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师惩戒权行使的困境和突破

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中，教师惩戒权一直客观地存在着，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教师在行使其惩戒权的过程中却遭遇了困境。教师惩戒权呈现一种削弱之势。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事实：

[事例1]一位中学老师苦诉，现在的学生根本“动”不得，一“动”搞不好就惹麻烦，家长学校都要找上门，还不如他爱干嘛干嘛去，上课睡觉、抄作业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影响大家就好。

[事例2]某小学生上课期间两次捣乱喧哗影响其他同学上课，教师罚其在教室外站了十分钟。家长认为教师侵犯了其子女的受教育权，请求赔偿。

一方面是很多教师在来自社会、家长、学校种种压力下，把“惩戒”当作不可触碰的高压电线，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对学生的错误视而不见，自由放任；另一方面是有的学生家长对教师惩戒的质疑不断。教师到底还有没有惩戒权?惩戒权何以消失?又何以正当行使?这些问题都需重新审视。

一、教师惩戒权的合理合法性

“惩戒”，即通过对不合规范行为施与否定性的制裁，从而避免其再次发生，以促进规范行为的产生和巩固。惩戒权是教师依法对学生进行惩戒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教师的一种权利。作为教师，有权对教育活动的整个过程施加某种影响和控制，有权做出职责范围内的专业。教师惩戒权的合理与合法性体现于三个方面：

1　教师惩戒权保障教育活动开展

教育不可能是学生完全自发习得规范的过程，它必然存在教师和学生的两个方面，由教师对学生进行引导从而学生将社会规则内化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在必要的情况下行使惩戒权可以有效地纠正学生的不合规范行为，鞭策学生较快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惩戒有时能发挥出奖励、说服等方式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如果没有教育性的惩戒以制止某些错误的行为，则学生在许多事情上将只能通过成本更大的‘自然惩罚’去学习。”此外，有效的惩戒不仅能促进学生个体的进步，而且还能用于维持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秩序。

2　教师惩戒权有其合法的来源

一种观点认为教师的惩戒权来源于国家的教育权。教师受国家的委托对学生进行教育活动，就有权对学生的不规范行为进行惩戒，这是国家权力的延伸。教师行使教育权，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一些欧美国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伸，学校及教师是替代父母。如，在英国法律中，家长可以以合理的方式合法地矫正孩子的行为，家长也可以将自己作为家长的权利部分地委托给教师或学校，这样教师或学校就成为替代父母。无论取其何种来源，都说明惩戒权具有一定的合法基础。

3　教师惩戒权有其法律依据

我国《教育法》中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对教育者实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利。《教师法》第七条规定，教师享有的权利包括“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从这些法则可以察觉到教师惩戒权的存在：教师指导学习和评定过程中会遇到学生不良行为，当学生这种行为可能对其自身或周围人的健康成长产生有害影响时，教师就应当运用惩戒手段加以干涉，保证学生的健康发展。

二、产生惩戒权削弱现象的原因

种种事实证明教师惩戒权具有合理合法性，但这种合理合法在现实中却遭遇了困境――惩戒权削弱，其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种原因：

1　关于惩戒权的立法不足

虽然在我国法律中隐含了教师惩戒权的可能性，但至今为止并无明确表述。与之相反，禁止体罚的规定处处可见。《义务教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九条规定，“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有类似表述。在教师承担体罚的责任上，《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一)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二)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法律虽然严令禁止体罚等侵害学生权利的行为，但是对于体罚的具体形式和不同程度下应给予的处置等没有细致规定，使得人们很难将教师享有正当合理的惩戒权和承担体罚的责任区别开来。同时，近年来学生权利受到格外关注和保护，社会、家庭都普遍地树立起为学生维权意识。在为学生维权过程中，有些家长由于爱子心切把教师的任何惩戒行为都当成侵权行为，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讨说法或诉诸法庭。如在前面提到的案例中，教师让学生在教室外站十分钟就被家长视为侵犯了受教育权。类似的法律纠纷涉及到区分惩戒和体罚的边界。正是目前法律中两者边界的空白导致很多正当惩戒行为容易被误解为侵权。教师的口头批评易于被扭曲为言语侮辱，轻微地对学生身体施加短暂的痛苦就被视为体罚。从而，教师惩戒权作为教师应当享有的和教育教学权、评定学生权相配合的权利，不能很好地得到法律的保护。

2　对惩戒权存在认识偏差

新课改进行中，在转变传统观念，要求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实行赏识教育，提升学生地位的同时，一些矫枉过正的观念和做法也随之出现。

(1)强化师生平等而淡化惩戒。倡导师生平等本意为了改变教师占据权威地位对学生绝对控制压制的状况，但是有时导致过于推崇学生地位提升。一旦师生间发生了冲突，不是看学生犯了什么错误，而是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教师，学生不应当受惩罚，教师应该进行自我反思。但事实上，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不可能是各方面完全平等的关系，教师凭其更为丰富的经验和学识，施行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必然存在着不对等性。教师为了行使其职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行使其惩戒的权力，是充分合理的，学生应当尊重和服从。在教师有合法合理的理由，按照适度的原则，执行正当的程序来惩戒学生的过程中，师生人格平等的关系不会改变。

(2)将惩戒和表扬鼓励相对立。“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赏识教育和激励教育的理念促使教师不断用表扬和鼓励激发学生上进，另一方面却导致教师自愿或迫于舆论压力放弃了惩戒权。在教师眼中，一旦行使惩戒权，就会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伤害，就是违背了“唯一正确”的教育理念。但事实上惩戒并非与表扬鼓励绝对对立。“从教育的本质而言，惩戒与表扬是统一的、互动的，并不存在好坏之分，都是为了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只是外在的实施形式不同而已。”这两者都是达成教育的方法，都具有教育性，都不应该用一种排除另一种。

三、从困境中突破――保障教师正当的惩戒权

教师惩戒权被削弱给教师带来不小的困扰，既不利于教师对学生个体开展教育，也可能由于个别学生的问题损害学生群体的利益，更有损于教师本身的尊严和权益。保障教师正当惩戒权的问题突出而急迫。

1　加强立法保障

制定细致具体的法律法规对教师惩戒权进行规定与引导，是保障教师惩戒权合法有序行使的重要前提。在一

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都在法律中对教师惩戒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借鉴国外已有法律，我国应当系统制定法律法规对教师惩戒权做出明确的规定，使之与体罚和其他侵犯学生权利的行为相区分。立法应当包括惩戒权的涵义、判定原则、施行主体和客体、行使条件、方式、程序、监督与救济的途径等。立法中尤其要对惩戒的概念界定清晰，对惩戒的限制既有原则上的规定又有方式列举，使教师知道可为和不可为，使学生知道一旦受到过度惩戒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惩戒权的立法还必须处理好法律普适规定和教师自由裁量权的关系。惩戒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对于不同生理状况、心理素质、性格的学生，根据学生犯错误的严重程度和其对错误的认识情况，惩戒的方式和量度必然不同，法律无法做出如此细致的规定。因此立法时在把握惩戒权最基本的教育原则和不侵权原则之外，还要留给教师在具体情境中一定裁决的自由，例如只规定惩戒不能超过的最高限度，或分层说明不同条件下的惩戒范围。

2　形成规则认同

要树立法律威信还要加强普法，使学校、教师、家庭都能树立法律意识，在正确规范的轨道上进行教育活动。普法可以通过媒体进行解读宣传，组织学校和教师集体学习讨论，向家庭分发宣传手册等途径进行。只有公众普遍地接受和辨别教师惩戒权，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审视和调适。

在法律之下，一个学校有校规，一个班级有班规，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往往发挥着直接有形的效力。因此在校规班规通过审查，确保其合法性之后，要使其成为解决具体问题的行动准则。在其确立时就保证所有教师和学生(包括其家庭)都了解并且自愿遵守规定，一旦遇到师生间的冲突，就可以按照规则处理。学校内部还可以设立由教师、学生代表组成的仲裁机构，当冲突在当事人之间无法解决时，可以由仲裁机构依规则解释和裁决。

3　纠正认识偏差

对惩戒本身形成正确认识和规则的执行相辅相成。我国的传统思想中对惩戒有着很高的认同，只是这种惩戒往往和体罚分不清。到了今天，体罚因对学生造成的恶劣影响被绝大多数人否定，各种体罚还在普遍发生的事实使人心惊胆战，因此合理的惩戒也受到了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急需要重新审视惩戒教育，使全社会认识到它的意义作用以及一定的限度，把它作为赏识教育、激励教育之外的不可或缺的教育形式。社会舆论导向不要对表扬鼓励的效力做不实的鼓吹，也不要对教师体罚的案件做超出事实的报道，而是严肃认真地进行教师对待学生错误方式的探讨。学校和教师在转变传统的错误观念时要对新教育理念有全面认识，不要一味用一种替代另一种。家庭和学校要密切配合，信任和支持教师的工作，把促进学生的成长作为共同的责任。

教师惩戒权本身存在着合理性与合法性，当其陷入被削弱的困境时，我们希求通过法律和社会观念转变的共同作用，使它发挥出应有的教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