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一个国外研究综述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一种重要途径，且相对于母国来说，往往带有不同的目的性。本文简要梳理国外对不同动机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研究，期望能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动机 区位选择

Stephen P.Meyer和Milford B.Green（1996）为了研究加拿大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他们收集了超过4500个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加拿大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加拿大的FDI 大多聚集在西欧、加勒比、澳大利亚、巴西和亚洲一些地区和国家。加拿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流向东道国拥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与加拿大有着良好的贸易伙伴关系的国家。

Lilach Nachum，Srilata Zaheer和Shulamith Gross（2008）以美国的跨国公司为例，实证研究出不仅东道国自身的禀赋会影响到美国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选择，而且东道国在全球中与其他国家的地理距离的接近程度也会影响到美国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选择。如果东道国与世界上其他知识、资源都比较丰腴以及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国家的地理距离比较接近的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美国的跨国公司到该国投资。

Bala Ramasamy，Matthew Yeung和Sylvie Laforet（2012）以2006—2008年中国跨国公司为样本，运用泊松统计数据回归模型，来研究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差异，他们研究表明，所有权不同的跨国公司，它们的投资的动机也存在差异。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主要会选择一些政府风险比较高（腐败、贫富差距大、法制不健全、人权不平等）的国家，且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则是一种市场导向型，是为了寻求更大的国外市场。但是，无论何种所有权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它们在追求获取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目的上是一致的。

Yuanfei Kang和Fuming Jiang（2012）构造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综合传统的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在提出一些列假设的基础上，以中国企业对东亚和东南亚8个经济体13年的投资数据，构造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一方面，传统的经济因素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而制度因素相对于传统经济因素来说，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的作用更大且表现出较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一定的动态特征，即中国FDI会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不同的时期，其规模和流向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同时，发达国家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和研究框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从制度变量来看，中国国内的制度和政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Steven Globerman，Ari Kokko和Fredrik Sjoholm（2000）以瑞典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如何更好获取国际技术外溢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这两类公司主要通过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国外的技术和知识，并且这两类企业的资本倾向于向专利数较高且与瑞典地理距离较近的一些国家，同样瑞典这些企业贸易对象的选择也具有同样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跨国直接投资是瑞典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获取国际技术溢出的最重要的方式，而贸易一般对于中小企业显得更为常用和重要。

Carmen Stoian（2013）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20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状况作为面板数据，母国的制度变量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其对外直接投资。在构造的随机效应模型中，包含着制度变量，将会增加模型的解释能力，并且母国的竞争策略和制度改革（贸易自由话制度、公司重组制度等）状况，对解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果还发现，母国的技术水平对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母国接受FDI的流入量和人均GDP，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对外直接投资。

Wen-Chung Hsu，Xingbo Gaohe和Hsin Mei Lin（2011）探讨台湾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给台湾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是中性的。但是，这种技术进步效应会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不同而不同，从台湾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看，对中国的投资给台湾技术进步带来的效应并不明显，而对其他国家的投资则会显著促进台湾制造行业生产效率的进步。

Allan Webster（2013）以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其他国家企业到美国设立子公司的目的，主要是由于美国国内拥有大批技术熟练的工人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优势。然而，其他国家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最重要的战略动机上看，是希望通过对美国直接投资这种途径来获取美国国内的战略性资产（知识、生产效率）。

Wilbur Chung·Juan Alcacer（2002）他以1987-1993年OECD国家对外美国制造业投资的区位选择，使用随机参数逻辑回归方法，来研究企业在不同投资动机下对美国FDI的选择。他的研究不仅证实了之前企业追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低生产要素成本、低进入壁垒对FDI的吸引力的研究。而且通过研究还发现通过FDI获取技术的特征。从OECD国家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以获得技术溢出来看，东道国的R&D密度并不能够吸引他国的直接投资，因为这些跨国投资企业往往处于技术密集度很低的行业中，相反，研发密度较高的跨国企业，受东道国的R&D密度的吸引力就比较大。

参考文献：

[1]Stephen P.Meyer & Milford B.Green. outward Canadia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lace-specific attributes：an empiric alanalysis[J].Geoforum，1996.

[2]Lilach Nachum & Srilata Zaheer & Shulamith Gross. Dose It Matter Where Countries Are Proximity To Knowledge ， Markets and Resources ， and MNE Location Choices[J]. Management Science，2008.

[3]Bala Ramasamy & Matthew Yeung & Sylvie Lafore.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

[4]Yuanfei Kang&Fuming Jiang.FDI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Traditional economic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

[5]Steven Globerman & Ari Kokko & Fredrik Sjoholm.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Evidence from Swedish Patent Date[J].Wiley Online Library，2000

[6]Extending Dunning'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The role of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in explaining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