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 改革 创新 和谐

[摘 要]实现中国社会发展，实现人和社会的现代化及其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就其途径、道路、方式和方法而言，必须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和理念，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自主创新、统筹兼顾与社会和谐。

[关键词]发展理念；中国特色；改革开放；自主创新；统筹和谐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1-0004-07

对于当代中国发展而言，如果说其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和社会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发展，基本要求是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生态环境和生存战略是实现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在发展的目标、任务、要求和战略确立之后，发展经验的借鉴、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发展方式的选择就具有决定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不懈探索自己发展道路和努力寻求最佳发展方式的历史过程。系统总结和认真反思这一过程的历史经验和探索实践，对于正确把握、合理选择与正确坚持我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道路、途径和方式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的发展需借鉴国外的经验和理念

发展问题，绝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所遇到的特殊问题，它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和整个人类所要解决的普遍问题。对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眼1]直到今天，“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眼2]只不过各国发展进程不同，其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人类的发展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同样也是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人类都必须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要走出一条健康合理的发展道路，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发展教训、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只有如此，才能深化我们的发展认识，升华我们的发展理念。

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理念，必须把握人类发展理念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以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社会发展历史，最早可以回溯到16-17世纪在荷兰和英国爆发的新兴资产阶级革命，甚至可以追溯至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这些革命和运动在反对旧制度、追求新生活过程中所提供的思想和观念，在人类发展意义上说，也为我们今天思考自己的发展问题和发展理念提供了某些不可忽视的认识前提和观念基础。这里所指主要是以工业化、商品经济、世界历史、人的独立性、主体性等为核心的现念。然而，应当指出，所谓发展问题真正成为人们普遍所关注的紧迫而又突出的时代主题，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那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就世界范围而言，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后形成了所谓“经济增长论”、“综合发展观”、“增长极限论”、“可持续发展观”、“依附理论”、“内源发展研究”、“创新发展战略”和“全球发展论”等。这些理论和观念的历史生成，既是一个发展理论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认识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发展观念逐步转变和实现变革的观念变革过程。这种转变和变革的主要内容及其基本趋向，借用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和看法及其概括，那就是：“①从简约性的经济发展到综合性的社会发展；②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③从追求一时繁荣的发展到可持续的发展”；④从被动依附性发展到开放促进内源发展；⑤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到全球发展。”[3]

不言而喻，对于这些发展理论、发展战略和发展观念，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分析和批判的态度。事实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其发展程度不可能处在同一起点和同一水平上，其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不可能完全相同。因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也不可能都完全一样。当代中国的发展绝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然而，人和社会发展本身，毕竟有其自身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一般进程，实际上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本身的历史生成过程。以此为基础的人类发展理念的演变过程，虽然其中有某种差异性、多样性、否定性、超越性和变革性，但也必然存在某些统一性、同一性、肯定性、继承性和连续性的关系。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绝不能无视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经验；同样，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也需要在反思批判基础上认真汲取和借鉴人类创造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之积极成果。

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和和发展理念，需要正确看待人类发展理念演变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和教训。实际上，发展本身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历史过程。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同于自然界的进化过程，而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创造过程；它既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实践探索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创造变革过程。有探索、创造和变革，就会既有成就也难免失败。无论是中国发展，还是其他国家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弯路或失误。然而，这失误和弯路并非没有价值和意义。它不仅为人类发展提供有益的教训，也为发展理念更新提供实际动力。正像人类实践探索不会永远失败和原地踏步一样，人类发展理念也不会老是失误或总是后人否定前人。人类发展实践的每一步历史探索，包括失败的教训和所走的弯路，都绝不会白费；人类发展观念的每一次历史生成，包括被后人判定为所谓“片面的”发展观念，也都不是没有原由和根据的凭空想象。社会发展实践的历史探索，在为人类发展不断提供有益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教训；人类发展理念的历史演变，也在为人类发展思想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深化新的层次、增添新的内容和提供新的观念。

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理念，不仅需要正确的观点，而且需要合理的方法。回顾人类发展实践的历史探索过程，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借鉴；反思人类发展理念的历史演变过程，则可以为我们今天确立合理的发展观念提供丰富而有益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参考。事实上，上述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念的更替、转变和变革过程，不仅表现了人们思想认识的逐步深化和历史飞跃过程，而且展现了社会发展本身的丰富内容和深刻内涵。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其发展理念的选择和确立，既不能忽视人类发展观念的历史转变与根本变革，也不能脱离其本身的客观情况和实际需要。合理的选择和正确的方法，应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与内在统一。其中的关键，是要把握人类发展及其理念演变的规律和趋势。事实上，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理念的生成和演变，每一步都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而是在充分了解和全面把握国外发展经验和发展理念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及其未来发展需要，有分析、有批判、有选择地汲取和借鉴其中的先进理念与优秀成果，并将此与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创造性地提出和确立了适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

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国家的建设，一个社会的发展，一个民族的繁荣，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坚持何种指导思想？确立怎样的社会制度？这并非一些现成的或抽象的问题，而是需要不断探索的历史的和具体的问题。它们需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每个社会的发展需要和每个民族的自身特点来选择和确定。在这里，任何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普世主义、虚无主义都无济于事。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式与科学态度，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根本态度，按照中国的现实国情及其社会发展需要，独立自主地探索和选择适合中国自己发展的道路、理论和制度。

对于今天的中国发展而言，其道路、其理论、其制度已经是一些不言而喻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带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教条主义色彩和没有理论根基的经验主义味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本身就意味着，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相统一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深入研究和长期探索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所得出的正确结论。正如党的十报告所指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不言而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并不是一个具有现成答案的不言而喻的问题，相反，它既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化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重大实践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解决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问题，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实现途径和依靠力量等问题，但它并没有给各国提供具体如何实现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列宁创立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学说”，并成功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转变。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伟大成就并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然而，由于没有前人经验可资借鉴，加之复杂的世界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条件，苏联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的理念、体制、道路和方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相反，它本身存在严重弊端和致命缺陷。如果其他国家对此不加分析，脱离国情，盲目照搬，将会使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陷入困境，或者导致严重挫折，甚至最终走向失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意味着，搞社会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又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事实证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唯一正确道路；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当代中国发展及其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由之路，是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引领中国人民顺利实现其“中国梦”的根本指导思想。理论的正确与否，其检验标准并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理论是否与实践相统一并能指导实践取得成功。这一点基于对“理论”本身及其与“实践”相统一观念的实践论解释。通常所谓“理论”，只是强调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强调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其实，这样一种理论观，仅仅是一种传统科学的认知理论观，其最大弊端在于忽视了理论本身的价值维度。事实上，就社会发展理论而言，其本身并非人站在社会之外去观察和认识社会的产物，而是作为社会实践总体性的必要环节并对实践活动发挥指导作用的内在要素。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6]列宁也谈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卢卡奇则进一步强调：“每一种历史的认识都是一种自我认识”，而“历史唯物主义……把理论视为现实的自我认识”，“这个理论按其本质说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是与无产阶级的‘实践的和批判的’活动分不开的，两者都是社会的同一发展过程的环节。”“对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面扛着去进行战斗的旗帜，不是真正目标的外衣，而就是目标和武器本身”[8]由此而言，合理形态的社会发展理论，本身具有“事实”和“价值”之双重思维向度。它不仅仅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发展主体之目的和需求的合理表达。因而，正确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理应是正确的“社会认识”与合理的“价值观念”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是引领中国人民顺利实现其“中国梦”的根本指导思想，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而且在于它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及其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为基础，正确表达了当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梦想、追求和价值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当代中国社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基本条件。制度是一种社会规范，也是一种刚性保证，其实质是保障一定价值理想目标实现的基本条件。中国是一个坚持人民民主之国体和政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面积大、长期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由多民族、多党派、多种政治势力所构成的东方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如何保证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如何与各派合作共事，如何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如何保障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如何推进社会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又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特别是近30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9]实践证明，虽然这些制度本身还有待发展和完善，但在目前情况下它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是保证社会稳定、国家发展、民族团结和人民幸福的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制度，因而也是最具合法性的制度。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其合理选择与胜利旗帜。这不仅是因为，在其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相互关系方面，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内在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0]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1]不言而喻，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具体化为社会实践的合理方式和正确方法，才能现实地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并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

三、改革、创新与和谐是实现发展的基本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是创造和形成中国社会发展之基本方式和根本方法的基本前提；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和根本方法，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事实上，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既是不断丰富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探索和形成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合理方式和正确方法的历史过程。深刻把握这一过程的前提和基础，是要深入研究我国社会发展过程在其不同阶段所出现的不同矛盾和特殊问题；而其实质与核心，则是必须抓住不同阶段改革开放实践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所提出的相应的解决方式和处理方法。这些方式和方法虽然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不同阶段历史地生成的，但它们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而言却具有普遍意义。

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发展的途径和方式，最初根源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发展所存在的特殊矛盾和历史问题。不可否认，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和受前苏联影响等原因，我们所确立起来的制度体制，实际上是一种自上而下、高度集权、集中统一的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体制，加之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进一步使这种体制及其机制的内在弊端充分暴露出来，以至于到“”期间，这种体制及其机制已严重影响、束缚和阻碍了我国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虽然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但由于受到体制不合理和“”内乱等弊端的限制和影响，现代化建设实际上无法真正开展，人民生活愈来愈贫困，国民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结束了“”。但“”的错误并未得到及时纠正，人们的思想仍然处在僵化状态，体制不合理和机制落后的弊端也未得到克服，社会状况依然自我封闭。这些历史状况表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阻碍我国社会发展的矛盾、问题和障碍，主要是“体制不合理”、“机制落后”、“自我封闭”和“思想僵化”。

正是针对这些矛盾、问题和障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及时提出了实现中国发展的改革开放战略。对此，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已指出：如果“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否则，“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入分析和研究当时国内外形势基础上，不仅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初步确立了我国发展的价值目标和根本任务，而且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亦即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战略，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13]这意味着，在上世纪80年代，阻碍我国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体制不合理、机制落后、自我封闭和思想僵化。因此，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基本途径，主要就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14]

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基础上努力实现自主创新。进入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仍在继续推进和不断深化，但国内外形势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1989年”及随之而来的所谓“国际制裁”等重大事件接踵而至。于是，新矛盾和新问题相继出现并日益尖锐地摆在了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前。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顺利实现现代化第二步战略目标；如何使各种体制与发展要求相适应，特别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样迎接未来科技发展的挑战，在西方实行制裁和封锁条件下如何实现科技现代化，并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何适应科教兴国的需要，培养出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类优秀人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等等。所有这些矛盾和问题将如何解决，既关系到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的根本问题，同时也都没有现成模式和经验可资借鉴。实现中国社会发展，不仅在客观上要求勇敢地面对和解决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而且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要有新的解决方式和新的处理方法。于是，以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和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5]

面对新阶段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以创新求发展”的新思路、新战略和新方式。它强调：创新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必须在实践中探索和创造”[16]；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7]；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18]，“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19]；创新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20]；实现中国发展必须坚持不断创新，“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创新，勇于创新。……弘扬我们民族的伟大创新精神，加快建立当代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全面增强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至关重要的”。[21]

实现中国发展的根本方法，是坚持统筹兼顾，实现社会和谐。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2]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原本潜伏的一些矛盾日益凸显，新的问题又相继涌现出来，而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些根本矛盾也尚未得到完全解决。于是，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突出地摆在了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前。对此，党的十六大报告着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主要矛盾、生产力与科教发展、城乡结构、地区差距、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23]；此后，总书记立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从资源能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民需求的多样化与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刻分析[24]；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矛盾和问题进一步作了全面阐述[25]。所有这些矛盾和问题，虽然提出角度不同并且纵横交错，但其实主要是一些涉及社会发展重大关系不平衡和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是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发展观必须面对的更复杂、更突出、更紧迫的社会矛盾和发展课题。它不仅表明我国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而且意味着实现当代中国发展必须对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做出新的解答，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提出新的发展方式和新的发展方法。于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社会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被提了出来。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6]不言而喻，这里所谓“第一要义”、“核心”和“基本要求”都极为重要，因为它们代表着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种共同价值前提和根本价值理念。然而，就实现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的方式方法而言，坚持“统筹兼顾”和实现“社会和谐”则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因为：这里所谓统筹兼顾，不仅根源于新世纪新阶段所特有的一些复杂矛盾和不平衡关系，如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与自然的矛盾，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等，而且其本身就是要通过这些矛盾、问题、关系和利益的统筹解决、彼此兼顾与综合平衡去实现和促进科学发展。所以，统筹兼顾，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而且是实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方法。这里的实质问题是“社会和谐”问题，是通过“统筹兼顾”来实现“社会和谐”问题，进而又通过“社会和谐”以实现“科学发展”问题。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27]不言而喻，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从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角度来看，“科学发展”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根本目的，“社会和谐”则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方式和方法。在此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其实是一种以坚持统筹兼顾与实现社会和谐为方式和方法来促进和实现社会发展的和谐发展观。

改革开放、自主创新和统筹和谐，是在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三种不同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方法，它们代表着当代中国发展方式和发展方法历史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同时也是实现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途径、主要方式和根本方法。这意味着，三者之间并非彼此孤立和相互否定的外在对立关系，而是一种既有共同前提又有推进升华、既有历史继承又有丰富发展、既有不同特征又有统一本质的内在统一关系。改革开放是自主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自主创新则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与自主创新要求统筹兼顾与社会和谐，只有在统筹兼顾与社会和谐中才能更好地进行改革开放与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继续和深化，统筹兼顾则是自主创新的表现和升华。总之，改革开放、自主创新和统筹和谐三者之间，作为当代中国实现社会发展的三种方式和不同方法，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实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主要方式和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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