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著名奶牛专家王育民

被誉为“中华老字号”的南京卫岗乳业，是全国奶业乳品企业中唯一获此荣誉称号而闻名世界的百年老企业。它的传承发展，是和著名奶牛专家、曾连任两届市政协委员的王育民场长一生爱牛如子以及他的严密管理和精湛技术分不开的。

在“”期间，由于他少年时就加入，曾是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首届毕业留校生，又深得校董（代校长）宋美龄的重用，因此受到牵连，被错划为“现行”反革命，判处15年重刑。粉碎“”后才得以昭雪，又不幸身患骨癌，1980年走完了他69岁的坎坷一生。

2011年12月23日是王育民诞辰100周年。作为他曾经的同事忘年交，笔者谨以此文追思当代著名的奶牛专家、高级技师王育民。

勤奋好学 以场为家

王育民1911年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的草原上。父亲王克厚在县镇一家制碱小厂里当烧碱工。全家五六口，生活非常穷困拮据。1923年，12岁的王育民，作为家中长子，被送往县城经纬毛织厂当学徒，在他十五六岁时，和厂里其他一些人，为了前程，就集体填表加入了。毛织厂生产不景气后，王育民离厂回家，就干起自己编织羊毛地毯打零工的活。

1928年10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决定，为在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中为国捐躯阵亡的烈士遗孤创办一所培育子弟的学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校址就设在中山门外卫岗55号，延至风景如画的中山陵四方城，由宋庆龄出任校长，宋美龄任校董事会主席（代校长），章绳以任校务主任。当时由于经费困难，校舍要分期兴建，而各省国民革命军烈士遗孤得知信息都纷纷来宁报名要求上学。为此，遗族学校筹建处决定先在南京城里的大仓园设立临时校舍招生，学习、穿戴、食宿等所有费用均由学校供给。11月14日正式开学上课。

这时，就职于南京的黄埔四期学员、时任冯玉祥部下的团副王建勋，作为王育民的堂兄，深知堂弟一家生活在内蒙草原的困难，在征得遗族学校招生处同意后，就连忙汇寄路费至托克托，动员其父王克厚将王育民以国民革命军子弟名义，从呼和浩特送来南京就读遗族学校以解决生活出路问题。

刚创办的遗族学校，设有小学6个年级，入学年龄6到16岁；另外有相当于初中和高中的职业班，入学年龄最大的不超过20岁，而王育民正好17岁，就进入农事班。全校有300多名学生，校方按照孙中山的遗愿及“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思想和办学方针，对学生进行务实教育。

1929年秋，卫岗及四方城占地512亩的新校舍，包括教室、办公室、宿舍、医务所、食堂、浴室和实验牧场等均已建成。此刻的王育民迁至新校后，在中学部除接受普通科课程外开始接触了畜牧专业课。校董宋美龄通过加拿大友人关系，从大洋彼岸经上海迁来相当于一个良种奶牛场规模的牛群（有60多头黑白花高产牛）。遗族学校的这一实验牧场即今卫岗乳业的前身，是当时南京最大的官办牧场。为此，牧场还招来一批饲养员、送奶工，所产牛奶除供应遗校师生和政府达官贵人饮用外，还凭奶券少量发售上市。遗校为确保牛群每天所需饲料，还在卫岗和孝陵卫间开辟了以生长奶牛饲料和青绿饲草为主的实验农场，让学农科的学生课后实习劳动。

1934年夏，王育民通过遗校农牧科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的学习，六年间，不仅学习了汉语、英文及数理化课程，而且还在学校美籍农牧业专家孔保罗顾问的直接指导下，经过实践，掌握了不少农牧业知识及技术，还学会了一套务农、养奶牛的本领。就这样，他在23岁那年，和汤鹤松等多名学生一起，都以满分的优异成绩成为遗校的首届毕业生。

由于王育民品学兼优，又长着一副标准的北方蒙族彪悍的身体，宋美龄决定留校重用，当她的助手。1935年初，24岁的王育民被派往遗校实验牧场技术组工作。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在牛舍里虚心向老饲养员们学饲养技能；向有理论有经验的畜牧技术人员学习和掌握防治奶牛疾病的医疗技术；还利用平时休息和节假日时间，攻读英语和国外奶牛技术专著，他经常在技术组值班、伏案自学、查询资料，通宵达旦不知疲倦。

遗校为了让王育民系统地掌握防治奶牛疾控技术，第二年又派他去中央大学农学院乳业讲习培训班专门进修学习。班主任由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汪启愚教授担任，畜牧专家罗清生、熊德麟教授等亲自授课。经过一年的学习和实践，王育民回到遗校后就正式挑起实验牧场奶牛生产管理和防疫治病的担子；也就在这一年，经人介绍与来自安徽的农家姑娘结婚成亲，家就安在牧场离牛房仅几步之遥的宿舍里，从此王育民更加安心于实验牧场工作，几乎以场为家了。

保全牛群 迎接解放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遗族学校被迫停办。校董宋美龄将遗校学生疏散到大后方，分散到地方学校继续学习。但让宋美龄唯一放不下心的，就是实验牧场这批国内为数不多、优良的纯种高产牛群。在南京沦陷前，宋美龄决定实施一项庞大的奶牛搬迁计划：由她和包括王育民在内的畜牧技术人员，亲自挑选70多头高产奶牛，动用特事特办专项资金，实行军事管制；派出7节军用专列车厢，由遗校秘书钱用和、畜牧专家徐尔基教授负责，王育民、汤鹤松、曹金才等十多人具体操作，进行沿途管理押运；所有饲喂、挤奶、防疫治病、清便卫生等繁重工作，都由王育民统一负责安排。

1937年11月下旬，这支特殊的“队伍”由几十辆军用大卡，浩浩荡荡，将牛群从中山陵四方城运至下关，再登上由浦口煤炭港发车的军用专列，经徐州、郑州直奔汉口。路上由于奶牛被关闭在黑暗的车厢里得不到平时在牧场的运动和光照；再加上饮水不足、饲草料质量差（沿途有时向农家买不到饲料和稻草），在辗转到达长沙时，已是炎夏季节。有10多头奶牛因患上炭疽病无法诊治而死亡，让北方大汉王育民痛苦不已，人也消瘦了很多。

当宋美龄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命令停运，就地搭棚进行饲喂，让王育民和押运兽医对奶牛进行全面检查治病，使疲惫不堪的押运人员与牛群，终于得到一次补充养生喘息之机。在长沙三个多月的休整中，正好避开牛群“百日大难”的高温暑季。王育民一行抓紧对牛群进行治疗和防暑降温、精心饲养，牛群的健康状况很快得到恢复并转危为安。

1938年12月，经过一年多上面有轰炸、后面有追兵、粮草跟不上，在外地艰苦漂泊只剩下50多头的牛群，这时又马不停蹄地奉命继续西行，登上民生轮船公司的小火轮离开长沙，向宜昌地区进发。当小火轮由于超载无法逆水而上重庆时，宋美龄利用自己的影响，找来一艘英国“荆门号”大商船，才将奶牛重新运抵重庆沙坪坝。当王育民提出重庆气候相当潮湿，不宜牧养时，宋美龄又接受王育民的建议，动用数辆军车，将奶牛转运到成都华西坝。

至此，王育民一行在巨大的压力下，吃尽千辛万苦，圆满完成了畜牧史上罕见的耗时一年多、辗转一千多公里的“奶牛大搬迁”任务，留住了卫岗奶牛的血脉。到达成都的第二天，宋美龄和宋庆龄、宋蔼龄三姐妹，特地从重庆来到成都，亲临现场慰问和看望王育民一行押运人员和牛群时，大家都唏嘘不已。

抗战胜利后的10月份，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从四川迁回南京复校。宋美龄决定，把当年从卫岗迁来重庆和成都的奶牛（包括以后繁殖的牛群）大部分留在四川；而王育民、汤鹤松等一批留校骨干重新被聘回遗校继续工作。1946年，王育民回校后继续被委任为实验牧场的场长，第二年又赶上接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无偿援助赠送的100多头荷兰黑白花奶牛（包括部分种公牛和其他品种牛）进场。兴奋之余，王育民带领牧场职工，对原来的场区进行复校后的全面整修。在牛舍，给每头牛都安装了自动饮水器；清除粪便时，使用高压水龙头直接冲洗，既方便又卫生。场区4幢大小牛舍及饲养条件，都得到很大改善。战后三年，牧场牛群发展到200多头，鲜奶加工从简易手工纱布过滤蒸煮法，改为从加拿大进口自动巴氏消毒设备消毒，牧场焕然一新。

1949年春，南京解放在即。这时的遗族学校已奉命开始迁至广州，再从广州出海东迁至台北。但此刻的宋美龄仍放心不下卫岗那群200多头优质高产奶牛。她从浙江奉化溪口传来口信，要求王育民、汤鹤松等人，立即用火车皮把200多头奶牛装进车厢押运到杭州，再经广州出海；如经费不足可用“卖牛”抵运牛的方式进行弥补。可一些居心叵测的遗校留守人员则假借对员工发不出工资，决定杀牛关场企图逃跑。

就在这危急关头，南京中共地下党东郊支部派来原遗族学校校友、共产党员李世仪，进行秘密联络，彻夜与王育民长谈，讲明遗校和牧场牛群都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动员他以牧场场长的名义，带头稳住大家不要走，组织护场纠察队，一方面维持牧场的正常生产销售秩序，另一方面提高警惕性防止歹徒牵杀牛群，破坏牧场，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王育民权衡再三，果断地决定留下来。这一举动还影响了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的一批专家教授，他们也毅然留在祖国大陆的怀抱。

艰苦为荣 振兴奶业

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市军管会即派出军代表徐矶、李萍和军事联络员刘蔓延等6人，前往卫岗和四方城，接管了遗族学校及其实验牧场；又配合市建设局，接管了官办的中央畜牧研究所、首都农业示范站、中国农业推广会、励志社和苜蓿园等6家奶牛场。于6月1日在四方城合并组建成全市规模最大的“南京乳牛场”，并任命原遗校牧场场长、畜牧技师王育民为场长。第二年，又有金陵神学院等6家奶牛场并入，决定重建新场，在卫岗童卫路开辟新场区。1951年底，南京乳牛场从四方城南迁至童卫路新场投产。市领导、柯庆施、刘述周、陈同生、江渭清、彭冲等，都曾在任职期间亲自过问卫岗乳业的接管和奶业发展工作，让首任场长王育民受到莫大的鼓舞。

正值中壮年时期的王育民，决心在解放后的新型牧场里大干一番，为发展新中国的奶业事业，发挥他的强项奶牛管理和疾病防治技术。他工作细致、踏实，一旦发现奶牛生病了，他就蹲在牛床前数反刍的次数，一天好几遍，并通过数字的变化判断奶牛的病情变化；他还经常在牛舍观察、注视奶牛流口水、滴眼泪的细节，以此科学地分析奶牛的健康状况。

那时，在10多家牧场合并的奶牛中，有不少患有结核与流产病。王育民不仅身体力行地日夜投入防病治病中，而且还在场里培养一批年轻力壮有志于养牛事业的牧工，挤出时间为他们上课，现学现用，扩大技术组的力量，经过精心隔离治疗后，奶牛病情基本得到控制。

1953年，场里发生奶牛腐蹄病，损失奶牛29头，引起震惊。王育民则在省、市主管部门派出的工作组领导下，紧急抢救扑灭疫情，首创使用橡胶底帆布帮制成的牛蹄鞋，取得良好疗效。两年后的夏秋间，南京首次发生奶牛流行热，发病率高达22%。王育民带领技术人员和饲养人员全部投入到治疗和日夜护理中，最终使病牛得到很好的治疗。1958年夏秋间场里再次出现大面积奶牛流行热，王育民连续三个月吃住在牧场，工作在牛舍，没日没夜地守着牛群。期间，17岁高中毕业的次子王精容，准备响应号召去苏北赣榆农业中学支教，想找父亲王育民商量一下都无法碰面，只好在限期的最后一天来到卫岗寻父。就这样在牧场技术组里，王育民拍板决定王精容下农村支教。王精容一干就是30年。1988年落实政策后，王精容才带着妻子儿女从苏北回到南京。

时，随着农牧业体制的改革，卫岗乳牛场合并到地方国营南京农场。这时的王育民调任总场畜牧科，但他仍以卫岗乳业为主阵地，担负起全市奶牛生产的发展工作。人们经常在郊县市属奶牛场中，看到他和他的助手，在牛舍检查、指导治病工作的忙碌身影。这期间，王育民为培育良种奶牛、提高奶牛的单产，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除他本人总结、撰写的后引起业界很大反响外，1959年5月4日，卫岗乳牛场641号高产奶牛，又以创日产125.25公斤的全国最高记录，被载入《南京简志》。

在王育民主持下，卫岗乳牛场不仅选育了近百头优良黑白花种公牛，输送到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及越南发展奶业生产，而且还为支援西部大开发，将培育的30头高产纯种奶牛援建给新疆哈巴河县畜牧场，受到当地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牧民的欢迎。1960年底通过从卫岗、句容、雨花调入200多头纯种奶牛，开辟的仙林新牧场，发展成了全市最大的奶牛基地。

王育民出身贫寒，生活简朴，平时省吃俭用。他坚持让四个儿子读书成才。抗美援朝期间，他积极支持长子王精业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王精业1956年参军。上世纪60年代后，又把三子王精成、四子王精仁分别送到新疆、苏北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以后四个儿子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子还成为了共和国的将军。由于王育民在奶牛技术和发展奶业上作出的卓越贡献，1965年11月被推选为南京市第五届政协委员。

“”中，王育民因传说其为宋美龄“干儿子”及其与遗校牵连的历史曾深陷囹圄、遭到非人的迫害。1970年7月他被判处15年重刑，押赴溧阳监狱劳改，家里全靠妻子一个人苦苦支撑着。但这一切并没有压垮这个年近六旬的老人，更没有改变他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

1978年12月，蹲了8年监狱的王育民终于获得昭雪。当我们从溧阳把他接回新组建的市农场管理局生产处，时任局党委副书记的陈汝霖接见他时，他第一句话就问南京奶牛发展到多少头了、单产多少？却不讲一句自己蒙受的冤屈；他表示自己虽已67岁，但身体还硬朗，请求领导批准他继续干他的老本行。局领导深受感动，但还是好言相劝，让他先回家好好休息作一次全面身体检查。1980年7月，王育民被推选为南京市第六届政协委员，但这时的王育民已是骨癌晚期。同年8月30日，王育民不幸离开人世，享年69岁。（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