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外流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前言】农民外流对村民自治的影响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普遍推行的家庭承包制,在促进农业产量稳定和发展的同时,排挤出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促使农村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形成了农民流动的强大“推力”。90年代初,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农民流动潮。2000年后这股潮流还在呈上升趋势。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摘要:本文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结合统计学的分析方式选取安徽省滁州市的庙山村为研究对象,考察农民外流及其对农村村民自治的影响。从村委会选举的质量,村委会领导及管理者的后备人选,村民的民利,村委会发挥自治功能的难度,以及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等方面展开分析。

关键词:农民外流;村民自治;庙山村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05(C)-0089-01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而实现农村村民自治,充分发挥广大村民的主体地位恰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深刻内涵,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党的建设,妥善解决好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确保新农村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前进。为了真实地了解农民外流给村民自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进一步了解该如何搞好村民自治,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笔者决定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一、农民外流的现状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普遍推行的家庭承包制,在促进农业产量稳定和发展的同时,排挤出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促使农村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形成了农民流动的强大“推力”。90年代初,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农民流动潮。2000年后这股潮流还在呈上升趋势。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据笔者在安徽省滁州市庙山村所做的调查,庙山村从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村民外流现象,到1993年出现小规模的农民外出打工,占村庄总人口的11%。主要是一些居住在交通要道(104国道,京沪铁路)附近的村民。该村有九个小队组成,有周郢、阁郢和木郢三个小队分布在104国道和京沪铁路附近。目前,外流人口中高素质人才外流占87.63%。青年人外流占到90.72%。

二、农民外流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据调查,农民流动突出表现为:一是村内高素质人士的大量外流;二是村内年青劳动力的大量外流。据庙山村书记透露:“移居村外的,一般是村内思想文化素质较先进者,主要为务工经商人员,多数是青年人。”也说到:“村里的青年人基本外出务工经商,30岁以下的青年已无人务农(有残疾、智障者除外)。且村里的青年已形成一种基本倾向,争取向外移居,田地留给父母种。”由此对村民自治造成的影响必然是深刻的、多方面的。通过访谈了解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对村民自治有主导影响。(一)高质量的村民大量外流,导致村委会选举质量下降以及乡村管理者后继乏人。庙山村大量的青壮年男性和年轻妇女外流,导致精英分子脱离本村,留在村里的恰恰是那些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386199部队”――妇女、儿童和老人。高比例、高质量村民的外出使庙山村村级组织后备人才空虚,村委会成员的选择面越来越窄。(二)村民自治功能的难度有所加大。在村民外流的背景下,庙山村村委的工作比较难做。村务管理主要由村书记和村主任两人把持,特别是村书记李道宝,他在访谈时提到:“许多高素质的村民流动在外,村务管理多有不便,由于受空间阻隔,难以进行正常而有效的村务管理,深刻地影响着村务的运作”。按现行制度,村委会拥有管理外出村民的权力和职责,由于村委会对村民是否流动、如何流动、流向何处等均无约束力,时空阻隔也使村落公共权力很难达致外出村民身上。因此,这些村民实际上“逸出”了村庄治理的范围。对于一家有一两位在外打工者的农户,村委会的管理虽有难度,但还有抓手。有的家庭除了留下老人外,举家外出打工,承包地转包给别人(只向承包人收取一定的现金即可,一般十亩田收取1500元钱),或者撂荒。这样,村级管理就失去了抓手。在此情况下村委会在履行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组织公共工程建设等方面的职能都面临相当大的难度。(三)对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的影响。寻求更多的经济利益是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重要原因。在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村民自治可汲取的经济资源增多了,其经济基础自然也得到了加强。因而,人口流动在经济资源方面对村民自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人口流动在提高村民自治可汲取的经济资源总量的同时,自治组织对经济资源的汲取能力的弱化,村民自治能够支配的经济资源反而下降了。所以,人口流动对于村民自治经济资源的影响并不一定是积极的,它所导致的自治组织对经济资源汲取能力的弱化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解决措施

庙山村农民在2001年后实现了稳定的规模性流动,尤其是村民大批地向城镇移居,预示着农村城镇化的一种趋向。在这种背景下运作的村民自治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具有双面性。我们可以从宏观体制和微观措施两个方面同时着手以消解人口流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一)宏观体制方面。农民向城镇迁移流动,是中国农民改变身份、追求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趋势。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现象还会存在,并将在不同地区的农村中持续着,深深嵌入村民自治进程之中。村民自治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的一项重要村级社区制度,它主要是通过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来实现农村干部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乡村事务,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到农村基层,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二)微观措施方面。1、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是多样的,应该由村民自主选择。乡村治理的内容包罗万象,各地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极不平衡。因此,村民自治在各村庄的实际运作是复杂而有所差异的。选择何种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应由农民群众根据村情实际自主抉择。2、合理利用和开发家庭的功能和作用。在庙山村,外流村民的公共参与以及公共权力对外流村民的管理,在相当程度上都是通过其家属“中介”而实现的,家庭发挥了特殊的治理功能。事实上,在其他村庄的治理中,我们也时常能够听到选举中允许家属投票、由户主会议代替村民大会讨论和决定重大村务等说法。实质上,这些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家庭在现阶段村民自治中的特殊作用。这使我们认识到,在农民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家庭在村民自治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

参考文献:

[1]卢福营.村民流动:嵌入村民自治的新变量――浙江省奉化市庄家村调查.中国农村研究网.

[2]徐勇,徐增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