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音乐创作是否后继无人

我是一个老戏曲音乐工作者，目前老担心的问题是戏曲音乐是否有人接班的问题。戏曲当前受到很大的冲击，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社会的退步，仍是一种进步，深思和试验了很久的现代音乐的发展终于有了亿万人的尝试，这是可喜可贺的。问题是戏曲音乐有了千余年的发展历史，它不能没有一席地位。

戏曲虽然年年有会演，还有“文华奖”、“五个一”作坚强后盾，但现代许多年轻音乐工作者感到前途渺茫，没有信心也就没有干劲，宁愿去搞舞会，也不愿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和探索。其实戏曲音乐的作曲是很难的，我曾说过，搞民族音乐如地毯上翻跟斗，搞戏曲音乐更如平衡木上翻跟斗。都是老曲调，首先要作到象某某剧种，再根据时代特点、人物特征、冲突特性再去发展古老的音乐，这种音乐的变化就有作者的高下之分，这样，戏曲才设有文华音乐创作奖，这种荣誉是很高的。我们必须后继有人，要把这个班接下去。

三十七年以前，在那种对戏曲充满希望的年代，也面临接班问题：当时搞音乐的大都没有调回，很有成就的左希宾在永州，唐盛河在常德，杨鑫华在浏阳，只剩张国辉在家，旁边只有几个对音乐跃跃欲试的年轻人，如卜再庭、曾祥嗣、欧阳世春和我等人。当时省花鼓戏剧队接受了省里的重要任务――移植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省革命委员会特别重视，派宣传部、文化组亲自督阵，大官员穿梭于剧队之中。

当时的队长是导演余谱成，这是一个有头脑的人。移植革命样板戏，音乐首当其冲。他选择了本来是作曲家的张国辉，加上了我们四个对音乐跃跃欲试的年轻人，他是当然的组长。开始确定了该剧的写法：即人物贯穿又不受限制，曲调要合乎人物、剧情、时代，一定要姓花，每一个曲调出来后都要经过大家讨论、补充、通过。可每次的通过都有大人物的参加，有时也出了好点子，有时也让你难堪。有一次搞的“八一三”，花鼓戏用的四分之二记谱，有一个大人物拿着京剧谱一对，发怒说，这里是四分之一的。第二天“八一三”改用四一的记谱，这位大首长说，这还差不多。这样搞了几个月，首长及我们都被搞得疲惫不堪，都有永无出头之日的感觉。后来，《沙家浜》终于排出来了，八月份，来到长沙，没戏看，就将这花鼓戏《沙家浜》给他看。三天以后得到了对于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说：谢谢演员和乐队的同志们，他们辛苦了。阿庆嫂演得干净、利索。最后的这句话非常重要“地方戏移植样板戏好”。最高领导发话，我们这个戏有影响了，全国有四十多个剧团和单位来学习，我们到文化部作报告，发表文章、出书，电台常播这个戏，那些重要唱段在湖南省家喻户晓，当然我们这些搞作曲的就心花怒放了，也为我们今后搞作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几个搞作曲的再加上许多新戏，他们也变成了专业作曲家。真是再领数十年。

如今，这几个搞作曲的也老了，都是六十六以上的年纪，还可以写，但不能多写，又到了搞花鼓戏音乐青黄不接的年代。到底有不有人来接这个班，人在何处?

话说前年，导演何艺光拿了彭铁森的剧本找我，这之前，花鼓剧院的院长张力功已找过我，他也是个很有头脑的人，说这次搞音乐要有点新花样，学花鼓戏《沙家浜》的经验，学余谱成先生的作做法，找几个年轻人一起来搞，由我领导。这样就找了周小义、赵鸿飞、王勇、胡劲松，他们是花鼓戏音乐作曲爱好者，我和他们一起开了会，定了写法，每个人分头去写，写完后，由我一一修改，后进排练厅，录像后向文化部汇报，这一举，让这个戏取得了参加武汉戏剧会演的资格。应该说，他们几个初学作曲的朋友取得了胜利。

后参加全省田汉艺术节，我主持修改，将他们各自的旋律因素进行统一，多重复背景音乐，并塑造一个鲜明的主题，将主要戏中人物受煎熬的情绪外化，各级领导都支持这种做法，并亲自进剧组把关。汇演结束，他们四人都拿到一张优秀音乐创作的奖状。

再后来参加武汉会演，拿到了进入文化部第八届艺术节的入场卷。并参加了评选全国精品剧目的角逐。

去年的武汉八艺节，好戏连台，我们的《走进阳光》被评为文化新剧目奖，三个单项文华奖，其中一项就是文华音乐创作奖。

这四位年轻的音乐工作者，可谓是旗开得胜，我们花鼓剧院真可谓是后继有人，他们也将会是又领几十年。

今年，又要搞新戏了，音乐怎么搞?我看，还是花鼓戏《沙家浜》和《走进阳光》的搞法，以年轻人为主，我甘愿退居二线，只动嘴而不动手，出人出戏，才是我的希望。

纵观全省的花鼓和湘剧的音乐创作人才，真不容乐观，我经常向领导反映，这几年外面剧团请我去作曲，多是因为自己没有音乐创作人员。现在每年抽几个作曲人员去中国戏曲学院学习，这是非常好的，是领导者想解决这一问题的愿望。我认为，《沙家浜》、《走进阳光》的方法，也不失为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最后落实到文章的标题上来，戏曲音乐创作是否后继有人?回答是肯定的――后继定有人，关键是要赶紧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