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雾霾”如何突围

参加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一些人士感到，在会上的有些话讲得比较重。

比如，价值观缺失，什么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讲美丑，浑浑噩噩，穷奢极欲，良莠不分，笑贫不笑娼，这样的社会，人们的精神会沦落到什么程度？

同时，也有一系列既传统又创新的提法：从“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到“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娱乐”，等等。

十以来，在全社会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之下，在此次座谈会上对文艺界提出了严峻而急迫的要求。

正如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孙家正所说，其实谈的很多问题都是老话题，但置身于新的境况之下，有新的表达。

又或者说，座谈会希望解决文艺界一些持续未能攻克的难题。

有些人在砸主旋律这个牌子

对文艺作品“叫好又叫座”的要求，令中国影协副主席王兴东感受颇深。

这位《离开雷锋的日子》《孔繁森》《蒋筑英》《建国大业》等主旋律影片的编剧对《望东方周刊》说：“现在很多人一听是主旋律就不看，以为是单纯的宣传片。网上水军抵制，放都没地方放，其实他们看都没看。”

王兴东说：“过去听说‘五个一’、精神文明建设还支持你，现在不愿投钱。有的领导公开说，不赚钱靠边站。现在总书记说不做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染铜臭气，我豁然开朗，我坚持的方向是正确的。”

他总结的“主旋律电影创作三点规律”是：尊重生活；尊重艺术，要引人入胜；尊重市场，人无我有、人有我转。

“我写许海峰、写雷锋、写国旗设计者，就是循着这些规律。”在王兴东看来，符合规律的主旋律影片是有人看的，“有些人急功近利，不认真，他们是在砸主旋律这个牌子，抄美国的片子韩国的桥段，有几个深入生活了？”

他以自己的新作《黄克功案件》为例――描写了1937年延安发生的一起干部逼婚、枪杀女学生的恶性案件，当事者最后被判处死刑。

2014年9月，这部影片在兰州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放映，“老百姓踮起脚尖看”。“最高法院院长看了这个片子后，认为冲击力很强，因为这是写法制，写平等民主，不是假大空。”王兴东说。

“美国的片子经常讲外星人侵略美国，美国人如何抵抗，还有像《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都是他们的主旋律电影，但好看。”曾打造过《人间正道是沧桑》《康熙微服私访记》《汉武大帝》《杨善洲》等经典影视作品的浙江天光地影影视公司董事长严从华对本刊记者说。

在10月15日的座谈上，中国文联副主席李雪健曾批评文艺圈的“怪现象”：烂片边拍边骂边写。

王兴东认为这是教育不到位造成的。“现在有两种作品，一种是杂耍，快餐；一种是酒，有余味。很多人跟风，分不清好坏，文艺作品是潜移默化的。”

“天天让你吃肯德基，可能就习惯了。当然也跟投资方有关系，任何资金都希望尽快回笼，而且一个好的创作团队不容易碰到。”战友文工团编剧兰晓龙觉得，烂片受欢迎，既怪也不怪。“打个比方，一个书店五层楼，肯定有好书，但大部分是烂书，信息时代就是这个样子。”

作为《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编剧，兰晓龙的秘诀是：主动。“我是个方法论者，从我的职业感受出发，创意者如果足够主动，是可以改变资本方向的。”

在他看来，文艺座谈会更多是为一线文艺工作者开的。“有时候就要比资本想得多，让他明白，原来事情还可以这样做。”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王洛勇也遇到过这类“怪现象”。他拍《焦裕禄》时，一个电视台领导说，拍那破戏干啥？再拍国内没人找你拍戏了。“我很震惊。我知道他没有恶意，能理解他的提醒。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切以数据说话，以收视率说话，使艺术家、决策者没底了，在市场潮流中有点迷失。”

王洛勇是2012年作为“”引进回上戏的。他说，美国的任何一个剧团和大学都有一个共识，即：人民就是市场，人民欢迎就是水平。

“那么为什么跟主流价值观、优秀传统相背离的作品会有市场呢？”他认为问题出在“人才培养的源头”――教育。

他说，“我们的老师，会拿一个名牌包，一把奔驰车的钥匙，不经意地甩在桌上，跟学生说，这个我是花6个小时挣来的，这个是我花了不到3个月挣来的。我们的老师在校园里开着路虎奔驰，已经把潜台词说出来了：看，我多牛！”

用当代话语回应当代话题

珠江影业董事长、中影南方院线总经理赵军认为，总体来说中国影视业是在进步，并取得了3份成绩单：在美国大片20年轮番进攻下，占住了50%的市场；完成了从大片到话题电影的转型；涌现了一批优秀导演。

中国电影每年增长30%，高于中国经济的增幅。“但中国电影还在探索阶段，不能要求所有探索都成功，焦裕禄精神是时代需要，但要找到一个与市场和人民结合的办法。”他说。

如何找到这个办法？“很简单，就事论事。”严从华说，“像《建国大业》就是走明星路线，但主旋律都按这个思路来拍，投资上实现不了。”

在细节上下功夫是办法之一。严从华担任制片人的重大题材电影《邓小平登黄山》目前正处于后期制作中，该片试图表现伟人平常的一面。

以往作品中的邓小平，基本上处于战争年代，性格描述上大多以果断为主，具有震撼人心的光环。而在这部剧中，邓小平“是一个走向群众的老人，他想了解群众，只有如此才能感受群众的生活，明白群众的需求”。

严从华也很清楚这部戏的局限性，“主要观众是40多岁、喜欢看政治剧的，光在电影院上映不会有多大票房。年轻人热衷美国大片，所以还要通过机关团体、学校营销。”

这类重大题材剧还要注意拿捏好。“像，应该说他是抗日英雄，但要是拍《红日》《孟良崮》，那他就是对人民犯下了罪行的人物。”

正如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讲的是反腐。“这个剧要是我拍，我要拍那个年代共产党反腐。从20年代枪毙贪官肖佳碧，到解放以后枪毙天津的那两个。共产党不是一直在打击腐败吗？”曾经策划过同类题材剧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严从华说，“这个剧挺好看的，戏里大量还是共产党，这是主流。”

文艺作品如何反映“阴暗面”，历来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在文艺座谈会上对此也有论及，“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情怀去关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好战胜丑恶。”现在，对于“阴暗面”，不是要不要反映，而是该如何反映。

反映“阴暗面”还有一个尺度问题。王兴东觉得这个话题并不敏感，“四中全会，主题就是依法治国，那就要依法治文艺，所以我提过多次分级制的问题，光有审查制度，文艺是不能繁荣的。”

对于审查，“其实是一个有弹性的东西，不是非要你去做狭义上的主旋律。”兰晓龙说。

至于如何像美国大片那样名利双收，“我们现在就要研究这个问题。应该把精力放在研究文艺规律、研究市场上。”赵军说。

兰晓龙也不希望看到主旋律创作简单地一拥而上。“我觉得所有一拥而上的东西都缺乏理解，希望能沉下去，做自己的事。”

“说到底，主旋律就是用当代的话语回应当代的话题，必须是正能量。”赵军说。

文化上的雾霾更严重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注意到，座谈会上“人民”、“中国”、“中华”这样的词汇出现频率相当高。

有些话在思想文化界已经被广为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还有在此次文艺座谈会上讲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这样的修辞频率说明了什么？“说明非常关心中国精神传播。对文艺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王一川说。

赵军认为，要领会“中国精神”，必须厘清一个背景，即：巨大的时代差距。“现在与30多年前相比，变化翻天覆地，必须意识到‘巨大的时代差距’7个字，否则就会陷入迷茫。”

兰晓龙则认为爱国主义是应有之义，“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

他不介意别人说他是“爱国贼”，觉得在这个时代爱国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我的爱国来自于我看了很多近代史，国家遭遇的坎坷波折，让我没有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表现在，“我会担心我的女儿会在一个什么环境下长大。”

这也是他的创作动力之一。“实际上可以把我做的都叫做主旋律，我个人完全不排斥。好莱坞写的是不是主旋律、爱国主义？我们需要向好莱坞甚至韩国学习，把一个国家好的东西和商业结合起来。”

在兰晓龙看来，目前文化上的情况比雾霾严重，“因为信息的传播速度比雾霾扩散更快。”

“其实这些年我担心的不是影视上的雾霾，是整个文化上的雾霾。中国的压力很大，比以前大，挺过去就有前途，那么必须有脊梁骨，就需要一种精神。当然，这种精神遇到商业环境是有些吃亏的，不像那些软骨的、媚俗的那么容易。”

兰晓龙自认是一个“比较物质的人”，会衡量工业、经济的数据。“但我也喜欢读史，发现真的需要民族精神，光是GDP没用。”但这种精神究竟是什么，他觉得是一个“好大的问题”。

“其实是一种广义的主旋律。我愿意用一个戏剧的逻辑来解释，放在那里让观众自己去看，不是强迫的，但是要让人理解，至于能不能理解，看创作者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