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

摘要: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使得商业银行越来越关心不良贷款问题。我国长期以来积累的不良贷款主要是由于旧有体制造成。除此之外,政府、银行和企业作为利益相关者也对不良贷款的形成负有一定责任。随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不良贷款呈现出新的特色。本文尝试将不良贷款的形成解释为维护经济有序运行和稳定发展的成本。

关键词:不良贷款 商业银行 成本论

随着现代经济发展对金融稳定环境要求的日益提高,监管标准与国际的不断接轨以及风险监测指标的逐步细化,不良资产已经开始进入社会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范围。它不仅影响到金融机构资产的整体质量,而且成为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重要隐患。

对于不良资产的界定,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一直是吸存放贷,商业银行的资产主要集中在贷款这一资产项目上,所以不良资产在我国主要是指不良贷款。我国传统上把银行贷款分为四类:正常贷款、逾期贷款、呆滞贷款与呆账贷款,不良贷款是指后三类贷款,即所谓的“一逾两呆”。但自1998年我国开始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惯例,采用从动态的风险监督角度出发的贷款五级分类法:正常、关注、次级、可疑与损失,后三类被划为不良贷款。

一、传统不良贷款形成原因

1997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占全部贷款的25.6%,国际舆论纷纷渲染中国银行业“技术性破产”。那么我国银行在这几十年来是怎样积累起数量如此巨大的不良贷款?探寻其原因,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旧有的体制不健全所造成的。在体制因素以外,政府、银行和贷款者(主要是国有企业)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体制因素

(一)经济方面

1985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的《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暂行规定》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凡是由国家预算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这项政策的施行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真正意义上有了不良贷款。由于“拨改贷”使得众多企业将银行当作提款机,一些效率低下技术落后的企业需要完全依靠银行的贷款来维持日常运行。对于此类本不应该提供贷款的企业,银行迫于政策压力不得不发放贷款。这些注定了不能回收的贷款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量增长,也就形成了后来大量积压的不良贷款。

除了“拨改贷”以外,政策性贷款也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政府在某些产业上的政策扶持使得银行资金大量流入一些重复建设行业。而这些企业往往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和市场需求不足的状况,一旦国家产业政策有所调整,就会遭遇危机继而产生不能按时还款的违约风险。

(二)法律方面

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相关法律法规都不够健全。《商业银行法》直到1995年才颁布施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必然需要严格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但是我国一直缺乏相关的完善制度,尤其是在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更是欠缺,以至于银行在催收贷款时很难通过法律程序进行诉讼追讨。

同时,社会信用环境差,贷款人的法律意识淡薄,存在着严重的违约风险。企业大量采用转移有效资产改头换面组建新公司,对原企业申请破产以逃避债务的方法,给商业银行造成不良贷款。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统计,截至2000年末,在工、农、中、建、交5家商业银行开户的62656户改制企业中,逃废债企业32140户,占改制企业的51.3%;逃废债金额1851亿元,占改制企业贷款金额的32%。

2、政府因素

一直以来,政府的行政干预就是我国商业银行运行中的重大阻碍。其根源在于很长时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都是政府直接管理控制的,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导致银行资金轻易流入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只是片面注重GDP的增长,急功近利盲目决策,为了扶持一些本地企业而让银行大量贷款。但是这些地方企业有一些却是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的落后淘汰型企业或重复建设型企业,贷款自然很难进行管理和回收。而当企业面临信贷危机时,地方政府又更多的联合企业进行资产转移,然后通过破产规避债务,这样就造成了银行资金的流失和不良贷款的产生。

3、银行因素

我国商业银行在过去一直不太注重风险的管理,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在贷款决策上很多时候都是一把手说了算,领导个人的决断取代了对项目贷款可行性的整体评估,对贷款决策人的错误缺乏有效的监督处罚机制,这些势必都导致了不良贷款产生。同时,银行审核贷款时比较严格,而在贷款发放以后却放任自流,很少对其使用过程进行跟踪管理,这也造成了贷款者将资金投入其他领域而扩大贷款违约风险。此外,银行旧有的“一逾二呆”不良贷款分类方式已经不能适合现在的经济环境,良好风险预警系统的缺失未能对可能发生的贷款损失进行警示。而且,贷款五级分类技术方法的准确性,也是制约对贷款损失进行有效控制的因素。

4、企业因素

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国有企业。我们可以说,商业银行几乎承担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所有成本。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存在着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的状况,设备落后,效率低下,社会负担沉重,完全是靠着政府财政拨款和商业银行贷款来维持日常的运行。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国有企业缺乏改革创新动力,不能有效利用资源,随意处置贷款资金。这些都造成了银行贷款不能按时按量回收资金。

二、新形势下不良贷款成因分析

1999年,我国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过1999年、2004年、2005年三次大规模的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进行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已经累计减少超过3.5万亿元。同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继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引入风险管理体系,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已成逐年下降趋势:

我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情况单位:亿元

注:主要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2010年的数据截止到第一季度;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银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

虽然不良贷款数额和比率均实现逐年双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良贷款的下降速度也在逐年放缓。而且,为了消除金融危机的影响刺激经济,商业银行的大规模放贷很容易诱发新的不良贷款。种种迹象均表明商业银行不可能完全消除不良贷款。究其原因,在于不良贷款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有着重要的关联性。它作为经济发展的成本,为维护金融体系有序运行和宏观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重大帮助。把不良贷款看作经济发展的成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量:

1、宏观调控成本

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秩序的稳定,保证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会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随着宏观调控的进行,特别是对金融资产价格的调整,必然伴随着不良贷款的产生。1997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路的同时,就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以最近的房地产泡沫为例,随着政府逐渐出台新的房地产政策,对此行业的过快发展进行限制,导致银行的部分住房贷款和开发商贷款无法收回,这样就形成了新的不良贷款。此外,地方政府平台打包贷款,拆封后一部分资金无法落实到具体项目,地方财力又无力承担,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回升的压力很大。总之,作为宏观调控的成本,不良贷款的产生对稳定经济环境有着重大的意义。

2、经济复苏成本

经济周期的存在使得政府在经济位于衰退时期会选择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伴随着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大,很容易诱发新的不良贷款形成。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为了促使经济恢复,全球各国都相继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我国也于2008年底提出4万亿投资计划推动经济复苏。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我国商业银行开始放松信贷条件,进行大量的放款。2009年我国流通中的现金M0增长11.8%,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32.4%,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27.7%,全年金融机构新增贷款9.6万亿元人民币。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和贷款增加,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于是新的一轮不良贷款的形成又在重新酝酿中。

3、产业结构调整成本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发展过热和产能过剩的行业进行控制。压缩经济泡沫的结果是以银行的不良贷款为代价的。一些国家产业政策大力扶持的新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银行在这方面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还不是很完善,在企业融资方面为主还是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这些新产业的集中贷款如果管理利用不善,很容易造成商业银行新的不良贷款。而这些不良贷款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4、金融机构职能转变和产品创新成本

最近几十年,无论是银行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金融市场的作用在加强。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改变,更加积极的参与市场竞争,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势必对其职能进行调整,对其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金融中介职能转变和产品服务的创新可以使国有商业银行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拓展业务、降低成本、追求利润、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但如果在这过程中出现错误,也将造成巨大的危害。欧美国家在金融创新中由于金融衍生品交易失败而造成重大损失的例子比比皆是。银行的不良贷款就是这金融机构转型和创新的成本和代价。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成因已经有了很大转变。但是由于不良资产是维护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成本,因而是无可避免的。唯有认清现实,抓住不良贷款形成的根源之所在,才能行之有效的控制不良贷款的发生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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