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女教师的发展困境:社会性别视角的审视

摘要：近年来，我国高校女教师队伍日益壮大，但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界历史上“男中心女边际”的格局已不复存在，也不意味着女教师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独特问题已自行解决。事实表明：边缘化危机与性别迷思仍是当下高校女教师发展的两大主要困境。边缘化危机主要以显性边缘化、隐性边缘化与反向边缘化三种形式存在；性别迷思则主要从形象认同的迷思与个性发展的迷思两个方面显现。

关键词：高校女教师；发展；边缘化危机；性别迷思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5—0078—06

收稿日期：2012—07—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的高校女教师发展研究”（BIA1000070）；湖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基地成果

作者简介：禹旭才（1967—），女，湖南邵阳人，博士，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

近年来，中国高校女教师队伍日益壮大。截止2010年底，女教师为595310人，占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45.96%[1]。与2000年相比，高校女教师的总数翻了1.6番。若仅从数量上来看，高校女教师的发展的确蔚为壮观，但是否据此就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界历史上的“男中心女边际”格局已不复存在？女教师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独特问题已自行解决？

为此，我们主要做了三方面的调查研究：一是在湖南省（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为56421人，其中女性为24709人，占教师总数的43.8%）[2]（P47）13所普通高校，进行了问卷调查。样本总体共计1145人，其中男教师566人；女教师548人，占总数的49.2%。二是从学位、学术资格、科研立项等8个大方面，研究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等23个具体方面，收集了这13所高校近5年来女教师进入学校“精英集体”的原始数据。三是对25位女教师、10位男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对相关数据、访谈记录的统计、整理与分析，研究表明，上述问题并没有消解，相反，边缘化危机与性别迷思仍然是制约当下高校女教师发展的两大主要困境。

一、边缘化危机

“边缘化”（Marginality）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E·Park）在1928年首次提出的。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将“边缘化”概念引入教师发展领域[3]。所谓高校女教师发展的边缘化，指相对于男教师而言，女教师不仅在话语权、发展权、社会声望和资源分享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而且在精神与心理上也处于劣势的一种生存状态。本文借用杨凤关于女性边缘化的提法[4]，认为女教师发展的边缘化也以显性的、隐性的与反向的三种形式存在着。

（一）显性边缘化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如果说女教师发展的显性边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被剥夺了参与高等教育的权利，那么在当下，则主要表现为远离高校“核心集体”。

1.远离高校学术“核心集体”

教学和研究犹如大学的一体两翼，可谓众人皆知。然随着19世纪初科学研究成为德国大学的本质特征，进而成为世界大学的特征后，科学研究就比教学拥有了更尊贵的地位。甚至，因“科研和教学的分化导致了大学教师中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的形成”[5]。这种景象，目前在我国大学中并非鲜见，这在客观上将女教师推向了边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科研的边缘者。即相当一部分女教师没有真正进入学科或专业领域，男性所处的中心位置使得他们比女性有多得多的机会获得科研基金和晋升的机会[6]。这反过来让女教师更加难以进入科研的中心。主要表征如下：

其一，女教师大量聚集在教学领域，并且在教学课程或等级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即课程层次越高，女性的课时就越少，尤其是在担任研究生课程方面，女教师明显少于男教师。此外，在公共“理论课”和公共外语教学中，女教师占了绝对的优势。如湖南省女教师占高校教师总数的43.8%，但担任公共基础课的女性却占教师总数的50.4%，占女教师总数的30.2%，而担任公共基础课的男性只占男教师总数的23.1%[2]（P46）。从全国范围看，女教师担任公共课（基础课）的比例也一直比男教师高，其中担任公共课的女教师占其总数的32.2%，而男教师只占其总数的26.3%[7]。其二，科研队伍中即使有少量女性，也只是些处在边缘地带的研究者。调查结果显示，男性人均主持的部级课题是女教师的4.37倍、省级课题是女教师的3.32倍、校级课题是女教师的1.40倍；在科研项目研究中，女性大多充当参与者的角色；在著作出版方面，女教师的人均数同样远远低于男性。其三，女教师参加各种学术交流的机会远远少于男教师。如男教师出国留学的人均次数（0.094）是女性（0.028）的3.56倍，男教师国内访学的人均次数（0.045）是女性（0.018）的2.5倍。此外，在参加各层次的学术会议、加入学术团体等方面，女教师的人均数均远远低于男教师。

（2）理工的边缘者。即女教师在理工专业中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其在高校教师总人数中的比例，进而出现了“男性友好专业”或“女性友好专业”的分化。应该说，知识体系本身并不存在知识的高贵与低贱之分。但在一个人为地将知识体系中的学科分成不同的等级，人为地赋予理、工科更重要的价值、文科次要的价值，并通过政策使各种资源得以偏斜，甚至人为地将理工与男性紧密相连，人文与女性相连的时空中，这就会使得从事不同学科的人产生分离和等级。

在我们调查的548名女教师中，竟然有408人属文科领域。有研究指出[8] [9]，女教师占全国文科教师总人数的47%，高出了同时期女教师占全国教师总人数百分比（37%）近10个百分点，但女教师在理工科及高新技术专业、学科中所占的比例很低。工科、农科、师范、医科、语言（外语）的专任女教师，占各科教师总数的比例依次为：28.6%、31%、32.4%、42.7%、49.2%。此外，刘云杉等通过对北京大学2005年新生专业的性别分布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女性明显处在理工科的边缘，主要聚落在语言文学、历史等专业，而男性明显聚落在物理、力学与工程等专业，一些学科男生比例接近90%。而男女学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专业分布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男女教师专业分布与地位的预演，因此，女大学生的学科分布对女教师在学术中的地位及人生的发展机会具有深远的意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