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诈骗罪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银行业的信用卡发卡量也一路飙升，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持卡人数量最多、银行卡业务增长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然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信用卡犯罪也逐渐增多，其中比较严重的就是信用卡诈骗罪的高发。因而，我们有必要对信用卡诈骗罪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准确定罪量刑，指导司法实践。

【关键词】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

一、“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及适用

首先，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只对“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本罪的前三种类型是否也需要“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主观的要件呢？这在理论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有观点认为：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构成本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行为人使用了明知是伪造、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了他人的信用卡或者利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进而加以使用的，就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也有观点认为这是立法疏漏。第三种观点认为诈骗罪是一种贪利性犯罪，其行为本身就包含了“非法占有”的目的，这一要件已经暗含在刑法规定当中，也是其行为追求的结果，当称为“不成文之构成要件要素”。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显然是片面地理解了对“恶意透支”的立法解释，恶意透支的内涵与外延较为模糊，根据罪行法定原则，立法机构需要对恶意透支进行明确界定以便统一司法标准，该项规定并没有否定其他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作为定罪的必备要件，并且从信用卡诈骗罪的立法沿革来看，1995年信用卡诈骗行为是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的，1996年，信用卡诈骗罪正式从诈骗罪中独立出来，2009年“两高”《解释》第五条再次明确了前三种行为类型本质上就是一种诈骗行为。由此可见，信用卡诈骗罪仍然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构成要件。

其次，2009年“两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对于如何认定恶意透支的“非法占有目的”做出了解释，包括：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以上规定，无疑对于认定恶意透支的非法占有目的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是，笔者认为，这项解释还存在一些需要明确的地方，以期能够准确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准确定罪量刑。

第一，笔者认为，对于“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情形中的“明知”需要界定其产生的时间，即行为人是在何时“明知”自己没有还款能力的？这对于行为人的透支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似乎非常重要。实践中，行为人“明知”产生的时间一般可以界分为两个点：行为人使用信用卡透支前（包括行为人使用信用卡透支时）和行为人使用信用卡透支后。对于行为人信用卡透支前已经知道自己没有还款能力，仍然进行大量透支，导致无法归还的情况，当然属于此处的“明知”。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在透支后，才知道自己没有还款能力，因而无法归还透支款项的，是否应该认为为“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情形？笔者认为，这种行为人在大量透支后才发现自己没有还款能力，进而无法归还透支款项的情况，不能认定是“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情形。因为，不管是从条文的字面涵义来看，还是从主客观相一致、刑法谦抑性的角度来看，都不应该认定为这种行为。

第二，笔者认为，对于“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情形中的“还款能力”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界定。“还款能力”是一个客观状态，它与作为主观状态的“明知”具有本质的区别。其主要表现在：“明知”是司法机关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判断，而“还款能力”则是司法机关对行为人客观经济能力的判断。只有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客观上又没有“还款能力”，进而无法归还透支款项的，才能认定为“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情形。例如，行为人因投资证券需要，使用自己的信用卡向银行透支了5万元，其后行为人将这5万元与自己另外的10万元一起投入股票市场，结果投资失败，导致大量亏损，进而无法归还透支款项5万元。分析上述案例，笔者认为，其不能符合本项“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情形。对于上述案例中的行为人，我们应当认定其不具有“还款能力”，但由于其在透支前主观上不存在“明知”，所以不成立《解释》规定中“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情形。

因此，笔者认为，“还款能力”是一个客观标准，不受行为人主观是否“明知”的影响。对于这个标准，我们主要从行为人透支后所实际具备的经济能力加以考察，如果其具备还款的经济能力，则理应认定行为入具有“还款能力”；如果其不具备还款的经济能力，则理应认定行为人不具有“还款能力”。

第三，笔者认为，对“大量”的含义缺乏明确的规定，容易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引起争议，产生定罪标准的分歧。因此，笔者认为，这里“大量”的认定标准应该参照《解释》对“恶意透支”数额的具体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只要达到《解释》中规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即符合这里“大量”的含义，是值得探讨的。笔者认为，对“大量”的认定标准应该高于“数额较大”的起刑点。

笔者之所以认为应当高于“数额较大”的起刑点，主要是通过将“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情形与《解释》所规定的其他几项客观行为进行对比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由于本项的认定主要依靠“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这个条件，而不存在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客观行为，所以对其认定的基点要提高。因为，是否“明知没有还款能力”是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主观判断的认定理应更加严密。同时，在本项规定中，行为人透支信用卡后取得的款项通常用于正常的生活用途，不存在肆意挥霍的问题，也不存在隐匿逃避追查的问题。因此，在“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情形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远远小于其他几项中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据此，笔者认为，适当提高“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情形中的“大量”的数额标准是值得考虑的。

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具体问题

2009年的“两高”《解释》第六条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之所以要把“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拿出来单独说，是因为“恶意透支”型与前述三种行为类型存在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行为人是通过法定程序申领信用卡的，也即本类型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人是金融机构发放的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在这种“真人真卡”的情况下，由于行为人实际上与金融机构具有密切的关系，其行为的实施不可能对金融机构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行为人的行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且往往只涉及到金融机构。而传统型信用卡诈骗主要包括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和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等四种情况。在这四种情况中，前两者属于“假人假卡”，而后两者则属于“假人真卡”。在这些信用卡诈骗罪中，行为人均不是通过法定程序申领信用卡的，即其中不是存在“假人”的情况，就是存在“假卡”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由于行为人与金融机构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其行为的实施完全可能会给金融机构或其他权利人等造成较大的损失。因此，这些信用卡诈骗行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范围较大，即相关影响不仅涉及金融机构，而且有时甚至还可能涉及第三方权利人。

第二，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行为人与信用卡联系较为紧密，因而要确定谁是犯罪人较为容易，即只要查清合法持卡人就能将案件侦破，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司法成本显然不会很高。但是，在传统型信用卡诈骗罪中，由于行为人与“信用卡”基本没有关系，因而要查清是谁实施了相关犯罪行为很不容易，也即在行为人的相关身份等信息不清楚的情况下，要确定犯罪人是谁需要较长的侦查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提高相关的司法成本。

根据《解释》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入罪标准还是很高的，不仅规定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还规定了“超过规定限额或规定期限透支”及“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等犯罪构成要件。这对于严格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条件中，有些还是需要我们加以具体的认定和思考的。

首先，“两次催收”应该界定为两次“有效性催收”而非两次“程序性催收”。《解释》之所以将催收次数扩展至两次，说明刑法开始意识到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透支人在透支后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及时归还银行欠款的可能，而这种客观上的“不能”绝非刑法规范意义上的“不愿”，亦即“非法占有目的”，因此有必要将客观上不能归还透支资金的“善意不当透支行为”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恶意透支行为严格区分开来。银行“两次催收”的规定就是完善这种区分机制的司法反映。但是，对于两次催收的性质应该做实质解释———两次催收应该都是有效性催收，即：

第一次催收与第二次催收都应为透支人现实性、确定性的收到，若是其中有一次没有为透支人现实性、确定性收到的，都不是“两次催收”。这里有效性催收所采用的标准是———“透支人收到说”，而程序性催收所认可的标准———“银行发出说”。相比这两种标准并结合上文中提到的现实状况不难看出，采用“透支人收到说”的有效性催收标准是最契合立法本意、符合立法目的的，这一点应该在司法实践的具体认定中予以明确。

其次，“两次催收”之间应该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这是“两次催收”应有的内涵。笔者分析认为，《解释》之所以采用“两次”为界区分认定善意不当透支行为与恶意透支，原因就是在第一次催收发出并被透支人收到之后，再赋予透支人一定的准备时间促使透支人尽快筹款、还款，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合理的立法技术筛选、过滤因为某些客观原因导致的还款不能，避免将其纳入到刑事法律的评价体系，尽量缩小刑罚处罚范围，这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体现。因此，敦促透支人尽快筹款、还款应该赋予其相应的准备时间，如若两次催收之间几乎没有间隔，其意义与一次催收没有两样，仅仅是一种再次提醒还款义务人的提示性规定，没有实际意义，这一点也应该注意。具体两次催收之间的时间间隔如何确定，建议有关有权机关尽快做出界定。

最后，实践中，银行大都委托催收公司对持卡人进行电话或者上门催收，但办理案件中发现，有些催收公司的催收行为不规范以及催收公司在催收过程中享有的权限不明确等因素，都对认定持卡人的恶意透支行为带来一定的困难。例如催收公司工作人员使用的催收方法不当或者催收态度恶劣，有的催收公司单方面拒绝与持卡人协商还款事项，或者对有还款意愿的持卡人提出的分期还款或者部分还款不予理睬，加剧了持卡人与银行之间的对立情绪，有些持卡人甚至与银行赌气拒不还款。针对催收公司催收方法不当或者超越委托权限的行为能否成为持卡人的免责事由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催收作为银行主张债权请求的必经途径，法律不应也无法对催收的具体方式作出很详细的规定，因此无法绝对地认定持卡人是否可以据此免责，但可以肯定的是银行催收或者委托催收公司进行催收应当以合理、正当、可预期的方式进行。为了减少控辩双方在庭上关于催收的纠结，我们建议发卡银行应当在与催收公司签订委托合同时规范授予权限、催收方式及承担的法律后果等，同时应在持卡人申领信用卡之处预设条款，申领人预留的地址、联系方式及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即推定为银行催收可送达的地址，并明确申领人在变更住址及联系方式时负有通知发卡银行的义务。

三、结语

非法占有目的的准确认定，对于本罪的成立起着关键的左右。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及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将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对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应该严格予以认定，防止错误适用。

参考文献：

[1]刘宪权，庄绪龙.“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J].当代法学，2011，1

[2]刘宪权，曹伊丽.“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刑法分析[J].法学论坛，2010，6

[3]宁建海，乔萍萍.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律适用[J].中国刑事发杂志，2011，12

[4]刘鑫，万志尧.信用卡诈骗罪之司法认定[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