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渔夫形象浅析

【摘 要】 本文分析了《史记》中司马迁叙述的一系列渔夫形象，从性格层面解析了这些隐士的政治立场和类型：隐居型、谋略型、神秘型；这些形象是一个完整的意象群，具有共同的特点：他们是人性与自然融合的中间体，具有神秘性，有处于边缘化的话语权，在合适的历史机遇面前，他们会成为反抗统治者压制的中流砥柱。

【关键词】 渔夫；处士；隐逸；政治谋略

司马迁在《史记》为我们记录了这一系列的特定形象，由此可以见得渔夫特定群体的生成并非是偶然的，其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史记》所记载的渔夫形象也并非凡夫俗子之流，而是特别具有别种智慧和独到眼光的群体。

一、性格层面

1、隐居尘世的处士

屈原政途失势后，形容枯槁走在江边，渔夫主动出现。屈原也对其表明了心迹。渔夫这时充当了一个人生引导者的角色出现，“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他劝诫屈原“与世同流”，顺应政治时令而行，不要自我孤立于政治大形势。这个渔夫形象别具典型性，他是一个隐居山林的边缘化的政治参与者，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积极入世心理动机，却在反复的心力较量后在本性里成了一个并不彻底的隐士。但他正因为处在政治边缘化的角度，故对当时的政治走向也不会具备在最深刻基础上的认识，根本就不能对屈原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提出有效良策。

这类型的渔夫是孤独的，寂寞的，但却无不显示出居于世外而处于世中的矛盾气场。他们并不是主流政治趋向的导引者，并在边缘化意识形态里揣摩主流意识形态中的边角，因此他们一直充满自身矛盾性―在“隐”与“出”之间，死命徘徊出更深的波澜，但不会有真正理性的出路。他们看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值得规避的东西，却始终只拥有甚至是可以省略的边缘化的话语权和政治地位。他们只是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拥有着对当时黑暗统治的绝望和在潜意识里对理想社会形态的热切渴望，在自我矛盾中存在着。他们身上的二重矛盾性有着特定时代烙印，锁定的是壮志难酬的文人群的落寞，是对统治者黑暗统治的无奈叛离，也是人性收缩性的自然形态的呈现。

2、谋略型渔夫

项羽兵败四野，带领八千人逐渐强大成了勇武无比的项家军，到最后却“今无一人还”。而这时出现的乌江亭长待船而侯，这可谓是有备而来的渔夫，极力劝项羽渡江：“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1］这么简单的一席话可谓将睿智的渔夫形象描摹的丰满而立体。按今天的话来说，他有现代经济发展反复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审时度势地分析透了当下情势，并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他拥有过人的长远目光，在这一点上是高于项羽鲁莽形态的英雄气概的。这完全是一个隐秘谋士的形象，他能精准的分析透形势。他在作者笔下是神的化身，出现的时间、地点都是恰到好处的，他更是人的形象的高度提升、抽离，他是统治阶级所忽略的能士，却未找到才华的施展之处，隐入人群深处，观摩世事变化，可谓至情至性至理。

他有着很深的战略眼光，看到了项羽东山再起的潜力，但是却忽略了项羽本身性格缺陷带来的失败是具有必然性的。他有独到的才能和政治敏感，却始终也只是边缘化的人群中的一员，他找不到混乱统治秩序之外新的出路，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但却作为一种独特的隐逸形象更多的具有了神秘的力量与光彩。

但他终究不是一个神，只是一个人，一个在苦苦寻找自己政治出路的人。

3、神秘型渔夫

伍子胥为躲避杀身之祸从楚国到吴国，后有追兵，渔夫正在江上摆渡―他的出场便拥有十分的神秘色彩，他似乎是早早就等在那里的。

伍子胥用值“百金”的剑送给渔夫，渔夫这样回答：“楚国之法，得伍子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岂待百金剑邪！”渔夫的拒绝可谓洒脱凛然，充分展现出了一种浩然之气来，不慕名利的性格饱满呈现。

这位渔夫的形象可谓淡泊名利至极，孤傲清高，他不畏权势助伍子胥逃楚，这反映出他本身那种很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情结。再者，他不在乎酬金―性格特征鲜明，傲视名利，诗意的生活，从灵魂到身体脱离尘世纷扰的纠缠。

这也是渔夫形象中真隐士的一支，与污秽尘世保持巧妙的度量，坚守住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脱离各种琐碎繁杂的束缚。他更加接近一个强权政治下平和的反政府主义者，接近于某个历史时期内存在的“非暴力不合作者”。但他的反政府主义情结并不是过于浓烈的，在“送伍子胥”这一行为中反映出了他饱经沉淀的不满情绪和对有才之士的真正崇拜，把希望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希望的人。

二、这些渔夫的共同特点

1、渔夫是人性与自然融合的中间体

《楚辞直解》认为渔夫是：“楚地对老年人的尊称。渔夫，打鱼的老人。”［2］渔夫出现的背景多为青山绿水浓雾之中，具有自然美的独特意境感。如张志和在《渔歌子》中所描述的是：“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渔夫在山明水秀中清雨兴致盎然的垂钓，无限接近大自然纯粹的本质。他们游走在尘世之处，体味自然之美，在平静的心境里感受天地间生命可以得到的自由，也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了尘世与自然交融的独具魅力的意境。

2、神秘性

他们的出场都充满了神秘感，项羽和伍子胥遇到的渔夫都是有备而来，而且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没有明确交代出来。但他们并不是作者凭空造出的神，他们也是人，是脱离社会上的各种束缚的人，他们有勇有谋，但才能却无法得到真正的展现，他们淡泊名利，在归宿上也是模糊的。他们在“出”与“隐”之间赖以找到的精神支点，是充满神秘感的，特别如伍子胥所遇渔夫的生死抉择未尝不具有一种隐匿的暗示意义。

3、边缘化的话语权

渔夫是边缘化的这么一群人，他们不具备与拥有主导话语权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他们自动沉淀为脱离世俗的隐士层，但不代表他们就是天生沉默的一群人。他们中不乏善谋之士，如项羽所遇渔夫就独具政治敏感，他们的归隐也在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他的不合作政策。他们只有边缘话语权，并被统治者忽略，也就不难发现后世造反者中有不少是隐逸之士，这又是隐士觉悟的渐序性发展。由此，渔夫这种群体便拥有了在历史社会发展中的完整线索，他们逃离整个社会发展的主流走向，但并不是盲目逃避的一个群体。他们在深山中对理想社会有着各种蓝图的设计，他们与底层的百姓比起来又是有着过于浓厚的文化人，因此他们是在上下阶级之间的矛盾复合体。而在后世作品中对类似渔夫形象隐士的造反情结的描写，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形象的完整性勾连。这些群体拥有过人的胆识和不俗的智慧，也是不甘于居在社会底层里。他们本身就具备争取自身话语权的优良素质和条件，但他们也有自己不可避免的劣根性――并不能完全具有彻底的反抗性。但他们在把握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机上，便会弱化自身那种既反抗又软弱的双重矛盾性，成为反抗统治者压制的中流砥柱。而《史记》中的渔夫形象则是这些反抗形象的前驱，是一个隐蔽的准备阶段，而司马迁独具匠心的运用浅显笔墨则深刻勾勒出了他们神秘而弱小反抗精神的丰满棱角，为渔夫在后世形成一个完整的意象群做了看似轻描淡写却深刻的铺垫。

这些渔夫形象是《史记》中不可或缺的线索里逐渐完整的风景线，他们并不偏离只是游走在各种政治形势变迁的脉络里，他们更接近与隐士，有并非完整的隐士，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反应当前时代风貌的敏感神经，也孕生了一种特定的饱满时代文化印象。

【参考文献】

［1］ 史记.北方联合出版社,2010.8.1.48.

［2］ 董楚平.楚辞古解.浙江出版社,1997.142.

【作者简介】

杨彩平（1989-）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