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内生成长

摘要：农村民间金融的交易渠道主要依靠村落人际关系网络，相互之间的信任成为其交易的基础；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型民间信用借贷具有“自我履行”的功能，使农村民间金融能够从农村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内生出来；随着农村人际关系的稳定性和同质性下降，特殊性信任基础弱化，金融交易的风险和成本增加，农村民间金融呈现出内生的层阶递进性；中国农村由“道义金融”向“契约金融”转变，尚需经历较长时间。

关键词：农村民间金融；社会资本；人际关系；信任等级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20世纪末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社会资本理论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传统资本概念，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工具和方法。但作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目前学者们对其基本含义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大多因局限于各自的研究领域而略有不同。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97)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它们与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它的每一个成员。科尔曼(James Coleman，1989)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具有两个共同特征：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1992)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国内学者张其仔(2001)认为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边燕杰(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从这些定义及其诠释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核心在于社会网络、信任与规范，它是类似于惯例、习惯或约定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

中国作为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其社会资本的内涵可以更多地从关系人口来把握，当然社会资本并不完全等同于关系资本。鉴于目前对社会资本界定的多样化，本文整合以往学者对华人社会中社会资本与关系理论所作的相关研究，拟建立一种本土化的关系和信任模式，并将农村社会资本独特地定义为人际关系的总和。这里的人际关系包括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其中情感性的关系主要是以血缘为基础，包括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工具性关系主要指人与人之间后天形成的各种交往关系，包括地缘性关系和业缘性关系。若进一步从所动员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来看，情感性关系可以理解为先赋性社会资本，工具性关系可以理解为获得性社会资本。

基于上述对本土化农村社会资本的界定，在分析农村社会资本与农村民间金融内生成长的内在逻辑关系之前，作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农村的人际关系在其生产、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及；在利益的驱动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关系网络日趋从封闭内向走向开放外向。

假设二：农村的信任格局基本上呈现家人――亲属――熟人――陌生人等的“差序”形态，而总体上整个社会信任水平较低。

假设三：农村金融交易的主体为农户，其交易行为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这种效用最大化体现在农户家庭社会网络联系的回报上。

假设四：社会资本拥有量是农户金融交易的约束条件，农村民间金融的形成与发展是农户在既定金融交易约束条件下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

二、农村社会资本的独特性与农村民间金融的内生性

(一)农村社会资本的独特性

根据对农村社会资本的界定，人际关系成为农村独有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农村社会资本的基础和载体。由亲人、熟人圈构成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体现了传统农耕文化所倡导的“礼”、“信”等规范。从个人角度看，依据费孝通先生(1945)的“差序格局”理论，人际交往模式是以个人所在家庭为中心水波纹似地往外推分布的，越靠近中心的群体与中心的关系越亲近。这表明，在人际关系网络中，人们与离自己家族血缘关系越近的人感情越好，越容易相信；相反，关系就越冷淡，也越不容易给与信任。这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由此也形成了血缘、地缘和业缘信任等级的递减顺序，即由“爱有差等”到“信有差等”，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在随着亲疏的远近而变化，表现为先赋性社会资本的信任等级高于获得性社会资本。

总的来说，由于农村长期相对小范围的封闭性，关系网络中的人长期共同生活，生活模式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使得他们互相了解非常充分，互相知根知底，相互之间信息非常对称(程昆等，2006)。

(二)农村民间金融的内生性：静态社会资本视角分析

在农村民间借贷活动中，由于缺少正式的金融中介组织提供信贷中介，借贷渠道主要依靠农村的关系网络。这个网络能够加强人们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提供相对完全的借贷信息和“信任抵押品”，降低农村民间金融的交易成本，促进农村民间金融的自发形成。这一形成过程，鲜活地显示了农村民间金融内生的特性，其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情感性内生。情感性关系在农村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是农村中首要的社会资本，即先赋性社会资本。情感性关系网络中的成员社会交往甚密，信息对称，容易产生相互的信任。他们联系的纽带一般不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是血缘这种超功利的关系上，这就极易激发人们的奉献精神。如在农村、特别是在一些贫困的乡村，家族中若有一方逢婚丧嫁娶或遭遇意外灾害与疾病而资金短缺时，经济较宽裕的一方会出于亲情打动或亲情相助习惯为其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能为其提供一部分无偿资助。一般而言，这种情感性借贷较多发生于生活急需之际，贷方往往视借方借款事由的重要性或紧迫性而决定是否借予及借予多少，较少关注借方的还款能力及还款期限，但借方总会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表示其“有钱即还”的强烈意愿。这样在贷方有较强帮助借方意愿、借方有较强按期还款意愿的情况下，情感关系就很容易达成“借贷协议”。

靠情感而支配的借贷活动，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互惠原则。借方出于对借款帮助的一种感激，常常会回馈对方一些“稀缺”物品，如自己家生产的一些土特产品，或在对方需要帮助时及时到位。借贷双方的互助行为，尤其贷出方，会受到家庭圈层人群的更多尊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也加强了借贷双方的联系。可见，情感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能够使贷方将资金借给需要资金的人，同时借方在贷方需要某种资源(比如说劳务)时给予义务性的回报，从而推进了农村民间借贷活动。

2、工具性内生。工具性关系是后天形成的一种工具性的交际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拓展，更多表现为获得性社会资本。在工具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无功利色彩的、不图回报的关系了，双方的交往是一种互惠互利的社会换

行为。在农村，同村或同乡居民、同学或朋友间往往会产生资金互助需求，即一方有资金急需而告借之时，关系圈内的成员会有不同程度的帮助，或竭尽全力解囊贷之，或碍于面子少许借予，而极少发生拒借情形，除非实在是无能力为之。因为村落居民的相互依赖性较高，断然拒绝关系圈层内成员的借款要求，必然会使自己的关系圈变窄，处于较为孤立尴尬的境地，自然也会增添生产与生活互助交往的障碍以及资金筹措的难度，终将影响到双方的利益。

因而，在具有高度互识性和依存性的农村社会中，工具性关系作为农村民间借贷发生的依据有其现实基础。通常的情形是，基于人情法则的农村民间借贷活动不可能发生一次后就中止，而是要进行近乎无限次的重复博弈。在此情形下，借贷双方在多次交易活动中就会形成一定的规范以约束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使他们认识到相互合作带来的边际收益要远远大于不合作时的边际收益。如在村落社会中，借方赖账不还，贷方就会永远终止与借方的经济关系；同时，借方的违约行为还可能会被贷方以“闲言碎语”的方式扩大惩罚效应，其“恶劣行径”便会成为整个村落的共同信息，导致违约者再向其他人借款会变得更加困难。考虑到这些潜在的违约成本，作为经济上理性的借款者是不会恶意拖欠借款的。有了这一内在的、“天然”的借贷保护机制(叶敬忠等，2004)，民间金融的运作风险就会大大降低。可见，农村社会资本为农村民间金融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它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激励经济行为个体去获取最大收益，从而推进民间金融组织不断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型民间信用借贷具有“自我履行”的功能，能够有效克服农村民间金融运行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借贷活动的交易成本，进而使其从农村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内生出来，并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稳占一席之地。

三、农村社会资本结构的变化与农村民间金融的内生成长

(一)农村社会资本结构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的观念和体制也在发生变化。就农村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言，其变化主要表现在：其一，人们的传统家族观念逐渐淡薄，开始重视自身的个体价值和个体利益的获取，从而使人际关系网络向与自身利益密切联系的人群延伸；其二，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加强了人们的行为规范，使人际关系网络跨越了家族界限，由亲缘、地缘关系向业缘关系发展；其三，农村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导致“同乡会”、“商会”等民俗活动出现，扩大了社会关系网络；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政策、体制及法律等方面的原因，如计划生育和晚婚政策、户籍制度、农民合作社法等都不同程度影响农村关系网络的分布。

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直接导致农村社会资本结构在量上的转移和质上的分化。在量上表现为先赋性社会资本数量减少而获得性社会资本数量增加；在质上表现为社会资本的稳定性和同质性降低，特殊性信任基础弱化，“差序格局”增大。伴随农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轨，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将不断扩大，社会资本结构也将随其进一步演化。

(二)农村民间金融的内生成长：动态社会资本视角分析

与正规金融相比，农村民间金融具有明显的社区性、分散性、人格性等特征。正由于此，民间金融常常被认为是低层次金融的代名词。其实不然，民间金融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层次性，即随着农村人际关系网络的扩展，农村民间金融如何由低层次的无息互借贷到有息民间借贷再到组织化的民间融资。

1、由无息互借贷到有息民间借贷。在传统中国农村，小农在需要借贷时，首先考虑的是在家庭圈层内寻求亲情借贷，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借钱给对方被视为是一种道义或义务，往往不收取利息；同时由于彼此之间非常信任，也不会担心赖帐问题。这种无功利性的亲情借贷形成了传统农村中的无息互借贷组织，该组织充分体现了先赋性社会资本的重要性。

随着农村社会环境的变化，先赋性社会资本的数量在减少。此时情感性关系已不足以满足个人发展对稀缺资源和合作的需求，于是人们便会冲破血缘的樊篱，转而在亲属关系之外建构新的社会联系，扩大社会交往的范围，利用新的社会资本。这种新的社会资本，即获得性社会资本，主要由朝夕相处而形成的地缘性和业缘性的人际关系构成。由于这种后天发展而来的工具性关系的信任等级较情感性关系的信任等级低，因而在同村、老乡、同学之间发生友情借贷时，贷方在道义上的满足感和信息对称性上的把握下降，此时就会出现以贷款利率来补偿满足感和不确定性风险损失。这样，与信任等级逐级递减相对应，民间借贷组织也就会由无息互助型转变为有息互助型。

2、由有息民间借贷到组织化的民间融资。农村社会资本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会催生民间借贷的组织化发展。在处于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农村社会，基于亲情、友情的无息或低息借贷有时难以满足农户对资金周转的需求；即使能够满足，其所内含的“人情债”也逐渐使他们不愿承载，这使其转而寻求一种能够为之提供适当金融服务的融资通道。这种融资渠道相对于原生态的情感型互助借贷，能够更好地适应农户随其经济规模与交往范围的扩大对多品种金融服务的经常性需求，同时有助于推进原生态借贷方式下隐性成本的显性化。在此状况下，农户资信能力将取代其原有的“关系渠道”，成为其借贷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发育内恰于农村民间金融需求演变，而农村社会资本形式的演绎是农村金融内生成长的基础。伴随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机会成本增加，互的“道义经济”将逐渐会被制度化的“市场经济”所替代，由此推进农村民间借贷活动的组织化演进。

总体而言，尽管农村中的人际关系格局在发生变化，但目前并未动摇以家庭、家族关系为主线的亲缘关系网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因而，现阶段农村民间金融的组织化程度还较低，民间借贷仍以无息或低息的互助形式为主。不过，关系社会中奉行的“人情”原则，终究无法替代商业活动的“市场”规则。伴随农村社会资本结构的变化，农村民间金融的组织化程度将逐步提升，并由此成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新生动力，最终实现与正规金融机构的衔接与转化。

四、结论

1、农村民间金融的交易渠道主要依靠村落人际关系网络，相互之间的信任成为其交易的基础。建立在这种特殊信任基础上的借贷双方也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最大化体现为情感性关系回报和工具性关系回报，因此农村民间金融资产的价格――利率不能完全体现资金的使用价值，其中隐含着借贷双方的义务与期望。

2、农村社会资本是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型民间信用借贷具有“自我履行”的功能，能够降低借贷双方的信息成本和机会主义倾向，减少借贷活动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而与正规金融相比，农村民间金融在交易成本上的显著优势使其从农村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内生出来，并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稳占一席之地。

3、农村社会资本与农村民间金融的活跃度息息相关。随着农村社会资本结构的变化，人际关系的稳定性和同质性下降，特殊性信任基础弱化，金融交易的风险和成本增加，农村民间金融呈现出内生的层阶递进性，即自发地由无息互借贷到有息民间借贷、再到组织化的民间融资。

4、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以家庭、家族关系为主线的亲缘关系网仍占主体，这直接导致农村民间金融的组织化程度偏低，金融交易以无息或低息的互助型为主。因此，中国农村由“道义金融”向“契约金融”转变，尚需经历较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