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故事

文学与幻想：对文字的好奇和幻想，是文学的源头

我第一次所谓的幻想是这本画报带来的，它让我开始胡思乱想。我写《妇女生活》，估计就跟这个画报有关系。

对文字的好奇和幻想，是文学的源头。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妈妈要做一套棉袄，就把一个女裁缝请到家里。她拎着一个篮子，这个篮子里面有她的剪刀、尺子等一整套工具。有一天，她把篮子扔在我家里，我一翻，发现篮子里有一本发黄的画报，是一本被撕掉封面，只剩三分之一的上海滩的电影画报。打开一看，里面有几个穿旗袍的女人坐在一条船上，是要去春游。我马上就掏出来看，我倒不是对美女有兴趣，而是对发黄的画报本身感兴趣。因为那个时代非常特别，所有老的东西、旧社会的东西、发黄的东西是看不到的，当我偶尔得到这本发黄的东西，我会很认真地“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第一次所谓的幻想是这本画报带来的，因为它给我带来了一个依靠，让我开始胡思乱想。当然，这是所有年轻时候的胡思乱想。现在想起来，我写《妇女生活》，估计就跟这个画报有关系，慢慢发酵的。

另外一个非常奇特的经验是，1971年，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是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那个时候有线广播都在播庆祝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而我们几个孩子聚到自家对面的一个院子的天井里，去缠着当时的一个青年工人给我们讲故事。他让我们给他扇扇子，我们马上很殷勤地给他扇。当时，我们听的故事叫《绿色的尸体》，光是这样一个名字，对小孩子就有极大的诱惑。就那样，广播里在放着“革命，革命”，我们却在听着绿色的尸体的恐怖故事。这种经历太过难得。

文学与运动：白天作我的身体，晚上作文字

在不同的文体当中，文字的状态是不同的，是让它奔跑，还是任它跳跃，我觉得一个作家享受的就是这种发现的乐趣。

我的写作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那应该是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写作，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好多人今天问我为什么写作，写作的理由，问我说如果告诉你明天地震或全球毁灭你还会写作吗?这种极端的问题放在上世纪80年代，我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那时候的氛围，就是你是一个青年人，你就应该写作，不写作你不是有病吗?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开始所谓真正的写作。从诗歌写到小说，持续了我的整个大学生活。

我一直觉得我写作的理由跟一个词有关――运动。我的身体迷恋运动，我的内心在迷恋另外一种运动――文字的运动。在大学时期，我不论刮风下雨，都会去篮球场，后来学校有人问你们有个写小说的是谁，同学就说，就是那个天天去篮球场的。我对文学强烈的追逐，我觉得也是因为喜欢那种文字的运动。白天作我的身体，让它一直处于运动当中，晚上作文字，让文字在我手下不断地运动。我觉得文字很像一个运动的身体。比如说田径运动我们讲爆发力，讲节奏，我觉得所谓写作，就是你目睹文字运动起来了，它以它的方式，以它的节律运动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写作，真的没考虑太多形而上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我写作真正的理由，就是对运动的专注和迷恋。在不同的文体当中，文字的状态是不同的，是让它奔跑，还是任它跳跃，我觉得一个作家享受的就是这种发现的乐趣。我就是发现了这种乐趣，一下子陷进去了。

文学与生命：对我来说，文学是救生船

文学对很多人来说是渡船，过了河就没用了。但对我来说，文学是救生船。

现在仔细一想，写作这个行当，真的像一种交通工具，像一艘船，对很多人来说，它像一个渡船，他渡过河对岸，船就没有用了，他就不搭这个船了。

大家知道，文学现在影响甚微，甚至有点边缘，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原的某几个省，文学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福祉?你只要在《小说月报》上选摘一篇小说，你就可以当上县作协、文联的主席，如果被选了几篇，可以当上地区的主席，所以写作有一段时间是被利用了。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渡船到了岸边，他们就该下船了。而我个人觉得，它是一艘救生船。

也许，我夸大了写作对于生命的意义，但是，我一直相信这么一句话，好像是美国的学者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里说的：写作这个行业从来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好，当然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坏，但是，写作最大程度教会了一个人品尝和利用孤独。不要把孤独当做一种负面的情绪，所谓写作，不就是品尝和利用孤独吗？一个人的孤独，很可能是一千个人的孤独；一个作家的孤独，很多是社会化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