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译《老人与海》特色研究

时间:2022-05-01 02:28:48

张爱玲译《老人与海》特色研究

摘 要:《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的一部重要作品。与海观和吴劳的译本相比,张爱玲译《老人与海》显示出了译者强烈的性别意识以及在翻译中所受到的赞助人的影响。

关键词:《老人与海》 张爱玲 性别意识 赞助人

一、引言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于1952年面世,并先后将其作者推上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老人与海》共计两万六千余字,讲述了主人公圣地亚哥与不断蚕食自己捕获的一条大马林鱼的鲨鱼之间的斗智斗勇。该作集中体现了海明威独特的语言风格,也因此备受海内外文学爱好者的追捧。自20世纪50年代引入中国至今,海明威《老人与海》的汉译本在国内已经出现了几十种,其中比较著名是海观、吴劳、黄源深、李锡撤等老先生的译本。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由香港中一出版社出版的《老人与海》的第一个中译本却鲜为人知,而该译本的译者正是张爱玲。

二、张爱玲的译者身份

众所周知,张爱玲是中国文坛的一枝奇葩。《纽约书评》甚至把张爱玲视为可以与契诃夫、霍桑、巴尔扎克、奥登和高烈特比肩的作家。然而也正是她作家的成功形象遮蔽了她同时亦是一个翻译家的事实。直到2005年,孟昭毅和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将张爱玲收录其中,才算是承认了张爱玲的翻译家地位。事实上,她十分擅长英文并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在受雇于驻香港的美新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期间她翻译了《睡洞的故事》、《鹿苑长春》、《美国诗选》、《爱默森选集》、《无头骑士》、《小鹿》、《老人与海》等作品。当然,张爱玲还汉译或英译了很多部自己的作品,如《秧歌》、《赤地之恋》、《金锁记》、《五四遗事》等。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是第一个中文版本,“据当时担任香港‘美新处’主任的理查德・麦卡锡晚年回忆,中译本出版之后‘立即被称许为经典’”。[1]192然而,由于众多原因,该版本从未在大陆公开发行过,也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著名的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1]193坦言:“由于张爱玲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她所翻译的《老人与海》及初版本译序理应受到特别的关注,何况,这还是《老人与海》最早的中译本。”本文试图通过对比海观及吴劳的中文译本来研究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译者在翻译一本充满了男性话语的小说时所体现出的特色。

三、张爱玲《老人与海》汉译本特色

(一)性别意识的彰显

由于出生于中国新旧交替的多事之秋,就读于圣玛利亚女校并深受其母黄素琼和其姑姑张茂渊的影响,张爱玲自幼就对女性怀有关切之情。在其少年习作《牧羊者素描》中有这样一段话:

小姐虽然身高体重并不超常,但任何人站在她前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这是因为她在性格里的深湛智慧和丰富经验是无法从外貌上去估量的。她有一个挺直的希腊式鼻子,细薄而有力的嘴唇和一对似乎一眼就能洞察人和事的锐利黑眼睛。整个看来,她的面庞如同古代的雅典娜女神像……[1]55

在其另一篇少年习作《心愿》一文中,她写道:“她们将祈求上帝帮助自己达到目标,成为作家、音乐家、教育家或理想的妻子。”这表明少女时代的张爱玲并不掩饰自己作为一名女性的自豪感,并相信女人也可以有光明的未来,成为作家或者教育家,而成为理想的妻子则是最后的选择。

在描写传统的父权社会里的女性时,女性作家往往面临尴尬的选择。一方面,她们想颠覆为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而在另一方面她们又不得不描绘在充满了男性话语社会里女性受压抑的现实。无论是《金锁记》里面的曹七巧还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都无疑是旧社会的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在《金锁记》和《倾城之恋》里的姜老太和白老太却都被描写成了家庭的掌权者,而小说里面的姜季泽与范柳原则都属苟且之辈,可见张爱玲意图在小说中削弱男性的话语权。以上的分析足以证实,张爱玲是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的作家。

在其作品的自译中,张爱玲也展现了其女性主义意识。如陈吉荣、 张小朋[2]在《论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的本土化策略》中指出张爱玲的翻译旨在“男性象征秩序与女性书写之间”寻求对话;邓丽娟[3]在《张爱玲译作中的女性主义干涉策略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张爱玲翻译的四部作品,即《老人与海》、《怨女》、《秧歌》和《睡谷故事》,列举了张爱玲所采取的女性主义干涉策略;邓飞[4]在《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看张爱玲译作中的译者主体性》一文中,指出了张爱玲在选择原文中的主体性并分析了其在翻译《老人与海》、《怨女》和《睡谷故事》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女性译者有时会在序言中解释自己选择原作的初衷以及采用的翻译策略来彰显自己的女性身份。有时还会阐述下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力求赢得读者的认同。芭芭拉・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认为序言或者加注是“积极参与原文,参与意义生成的重要工具”。[5]135在1954年11月为《老人与海》所作的序言中,张爱玲对该小说的评价充满了溢美之词:“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这也是因为我太喜欢它了……因为我们也产生了这样伟大的作品。”[1]191也有她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如“书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而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朋友们是否能够体会到”等。很显然,张爱玲将前言当做宣扬其翻译态度和彰显其女性身份的绝佳战场。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在该序中写道:“老渔人在他与海洋的搏斗中表现了可惊的毅力――不是超人的,而是一切人类应有的一种风度,一种气概。”[1]191

值得注意的是,“超人”一词并不是张爱玲信手而写,而是故意为之。因为她曾在《谈女人》中说过:“‘超人’这名词,自经尼采提出,常常有人引用……说也奇怪,我们想象中的超人永远是个男人。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超人的文明是较我们的文明更进一步的造就,而我们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6]82可见,她对超人的诘问表现了对该词的不满,表达了对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文明的不满。而在《老人与海》序言中使用该词,而且强调这种毅力应该属于全人类包括男人和女人,而不应仅仅是男人,表现了张爱玲对女性在历史中作用的肯定。尽管《老人与海》的主角是个铮铮硬汉,然而张爱玲却愿意将这一老渔人的成功视为全体人类的成功。这表明,作为一名女性译者,她有强烈的性别意识,追求男女平等,也愿意为女性在小说提供“在场”的证据。张爱玲在序言中阐述了自己的理解并将之当做一个武器来彰显其主体性。

张爱玲在翻译《老人与海》的时候比如不喜欢歧视性的词语,比如用男性的“他们”代表包括女性在内所有其他人。她倾向于用无标记的词汇,从而尽量回避充满了男性张力的词语。下面几个例子便是很好的证明。

例1

原文:

It is what a man must do. [7]30

译文:

【海观】男子汉就应该这样。[7]31

【吴劳】男子汉就该这么干。[8]15

【张爱玲】活总是要干的。[9]16

例2

原文:

I wish I could show him what sort of man I am...Let him think I am more man than I am and I will be so. [7]90

译文:

【海观】我希望我和能够让他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让他把我当做比现在的我更有男子汉气概些吧,事实上我一定会那样的。[7]91

【吴劳】但愿我也能让它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让它以为我是个比现在的我更富有男子汉气概的人,我就能做到这一点。[8]41

【张爱玲】但愿我能够给他看看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让他想着我是个胜过我的人,我就也会超过我自己。[9]46

例3

原文:

And pain does not matter to a man. [7]122

译文:

【海观】痛苦在一个男子汉不算一回事。[7]123

【吴劳】疼痛对一条汉子来说,算不上什么。[8]55

【张爱玲】疼痛是不碍事的,并不伤人。[9]62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将古巴老渔民圣地亚哥塑造成了一个丰满的硬汉形象,他信念坚定、执著坚毅、不畏艰险,最终战胜自然,赢得了“战争”,也无形中彰显了海明威的硬汉情结。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man一词主要有以下几种意思:(1)男人;成年男人。(2)人(男女均可)。(3)人类。(4)丈夫;男情人;男朋友。(5)(男性的)下属。(6)男仆;贴身男仆。(7)(与校名连用)大学生,大学校友。(8)用作称呼,通常含轻松或不耐烦的语气。(9)男子汉;大丈夫。在上述的三个例子中,海观和吴劳几乎都将“man”一词翻译为“男子汉”或者“汉子”,突显了男主人公坚毅的品格和硬汉作风,有助于读者对主题的凝练。而张爱玲在第一处故意虚化了man的翻译,译为“活”,在后两处将“man”都译为“人”这一包括了男性与女性的兼容性的语言(all-inclusive language),意在模糊该词的性别界限,打破男性话语的专断,显示女性的“在场”。

(二)鲜明的“赞助人”印记

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纵学派认为赞助人“是能促进或阻挠文学的阅读,书写和改写的权力(人士,建制)之类的东西”。[10]67张爱玲在翻译《老人与海》时恰好受雇于美新处所属的香港今日世界社。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这种受雇人身份使得张爱玲不得不尽可能地按照赞助人的意志,最大限度地迎合当时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尽管海明威曾经否认过该作品具有宗教色彩,但是小说中所注入的宗教形象和体现的宗教文化却无法掩饰。在翻译小说中出现的基督教词汇时,张爱玲的处理手法与海观和吴劳的手法迥异,试图尽量还原小说中的异质文化。如下例:

例4

原文:

He did not take it though. He was gone and the old man felt nothing. “He can’t have gone,” he said. “Christ knows he can’t have gone...”[7]56

译文:

【海观】可是它并没有吃下去。它溜走了,老头儿什么也感觉不到。

“它不会溜走的,”他说。“绝对不会溜走的。” [7]57

【吴劳】然而它没有咬饵。它游走了,老人没感到有任何动静。“它不可能游走的,”他说。“天知道它是不可能游走的。”[8]26

【张爱玲】然而它并没有吞饵。它去了,老人什么都不觉得了。

“它不会走的,”他说。“耶稣知道它不会走的。”[9]29

海观对Christ直接省去未译,而吴劳则选择了将其归化,译为“天”。张爱玲在翻译的时候,忠实地将其译为“耶稣”,彰显了基督教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再比如在翻译诸如Yankees这样的外来词时,海观将之译为“美国佬队”,而佬多含鄙视的意思,如乡巴佬等等。而张爱玲将之音译为“洋基队”则要好听一些。

四、结论

通过分析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和翻译,研究发现张爱玲是一个有着强烈性别意识的作家和翻译家。她力图用自己的创作和翻译表达对那些根深蒂固的歧视女性的行为的不满,并通过一定女性主义干涉策略来延展女性的话语权,尽量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因此其翻译的《老人与海》在某些方面彰显其女性意识。另外,由于受到赞助人的影响,张爱玲在译文的处理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与其他大陆作家如海观和吴劳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张爱玲的《老人与海》基本忠实于原文,不失为一个好的译本。

参考文献

[1] 陈子善.说不尽的张爱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2] 陈吉荣,张小朋.论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的本土化策略[J].外国语,2007(6):50-56.

[3] 邓丽娟.张爱玲译作中的女性主义干涉策略研究[D].贵州:贵州大学,2007.

[4] 邓飞.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看张爱玲译作中的译者主体性[D].重庆:西南大学,2009.

[5] Hatim,B.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6]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7] 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与海[M].海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8] 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与海[M].吴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9] 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与海[M].张爱玲,译.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9.

[10] 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Routledge,1992.

(作者单位:湖北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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