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最多的大型中药企业乐仁堂

建国前的中药铺，有二三十名店员，规模就算不小。著名的重庆桐君阁，有职工四五十人；上海的蔡同德堂大药铺和汉口的叶开泰中药老铺，有职工百余人；北京同仁堂，职工达到190多人。这都是规模很大的中药企业了。天津中药铺，规模还要大。大仁堂、松茂堂、万全堂有职工百人左右，只能算是天津大药铺群体中的小兄弟。达仁堂和隆顺榕，职工人数超过200人。天津乐仁堂人数更多，达到290多人，为行业之冠。乐仁堂不仅人数最多，论经济规模和经营业绩，在解放前的中药行业也堪称一流。

乐仁堂最早叫乐寿堂，是北京同仁堂乐氏家族大房共同出资创办的，地址在北京西单北大街。自1911年清廷退位，独办官药给清廷当御药房的北京同仁堂，生意顿然失色，各房子孙各谋生路，以预不测。彼时达仁堂已初具规模，蒸蒸日上，获利颇丰。大房乐佑申，兄弟四人，他是老大，父亲已死，他便动员他叔叔乐钧士与他合伙伴开药铺。乐钧士留学日本.淡泊名利，不喜经商，每日以识洋文、读洋书自娱，但为他自己的四个儿子着想，便也同意了侄子的意见。他有个条件——只出钱，不出力。就这样，乐钧士、乐佑申和乐佑申的3个弟弟，集资3万元，开办了乐寿堂，由乐佑申任经理。

乐寿堂生意不错，没几年便赚了不少钱。雄心勃勃的乐佑申遂又在乐氏大房筹集九万元，于1930年在天津北门里鸽子集兴建一座制药工厂，还在天津梨栈和估衣街分别开设了很气派的药铺。设在天津的药厂、药店，均命名为乐仁堂，以梨栈那个药铺作为乐仁堂总店。

从转过一年开始至1936年，在五六年的时间里，乐仁堂几乎一年开设一家分店。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乐仁堂成为天津又一个大型工商一体的中药集团，全部资产达到50多万元，拥有一座制药厂和北京乐寿堂（后改名为北京乐仁堂）药店、天津乐仁堂药店（在北门外，由估衣街迁此）、开封乐仁堂药店、太原乐仁堂药店、石家庄乐仁堂药店、保定乐仁堂药店、天津乐仁堂总店共7家药店，以及一处饲养数百只梅花鹿的大鹿苑。

乐佑申作为一位海归企业家，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变中药行业传统药店的管理方式。他在担任乐仁堂经理的30多年里，为改革中药企业管理，倾注了大量心血。

卜帘寿和丁水益两位老先生说：旧式中药企业管理落后，其主要表现就是有规矩却无详备的制度条文；工作有标准，却又没有具体的衡量尺度；不能说没有管理，但是管理相当粗放，而且随意性很大。干中药这一行的，药工店员，都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有的连锄头也没完全放下——夏天要赶回老家拔麦子，秋天要请假割高粱。药铺老板管理太松，那就跟放羊差不多，管理太严了，又怕人人受不了，把事弄僵更麻烦。乐佑申刚毅自信，敢想、敢说、敢干，管理上应当怎么样，他就怎么样。结果呢，他搞得一套管理办法，伙友们最后都认可啦。

乐仁堂有个店员叫尤玉鑫，河北省枣强县人，解放前在乐仁堂北京店、保定店、石家庄店工作过。1947年石家庄解放，尤玉鑫过石家庄店经理。建国后，尤玉鑫被调回乐仁堂制药工厂。尤玉鑫对卜帘寿和工水益二人说，数乐仁堂制度最多，数乐佑申管理最严，乐仁堂人这么多，地点又这么分散，不这么管还真不行。他举了两个例子。

一是做药有做药的规矩，卖药有卖药的规矩。做药不能用次料，工艺不能图省事，制度严明，即使是外埠药店自制普通成药，查柜（经理）也照样严格监督。至于卖药，规矩就更多了。店堂必须窗明几净，戥称算盘随时保持一尘不染，药斗的斗帮也不许有灰尘。顾客进店要笑脸相迎，嘘寒问暖让顾客感到亲切。称完药，必须先由查柜核对是否缺味，是否有该捣未捣该炙未炙的药材，检查无误在处方上加盖名章以后，才能包扎。谁卖的药，卖了多少，收多少钱，须及时用传票告知账房和后柜。账房每天要核清当日账目，计算出售货人员提成零钱；后柜要随时盘点库存，不允许出现脱销断档。

二是健全原始票据，实行新式记账法。过去药铺都是用毛笔记流水账，不便于核算分析。乐佑申出国学的就是簿记学，因此乐仁堂很早就实行新式记账法。完工票、工时票、售货传票、领料单、进料单、退料单等票据齐全，有专业会计记账，随时可以分析成本。有些药工店员一开始嫌麻烦，不按制度执行，但是在乐佑申的严格要求下，渐渐也就习惯了。

乐仁堂还饲养纯种乌鸡，自种枇杷、石斛、生地等鲜药，以药品齐全、疗效可靠和服务一流闻名遐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