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媒介批评史研究中的学术边界模糊现象

第一，误把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对象作为媒介批评史的对象加以论列和叙述，将媒介批评的内涵无限扩大，侵入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使媒介批评史与新闻传播史混为一谈，无法区分其应有的学术边界，以致中国媒介批评史的研究在无形中得到消解。

新闻传播史更多地作为一种事件史，对新闻史的研究一般不涉及新闻的自身规律，只探讨媒介和新闻传播者的活动规律。媒介批评史对新闻传播史内容的侵入，表面上看是使媒介批评史的论域扩张，容量增大，为媒介批评史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学术生长点和可耕耘的土壤，但实质上是削弱了媒介批评史的学科独立性，干扰了媒介批评史研究的正确学术方向。

第二，误把新闻思想史的内容作为媒介批评内容加以归纳和排比。在媒介批评史的帽子下，显现的则是新闻思想史的真面目。如某部以“报刊阅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批评理论著作，借助媒介批评的相关理论概念，在“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的语境下展开媒介批评的论述，其中对、、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媒介批评实践的归纳，就多流于对其新闻观点、新闻思想的评述。概括地说来，媒介批评史其实是一个效果史，尽管这种效果可能不连续，但媒介批评的整体演进构成了一种历史。在其历史中，批评串联了新闻传播者、客观事实、新闻文本、新闻消费者等四个传播要素。批评者从传播者、受众中独立出来，其批评的历史相应可分为批评者对传播者的感受和评价史、对新闻作品的接受和批判史、对受众的引导和教化史。

第三，有些研究成果中，误把报刊之间就某一政治、文化、经济问题的论战作为媒介批评史的对象加以论评和叙述。中国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新旧思潮之激战，就是借助报刊平台才得以展开的典型案例。在政治论战中，媒介只是平台，政治论战也往往并不针对媒介，甚至有些媒介同时刊发两者对立的观点。因此，论战的内容并非全部媒介批评的内容。但某一媒介批评论著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报刊批判宣扬鬼神“灵学”之类、批判封建保守报刊的复古思潮、报刊之间的相互争论，也作为媒介批评的内容进行归纳，显然并不完全恰当。

（胡正强文，摘自2012年第9期《新闻研究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