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正在死亡

是时候改变我们对法律的定义和使用了，要想普及知识产权，我们必须设想一个新的普世价值。

全球知识产权的终结

知识产权看起来遇到了不可克服的挑战。

今天，很少有人能够在不侵犯任何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工作或者娱乐。比如，应用一个电脑程序，选购一个品牌手袋或者和朋友们在网上分享一首歌。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美国也与日俱增。

在可以无限免费下载网络资源的情况下，谁会购买价格不菲的“正版”软件？贪婪不再是一个有效的判断，知识产权保护不是靠良心，而是靠成本；一旦成本低下来，就很难保护。用《圣经》的话来说，盗版软件、假冒产品已经是“我们每日的面包”。“正版”商品已经成为了遵守法律的上层阶级奢侈品。即便如此，上层阶级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在北京的秀水街上，外国游客和中国白领一样涌入去挑选盗版的瑞士名表、意大利手工皮鞋。在那里，具有时尚意识的消费者们牺牲了知识产权，但是享受了愉快的购物时光。

知识产权的终结已经被一些统计所验证。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协会统计，仅在2009年，美国公司因为中国盗版现象而损失的金额高达480亿美元，由此导致的相关失业高达210万，美国公司还额外付出了5亿美元的侵权损害处理费。这种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控诉在美国司空见惯。

这些控诉是建立在一个极为荒诞的假设之上：中国的用户和消费者有能力和意愿为软件、电影、音乐、视频、游戏等各种有知识产权的商品支付同美国市场上一样的价钱。事实上，美国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可以强制中国或者其他“有毒的市场”屈服。从19世纪末开始，这个遍及全球的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基本上是无法强制解决的。美国已真切地意识到：为了盗版，与中国展开一场全力以赴的贸易战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只会损害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以及地缘政治利益。

知识产权乱象动因

问题由此产生：为什么保护知识产权在中国是如此困难，为什么法律只能停留在书本上而无法进入现实生活？

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论调是：当中国最终成为一个拥有高科技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时，中国企业家会要求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依法治国也会更加有保障。然而，这个乐观的期待无法被证实。今天的中国已经比过去20年更像一个市场经济，这里充满了企业家、技术创新和私有企业。但是盗版和假冒的泛滥也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样的违法活动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

此外，这个经济转型的假设建立在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上：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更先进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天然”共生关系。这个论证更像是思想宣传工作。实际上这不是普遍真理，中国企业到目前为止发展很好，但并未依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另一个普遍的解释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乱象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官本位”的文化有关，是这些文化阻碍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形成。

的确，自从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告别革命”后，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动都开始复苏了。举例来讲，很多商人和政治精英们都恢复了“一夫多妻制”。在这个婚姻制度中的“女性”不是被当做对待，而是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尽管这是违法的，但是她们的角色被社会广泛认可，称之为“二奶”或者第二任太太。确实，很少会有刑法去干涉这种社会敏感的传统家庭模式。但中国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可以归类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态吗？解释这个问题的困难是双重的：一方面，对某种产权实行国家或公共所有是一种近代的社会主义革命行动，而不是来自传统价值。另一方面，究竟是哪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知识产权不协调还不清楚。

总体来讲，坚持文化价值观念对于寻找知识产权保护难的深层动因没有任何帮助。非但没有帮助，这个解释还很容易将中国归人文化特殊论中，称这种“传统”对知识产权免疫。如果接受这种文化批判，那中国就完了，因为中国文化不可能变成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就永远无法实现。考虑到所有文化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也没有任何合法的理由要求一个社会改变自己的文化去适应全球的知识产权进度。

从西方的另外一个标准来判断，中国的知识产权乱象是大体制问题中的一小部分，是一个国家的“失败”阻碍了“法治”的形成。只有中国达到这些标准，知识产权的保护才会成功。

中国立法体系混乱，司法体系薄弱，缺乏训练的法官和律师，低水平的法律意识，公民社会的缺失，维护政府权威的文化心态，泛滥的腐败现象，大量的区域差异，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央集权分化……这张西方“投诉表”上诸多控诉都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如果“维护政府权威的文化心态”算做是“法治”的障碍，那为什么“中央集权的分化”也被看做是一样不好的障碍呢？为什么“大量的区域差异”一定是建立法治社会的阻碍，而西方国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地区融合。

互联网和业务外包是“破坏性创新”

中国建立一个现代知识产权系统的根本理由，是国家追求

“改革开放”。1983年3月，一个中央集权的商标登记系统建立了，用来取代旧的由地方和部门来给商品和服务设计品牌的系统，这样，一个崭新的以市场为目标的经济体就可以开始运转了。不久，1985年4月，一个三方的专利系统（发明、实用新型和设计）投入使用，社会主义的工作单位和组织架构瓦解，简言之，就是转化为简单的雇佣关系。最终，在1996年6月，版权重现于世，意味着中国现代史被重写，中国向革命告别了。

至今为止，中国所有的知识产权都复制了最好的国际惯例，最大程度地反映了西方的标准。中国法律模仿的法定形式和程序是受中美贸易谈判和中国想要加入WTO的强烈意愿所驱动。

知识产权本身很抽象，它有两个条件：1.需要强大的司法制度来保护它，因为它本身看不见摸不着；2.它是一个垄断体系，它禁止各种各样的生产行为，禁止复制。

不过，中国制度化知识产权的过程，刚好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伟大的工业化运动――业务外包。这些新兴因素结合一系列社会变动共同导致了知识产权的衰落。

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知识产权需要修正。知识产权面对的已经不是印刷术时代，而是互联网时代。维基解密是最典型的互联网产物――任何内容都要公开、都要解密，都应该自由流通。

互联网是一种“破坏性创新”。美国有两位学者将这个创新描述为“一个将原本昂贵、复杂、不容易涉及到、不方便使用，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接触到的产品和服务转化为更简单、更好涉及到、更便捷的形式，最终更低成本的过程”。

在复印机诞生前的“美好的时代”时，复制一本书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在那个复制成本高昂并且质量低下的时代，印刷产品（书籍、杂志、报纸等）的知识产权是一大特权，竞争被局限在一小群商业组织中。今天，未经授权就去使用或者复制有版权的资料，无论是下载电影或是分享书籍，只是按―下手机、电脑或者其他IT产品的事情。侵犯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了消费者社会中一种必需的生活方式。知识产权是网上最不好防护的。

业务外包也是“破坏性创新”。一旦世界某个地方出现了低成本的生产方法，很快就会流入到世界其他各个地方。中国的三聚氰胺生产技术便是由留美博士传入中国的。随着业务外包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产品和服务正在转向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

知识产权的未来之路

过去30年，大量的组织在竭尽努力去提高中国的《知识产权法》，而“中国模式”的维护者们又是努力去减少这种批评。

如果由于破坏性创新的产生，知识产权制度在逐日衰落，那么知识产权保护松散的那些国家自然会拥有更多的竞争优势。知识产权不再是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有效“门把手”了，国际社会需要重新考虑该如何批评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的境遇；作为苹果或微软公司，现在不应该禁止中国市场的盗版，而是应该推广盗版，直到其产品淹没了整个中国市场。

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代表了一种强大、有活力的全球市场竞争机制。现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那么弱，却恰使中国企业可以以很低的价格进入世界市场，使得资本主义竞争在各个层面上展开。新世纪的全球竞争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法、更高形式的“法治”没有任何关系。

新兴经济体对高知识产权制度的排斥，证明了知识产权正在死亡。更低的知识产权形式将会成为一种新的法律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