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顽主形象”的精神历程

摘要：王朔小说中的“顽主形象”历经三个精神过程，即边缘型、世俗型、衰落型，这在影像世界里留下了让人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本文通过将文学世界和影像世界进行对比分析，讲述了当代电影中三代“顽主形象”的精神变迁历程及其产生的文化语境影响。

关键词：王朔；“顽主形象”；冯小刚；姜文

在文学和影像世界的海洋中，随着三代“顽主形象”时刻变换和不断演进，也真实记录了中国社会进程中人们的情绪、心理、人性轨迹和生命状态的变化过程，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和导演对现实人物内心世界的探寻和对影像语言的艺术性追求愿望。

一、边缘型“顽主形象”

在新生代的诸多电影作品中，首次出现了“边缘人”这个代称，这种叫法很是新颖，但当被解释开来后，发现这种叫法也不无道理，诸如这些群体：精神分裂者和同性恋等，这些群体在以下这些电影中都有所体现和演绎，如张元导演拍摄的影片《北京杂种》里的浪子，整日无所事事，四处游荡；还有王超导演拍摄的《安阳婴儿》里的下岗工人于大岗，他为了每月200元的抚养费收养了一个弃婴；又如导演贾樟柯拍摄的影片《小武》中的扒手梁小武，他们这些人都被称为边缘人。

新生代电影将这些边缘人的形象和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电影来源于现实，这是不可否认的，导演正是借助于所拍摄的电影展现出现实生活中这类群体的真实生活状态，让观众都看到这类群体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在作家王朔早期的作品中，描写的主人公大都是顽主的边缘人形象，与以往不同的是：王朔描述的这类边缘人形象更具诗情画意，而以往所描写的形象都是生活中真实的映射和反映，而并未在句子的描述上加以意化，这种演绎方式过于平凡无奇，就是现实生活，在电影里重演了一遍，而王卓将这种生活诗意化后，则让读者用另一种感受去看待这些所谓的边缘人，演绎方法显然有所差别。

王朔其中的几部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其中最好的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最差的一部是《顽主》，情节上《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顽主》几乎完全真实影射了原著作，王朔分别对这两部影片的感情基调做出了客观的评价，其中，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既保持了原著的怀旧和纯情的基调，又赋予了原著作所不具备的某种深邃的意味；另一部由米家山导演的《顽主》，原著作主要的感情基调是乐观积极向上的，该导演在原来的基调上又增添了几分悲剧色彩。

作品《动物凶猛》是作家王朔感情脆弱的真实写照，这部作品充满了怀旧因素，因此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作品详细记录了他年轻时的宝贵往事，姜文在导演这部影片时，保留了作者那股浓浓的怀旧情怀，文中又写道：他们上课捉弄老师，把煤球悄悄放在老师的草帽里。马小军自己制作万能钥匙，打开父亲的抽屉，把当气球吹。在马小军的注视中，米兰的照片变成了微笑的于北蓓，主人公初恋的感觉被扩大化。大规模械斗的场面夹杂着和米兰相处的浪漫回忆，幻觉和现实糅合在一起。马小军从大烟囱里滑下，呈现出英雄主义的冒险情调，大家在月光下的房顶上齐唱前苏联老歌，在烛光里穿军装跳芭蕾，等等诸如此类描述，都深刻记录着作者年轻时代的亲身经历，只不过是将那些亲身经历的事负载在作者虚构的人物来展现罢了，故事情节实属现实生活中存在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还添加了许多专属于姜文自身的因素，即以积极乐观的基调演绎“”时期的青少年，影片以一种快速冲击力很强的基调展开，一个个故事情节接二连三以快速的基调演绎，这令诸多观众触目不暇，在影片播放结束时，观众仍身在其中。

《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开场白是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昂扬、憧憬、明亮的基调，这段开场白在短短的几分钟展现了所有的青春元素，紧凑而不单调，连贯而不让人觉得骤然而下；姜文导演对青春的演绎与第五代导演的演绎差别很大，前者多属描述对青春经历的诸多的反思反省，充满了对青春时代的恍恍度日，从而展现了对青春的无比眷恋，似乎有着这样的意味：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决不允许我的青春这样去度过!但演绎并不全是愧疚的情愫，更多的是对青春时代的讴歌与赞美，影片中虽并未碰触到“”这样的字眼，但诸多展现的青春因素不正是“”的真实演绎吗?整部电影并不是复述历史事件，而是单凭他个人的情感记忆并将这种记忆细致化去演绎“”时代，并不完全是灾难和动乱，而是洋溢着活泼积极自由自在充满活力的时代。

王朔的小说《顽主》完全剔除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以另外一种喜剧风格去演绎，对现实的尖锐冲突以及失去平衡的城市心态以相反的风格去演绎，有点换种心态看生活的意味。试想，若以悲剧的心态去演绎悲剧的生活，那么会让读者看后更加的悲，更有甚者，说让读者看到如此裸的现实，那么会失去生活的积极性，以另外一种方式去演绎，会试图将读者引向另一种心态去看待现实生活的林林总总现象，现实生活中大家所面对的现实并非是无法承受的，当你试图换种心态去看待，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糟糕，或许更有利于矛盾的解决。若以黑暗的心态看世界，那么世界会变得更加黑暗，如此恶性循环，试想长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还会有积极生活下去的勇气吗?作品《顽主》映照出了现实生活中的烂漫风趣，即所谓的“三替”，这是一种新型的生活态度，它揭示了现实生活的虚假性和飘渺性以及痛苦罹难都是可以被“替代”的，当读者看过这样的作品后，就会觉得生活并不是那么的沉重，而是可以使生活更加的随意和安然。由此可见，作品小说《顽主》的基调应该是轻松、诙谐、游戏式的，当然也不乏内在的严肃与反叛。

然而米家山导演的《顽主》看起来更加的荒诞无稽，这类顽主将荒诞演绎得淋漓尽致，诸如此类“朋友本质来说无非两种，即可以的和不可以的…‘找不着能献的花就把旧花圈拆了用”“在‘三T奖’颁奖晚会上则用腌咸菜的坛子代替奖杯”，等等，这些描述虽然起到了让人感觉到幽默娱乐的效果，但显然与电影的整体文本宗旨严重脱节，就让观众在看电影时感觉影片的演绎是在哗众取宠，故意用流行的现代派的元素来吸引观众，本质上并没有值得观看的内容，看过后会觉得这部影片很低俗，文化反映也很低俗，并不能从某种层面上反映什么现实问题，仅仅能起到娱乐一时的效果。

《顽主》开篇以荒诞的语句进行叙述，他的人物也没有经过先验观念的洗礼。自身并非依靠信仰或理想支撑，而是完全被卷入一系列荒诞无稽的生活事件中。他们既无远大的抱负，也不怨天尤人，面对生活他们乐观坦然。他们有时也有不满，也有愤恨，但是经常以“自嘲”的方式承认。米家山导演的《顽主》则以一种悲剧情愫来演绎，这与王朔的喜剧风格大相径庭，王朔的那种先天性的无本质的存在，转化成为自我本质的现实主义思考。赋予《顽主》一种精神上的深度，触及我们时代面临的生存矛盾和困惑，然而，王朔的那种先天性的反本质主义也就不复存在了。米家山则在影片《顽主》中激化了“顽主”们与社会的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