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视角探析平度暴力征地事件背后原因

【摘 要】文章在基于分析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关于平度村民耿福林因地拆迁死亡全过程的报道，在系统梳理基本事实后，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解读该事件得以发生的原因，并得出基层政府和地产开发商在制度缝隙中存在着隐蔽的共谋，而在人民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共享的利益使得作为人民维权机构的基层政府背弃了本职工作，值得警示。

【关键词】暴力征拆；隐蔽共谋；政府本职

距离山东省平度村民耿福林因征地纠纷死亡已过去将近4个月，案件虽在发生4天后被快速侦破，但其公权力犯罪的性质值得反思。回顾人民日报官微对该事件自3月22日至4月4日的持续报道与解读，我试图发掘人民日报官微有关该事件报道的走向以及导致该事件发生的背后原因。

案件回顾：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作为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新媒体中的主要信息渠道，在发生该类暴力征地案并造成人员伤亡后，第一时间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仔细阅读该官微的22条微博，我按照时间顺序整理了其对该事件报道的主要议程：伤亡情况的介绍-抢尸背后实情-追问并质疑案件发生原因，请求公正司法交代-呼吁警方加速破案，还原真相-转发平度账号的申明，质疑征地产生的巨额差价-记者一线采访资料-转发并质疑平度关于“手续合法，补偿已到位”的申明-公布“3.21”纵火案告破-案件岁破，调查和问责不能止步-提出质疑：村干部为何成开发商帮凶？村干部贿赂村民当选？等-人民微评-纵火案7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批捕。人民日报微博对该案件的持续关注为我们理清了该案件发生后的诸多事实，但导致该案件发生的背后原因还有待探寻。

类似于平度案件的非法征地拆迁案件近年来屡见不鲜，农民自伤式维权虽会造成伤亡，但至少会使中央对此加以重视，受到媒体以及公众的关注，而更多的农民则被连蒙带骗的哄上楼，卖掉地，切断了生活的来源。地方政府虚构“土地国有化”名义、冒充“国家权力”来剥夺或强买、倒卖农民地权的非法行为导致农民丧失土地和生活空间而成为失业人群，就如人民日报前农村部主任姚力文以及刘建平教授所说的，这种“把公权力作为开发商征地拆迁的工具，是地方官员对政府职能的错误定位”，人民政府理应受人民之托，受人民监督来为人民服务，可很多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却本末倒置，将人民授予其的宝贵权利转化为自身提升政绩和利益的公权力，与商业利益勾结，坑蒙拐骗，这就是丧失党性、背叛“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和亵渎犯罪的行为。

回顾平度暴力征地案的始末，我试图解读以下几个问题：

一、为何村干部会与开发商一起谋地害命？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征地差价

村干部作为基层选举出来的为农民服务的基层官员，怎么会跟试图侵占良田的地产开发商坐在一条船上呢？这其中存在着隐蔽的共谋，由于存在共荣利益，所以会出现官员腐败。我国目前的政治体质中央把控全局官员自下而上的受到上一级的监督和控制，向上一级汇报工作，由于幅员辽阔，事务繁杂，中央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最清楚情况的当属地方官员以及其上一级官员，不同的上下级以及水平关系中就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各种集团，集团由于具有共容利益而得到加强，地方想把更多的收益留在本级而非上一级，这样，他们就可以分享更多的利益，而这样做无非是违反规则的，所以这样的共谋是不明显、非正式和秘密的。在我国，多数地方的城镇化靠卖地来推动，靠卖地来换地，推动经济发展，提升GDP和政绩成为地方发展“潜规则”，这一过程形象的被称为卖地财政，经济学家华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曾说，他曾遇到一些地方官员称卖地就像办了一个印钞厂，想办事没钱，卖两块地就行了。可见卖地带来的巨额收益，平度农民所说的卖地和补偿之间的巨额差价的一部分流入了各级官员构成的集团内，村干部作为直接推动卖地的基层官员，其必然会分享一部分的卖地所得，而这与房地产商的利益不谋而合，其共谋抢地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为何村民对征地拆迁毫不知情

持久的民主意味着持久的财产与契约权力，这是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进行了民主革命之后就确立的一条基准，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收入水平之所以很低，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内没有可靠的个人权利。确立个人产权的社会，所有人有权选择签订何种合同并获得公平的执行，市场经济也才能发挥其全部的潜力。只有参与者拥有牢靠定义的准确的私有财产权时，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其全部的潜能，设想一下由于产权的不清晰或私有财产鉴定不清而导致的法律纠纷会阻挡多少本该正常进行的交易，并会耗费多少人力、物力以及财力在基本问题的鉴定上，而这些基本问题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的不清晰将影响几乎所有的交易，在经济学中，没有增加利润就相当于损失。因此个人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制度的设计应该使得权威机构的决策最大可能的服从于广泛的利益。在本案中，根据记者的调查，很多农民对征地的具体细节并不知情，这反映的就是基层政府并没有尊重农民的知情权，更不用说其对土地的支配权，一面独当的包揽问题并非冲锋陷阵而是害怕牟利之路被农民质询，而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农民誓死保地，村干部与开发商合谋害命的结局。

个人权利的保障离不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可以防止私人财产遭受掠夺。也只有受保障的个人权利出现时，从事生产、投资和互利易的动机才会出现，经济的进步才会出现。

三、为何农民需要自发的保护自己的财产？而这本应该是政府的指责

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探讨为何需要政府这一基本问题上。首先回答一个问题：霍布斯为何主张君主专制？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下，按照尼采的说法，人之间的强弱是靠其力量来决定的，强壮的人能够威胁弱小的人将其劳动获得的果实占为己有，而他需要做的就是威胁别人和坐享其成，弱小的人即便辛苦劳作获得果腹之食却不能安心想用，因为它们面临着会被抢夺的危险，霍布斯认为在无政府的状态下，劳动力是被用来掠夺或者偷窃而不是用来生产的，一个家庭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防止偷窃行为而不是去生产。在这样非理性的社会状态中生存的个人都有反抗劳动成果被盗取的共同利益，于是他们希望人们之间能够遵守不侵犯个人财产的社会契约，但是社会契约只是一纸空文或一种思想，没有利剑来保障也无法得以实现，因此就需要一个独立于个人利益的第三方来执行契约，这个第三方就是政府。因此，简单来说，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保障民选其产生的人民的财产安全不受侵犯，权利赋予权力，这就是为何政府拥有警察、监狱的原因，也是为何政府必须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回到本案，农民选举村主任来组织基层人民政府，目的是维护其财产安全，代表其合法权益，而滑稽的是，农民在面对地产开发商强行占地的危情时，村干部成为了后者的帮凶，而农民还需要自行保卫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政府运作了若干个世纪后，基层社会又具有了无政府社会的某些特征，这让我们不禁反思政府存在的初衷到底为何。

平度只是征地拆迁的一个缩影，在中国，以加快城镇化为幌子，与商业开发商合谋欺瞒底层农民的地方政府比比皆是，如此舍本逐末，只会积聚官民矛盾，威胁社会秩序，扰乱正常生产，进而有碍国家安全。倡导各级党委、政府学习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目的也就是官员深入人民群众，了解其需求，解决其面临的问题，而平度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类似征地拆迁案件明显与此冲突，正所谓卖地财政卖出的是农民和农业，暴征强拆所摧毁的是政治和文明，共建和谐社会非一朝一夕，一定要在思想上打好根基，此类案件便警醒我们尊重个人权利，回归政府本职的重要性，这也是民主社会繁荣的基本准则，我们应该一以贯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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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姚力文，刘建平.强迫城市化，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N].南方周末，2010-11-11.

[3] 林衍.新型城市化探寻-专访经济学家，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N].中国青年报，2013-5-22（12）.

[4] 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