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服饰角度探讨中国古人三种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摘要：根据有关中国古代服饰的一些文献资料，探讨其所折射出的中国古人知耻意识、等级意识和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关键词：古代服饰；知耻意识；等级意识；审美意识

服饰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色彩、形制以及材料等，所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所流行的一些意识、观念或风尚。下面根据有关中国古人服饰的一些古代文献资料，对此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探讨。

一、知耻意识

人类最早的衣服只是用树叶、兽皮、藤草编织品等简陋的材料围在腹下。原始社会衣服产生之前，人人赤身，就像现在西方的一些“天体浴场”，没有人觉得不穿衣服是一种可羞耻的事情。那么人们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穿衣服是一种可耻的事情呢？什么时候人们具有了这种具有社会约束力的“知耻”意识呢？显然，这种意识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它必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最早的衣服是兽皮或编织物（如草裙），然而，必须捕获野兽才能获得兽皮，这对原始人的体力、智慧等都具有一定的要求。同样，要编织出能遮蔽身体的草裙，对其耐心、手巧的程度、植物的采集能力等也有一定的要求。也就是说，最早拥有“衣服”的一批原始人，他们穿在身上的衣服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己智力或体力的一种展示。而羞耻感是建立在这种差别基础之上的，当他们发现，还有很多人没有能力或条件给自己穿上一件衣服时，他们会有一种优越感、自我认同感。这种优越感和自我认同，使他们产生了这一观念：不穿衣服是可耻的、低等的。相比之下，那些“人”会有一种自卑感。当这种个体的自卑感泛化成为社会的群体意识时，对赤身的“知耻”观念也就形成了。伴随着这种知耻观念的形成，原始人围在身上的兽皮就不只是兽皮，而已经演变成具有社会意义的服装了。

原始人穿上衣服，是为了实用，而并非因为他有了羞耻观念而穿上衣服。从穿上衣服，到“知耻”意识的形成，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的。

二、等级意识

在远古时期，有衣服穿的人，比那些赤身的人是更有“身份”的。穿衣服的和赤身的，构成服装所能体现出来的的最初也是最简洁朴素的两大等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等级制度日益完善和各级阶层的细化，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必然在服装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中国古代，这种等级差别在服装的很多方面都得到体现。在周朝时期，“由于周代‘礼’的统治的确立，深刻影响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因而‘礼’治下的服装成为统治阶级区别尊卑的工具。历代统治阶级的服装都是纹龙绣凤，冠冕堂皇，而广大下层人民都只能布衣披褐。从帝王后妃、达官贵人以至黎民百姓都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的区别。”［1］在面料上，老百姓只能穿得起布衣，只有达官贵人以及富裕阶层才能穿得起绫罗绸缎。“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宋代张俞《蚕妇》控诉正是这种等级差别的体现。在服装颜色上，也被打上了这种等级意识的深深烙印。《中国历代服饰》记载：秦汉巾帻色“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册府元龟•卷六十•帝王部•立制度》载:“(隋炀帝)大业六年诏,从驾步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 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上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2]。”可见隋代已经用色彩分辨等级身份。至唐代，服色辨别身份的制度则更为严格。据《隋唐嘉话•卷中》：“旧官人所服，唯黄紫二色而已。贞观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以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焉[3]。”唐代以服装颜色来区分官位等第，服饰色彩成为阶级符号。紫色被定为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使用的服色，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唐代建立起的紫、绯服制度在五代和宋代继续延续。封建服色制度虽然严格，但不断出现僭越的情况以及借服制度，紫服和绯服的使用情况显示出一定的通融和灵活性，反映了等级社会中，人们为进入更高等级而作出的努力。初唐即用服色区别官员品级，紫色为最高品级所用服色。关于服紫，统治者制定了严格的制度，该制度到宋代还在延续。宋代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卷六》记：“国朝既以绯紫为章服,故官品未应得服者，虽燕服亦不得用紫，盖自唐以来旧矣[4]。”在清朝，官服一方面根据所绣蟒的数量区分官位，对于黄色亦有禁例。如皇太子用杏黄色，皇子用金黄色，而下属各王等官职不经赏赐是绝不能服黄的。上述这些在服装面料、色彩、装饰品等方面的严格规定，正是等级观念在服装上的鲜明体现。

三、审美意识

在上古时期，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还很落后，有衣服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诗经•秦风•无衣》就能体会到这种无衣可穿的尴尬：“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泽”“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服装的要求就不仅仅限于蔽体御寒，开始有了审美的需求。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很多有关服装美的描写，其中就有一些服装审美意识的反映，如《魏风•无衣》：

岂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岂曰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离骚》中也有一些服装审美的描写，如《东皇太一》：“灵偃蹇兮姣服”；《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等等。一些古代服饰的精美程度是出乎现代人想象的，比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些丝织品：“湖南长沙市郊马王堆西汉初期墓中出土的织绣品，有完整衣物和整幅锦绮以及以衣衾残片等，计200多件。这批织绣品所使用的纤维，虽然只有丝、麻两类，但其时代早，数量大，织绣品多，花色优美，制造精工。”[5]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审美倾向，比如对女子的身材，有“环肥燕瘦”之别，在服装的色彩、形制上，也是流行不同的审美标准的，比如，在唐代，“女子裙色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草绿等，其中似以石榴红裙流行时间最长，流行范围最广,有很多诗句记载为证。如万楚五‘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白居易‘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李白‘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燕京五月歌》中：‘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儿女染红裙。’李商隐诗：‘折腰多舞郁金裙。’”[6]爱上一个女子也叫“拜倒在石榴裙下”，这一说法可能就渊源于此吧。在清代，对服饰审美的品评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李渔说：“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7]李渔的服装审美意识还体现在对服装色彩的选择上，他说：“面颜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浅，其近黑者，是不宜浅，而独宜深，浅则愈彰其黑矣。肌肤近腻者，衣服可精可粗，其近糙者，则不宜精而独宜粗，精则愈形其糙也。”[7]可见，随着对服装审美意识的提高，中国古人对服装审美的思考也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参考文献：

[1]彭云，张俊.《审美文化在古代服饰中的体现和发展》

2008年第8期

[2]朱华，朴江玉.论《周礼》对周代及周后世服饰的影响：

《丹东师专学报》2001年第一期

[3]（宋）王钦若.册府元龟.文渊阁四库全书[M](卷60).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唐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

[5]（宋）叶梦得.石林燕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6.8

[6]魏松卿《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关于丝织品》，《文

物》1972年第9期）

[7]陈碧君.《性感――唐代的审美特点》，《宁波大学学报》

2004年第3期

[8](清)李渔.《闲情偶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