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软权力的衰落

“用一美元去发射思想，相当于用100美元去发射炮弹。”软权力至关重要，而美国的软权力却正在走下坡路

反美主义的势头在近年来有所抬升，而美国的软权力，即通过美国政策的合理性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美国价值观用来吸引其他国家的能力，正在走下坡路。根据盖洛普国际民意调查的结果，29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从负面影响了他们对美国的看法。一份欧洲的民意调查也发现，大多数欧洲人认为美国政府妨碍了为消除全球贫困、保护环境和维护和平等方面作出的努力。这种态度削弱了美国的软权力，削弱了美国不诉诸高压政策或金钱收买而达到其目的的能力。

软权力不应被怀疑

软权力的怀疑论者（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声称不明白“软权力”是指什么）宣称大众的情绪是易变的，因此不能以此来引导外交政策。他们声称，美国足够强大，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情，而世界的同意与否并不重要。美国应当接受其他国家的嫉妒和憎恨。拉姆斯菲尔德认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不需要永远的同盟国。

然而，近来美国吸引力下降的问题不应当被忽视。美国已从过去不受欢迎的政策中走出来了（如有关越战的问题），这是事实，但那只是在冷战期间，是当其他国家仍惧怕苏联这个强大得多的国家的时候。现在美国的广袤国土和具破坏性的现代化程度引起某些憎恨是不可避免的，这同样是事实。但明智的政策能够减轻现实产生的对抗情绪。的确，这就是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所得到的：它用软权力资源吸引其他国家结成了长达60年的同盟。由于软权力和硬权力的成功结合，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合作，美国便无法对付新出现的恐怖主义。当然，其他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常常会采取合作的方式。然而，他们合作的程度却常取决于美国的吸引力程度。

因此，软权力就不仅是暂时受欢迎程度的问题了，而是美国想获得成果的一种手段。当美国政府还在算计其海外吸引力重要与否的时候，它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美国变得不那么受欢迎时，亲美就成了其他国家国内政治的死亡之吻，因此外国的政治家们很难作出对美国有利的政策调整（尤其是在目睹了2003年3月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国内发生的反抗后）。而且，当美国的政策在其他国家眼中失去了它的合理性时，对它的厌恶产生了，这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优势减少了。

一些坚定的怀疑论者也许会反驳说，不论软权力有多少优点，它在目前反恐战争的作用中微乎其微；毕竟，本・拉登和它的追随者们在抵制美国的文化及其价值观，而非受到它们的吸引。但这种说法忽略了在目前战争中取得的实际胜利。

当前反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斗争并非是文明的冲突，它是与伊斯兰文明中现代派和极端派的内战紧紧相连的一场斗争。美国及其同盟国只有采取吸引那些现代派的政策并利用公共外交有效地与之交流，才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可是，这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场信息革命的领导者，在公共外交上和法国和英国一样付出得很少，而在这场宣扬自己的战役中往往只在军事力量上超过藏在山洞里的成员。

投入不足

随着冷战的结束，软权力似乎显得过于昂贵，而且美国人在软权力上对节约金钱比投入金钱更感兴趣。从1989至1999年，美国新闻文化署的预算降低了10%；它在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投入的资源减少了一半。到二十世纪末，美国新闻文化署被美国国务院掌管，机构的工作人员仅有6715人（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机构的人数曾达到12000人）。冷战期间，美国政府资建的无线电广播每周都传至苏联的一半人口和70-80%的东欧人口；而在9.11的前夕，仅有2%的阿拉伯人在收听美国之音。同时，每年学术和文化交流的人数从1995年的45000人下降至2001年的29000人。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与冷战时期一样，软权力变得更为重要了，它绝非无足轻重，可是只有少数有美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

最先的回应者

在从9.11事件中清醒后，美国人被“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吓呆了。然而中东许多国家并不憎恨美国。正如民意测验一直显示的那样，他们害怕、不理解并反对美国的政策，但他们也羡慕某些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然而，这个世界的领头羊还未能在国际交流中认清并发掘这样的良机。

2003年，针对阿拉伯和穆斯林地区的两党联立的公共外交顾问小组发现，美国在主要的穆斯林国家的公共外交上的投入仅为1.5亿美元，包括2500万美元的超常规项目在内。用顾问小组的话来说，“说这个任务的财政资源不够，这完全是保守的说法”。他们建议任命新的公共外交的负责人，修建图书馆和信息中心，把更多的西方书籍翻译成阿拉伯语，增加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奖学金的数额，并培养更多的阿拉伯语人才和公共关系专家。

付出代价

美国最大的失败是，它较少地考虑开发软权力，并且在软权力的开发上投入的资源很少。美国国务院的公共外交项目和美国国际广播的总花费只略高于10亿美金，为美国国际事务预算的4%左右。这个数额仅为情报花费的3%，为军事预算的0.25%。而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前领导人牛顿・敏诺的话来说，“用一美元去发射思想，相当于用100美元去发射炮弹。”如果美国政府打算把1%的军用开支投入到公共外交上，意味着现有的公共外交预算要翻两番。

在公共外交的不同方面建立更多的政策连贯性以及把它们与其他问题联系起来，同样十分重要。国际教育家协会公布说，尽管留学生市场份额减少了，“美国政府似乎缺乏对留学重要性的整体策略认识。……在这个策略空白中，学生想来美国遇到的日益增加的障碍很难被克服”。例如，留学政策和签证政策很少能协调得很好。正如教育家维克多・琼森指出，“尽管更高的警觉度是必备的，但这张大网捕获的各种各样的人无论如何是没有危险的”。这种不必要的阻碍人们来美国的政策削弱了美国的软权力。

两条道路

美国人将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带来的差异，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需要对国外的理解怀有更少的狭隘感和更高的敏感度。

那么，首先应当改变国内的态度。美国人应当更好地了解美国政策在其他国家的眼中是什么样的。自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媒体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新闻报道范围已急剧下降。外语培训也已滞后。只有少数的学者利用富布莱特基金去国外作访问教师。历史学家理查德・佩尔斯指出，“我们离美国历史学家能和公众交流那些能持续影响所有人的国内和国际问题的时代已经非常遥远了”。

比起硬权力来，运用软权力更不能依赖单边主义，这是美国已经认识到的事实。要和其他国家进行有效的交流，美国人应该首先学会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