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出版业“正名”之后

“这次(对民营出版)无论定性定位都定得很高，相当于政府承认了民营出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指导意见’意味着民营出版力量已经逐渐被政府重视。”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下简称“非公委”)主任薛野对记者说。

他说的“指导意见”，就是新闻出版总署4月7日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薛野介绍，近年来各级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都组织过多次针对民营出版业的调研。“去年春天出版署图书司还跟我们联系，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以前官员也避讳，小心翼翼给我们命名，‘工作室’、‘策划人’、‘文化公司’，等等，现在全国性的会上都可以讨论民营出版了。”

逐渐松动的空气令民营出版行业对此次“指导意见”的出台更加期待。“但文件出来一看，既没提出版登记制，也没提试点。”薛野说，他同意媒体对此次指导意见的评价：“小步慢进”。接着他又说，“但我觉得阿姆斯特朗的话在这里也适用，这既是一小步，又是一大步。”

薛野说，“这次(对民营出版)无论定性定位都定得很高，相当于政府承认了民营出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首先带来一种安全感”

“指导意见”出台后，几乎所有民营出版界人士都埋头琢磨其中每一个与自己相关的字眼。

在这份共计25条的意见中，第14条与民营出版相关，其首句的表述是“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

“将民营定义为‘新兴出版生产力’，是‘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民营出版一个正名。”北京弘文馆出版策划有限公司总编杨文轩说。

“有许多有意思的提法，比如定义为‘非国有出版工作室’，‘非国有’与‘国有’相对应，既包括境内私人资本，也包括港台以及外国资本，还包括混合经济成分资本。‘出版’二字则突破了以前的‘文化工作室’、‘策划公司’等回避‘出版’字样的状况，从某种意义承认了非国有资本出版地位；‘工作室’三个字则在范畴上有所限定。事实上，许多非国有出版机构都成立了公司，有些发行码洋已经过亿。所以我的评价是，‘指导意见’是有突破意义的，但也是谨慎的，政策制定者出于对新闻出版改革整体上的把握，有松有紧。”杨文轩向本刊记者谈他的解读心得。

长期以来，民营出版一直处于灰色地带，“既不能说合法，也不是非法。”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漆峻泓感慨道，“这次意见首先给我们带来一种安全感，这是基本需求。”

“安全感”是几乎所有被访者都会提到的词汇。

“我们这一行很容易赚到小钱，因为门槛低，又多是现金交易。任何一个行业一旦有了积累都会考虑长远发展，但是民营书商存在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产生非常大的企业?”毕业于中科大计算机系的漆峻泓对《望东方周刊》说，“因为大家都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要做好随时跑路的准备。”

弘文馆和磨铁文化都是致力于社科文艺方面的民营出版机构，前者曾推出畅销书《致加西亚的信》、《人生若只如初见》等，后者则有卖得火爆的《明朝那些事儿》、《诛仙》系列。

“目前中国图书市场的畅销书，有百分之七八十来自民营。”薛野介绍道，如2008年的畅销书《求医不如求己》、《藏地密码》、《杜拉拉升职记》都出自民间策划，“民营出版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中最活跃的力量，政府若要实现出版产业的振兴，必然要基于这样的认识。这次定性，无论从产业还是意识形态角度都是一种政治进步。”

“地下”――“边缘”――“依附”

“名分”有了，薛野所期望的“相应的公共政策”却没有同时出台。

“指导意见”只是指出：“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按照积极引导，择优整合，加强管理，规范运作的原则，将非公有出版工作室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行业规划和管理，引导和规范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经营行为。”

“多种形式”存在哪些可能性?怎么实行“引导和规范”?民营出版人士们仍不甚明了。

“大家都在努力解读，也有很多困惑，现在都在等更细致的指导方案出来。”漆峻泓认为，从目前的文件来看，“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民营出版业的困难存在手许多具体环节。比如，不放开书号管理，民营公司没有出版权，只能向国有出版社购买书号。“目前一个书号平均价格是1.5万，我们去年做了将近600种图书，光书号一项就要近1000万的成本。”漆峻泓说。

此外，民营出版机构无法享受国有出版社享有的税务减免、银行信贷支持、土地资产、库存图书5年以上可报销等政策优惠。

“这样长的一份‘指导意见’里，涉及非公有出版部分的只有几百字，十分明显，民营依然是附属的，是补充地位。”杨文轩说。

1998年入行的杨文轩，经历过民营出版的多个时期。早先还属于“不法书商”的“地下经济”时代，与国有出版社合作出版被管制，参加订货会时，经常会遭遇突然查抄；2000年以后，进入“边缘经济”时代，虽未得到政策上的许可和承认，但实际经营活动也未受到太多干预。

“边缘状态也有好处，就是没人管你。买卖书号遇到问题，被查处的也是出版社，一些不规范的书商有侵权等行为也是出版社当被告。新闻出版部门无法将这些机构纳入管理范畴。”杨文轩说，但一些想做强做大的民营出版公司，因为始终处于法律和政策的边缘，在心理上一直有不安全感。

“指导意见”的出台，使非国有出版机构浮出水面，杨文轩对此表示十分乐观。他将现在及未来较长时间可能存在的状态定义为“依附经济”状态。

“出版业的发展，要么完全市场化，让民间资本以合法身份进入，要么大力扶植大型国有出版机构做大做强，但从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安全考虑，以国有出版集团发展为主体，民营作为补充，是一种无从选择下的最优选择。”他说。

接不接国有出版集团的绣球

“我们一直在讨论，这几句话是递进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到底是鼓励国有并购民营，还是只是选择之一?”漆峻泓说，“我个人更愿意理解为这是选择之一。”

他所说的“这几句话”是指“指导意见”中的“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开展国有民营联合运作的试点工作，逐步做到在特定的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上，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在图书策划、组稿、编辑等方面提供服务。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搭建发展平台。”

政府正式鼓励“国有民营联合运作”还是第一次。对此，民营出版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出版人认为这是国有机构对民营

的“招安”，是拿钱换自由；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国有出版机构每况愈下，政府希望民间注入资金和活力“拯救”国有出版业。

漆峻泓的磨铁公司2008年初获得国内私募股权基金5000万人民币的融资，是国内第一家获得融资的民营出版公司。“成为国内第一家民营出版的上市公司是我们的梦想”。因此，漆峻泓说暂时不愿选择与国有出版机构合作。

“就目前的文件来说，只要合作，你就要接受国有主导的条件，丧失自己企业发展的独立性。磨铁在第一轮融资后，正处在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中。如果在企业的价值没有被充分释放的前提下，仓促选择(与国有出版机构)合作，不等于自己贱卖吗?我的投资人也不答应啊。”

在他看来，与国有机构合作需要更多成本和冒更大风险，“比如关系成本投入，最大的风险是，一旦他们的领导换人怎么办?”

“国有担心民营拿了钱，又不把最好的资源放到合作后的新公司；民营又担心国有控股会掌握话语权，受到过多限制，以及国有传统的官僚化体制会降低对市场敏感反应的效率。”薛野说，国有与民营之间的互相猜疑、资产评估的不确定等因素，成为并购中的难题。

然而“国有民营联合运作”事实上早已开始。

“几乎每家一线的民营公司都被国有出版集团抛过绣球。”杨文轩说。与国有机构合作，一方面可以获得身份上的安全感，同时可以借助国有资本力量进行资本运作，这两点诱惑力不小。

近年来，湖北长江出版集团与“金牌策划组合”金丽红、黎波组建北京新世纪文化公司，北京出版集团与民营的北京时代新经典共同投资组建十月文化有限公司，辽宁出版集团与著名策划人路金波组建辽宁万榕书业发展公司……

“我一直鼓吹与国有合作这条道路。”杨文轩说。2008年弘文馆就曾与中信出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等国有出版机构洽谈过合作意向。杨文轩认为在国家整个产业发展战略中，国有出版集团将利用多项有利条件取得快速成长，譬如通过融资上市获得巨大的资本，出版业将进入资源整合时代。“靠现在这样，在一个混乱的市场里，凭借个人一点聪明才智，挖掘几本畅销书，肯定是行不通了。策划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当然，这种合作也会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在政策无法完全对民营开放的前提下，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你想在出版领域有所作为，就必须走这条路。”杨文轩说，“许多民营出版人已经超越原始积累期，都怀有自己的出版理想。譬如我自己，对于出版产业充满了想象力，希望能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施展身手。所以发展平台比保持独立运作对我更重要。”

摘自《望东方周刊》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