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萧:在矛盾中依稀“凶猛”

尽管生于1980年初的耿萧在那一群少年作家中显得有点超龄了，但见其诸多“惊世骇俗”之语，确有着少不更事的狂傲。他曾对文学不屑一顾，曾对作家不屑一顾，他说他就是“文化流氓”。采访前，我想像着这个“80后”作家时尚、叛逆的样子，然而当我们正式见面的时候，我才发现面前的这个有着一堆另类语录的少年作家看上去中规中矩，既不前卫也不先锋，在今天的孩子们看来甚至还显得有点“土”。

采访一开始的第一个问题是耿萧向我提出的，他想知道我对他作品的评价。或许我的回答没有合他的心意，他抛出一句“那你写本书我看看”，又说“要学会谦虚”。于是我反问他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他用了我们都熟悉的回答：“交给读者去评判吧。”既而他又补充了一句：“我自己就不给自己献花了。”

于是，我们的采访就这样“凶猛”地开始。

工具还是寄托？

2002年，耿萧写了一本名为《高四凶猛》的书，据称这本13万字的书从动笔到出版只用了48天。去年年初，他又推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四级爱情备忘录》，并称自己在半年内共写了90万字的东西，其中包括7部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和1部杂文集。

如此密集的创作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个从小热爱文学、热衷写作并且有着深厚文学底蕴的人。然而，耿萧坦率的回答打破了我们的浪漫主义设想。对于最初写作的缘由，他直接得出人意料：“没钱了。”

自从大三发表了一篇文章之后，他发现创作也是一条“发家致富”的路子。在一篇名为《我的文学梦想》的文章中，他曾仔细算过一笔账：“一个月写一本，出版了可以赚1万多元，一年至少能赚20万元。”在《四级爱情备忘录》出版前，他也曾发出过这样的豪言壮语：“卖不到100万册，我就下乡养鱼！”现在的耿萧已不这么直白，他只是肯定了一下：“经济利益当然是要考虑的。”

耿萧是否喜欢文学，这让人疑惑。他曾经对纯文学不屑一顾，认为“纯文学没价值，浪费纸张，真的很难看。研究‘《红楼梦》是谁写的’没多大意义，民工回忆录都比它们有价值。”不过现在，他的态度似乎已有了些改变：“还算喜欢吧。我觉得文学给我提供了一个表露内心的通道，感谢文学。”中规中矩，让人无从知晓这番改变是发自肺腑还是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不过耿萧坦承自己平时阅读财经类和政治类的书远远多过文学类书籍。至于写作灵感，则“往往来自于别人的经历”。

成名后的耿萧，生活发生了多大的转变？他的回答再次出人意料：“没写作，认识的女孩子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多，这是最大的变化。”接着他补充道：“成名，以前想得多些，现在无所谓了。影响有正也有负，还是正大于负吧。比如引起别人的关注，这是好事。”

耿萧说以后肯定还会继续写作，不过会偏向电视剧本创作方面，对于自己的写作生涯，他设想得十分具体。那么，对其生活已经产生影响并将继续发挥巨大作用的写作对于他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工具，让更多的人认识你。”这是耿萧的第一个答案。想了想，他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寄托心中的愿望。诱惑力嘛，相当于网络游戏。”

作家还是商人？

“我瞧不起作家。当作家不是我的梦想。”这是耿萧曾经的语录。而半年之后的他已不再使用这般激烈的言词。他解释道：“我不喜欢躲在书房里胡编滥造的作家。作家有两类，反映现实的和反映内心的。我是现实派的。”

耿萧成名时，曾被冠以“王朔传人”的名头，他也自认是“师承”王朔，称王朔是他唯一的偶像，并打出“无知者无畏”的旗号。采访中，耿萧再次提到是王朔的作品培养了他天性中的真诚和不羁。“但现在也喜欢周梅森、张平，因为他们引导我关注现实。”他多次用“现实”这个词来表明自己当下的立场。

他曾经既称自己是“文化流氓”，又称自己是“文化商人”，并且对这两个角色作了如下的定位：“‘文化流氓’就是文化的流氓，无知者无畏，敢于挑战，无所畏惧，像孙悟空一样。”“‘文化商人’懂文化，更懂商业，尊重规律，特别是商业规律。” 或许用耿萧QQ的签名档能够更具体地说明他对这两个概念的诠释：“把兄弟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办，兄弟才会把你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办!” 他说，这算是他的一个行为准则，而这也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市场的原则。

耿萧也确实在不断实践着自己“文化商人”的理想。2003年，他与别人合伙成立了“耿萧青春影视文学工作室”，并自任“战略发展总监”。2005年他又四处寻找赞助，把自己的小说《四级爱情备忘录》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最近，他正准备把这部小说拍成电

视剧。

对于冠在自己头上的这个“80后作家”的称号，耿萧兴趣寥寥：“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家。”不过，他并不介意拿自己去与其他“80后作家”们作比较，他认为：“我比他们真。但是天时不如韩寒，地利不如郭敬明，但我可以设法占人和。”采访中，他拿出他写的“战斗檄文”：一篇名为《我就是要造“新概念”的反》；另一篇标题是《就是要单挑青春文学各大帮派》，向以郭敬明为代表的“忧伤派”开炮。耿萧认为“忧伤派”们“只是一群玩弄文字的僵尸，感性浮华的文字被他们玩成了一股颓靡无聊的文风，他们不想表达什么，也没能力表达什么，他们就是告诉别人他们很无聊”。同时他顺带批判了那些“新概念出身”的们拉帮结派，是“义和团团员互相拉拢”、互相贴金的做法。

我问他：“写如此大张旗鼓的‘檄文’就不怕得罪人？”

他说：“哪些是敌人，哪些是朋友，我分得很清楚的。”

他要造“新概念”的反，却又与《萌芽》的很多是很好的朋友。在他所写的新书出版稿上，便有这些朋友给他的高调评语。

功利主义还是英雄主义？

“文化流氓”也好，“文化商人”也罢，耿萧想实现的理想都不在于此。之前显得颇有几分功利主义的他在谈及理想的时候，出人意料地又显出了一些英雄主义的色

彩来。

“我想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尤其是像我这样出身平凡的人的命运，给他们机会。”

“我有三个理想:当警察，代表正义；当公务员，让出身贫寒的年轻人得到更多公平的机会；当作家，让作品去鼓舞人。作家我已经体验过了，前面两个理想，我相信自己会有机会去体验。”

耿萧坦承与去年相比，今年的自己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现在用的思想武装自己，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并以这个为工作准则。以前我是‘愤青’，很幼稚，现在是‘奋青’。”“实践是一本最好的大书。”这些话听上去，像极了另一种形式的语录。

问及他短期内的目标，没想到，与众多大学里的普通学生一样，这个一向来“不走寻常路”的年轻人也虔诚地表示自己想去考研。读研之后呢？“做公务员。”

说到自己的性格，耿萧又显示出“凶猛”的一面。他说：“我是狮子座男生，要么不玩，要玩就要称王称霸。”不过同时，他觉得自己是典型的双面人格的人，内心有张力，外表羞涩。比如，他张扬的内心并不常在现实生活中显示出来，他喜欢独自一人看书，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又比如，他不喜欢电影，唯一喜欢看的还是多年前的那部《我的野蛮女友》。但是他曾成立“耿萧青春影视文学工作室”，并费了很大的力气四处拉赞助，把自己的小说拍成电影，原因只是为了自我宣传。写作对他而言，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此。

“功利，是为天下而功利。”他把自己的“功利”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一个打着“英雄主义”烙印的“功利”。

“我是个有理念的人，我会认真做人。”采访的最后，耿萧如是说。但这话总让人感觉有一点莫名其妙。

在采访中，耿萧的言词虽然不时迸发出激愤的味道，但态度上他是慷慨激昂，偶尔又沉默寡言的，相比过去的狂傲，说话时更多了几分瞻前顾后的谨慎。

眼前的耿萧，似乎谈不上成熟。他只是矛盾，在矛盾中依稀“凶猛”着。

耿萧语录：

小有名气、大有收益后，我的心又不安稳了。我想出书。现今出书的无非两种人：一种就是借助文字拍卖自己生活的，比如卫慧、棉棉之流，像我这种打小就生活在饿不死也吃不饱的中庸生活环境里的孩子，哪有生活可卖？第二种就是慢慢磨练得到承认的，这条路对我来说虽然实际，可是耗时实在太过长久了，恐怕等我出书，也是胡子一大把该被喊“大爷”、被叫“大哥”了……

我很坦率地承认：我就是师承于王朔。的确，我没有学院派那种撰文、说话也需要的极为饶舌的华丽词藻。跟文学院学生相比，我没看过多少文学作品。看到文学院的学生谈及“主义”、“流派”如数家珍，特别是谈到鲁迅、张爱玲等我一知半解的文豪时更是滔滔不绝，就跟谈他爹妈似的熟悉；或者能用文言文作千字文，更是心惊胆战，吓得我屁滚尿流。不承认差距不行啊……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饱受一种广为流传、奉为至理的文学理念的影响，那就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不得不承认，这种理念造就了不少伟大的作家，比如钱钟书，但更多的则是训练出了一帮知识的奴隶。我不认为知识的广狭和思想的深浅存在着一个正比关系。这就是我不尚阅读而喜欢独立思考的原因。我认为独立思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摆脱书本的束缚而敢于质疑。

真理就那么不可亵渎？偶像就那么不可打倒？幻想就那么不可亲近？

我相信事实绝对不是如此，时空变幻必然让真理、偶像和幻想也跟着千变万化。我会用自己的性灵写作并努力证明这一点。

这就是我，一个刚进文坛的小子现在的文学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