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一代人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有意义

1978年9月北京电影学院重新招生的那一天，后来被世界权威的《电影手册》评为二十世纪电影史上100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因为这一天对中国电影来说意义重大，而这一天跨进校门的人对于今后的世界电影同样有着非同反响的意义。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78年考大学是个非常明智的选择，现在反过来讲呢，我觉得考电影学院是改变我们这个78班这些人命运非常关键的步，对我来说也是。所以我觉得现在说知识改变命运，说是上学改变命运，或者说是这个专业改变命运。

四年艰苦而又快乐的大学生活转眼之间就成为了过去，当年历经坎坷的年轻人又再一次被投放在祖国的广阔天地中。张艺谋、张军钊和萧风等人被分配到了远在祖国之南的广西电影制片厂，而日后享誉世界的摄影师顾长卫和赵非则去黄土高原的陕西电影制片厂报了到，至于那些能够幸运的留在首都的学生们前途也并不是一片可喜的光明。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一切都刚刚起步，让人充满了希望，而一切又都远的让人觉得遥遥无期。

当时我们在学校压力也比较大，为什么呢？我记得我们摄影系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北影厂。当时崔伟导演在拍一个京剧电影叫《铁弓缘》，摄影师是北京电影制片厂非常有名的聂静。他在拍片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了一个段落，发现给他当摄影助理的人年纪很大，五十多岁了。我们回来以后心情特别沉重，就是觉得说如果按照电影体制这样的话，我们得到什么年龄才能拍上电影？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电影摄影师，大家心情很沉重，就是觉得不管怎样也得坚持，也得把学的东西掌握住。大学分配时候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张艺谋、何群、肖峰、张军钊他们这些人来说，分到广西厂是一种发沛或者说是历史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种机遇的。你说他们当年要是不到广西厂，恐怕《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就不会存在了。任何事情的发展是有自然规律的，所以对他们来说，选择是否正确，不在于你当年去没去那个地方，而在于你去了以后做了什么。所以我们当年毕业的同学呢，就是想没有别的，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尽快能够当上导演、摄影、美工师、录音师、演员，谁能往前迈就往前迈，谁能往前走就往前走，谁能早一天拍上片子就早一天拍上片子。而我不一样，我因为原来在上大学前我不是刚才说了吗，当了四年老师，性格当中可能会有对教师这种职业的留恋，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老师是怎么教我们的，培养一代人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有意义。

如果看我们这些人的成长，实际上是跟学校老师的教育分不开的。一方面就是十年使这些老师积压了很多经验和理论，所以他们愿意把这些东西全部倾注在我们身上，通过我们来传达他们对中国电影研究的成果，还有就是我们当时学习比较刻苦。到现在我仍然认为我们是电影学院历史上最刻苦的一届学生，而且有整体性，在那种整体环境下，没有人敢偷懒，没有人敢去想法儿放松自己。我依旧坚持我的信念，“培养一代人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