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母题与弑父情结:对《孔雀》的文化分析

[摘要]“成长”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与外在的社会现实不断磨合的过程，也是青春期的焦虑、苦闷、寻找、期待等心理状态逐步得以调适的过程，电影《孔雀》将特定历史时期下的“成长母题”演绎为三段凝结着反叛与“s父”情结的残酷青春物语，父辈／传统观念／家庭权威与子辈／正常人性／个体意志之间的矛盾冲突，直接导致了年轻一代在成长的历程中必然不断挣扎于反叛权威与认同命运的两极之间。

[关键词]《孔雀》叙事结构 成长母题 反叛 弑父情结

2005年初，顾长卫执导的处女作《孔雀》捧回了德国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这是一部简约含蓄、弥漫着淡淡感伤却又充满诗意、震撼心灵的新生代影片，它不仅承袭了第六代电影以“成长体验”为表现主题的共性特征，同时导演顾长卫又以其长期拍摄第五代电影的创作经验，对唯美的影像画面赋予了深刻的隐喻与象征。在复调式的叙事结构中，影片以细腻的镜头和冷峻的视角，将特定历史时期下的“成长母题”演绎为三段凝结着反叛与“s父”情结的残酷青春物语，从而实现“他者”以此透视人生、审视自我的心灵颤动。

一

“成长”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与外在的社会现实不断磨合的过程，也是青春期的焦虑、苦闷、寻找、期待等心理状态逐步得以调适的过程。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青春之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青春题材电影中，就已经开始了对“成长”意义的关注，只不过这些影片更为注重社会人生价值，生命成长的意义偏重于社会层面。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长大成人》、《非常夏日》、《小武》、《十七岁的单车》、《头发乱了》、《爱情麻辣烫》、《苏州河》、《周末情人》等一系列新生代影片，则直接将个人成长体验演绎为青春自叙故事，“那是一种童年的英雄梦想在遭遇成人后世界中英雄的缺失之后的失落，在精神上的无可皈依之后的自我放逐，是难以适应变化莫测的世界而艰难抵抗的无奈，所以他们在各种不利的诱惑与曾经的坚守的精神家园之间摇摆不定。”

作为跨越了第五代与第六代电影分水岭的《孔雀》，将青春期的成长母题置于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是一段平淡得让人容易忘却的岁月，十年的政治狂飙已经开始平息，而一个崭新的大时代尚未真正到来。在经历了特殊年代对人性的压抑和人格的扭曲之后，“集体狂欢”的突然终结让正值青春期的年轻一代获得了迅速复苏个体自我意识的时代契机，然而抹不去的历史记忆依旧无可避免地使其身心遭遇了巨大的缺失。影片中兄妹三人面对父母不公正的冷热态度，个体自我意识虽在执拗地生长，但残缺的心灵世界却无法让其实现一个完整的成长历程。理想一次次破灭的凄美、痛楚，情感遭遇冷漠的苦涩、无奈，人生历经消磨的黯然、悲凉，统统都被整合揉进了“姐姐”对现实的反叛、“哥哥”对友情的渴求、“弟弟”对人生的放纵等不同的成长历程和生命状态之中。

对于性的幻想和对于爱的渴求是年轻一代在青春期成长历程中必然面临的情感体验。在那个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都极度匮乏的年代，三今年轻人的情爱意识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而悄然萌芽。“姐姐”是一个安静的人，骨子里的倔强和叛逆凸现了一种清高与脱俗。朦胧的爱情中渴望当伞兵的梦想破灭之后，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残败陈旧的小城街道上骑着自行车肆意张扬自制的蓝色降落伞。从小患有脑疾的“哥哥”暗恋上了工厂的漂亮女工。他却只会固执地拿着硕大的向日葵，站在工厂门口傻傻等待。而正在上学的“弟弟”在尚未萌发爱情之前，也只是刚刚学会借助画来宣泄青春期的性幻想。这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正常人性与合理情感的一种表现，是应当得到尊重、理解及正确引导的青春体验。

然而，影片中与这美好的青春体验格格不入的，就是这个看似和谐的家庭中的父母。在这对经历过种种政治运动的父母看来，三个孩子的行为无疑是会招来他人耻笑、责骂甚至鄙夷的。于是，他们用自认为合理的方式有意或是无意地扼杀了这段青春情感体验。显然，父母与子女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血缘代际之间的冲突，而是父辈／传统观念／家庭权威与子辈／正常人性／个体意志之间的矛盾冲突。

家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伦理地位和象征意义，而来自于父辈的家庭权威也总是直接主宰着年轻一代的生命成长历程。大时代到来之前的过渡时期给人们提供了喘息与反思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年轻一代在整齐划一的思想行为解禁之后，往往陷入思想多元而目标缺失的短暂的精神困窘。他们既无法从父辈循规蹈矩、格守传统的生活理念中找到解决自我的迷茫生存状态的有效途径，也无法与之真正达成情感上的沟通、理解。因此，这种源于父辈／传统观念／家庭权威与子辈／正常人性／个体意志之间的矛盾冲突，就直接导致了年轻一代在成长的历程中必然不断挣扎于反叛权威与认同命运的两极之间。

二

个体对家庭权威的反叛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对家庭亲情的反叛。由于父辈的权威和亲情的压力往往同时并存于青春期的成长历程之中，来自亲情世界的压力有时反而会成为比权威更难以反抗的桎梏。尤其当那些强权式的家庭代际亲情过于强烈或是过于冷淡时，年轻一代常常不得不选择逃避甚至替代的方式来寻求解脱。《孔雀》中，“姐姐”因长期面对父母的无意冷落而不惜以自残的方式来获取拉手风琴的“干爸”的同情，并带上“弟弟”一起享受“干爸”的关爱温暖，从而弥补精神上的亲情缺失。“弟弟”找人假冒哥哥到学校送伞，为的不仅是挽回一点可怜的自尊，还有内心深处对这种父亲及兄长般爱护的体验渴望。而从小就沉浸于父母溺爱之中的“哥哥”在泰然接受家人无微不至的关爱照顾主时，却把唯一的付出(如喂糖、送烤鸡、讨好卖乖)全给了大白鹅和嘲笑戏弄他的工友伙伴，以换取他人所谓的“友谊”。在这里，家庭代际亲情在无形之中已被外来的“同情”、“友情”挤退到了心灵空间的边缘。

任何变革的时代都是屠格涅夫所描绘的“父与子”的冲突时代，而任何变革时代中的新一代成长都是以对父／权威／秩序的反叛为心理驱动的。如果说寻求替代式的情感是青春期个体对家庭亲情的间接反叛的话，那么由俄狄浦斯情结发展而来的“s父”则就是子辈在成长过程中对代际矛盾的直接对抗。在新生代电影《周末情人》、《头发乱了》、《苏州河》中，父亲的角色仅仅出来串场，并多出现于过去时，或是垂垂老矣。这代表着伴随传统的扩大式家庭的解体，父母作为经验传授者的功能地位被消解，父辈的家庭权威也由此被否定。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家庭里父亲的形象基本上是缺失的，这意味着与家庭有着深层同构的社会在权威角色上也是缺失的。因此影片中的马小军虽然处于动荡时期。但画外音却说道“城市是我们的”，青春的个体俨然成为生存世界的主人。

与这些没有父亲庇护、也没有父亲管制 的年轻生命相比，《孔雀》中的“弟弟”则是生活在强硬而又愚钝的父亲的严厉禁锢之中，肩上承担了家庭太多的希望却又得不到心灵的沟通与理解。在这个看似完整的家庭里，“弟弟”的情感世界是最残缺的――父母对“哥哥”的偏爱袒护让他不仅在情感上缺失了父爱，同时也缺失了本该属于青春期依恋对象的母亲的关爱。而且即使是在同胞手足之间，除了唯一可以相互慰藉的姐弟之情外，“弟弟”也几乎从未得到过来自长兄的点滴温暖。

应该说，“长兄”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一直是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在中国式的传统家庭中，“长兄”通常要“忍受着底层生活的贫困和艰难，坚持着做人的善良和柔韧，艰难地度日和苦笑着生活，从而为兄弟姐妹们、为那些遭受着不幸或者经历着创伤的人们树立了生活的典范，从而也为那些远离贫困和艰辛境遇的人们提供了同情的机会和怜悯的胸怀。”

然而在《孔雀》中，我们却看不到“长兄如父”的家庭角色。作为家庭长子的“哥哥”不仅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父母的特殊宠爱，而且对自己只会向家人索取却从未给过弟弟妹妹一丝温情的自私贪婪行为毫无愧疚之意。父亲的严厉管制已经对家庭中的孩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抑，而“哥哥”的存在，又无疑令“弟弟”丧失了作为家庭幼子本应享有的更多亲情与关爱。这一切都让敏感而沉默的“弟弟”内心中沉积了太多对父亲乃至兄长的愤恨和仇视。尽管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尚不具备“s父”的勇气和力量，但当他那年少而脆弱的尊严被弱智的“哥哥”羞辱殆尽时，“弟弟”懦弱外表下潜藏着的对父亲的拒斥和仇恨全都发泄在了这个傻子的身上。于是，“弟弟”近乎疯狂地将雨伞刺进“哥哥”的大腿，甚至企图用灭鼠药毒死这个剥夺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世界的手足兄长。

三

“杀兄”是“s父”情结被压抑之后的一种扭曲和替代。父／权威／秩序总是青春期个体在成长历程中难以；中破的层层桎梏，但在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的驱使下，个体也总会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着种种可能的反叛。尽管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庭中，子辈尚不至于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在行动上真正实现“s父”，但从心理层面来看，子辈则完全有可能随着成长过程中个体自我意识的逐渐增强，而表现出对传统及父权日益强烈的拒斥、反叛，甚至是达到精神上的“s父”。

《孔雀》中的三个孩子虽性格命运各不相同，但其在成长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父权的否定与藐视却是相似的。影片中，倍受父母溺爱的“哥哥”从未因独享其宠而对家人表示过丝毫感激，却总是一次次将工作中的失误推卸给父亲，将找不到对象的责任归咎于母亲。家人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顾始终温暖不了他那颗自私、冷漠的心，父辈的艰辛与付出在这里变得空无意义，传统家庭中父／权威／秩序的核心地位也在无形之中被消解。父母的偏宠并未让缺失健康的“哥哥”过上期待中的正常生活，而多年后与跛脚媳妇成婚并分家去做小本生意的选择，却让他在走出了父母庇护的同时，也走出了被视为傻子、病人的家庭阴影，真正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进入社会，过上了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前后两种生存方式及生活状态的孑然对比，无疑是年轻一代对传统及父权在个体成长历程中的意义的置疑，父／权威／秩序在这里遭遇到无奈又无情的否定与拒斥。

与“哥哥”不同的是，“姐姐”对父／权威／秩序的反叛是无声而持续的。在她沉醉于自己的理想而专心练琴时，身旁的炉子上早已烧开了的一壶水，一股股白色的蒸汽从壶里冲出弥漫，壶盖被顶得啪啪作响，“姐姐”停下手中的琴向壶望了两眼，但最终还是没有动，继续拉手风琴。世俗生活的流程与神圣理想的境界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冲突，“姐姐”以漠然无视的方式表达着其对传统秩序的逆反。在小树林里，为了要回降落伞，“姐姐”居然一言不发地脱下裤子，不惜以身体作为交换，这更是其对父辈传统价值观和评判标准的彻底反叛。而当她认一位拉手风琴的老人作“干爸”，并短暂地享受到同情与关爱时，父亲的地位和权威已经被完全否定――“姐姐”在内心里拒绝生身之父，并极力寻找一个理想的替代物，其实质正是一种精神上的“弑父”。

而对于家庭中另一个同样渴望独立与自我的孩子来说，“弟弟”对父／权威／秩序的反叛是简单而极端的。在因一张小小的画而被父亲叱责为“流氓”并逐出家门之后，“弟弟”选择了流浪逃避和自我放纵。多年以后，尚未经历青春的“弟弟”已经是老去的孩子，时髦的衣着、残断的手指、寄养的生活、苍老的心态，这一切足以让父亲从当年的无限期望坠落到眼前的无比失望的消极行为，恰恰是“弟弟”对父／权威／秩序的一种丧失理智而又极端的反叛。而当看到父亲被狗惊吓后狼狈不堪，并在慌乱中将用来送礼的一箱啤酒全部打翻在地时，“弟弟”站在一旁看热闹式的嘲笑，让父亲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权威与尊严。这不仅是其在心理上否定了父亲的存在与付出，更是其在精神上完成了潜在的“s父”冲动。“那一年冬天，爸爸突然去世了，妈妈变老了，我们还好。”“弟弟”的画外音平静而艰涩，父亲的离去让他开始摆脱成长历程中的生活阴影，“弑父”情结终于在正常的自然规律下以另一种方式的得到实现。

青春期的成长历程是一段痛并着快乐的生命过程，个体既要独立面对纷繁复杂的人际社会，又无法回避家庭中与父辈传统的精神冲突。父辈／传统观念／家庭权威与子辈／正常人性／个体意志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年轻一代在成长的历程中必然不断挣扎于反叛权威与认同命运的两极之间，而“弑父”正是这种代际冲突之下萌发的潜在心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片《孔雀》听隐含的对父／权威／秩序的否定与反叛，正是意味着个体努力走向精神世界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