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城市印第安人的反向移居与印第安人的自治政策

[摘要]美国政府的重新安置计划，使大量的印第安人移居城市，但在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印第安人遇到了他们以前无法想象的困难。因此，在遭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冷遇后，他们作出了重新回归保留地的选择。在城市里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视野的印第安人在回到保留地后再也不愿按原来的统治秩序而生活，这就使得联邦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在保留地实施新的政策。

[关键词]美国；印第安人；反向移居；自治政策

[作者简介]喻冰峰，衡阳师范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湖南衡阳421008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0―0026一03

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将印第安人纳入到美国白人的主流社会中来，实行了重新安置计划，即为了使印第安人能够适应城市生活，提高就业能力，为印第安成年人提供职业培训和教育，其主旨在于通过将印第安人迁徙到城市与白人混居，通过相互的交往来消除彼此的隔阂。因此在重新安置计划的推动下，大批的印第安人移居城市，但印第安人的命运并没有因为居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一、城市印第安人的反向移居

移居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使很多印第安人知难而退，返回了保留地。在重新安置计划执行的第一年即1952年，返回保留地的印第安人竟占当年被安置者的75％，据印第安人事务署比较保守的估计，1953～1957年，返回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大致占移居者的30％，批评的舆论则认为重返率高达50％。出现这种反向移居的原因主要有：

1．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是导致城市印第安人反向移居到保留地的主要原因

对于刚刚移居到城市的印第安人来说，城市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他们对诸如红绿灯、闹钟、电梯、电话以及其他美国人司空见惯、日常接触的东西一无所知。联邦政府往往是在移民未能完全适应城市生活之前就中止对其提供帮助和服务。一般地说，印第安人事务署为他们付第一个月的房租、购买衣物、日用品以及上下班的交通费。一个月之后，被安置者就必须自食其力。要让印第安人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完全适应城市生活并达到自食其力是不可能的。因此，印第安人事务署过早地终止为其提供帮助和服务就使得许多刚刚移居到城市的印第安人陷于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窘境。况且，在战后几十年向城市移居的过程中，没有享受联邦资助的印第安人比享受联邦资助的印第安人多一倍。这样，那些没有得到联邦资助的印第安人对城市生活适应难度就更大。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低，尤其是那些在语言交流上有障碍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同时，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使得他们不能安心地工作，城市里的就业情况与保留地的情况不一样，在保留地有许多季节性的工作，在劳动期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拜访亲戚朋友或参加各种活动。因此他们很难适应城市的五天工作制和八小时制的工作习惯。

2．保留地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城市印第安人还乡

为了减少印第安人因移居城市而造成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冲突，印第安人事务署开始改变政策，决心通过发展保留地工业来解决印第安人的就业问题。这样，印第安人事务署就和一些公司谈判，希望它们在保留地附近办厂。1954年，布洛瓦手表公司在北达科他州的特图保留地开办了一个装饰钻石工厂。这是第一个设在保留地附近并且几乎全部雇佣印第安人的工厂，有印第安人150名。1956年1月，民政部门又宣布用30万美元在纳瓦霍人保留地及其附近推行工业发展计划，通过该计划建立了纳瓦霍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和里叶股份有限公司，分别雇佣了100名印第安人。1957年，印第安人事务署又和8个公司签订合同，使它们在保留地附近办厂。1963年7月至1964年6月30日，总共有21家新工厂投入运行。6个月后，一项调查表明，有55家私人工业和商业企业在保留地或保留地附近建立了，到1967年，达到了110家。企业提供了9000多个工业岗位。到1969年，在保留地及其附近共有150家工业企业。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它们提供了10000个工作机会，其中4700个由印第安人充任。这些企业计划最终提供了15000个工作机会，其中的65％由印第安人充任。从1972年开始，重新安置政策的重点转变为发展保留地工业，在保留地及其附近安置印第安人，由于政府的政策倾斜和大量投资，使得保留地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给印第安人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3．因白人歧视而产生的孤独感以及种族认同感的增强是导致城市印第安人返回保留地的重要心理因素

在城市里，虽然也有印第安人中心开展的各种活动，但是许多印第安人因为工作或付不起交通费的原因而未能经常参加。加上美国白人脑海中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使得广大城市印第安人很难融入主流社会，这就进一步在心理上强化了广大城市印第安人的孤独感。

当印第安人共同生活在保留地里或生活在离他们的许多朋友和亲属不远的小城镇里时，他们虽然也有许多冲突，但很少有个人认同感的困惑。移居城市后，许多印第安人就失去了传统的形象和心理的稳定性，周围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传统的生活模式不再能为他们引路。在城市里，共同的遭遇和困惑使他们的种族认同感得到了增强，他们认识到了共同的文化传统才是他们的根，只有生活在共同的文化圈内他们才有归属感。因此，离开城市返回保留地就成为许多印第安人解开心结的理想途径。对许多印第安人来说，“当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当代城市生活之间的矛盾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时，他们宁愿逃避现实生活，而拒绝在行为上做些调整以苟求在新的社会里取得一席之地和经济状况的改善”。

二、印第安人的自治政策

在城市里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视野的印第安人在回到保留地后再也不愿按原来的统治秩序而生活，这就使得联邦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在保留地实施新的政策。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出现了民权运动，印第安人也举行了一系列争取自决的示威运动，一些白人改革者也同印第安人一道呼吁联邦政府采取措施改善印第安人的处境。1961年在芝加哥举行了印第安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美国印第安人大会。会议的发起人是芝加哥人类学家索尔・塔克斯，来自67个部落的500名印第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要求肯尼迪政府放弃损害印第安保留地的政策，并允许印第安人参与制订有关他们的决定的过程。大会上的激进派还提出了自决权的要求。此外，在有印第安人聚居的州里，也成立了许多地方性组织，如在佛罗里达州有东南部落联合会、在犹他州有城市印第安人事务联合会。这些组织的目的在于更好地维护印第安人根据宪法和地方法所赋予的权利。例如1973年，东部印第安人就成立了东部土著美国人联合会，目的在于帮助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印第安

人改善状况。在这一时期，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也开始盛行。按照多元文化主义，印第安人也有权保留自己的种族特征和生活方式。1970年，尼克松在一份有关印第安人事宜向国会提交的总统咨文中，宣布停止解散部落的做法，要求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重新回到“一体化、多元化”的轨道上来。

尼克松宣称，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从此将以“印第安人的行动和决定”为指导原则，政策的制订将努力“确保印第安人作为部落成员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据这种政策，印第安人将独立于联邦控制之外，同时联邦政府又不终止对印第安人的援助和照顾。《1972年印第安人教育法》获得通过，它把对印第安人的教育普及到当地，并且对印第安学校的教师进行培训。1975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印第安人自决和教育援助法》，“该法令允许印第安部落而不是印第安事务署或其他的联邦政府附属机构去决定是否愿意参加一个给定的计划”。

尼克松声称必须从根本上修改联邦政策，由印第安人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可见，与20世纪30～40年代相比，尼克松时期的印第安政策更加强调民族自决权。

与此同时，在几个保留地，由印第安人来掌管自己事务的理想也成为了现实。60多个印第安人社区在执行由经济机关办公室资助的计划方案。其中许多计划方案已在部落推行了4年多的时间，执行的效果与在非印第安社区由当地组织推行的结果相比不相上下。另外，在盐河部落和尼族部落，以前由印第安人事务署掌管多年的计划现在已由这两个部落完全掌管。这些印第安人成功地掌管印第安人事务的例子更加促成了尼克松总统推行自治政策。

自治政策的推行对保留地的发展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首先，印第安人的自信心有所增强，以前美国白人总是把他们当作“红孩子”，认为他们需要作为“父亲”的白人来保护。现在，事实证明他们也能管理好自己的事务，这对于改变过去他们心目中那种消极的心态、增强自信心有重要的作用。其次，印第安人的人口迅速增加。据美国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印第安人1970年人口为76．3594万，1980年增加到142．0400万。1990年进一步增至188万，现在已超过200万。最后，印第安人的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自从《印第安人重组法》实施后，印第安人事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前10年相比，印第安人的地位和状况都有较大的提高和改善。

但是，自治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首先，尼克松的许多议案在议会没有得到通过。其次，许多计划方案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没有得到真正地贯彻落实。例如，虽然成立了一个“印第安政策回顾委员会”，但该委员会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内部委员们的激烈争吵之中，并没有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不可能给印第安人带来任何的好处。因此印第安人要实现真正的自治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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