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知识·底层

2006年的文艺理论界比较热闹，论争成为这一年文学理论界的基本气象。也许在诸多论争中有三大论争最值得关注：一、有关“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二、有关“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历史性与学理性”的论争；三、有关“底层经验与文学表述的可能性”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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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最有看头的是有关“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此论争在2006年爆发虽有复杂的现实人事原因，也有累积多年的学理上的原因。前者不是我们谈得了的，后者倒可一说。从到“”结束，文学工具论一直独霸文坛，为反思和挑战此一霸权，1982年钱中文提出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并在此之后的几年中陆续发表了若干文章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核心是以“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来置换“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命题，由此重新界定文学的本质。钱中文将“审美意识”界定为人的本质，呼吁将文学从政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还之以独立自主性。与钱中文持相同观点的有童庆炳，后者在自己主编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对有关命题做了补充，提出“文学是显现在语言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显然，后一命题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它试图综合新的理论话语。

首先对钱、童二人的观点提出明确质疑的是董学文等人。后者的理由是：马恩著作中从未讲过文学是意识形态，更未说过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思想体系，是理性的东西，审美是感性的东西，两者不能捏合在一起。《社会科学》2006年第一期刊载了钱中文、童庆炳和许明三位学者2005年10月在中南大学举行的“新时期文艺理论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的发言。在这个发言稿中，钱中文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反驳了董学文等人对自己的批评，认为“意识形态是个极富包容的概念……上面所说的这类指责，实际上使问题又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前的本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注释学派上”。对此，董学文的反应激烈，他在2006年围绕这个问题连续发表了5篇文章进行反驳。（1）《曲靖师范学院学报》也针对这个问题在2006年第1期发表了由七篇文章组成的一个笔谈，董学文是其中第一篇文章（《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辨析》）的作者。

董学文认为，必须在社会意识与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意识形态是一个意义的观念系统,是具有统治或秩序内涵的概念。这种意义和观念,可以并能够服务于建立和支撑某种统治关系或支配性物质关系的方式。意识形态是一组观念体系或概念系统,无论这组观念体系或概念系统是虚假的还是中性的,是肯定意义上的还是否定意义上的。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却不一定是意识形态”。（《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104页）董学文严格坚持“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阶级性，正如他所说：“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概念, 不是与‘物质形态’相对应的, 也不是表示社会意识形式中的一个分支或种类。它表示的是在特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社会意识的整体样态, 其意义在于表明意识形式的社会与阶级性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1页）从这一定义出发，作者认为文学只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但不能等同于意识形态。作者进而认为，既然文学是一种多元决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因此“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固然不妥,说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也是欠恰当的。用文学的‘审美’性与‘意识形态’的生硬组合来定义文学,首先就犯了以特殊代替一般的错误”。（《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105页）在措辞更为尖锐的《文学是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审美意识形式――兼析所谓“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一文中，董学文认为，“称为‘文艺学第一原理’的‘审美意识形态论’ 不符合文学实际, 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纯审美论’及文学‘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 在事实上并无二致……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社会意识形式。”（《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1页）董学文强调他反对把文学界定为“审美意识形态”不是否定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坚持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理论,为了更好地说明和解释文学意识形态属性及意识形态以外的本质特征。董学文认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提法“用‘审美’来统辖‘意识形态’,实际上泛化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模糊了‘意识形态’理论的内涵,把意识形态当作了表示‘意识’的某些种类的集合体,这就消解了文学本质规定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成分”。（《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4页）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文艺研究》杂志社于2006年10月在北京主办的“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与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上，“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再次成为争论的话题。吴兴明认为，“意识形态”这个本来在马克思或批判理论那里具有批判性的概念，在中国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中完全丧失了批判性，“意识形态”由批判概念变为了实证性的分类学概念，“审美意识形态”预设了文学理论知识的展开方式和衍生方式，但是它与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意识形态理论背道而驰。肖鹰也认为，“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批判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只在批判性、否定性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的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陶东风认为仅仅在马克思主义原来的语境中去争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在中国是否具有批判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它是否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原义，也不能局限于西方的视野，而取决于它在中国提出的特殊语境。在中国1980年代的特殊语境中，“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是有其批判性的。80年代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并不是一个学科分类理论，而是战斗的武器，它不是价值中立的。在“审美”还没有获得合法性的时候，把“文艺是意识形态”的表述改变为“文艺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表述，显然是具有批判性、激进性的。对“审美意识形态”的学术批评必须将其理解为特定时期的“生活实践”，否则这种批评仍然有“本本主义”和“无根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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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历史性和学理性”的论争是2006年文艺学界的新动向。2006年4月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和《文艺研究》编辑部主办了“文学性的历史形态与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学术研讨会；2006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文艺研究》杂志社主办了“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与问题”学术研讨会。一年之中在南北两地举行了两次主题相近的大型学术会议，可见学术界对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问题的重视。

湖州会议以“文学性”这个经典话题为入口来讨论文艺学的知识建构，北京会议以“知识状况”为话题来全面检审文艺学的知识问题。余虹认为新时期以来，文艺学学科一直是在危机中发展起来的，他将这种发展概括为三大阶段。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使“政治至上的文艺学学科”面临第一次危机，在“文学自主”与“学科独立”等观念的引导下，文艺学的知识建构开始突破政治化的模式而寻求相对独立的文学本体模式，出现了颇具启蒙意蕴与现代知识形态的文艺学成果。90年代之后社会文化生活的急剧变化以及文学实践方式的多样化，使建立在严格学科分化和传统文学经验基础上的文艺学学科面临第二次危机，在文化研究“学术公共性与政治性”等观念的启示下，文艺学的“文化转向”不断突破文艺学既有的边界而向更为广阔的文学与文化现实开放，从而产生了一大批有现实针对性的学术成果。新世纪以来文艺学的文化转向在拓宽自身学术空间的同时又有漫无边际之弊，于是它面临自我解构的第三次危机，即成为无所不包的超级知识。知识一旦无所不包，就有什么也不是的危险，于是讨论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与知识建构成为近年来文艺学反省自身历史性与学理性的基本方式。

在《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上，余虹与陶东风发表的文章代表了思考文学理论知识性的两种思路。余虹的文章《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试图区别文学特征论与文学本质论，进而在文学理论的历史性与学理性的关联上重新阐述文学的本质问题。余虹认为：“文学特征论的方法论原则是事实描述与美学分析的结合, 它要描述被我们通常称为文学的现象具有哪些显而易见的特征并分析其美学价值；而文学本质论的方法论原则是生存价值论决断――美学分析――事实描述的统一, 它要从生存价值论的角度确认本质性的文学现象,分析其美学内涵并描述其事实”。因此，“对文学本质的确定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 1、有事实性依据(回到文学的事实本身, 不能凭空玄想或从某个形而上学的最高概念推出来)；2、有美学理据(该文学事实必须具有美学价值)；3、有生存价值论根据(该文学事实必须具有生存价值论上的正当, 也就是说, 不是任何文学事实都可以成为本质性的文学事实)。”在辨析了文学的多重维度之后，余虹将文学的本质确定为:“反常规的、非理论性的言语; 质疑流行信念的思性直觉；超越私我利益的德行；挑战读者和质疑作者的论战；反体制化和非体制化的勇气。一句话, 文学的本质是自由”。

陶东风的文章《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事实经验和价值规范》针对余虹的上述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1、既然文学本质论涉及的是价值问题, 需要满足的是“应然”而不是“实然”的要求, 那么, 为什么它必须要有“事实性依据”呢? 没有经验性的事实依据又何妨? 2、人文科学一直是从价值出发来建构“事实”依据的。任何文学理论实际上都是从自己的价值规范出发的, 它们都是从“好文学”的假定出发而建构“文学事实”、“文学特征”的。价值规范的确立从来就先于“文学事实”的建构，每个关于文学的规范陈述实际上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那些所谓“事实依据”。所以, 作者认为，这里面必然会产生循环论证的问题：从特定的文学规范立场出发建构事实(历史上那些所谓体现了“审美本质”或“意识形态”的作品) , 然后, 这个被选择出来的所谓“事实”又反过来被用以证明这个规范判断的正当性。3、陶东风并不认为从规范出发来建构文学理论行不通，恰恰相反, 他的立场更加彻底。他认为我们大可不必羞羞答答地和经验论调情, 给自己的文学神学披上文学“科学”的外衣, 从而陷入规范和事实之间无法化解的紧张。

余、陶二人都注意到文艺学知识建构中事实与价值、历史与学理的差异与关联，但各自的侧重似有不同。二者的根本分歧似乎在于：一、作为“事实”的文学特征是客观存在的，还是在一定的价值规范指导下“建构”出来的？二、应该把文学“规范”理解为实质规范还是程序规范？ 在《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上，余、陶二人又发表了文章谈及相关问题，看来该问题的深入论争还在进行。

3除了文艺学基础理论的话题外，2006年另一个话题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即关于“底层经验与文学表述”的争论。

近年来,在身体写作、美女写作和玄幻写作大行其道的同时，一些作家开始将目光投向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态，底层文学再次成为文学贴近社会现实，重新焕发批判力量的一大热点。“底层写作”、“底层文学”不仅受到部分媒体的关注，而且进入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视域。正如蔡志诚指出的那样：“底层叙事的悄然兴起,并非只是题材意义上的新拓展,它一方面标志着文学视线的下移,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文学重新修复了一度倾圮的社会历史维度，在介入现实中积聚精神力量，‘底层’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转型时代一种隐喻性的深度现实。”（《东南学术》2006年第5期，第9页）底层叙事进入公共话语，这一方面令人欣慰，但同时也引起了许多争论，而焦点便是“底层能否自我表述”。

一些人认为底层即是“沉默的大多数”,缺乏自我表述的能力。持这种观点的人分别从马克思、赛义德和斯皮瓦克等理论家的著作中找到了理论支持。因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曾经说过:“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而斯皮瓦克在她的《属下能够说话吗?》一文中,再次强调了“底层”不能发声的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底层有自我表述的能力,底层的自我表述已经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艺术起源于劳动以及丰富的民间文艺早已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现今底层的自我表述以网络和短信书写以及数量庞大的打工文学等等形式频繁出场。作为一种弱势话语,一种边缘的声音,其意义既在于情绪的宣泄,也在于对抗沉默、遗忘、遮蔽与隐藏。刘小新认为，对“底层的自我表述”能力视而不见固然不当,但夸大底层自我表述的能力以至否定知识分子代言写作的意义也不恰当。“因为‘底层的自我表述’存在着各种限制,很难形成社会整体感,形成对社会整体的掌握和理解。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底层的自我表述’很难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在公共话语平台上进行讨论进而影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因而,如何使底层的自我表述形成社会整体感并进入公共空间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正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与底层自我表述之间的一个重要结合点。”（《东南学术》2006年第5期，第7页）

刘小新认为，“这种结合也许可以为知识分子有效的代言写作提供一种可能”。但正是这一点受到了南帆的质疑。南帆认为，“底层”回到文学表明，“社会结构视域再度替代了个体本位”，但人们再次遭遇了代言式写作的困境，因为现实主义并不能够顺理成章地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南帆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知识分子如何获得代言的资格？又能否获得代言的资格？知识分子如何能跨越文化鸿沟，揭示底层的渴求？知识分子的底层是否是真实的底层？（《福建论坛》2006年第2期）同样是在《东南学术》2006年第5期，南帆再次发表一篇文章，试图借鉴法兰克福学派和杰姆逊的理论探讨底层叙事与大众文化之间含混复杂的关系：底层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大众文化是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为追逐经济利益而合谋勾结的结果；渗透于大众文化中的隐秘地表现了底层对既有体制的反抗，但这种非常容易被市场机制收编，转化成一种零售商品。

关于底层文学的争论中，李云雷的文章《底层写作的误区与新“左翼文艺”的可能性》（《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值得关注。与前面那些评论家偏重理论探讨相比，李云雷以作品为根据，敏锐地发现了当前底层文学中两种值得警惕的倾向。其一是作家仅仅将“底层写作”作为题材创新的策略,以求突破当前大行其道的种种小资写作，作家的心灵并未真正贴近底层生态。如此，“底层叙事”便退化为一种“美学脱身术”（比如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便有这种倾向――本文作者注）。显然，这种观点受到了陈晓明的影响，后者指出：“作家并不想真正,也不可能真正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角度来揭示人民的命运,这一切与其说是自觉地转向人民性立场,不如说是因为艺术上的转向使这批作家与这样的社会思潮相遇,与这样的现实境况相遇,他们获得了这种文学表现的现实资源,他们可以在应对现实的同时,完成艺术上的深化。也就是说,人民性不再是自觉建构的意识形态,而是文学性创新压力下寻求自我突破的一种现实捷径。”（《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第1页）“底层写作”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与前者恰好相反,那就是不断叠加、堆积困难,将其推向极致，比如刘庆邦的《卧底》和陈应松的《太平狗》。有这种倾向的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的黑暗过于深恶痛绝，因此反而妨碍了他们的艺术感染力。但最为值得警惕的是，作者似乎抱有一心要写出“重大的有影响力的”作品，但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主观态度非常容易被商业利益和政治力量利用――李云雷没有指出这一点。

2006年的文学理论的确有点闹，这多少给有些死气的文艺学界平添了一丝活气。然而，闹只是表面的看点，背后的静才酝酿着有意义的变。问题是，那实质性地强化文学理论的实践品格和学理内涵的变真的在发生吗？

（1）《文学本质界说：曲折的跋涉历程》（《汕头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文学是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审美意识形式――兼析所谓“文艺学的第一原理”》（与李志宏合著，《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在困境中突围――关于当前文学本质的思考》（与凌玉建合著，《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2期）；《怎样看待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兼评“审美意识形态说”》（《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本质论浅析》（与陈诚合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