有政治联系，这可能意味着，建立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在这当中，董事长的政治联系在样本中占31.40%，相比总经理的21.76%要多，这说明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更趋向于与政府建立联系。另外，从表1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民营企业中，董事长更趋向于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方式来建立政治联系，而总经理则更趋向于是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这很可能是由于公司治理造成的。在公司治理中，董事长往往是由公司的大股东担任，在我国，由于特殊国情，以前的企业家是被排挤的，这部分通过担任政府官员方式建立政治联系的企业家们很可能是改革开放后官员“下海”经商形成的；而总经理则是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由于我国的制度还不完善，很多时候需要与政府打交道，这时，企业很可能趋向于聘请已往在政府中担任过职务的人来经营公司。此外，我们按照年份和行业对政治联系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限于篇幅未列示）。

表1民营企业政治联系的描述性统计：分联系方式统计表

四、实证结果

（一）单变量分析

在银行贷款特征方面，表2的A组数据显示，在对贷款率的影响上，三者政治联系均不显著；在对银行贷款期限上，三者政治联系都非常显著，而且董事长的政治联系影响最优；在对贷款担保的影响上，只有总经理的影响显著，而企业和董事长的影响均不显著。在银行贷款的长期性方面，政治联系的表现均为显著正相关，与假设1相符。

表2的B组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后，民营企业的贷款率显著下降，借贷条件也变得更为苛刻，但长期贷款的比率却是上升的。而危机前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贷款率的均值要高于有政治联系的，但并不显著，而到经济危机后，在企业贷款率普遍显著下降时，有政治联系的企业的贷款率要显著高于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尤其是董事长政治联系的表现更为显著，这说明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董事长对银行贷款率的影响较大，且其政治联系能为其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而在金融危机后，有政治联系的企业的长期贷款占比的均值要高于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但并不显著；另外，企业银行贷款的借贷条件在金融危机后普遍升高的同时，有政治联系的企业的借贷条件要低于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且总经理政治联系的影响更显著，其显著性呈现在1%的水平之上，这也验证了假设1里的研究结论。

表2政治联系与银行贷款特征均值检验

（二）多元回归结果及分析

1.政治联系与银行贷款特性的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对银行贷款率多元回归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发现，企业政治联系和董事长政治联系在控制企业特征、年份和行业特征后，均与企业的银行贷款率负相关，而总经理的检验结果不明显，但也是负相关。这说明，在我国，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一方面可能有更多的融资渠道，通过银行贷款获得融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更注重对风险的控制，尤其是董事长对风险的控制更为显著。

对银行贷款期限的检验结果发现，越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其长期银行贷款的比率越高，这与单变量分析的结果相同，也与我们的假设一致。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相对没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来说，其社会声誉更高，也更有可能在危机时获得救助，因此，在同等条件下，银行更愿意将长期贷款配置给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另外，长期贷款因为期限长，对企业来说，风险更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企业也更愿意获得长期信贷。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从借贷条件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时，需要提供更少的担保。其中，企业的政治联系和总经理的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借贷条件的影响更为显著，尤其是总经理政治联系的影响，在控制企业特征和年份、行业属性后，呈现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说明总经理的政治联系在与银行谈判时更有话语权，这也可能是由于总经理的政治联系是建立在以前或现在担任政府官员的背景有关，我们并未对本次研究做进一步的细分，这也是我们以后研究可以考虑的方向。

表3政治联系与银行贷款率回归结果

2.政治联系与金融危机对银行贷款特征的交叉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4中1―3列是政治联系、金融危机与银行贷款率的回归结果。交叉变量PC×Crisis的结果显示，在不控制相关属性变量的时候，其系数为正，即与贷款率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在经济危机时比无政治联系的企业更能获得银行贷款，而政治联系与贷款率的相关性不显著；在控制相关属性后，交叉变量的系数仍为正，但除了董事长政治联系较显著外，其他两个均不显著，而政治联系变量的系数为负，较为显著，这仍意味着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更能获得银行贷款，而且董事长政治联系的相关性更强。这与我们假设2的预期一致。

表4中4―6列是政治联系、金融危机与银行贷款期限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交叉变量的符号为负，但均不显著，这说明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有政治联系企业的长期贷款占比并不比无政治联系的企业高。从之前的单变量分析可以看出，导致该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银行收缩信贷，导致无政治联系的企业的短期借款减少得过多而造成的长期借款占比变高，而在此种情况下，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仍能获得较多的短期借款，这意味着在经济环境不好时，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能获得银行信贷，但更主要的是以短期借款的形式，因为在经济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更倾向于释放短期贷款以控制风险，而不是长期信贷。

表4中7―9列是政治联系、金融危机与借贷条件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交叉变量的符号为负，但几乎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企业的政治联系并不能给企业借贷条件带来显著的优惠。因为在经济环境好的情况下，银行对企业的还款预期比较正面，对于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来说，更能增加银行的信任，因此，政治联系的作用要更为显著。但当处在经济环境不好时，银行出于自身风险的控制，对于银行的借贷要求也更为苛刻，即使企业具备政治联系，能增加银行对他的信任，给予其贷款，正如前面研究的结论显示，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在经济环境不好时更能获得短期贷款，但仍会要求其提供一定的担保，在借款条件上并没有显著的优惠。

五、结 语

笔者以2003―2010年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检验政治联系对银行借款的三个特征（贷款率、贷款期限和借贷条件）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有政治联系的企业的长期贷款率更高，在借贷条件上也更为优惠，但在其贷款率上表现并不显著。（2）在经济危机后，企业银行贷款的贷款率显著下降、借款条件也更为苛刻，但企业的长期贷款的比率却显著上升。（3）在经济危机后，企业的银行贷款率显著下降的情况下，有政治联系的企业的贷款率显著上升；在借贷条件上虽为负相关，即更为优惠，但并不显著；在长期借款的占比上的变化并不显著，但通过检验发现，短期借款的占比上升显著。（4）董事长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更趋向于稳健，在经济危机前其贷款率相对董事长无政治联系的企业来说更低，而在经济危机后，贷款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董事长有政治联系的企业的银行贷款率相比董事长无政治联系的企业来说更高且显著；而总经理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在银行贷款借贷条件的表现上更为优惠，但在经济危机后，其表现并不明显。因此，我国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获得银行债务融资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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