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

调查表明，一直到市场化改革前，我国的农村都较好地继承了非正规劳动合作，但市场化改革的洗礼，使一直被历史认同的非正规劳动合作有退出历史舞台之势，一些市场方式正逐步替代非正规劳动合作。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农业部门的贫困、道德力量的影响来解释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规律，而未能发现伦理道德背后行为抉择的力量。本文基于农民的经济理性，分析了其行为选择的力量，以及由这种力量主导的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规律及未来趋势，从另一种视角解释了调查结论。

关键词：非正规劳动合作；剩余劳动力；机会成本；边际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1―0059―08

一、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

非正规劳动合作是相对正规劳动合作而言的。正规劳动合作依赖于一定的组织形式，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有相应的契约予以规范。合作社中的劳动联合就是最为典型的正规劳动合作。一般而言，在正规的劳动合作中，除了存在劳动联合之外，还可能有其他形式的联合，如供销合作社中还存在资本联合，目前正如火如荼地加以推广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更有可能涉及到技术、产品或者资本的联合。与正规的劳动合作不同，非正规劳动合作本质上是亲朋邻里间的互帮互助，其权利和义务的维系主要借助于惯例、习俗规范，或者说凭借基于血缘、地缘而世代形成的“人情”往来，而无需一定契约的规范。并且，其合作主要体现于劳动合作，而不必涉及资本、技术、产品等方面的合作。

在农村，常见的非正规劳动合作有：建房中的助工，农忙(“双抢”)季节中的劳动协作，以及某些手工业领域(仅需简单的资本投入)中的劳动合作等。建房中的助工是指一户建房，众人无偿帮工。在笔者调查的安化县，市场化改革前，合作区域内劳动力多的农户一般至少助3―5个工，劳动力少的农户一般也至少助2―3个工，即使是在合作区域外的农户，当有人请上门时亦不能回绝，一般也助上1―2个工。农忙季节中的劳动协作是指多家农户相互换工，统筹安排早稻的收割和晚稻的下种(即指“双抢”：抢收、抢种)。在某些手工业领域中存在劳动合作，是因为一些手工业需要搭档，例如锯业需要二人对拉，或者因为工程规模经常变化，需要一些不稳定的协作伙伴。要注意到，手工业领域内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与合伙有重大区别，合伙首先表现在资本层面上的“合伙”，且有正规的组织形式(企业)，而前者仅涉及到非正规形式的劳动联合，也不存在正规的企业组织形式。目前，一些农民外出打工时，进行的手工作坊制糖事实上就是手工业领域内典型的非正规形式的劳动合作。

较早的调查研究揭示了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广泛存在。例如，1953年对粤东、粤北、粤中14个乡调查，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的农户多者占总农户的80%，少者亦达50%；1952年，对长沙县西簌乡562个农户调查，参加“对工”者211户，占总户数的36%，而贫农参加对工者占贫农总户数的94%。①这些调查已是史料。改革开放至今，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有何新的规律?文章将在湖南省安化县对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情况进行调查，并通过思辨分析对调查结论进行解释，以揭示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规律和未来趋势。

二、三组调查

安化县地处湘中山区，经济落后，是全国的贫困县之一。选择安化县作为调查区域，是基于以下假设：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可能存在较为普遍的非正规形式的劳动合作。我们在安化县调查了农村建房中、农忙(“双抢”)季节中和农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详细情况。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把时间纬度锁定在农村集体化后至今的时间范围内，并且把这一时间段分为四个时期：农村集体化时期(1957―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1992―1999)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2000―)。其中，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分为了三个阶段，以对应于安化县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由小至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安化县外出打工的农民相对较少，而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外出打工的农民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外流已经具备相当规模，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青壮年劳动力甚至相当一部分老少都热衷于外出打工，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达至顶峰。我们选择1992年和2000年为改革开放以后时期的分段界点，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两年前后劳动力的外流有跳跃性的波动，而是因为1992年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000年下半年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就业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②，对农村劳动力的外流有重要影响。要说明的是，尽管自1998年出现了通货紧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由于我国GDP一直以较高速度增长，且伴随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安化县的劳动力外流规模仅在1998、1999年稍有减少，2000年便回复至紧缩前的规模，并一直有增无减。通货紧缩对人口外流量的冲击较小，但造成了外出打工者人均收入的下降。

调查结果如表1、表2、表3所示。表1给出了安化县各时期农村建房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情况。我们发现，在每百m2的新建房中，四个时期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用工量分别为：154个工作日、111个工作日、62个工作日、23个工作日；四个时期非正规劳动合作用工在建房用工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72.64%、58.73%、41.89%、19.66%。非正规劳动合作用工在建房用工总量中的占比，从农村集体化时期至改革开放初期降低了13.91%，从改革开放初期至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降低了16.84%，而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却降低了22.23%。调查表明，安化县农村建房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用工量以加速度逐期递减。

表2给出了安化县各时期农忙(“双抢”)季节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情况。在农村集体化时期，农业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中生产、统一分配，因而在表2中我们仅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时期的情形。我们发现，在农忙季节中，三个时期每亩非正规劳动合作用工量分别为：9个工作日、7个工作日、2个工作日；三个时期非正规劳动合作用工在每亩平均用工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42.86%、36.84%、12.50%。同样，调查表明，安化县农村农忙季节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用工量以加速度逐期递减。非正规劳动合作用工在每亩平均用工总量中的占比，从改革开放初期至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降低了6.02%，而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的降幅却为24.34%。

表3给出了安化县各时期农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情况。因在农村集体化时期几乎不存在农村劳动力外流，因而我们未给出这一时期的情形。我们发现，在安化县农民的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三个时期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人数分别是：外出的第1年每百户47人、31人、14人；外出的第2年每百户38人、19人、7人；外出的第3年每百户29人、12人、3人；外出3年以后为每百户21人、9人、1人。三个时期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人数在每百户外出打工总人数中的占比分别为：外出的第1年85.45%、73.81%、48.28%；外出的第2年69.09%、45.24%、24.14%；外出的第3年为52.73%、28.57%、10.34%；外出3年以后为38.18%、21.43%、3.45%。调查表明，从每一时期来看，安化县农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的非正规劳动合作的占比逐年递减；从各时期的对应年份(外出的第几年)来看，非正规劳动合作的占比则逐期递减。

三、市场化进程、剩余劳动力与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

(一)古代农业社会：非正规劳动合作的产生和发展

在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很不发达、人们的生活极度贫困，谁都不可能仅凭一家一户就可以完成住房建设，各农户也不可能仅凭“单干”而在农忙中争抢季节，人们只能风雨同舟、休戚与共。于是，古代农业社会的贫困使建房中的助工、农忙中的协作等非正规劳动合作在经济上成为必然。同时，由于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缓慢，长时期的贫困使人们逐步从伦理道德角度把这些非正规劳动合作方式予以强化，一些深入人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如“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急别人之所急”、“众人拾柴火焰高”等，使非正规劳动合作方式被纯粹视为一个家族、一个村落的传统美德而世代相袭。所以，由来已久的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最初是出自于经济上的必然，后来成为伦理道德要求的自然结果。

诚然，在农忙季节中通过互助协作可以实现“耕、割、插”诸环节的规模收益，在建房过程中进行相互助工也可在地基开辟、材料准备、主体建造等方面享有规模效率。但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农民是在生存斗争的过程中才熟谙规模经济规律的，建房中助工、农忙中协作的初始目的并非是为了追求规模经济，而是古代农业社会的贫穷使然。

遗憾的是，因调查的困难，我们的调查表未能反映古代农业社会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情形，因而，我们基于调查表而对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所作的分析，事实上就只能锁定在农村集体化时期后至今的一个较短的时间框架内。

(二)传统农业部门中剩余劳动力的沉淀与中国农村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继承

我们的调查表明，始于古代农业社会的非正规劳动合作，在中国农村集体化时期，乃至改革开放初期，都得到了较好的继承。首先，安化县农村建房中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依旧相当普遍：农村集体化时期，非正规劳动合作用工在建房用工总量中的占比为72.64%，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达到了58.73%。其次，改革开放初期，安化县农村农忙季节中的非正规劳动合作用工在每亩平均用工总量中的占比达42.86%，安化县农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人数在每百户外出打工总人数中的占比，在外出的第1年高达85.45%，外出的第2年也达69.09%。长期以来，由于农村中的非正规劳动合作经常与伦理道德观念相联系，人们很容易地把这种继承归结于道德的力量。即使从经济角度考虑，人们也往往从传统农业部门的贫穷来追根溯源。这种继承，仅仅是伦理道德的力量?仅仅是传统农业部门依然贫穷?还是存在其他的原因使然?

1．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剩余与边际生产率

考察市场化改革之前(1992年以前)中国农村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继承，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在中国，大多数象安化县这样贫困落后的地区，现代农业犹如沙漠中的点点绿洲，而传统的、落后的农业仍然占据支配地位。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过于“充裕”是否导致剩余，经济学界对此争议已久。上世纪50年代中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人口流动模型中认为，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地少人多，耕作技术原始、简单、落后，边际生产率递减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可能低至接近零，这意味着一部分劳动力将什么也不生产，把他们转移到非农部门并不酿成农业产量的减少。因而，他认为传统农业部门存在无限丰富的剩余劳动力。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则从农民的经济理性出发持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传统农业虽然生产率低但资源配置有效率，从农业中撤出劳动力，势必会减少农业总产量，否认农业中有任何剩余劳动的存在。最后，这一问题的争论通过区分“一人(A man)的边际生产率”和“一人时(a man hour)的边际生产率”而得到调解。

问题的最终调和意味着传统农业部门就业不充分且劳动生产率低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历史原因(管理层对“人多力量大”思想的倡导)使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剩余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更为突出。据估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农村蓄积了约2亿人口的剩余劳动力［1］4。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1975年比1957年还低11.6%，到1980年也不过提高了15.8%［2］。诚然，我们不能简单认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是由劳动力的富余所致，成年累月的政治运动是导致农业生产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我们无法撇开政治因素而单独考虑富余劳动力的沉淀最终造成了劳动生产率多大程度的下降，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已经非常之低了，甚至可能是负数。后来汹涌澎湃的民工潮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在我国农业部门中，一人(A man)的边际生产率相当低，民工流向非农领域并未导致农业产量的下降，或者是明显的下降，民工潮的“潮起潮落”并未造成农业产量较大幅度的波动。

2．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继承：伦理道德背后的行为选择过程

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意味着，在传统农业中，边际分配定律只能销声匿迹了，劳动力必须按平均生产率获得报酬。因为当一部分人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时，若仍然按照边际生产率进行收入分配，这种做法等同于从肉体上消灭这一部分劳动力，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平均分配法则对边际分配法则的替代，使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由平均报酬决定。由平均报酬决定的机会成本具备以下特征：第一，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将变得相当低。这是因为，当增量的劳动力不能生产增量的产量，而他必须在农业总产量中获得平均产量时，若劳动力剩余越大，则劳动力获取的平均报酬就越低，从而各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也将愈低。第二，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是一致的。在边际分配法则下，每个劳动者的报酬是其自身的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各劳动者的机会成本将是由大到小的一个序列；而在平均分配法则下，每个劳动者得到的报酬是平均产量，他们的机会成本几乎一致。

如果农民是经济理性的①，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的这些特征使我们可以从伦理道德、农业贫穷之外的视角来解释安化农村中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继承。一方面，机会成本较低意味着非正规劳动合作不会给参与者引致多少效率损失(即农村劳动力并未因为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而放弃了获得较高收益的机会)，而参与者却可以受益于非劳动合作(以众人之力完成住房建设、实现农忙中的季节争抢等)；另一方面，机会成本的一致性使农民认为在非正规劳动合作中相互之间的贡献度是对等的。结果，农民参与非正规形式的劳动合作是其最优选择。

当然，农民基于经济理性的行为选择并不是中国农村长时期继承非正规劳动合作的唯一原因。在农村集体化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的传统农业部门，尽管社会生产力已远比古代农业社会发达，但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边际生产率很低甚至趋于零，农业部门只能按平均生产率进行收入分配，传统农业部门仍然贫穷，非劳动合作在经济上还未完全丧失必然。同时，农业的贫穷是人们把非正规劳动合作与伦理道德联系起来的初始原因，非正规劳动合作在经济上仍然具备必然，使伦理道德依然是一种强大力量，致使非正规劳动合作在中国农村得以长时期继承。

由于农民基于经济理性的行为选择与道德力量的强制并不矛盾，农民的行为抉择过程往往被道德力量所掩盖。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是否合算?受道德礼教的约束，谁也不会把这一权衡过程轻易溢于言表，而仅在心中暗自嘀咕。并且，由于农业依然贫穷，农民必须依存于非正规劳动合作，这种嘀咕一般也是稍纵即逝。但是，这并不表示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过这种基于经济理性的嘀咕。正是因为这种偶尔的嘀咕推进了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

(三)市场化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与市场方式②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替代

在调查中，我们亦发现，从改革开放初期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安化县农村建房中和农忙季节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用工量以加速度逐期递减，安化县农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的非正规劳动合作，即便不是以加速度递减，但也是以较大幅度逐期递减。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洗礼中，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之势，一些市场方式正在替代非正规劳动合作。为什么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最终呈现出历史性?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非正规形式的劳动合作丧失了其经济上的必然?

农村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标志农业部门日益远离贫穷，质疑非正规劳动合作在经济上的必然似乎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曾经使农村劳动互助长期存在的经济根源至今依然存在。其一，当大量劳动力徙离耕地时，留守的农村劳动力更需要在农忙中进行劳动合作而争抢季节。其二，尽管农民收入已经实现较大幅度增加，但建房支出与农户收入比并没有随之下降，农民在建房中陷入相对贫困之中，尤其是像安化县这样的贫困地区，相对贫困的程度更为严重。更何况中国传统农业部门的贫穷还未完全被改革东风吹拂而去，许多农村依然处于绝对贫穷之中。建房中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仍是必然。因此，认为非正规劳动合作在经济上丧失必然并不能解释其历史性。

事实上，面临非正规劳动合作日益萎缩的现实，人们往往更多地迁咎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然而，是什么原因使人们的行为经常有悖于伦理道德观念?这需要我们深入细致地考察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农民的行为选择过程。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获得“双重解放”［3］47，农民可以外出打工，沉淀已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随后，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逐步汇聚成规模空前的民工潮。当农村长期沉淀的剩余劳动力得以自由流动时，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显著提高。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曾经使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即使生产技术不变，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撤出并不影响农业总产量，滞留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逐步增加，撤出过程本身就是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另一方面，外出打工的农民的边际报酬远高于其在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报酬，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外出打工比死守家中挣得多”(边际报酬最终汇聚成总量收入，因而这一语言也可在总量意义上理解)。

农民边际报酬的提高，使传统农业部门按照边际生产率定酬成为可能，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不再是平均报酬，而是由边际报酬决定。并且，农民的机会成本不仅取决于农业部门的边际报酬，而且取决于其外出打工时在非农部门的边际报酬。如此一来，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就不再象市场化改革前那么低，也不如市场化改革前那么一致了。其一，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外出打工者边际收入的持续增加，亦使其机会成本日益上升。同时，部分农村劳动者在农业部门的边际收入与外出打工时的边际收入之间的此消彼长，更有可能推动其边际成本的持续上升。①其二，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农业部门中劳动者边际报酬的差异，而且也体现在外出打工者边际收入的差异，现阶段更体现在农业部门中的劳动者与外出打工者之间边际收入的差异。这些差异最初可能源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壁垒，最终可能源于农村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差异。

当农村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得以提高、外出打工者的边际报酬依赖于市场机会时，同一地域、同一家族的劳动者的边际报酬相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很快就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差距。参加非正规劳动合作是否合算?原来仅是偶尔、暗自嘀咕，现在可得仔细掂量：继续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引致的机会成本是多少，我对别人的贡献与别人对我的贡献是否一致，如此等等。这种仔细掂量的结果是，一些富裕的农户首先放弃了非正规劳动合作，其建房和农忙通过市场方式来完成。伴随现代市场关系的侵入，市场方式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替代在农村中迅速蔓延开来。尤其是当有一些外部因素，如绝大多数的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使非正规劳动合作在客观上难以为继时，市场方式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替代很快成为现实。

(四)小结：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规律

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始于古代农业社会。我们在安化县的调查结果表明，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但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被一些市场方式逐渐替代。

非正规劳动合作在经济上的必然、道德力量的影响一直是人们尝试解释上述规律的两条线索。这两线索能较好地解释了农村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继承，但不能很好解释市场方式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替代。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仍然具备经济上的必然，伦理道德力量亦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非正规劳动合作在中国农村(如安化)得以继承。然而，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非正规劳动合作尚未完全在经济上丧失必然，一般的认识只能把市场方式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替代视为是道德沦丧的结果。

如果把是否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视为农民基于经济理性的行为抉择过程，上述规律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至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剩余劳动力的沉淀，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近乎零，报酬分配适应平均分配法则，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很低且趋于一致，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总是最优的，替代非正规劳动合作的市场方式一直未能成规模，因而非正规劳动合作得到了较好的继承。而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剩余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得以提高，报酬分配适应边际分配法则，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迅速提高并出现差异化，完成农村建房和在农忙中实现季节争抢的市场方式逐步替代非正规劳动合作，并迅速发展，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范围日益萎缩。

思辨分析解释了我们的调查结论，农民基于经济理性的行为抉择过程决定了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是继续得以继承，还是被市场方式所替代。因此，我们可以基于思辨分析进一步预言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方向。伴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继续提高并日益差异化，其机会成本将逐步演化为一个由大至小的序列，市场方式将进一步替代非正规劳动合作，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一进程将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速度。

四、结语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非正规劳动合作因古代农业社会的贫困而产生，随后伦理道德的强制是其得以沿袭的重要力量。人们习惯于从农业部门的贫困、道德力量的影响来解释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规律。因此，当农民的基于经济理性的行为选择与道德传统并不矛盾时，合乎道德传统的劳动合作被视为民风淳朴的典范，而农民的理性抉择过程不易于被发现；一旦理性选择与伦理道德传统发生冲突，人们往往一味指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未能发现伦理道德背后行为抉择的力量。文章的思辨分析揭示了农民行为选择的力量，以及由这种力量主导的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规律和未来趋势。

一种理论的真实性需要实证或经验验证。尽管前面的三组调查为本文的思辨结论提供了一定的验证，但这仅是来自“一个”“贫困县”的经验验证。如果扩大调查范围，考虑“多个”贫困县的情形和“非贫困县”的情形，调查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本文的思辨结论，这尚需进一步的经验验证。

非正规劳动合作可以反映正规劳动合作的一个侧面。目前，理论界和管理层正致力于通过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来推动农业产业化，其中，劳动联合是被倡导的主要合作形式。在我们的分析中，如果报酬分配适应于平均分配法则，农民则倾向于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如果报酬分配适应于边际分配法则，农民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则并非最佳选择；非正规劳动合作具备历史性。这种结论可以推广至正规的劳动合作吗?如果能够推而广之，那么应该怎样行之有效地推进合作经济呢?本文的已有研究尚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蔡.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二元结构矛盾与90年代的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1993，(7)：3.

［3］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收稿日期： 2006―07―06 责任编辑：赵磊 肖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