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夹缝之中的精神拷问

关键词：阎真；《沧浪之水》；《活着之上》；文化转型；精神拷问

摘要：阎真的《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直面知识分子在世俗化大潮中生存的艰难和精神的苦痛。两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均深陷于与其精神生存相伴相生的传统精神文化和与其现实生存密切相关的世俗文化的夹缝之中，小说由此写出了人物生存的无奈、进退的失措和其精神的犹疑、惶惑、挣扎及苦痛，呈现出沉重的反思力量和深刻的精神拷问艺术气质。小说在深度“探寻自我”中，强化了对时代和世界的认识，从而实现了对“存在”的探究。

中图分类号：I207.4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5-0043-06

Key words： Yan Zhen； “Wavy Water”； “Alive ”；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mental torture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culture has been transformed abruptly， and the identity of intellectuals suffered crisis. In the new century， Yan Zhens “Wavy Water” and “Alive” direct reveal the difficulty and mental pain intellectuals suffer in the tide of secular survival. Yan Zhen in the text creates the struggle， confrontation， collision and antinomi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juxtaposition of two cultures， and touches deep into the souls of the characters living in the cracks in the novels， presents the helplessness of human existence， frustration in his advance and retreat， and the panic， hesitation， confusion， and pain. In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self， he strengthens the obser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s and the world， and inquire into the “existence” with his writings.

一《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是阎真在新世纪出版的两部重要小说。《沧浪之水》曾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呼声甚高却不幸落选，被评论家认为是“最引人注目的落选之作”〔1〕，《活着之上》则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十部提名作品，最终却以“一步之遥”与中国最高文学奖失之交臂。但可喜的是，2014年岁末，《活着之上》终得到了文坛的认可，获得了首届路遥文学奖。可见，阎真的小说毫不逊色于中国当代其他重要文学作品。其实可以说这两部小说是新世纪文学“潮流”的产物，但显然又在“潮流”之外，它们既不同于一般的“官场小说”使尽“揭黑幕”“窥隐私”甚至“诲淫诲盗”的文学手段，在文学市场上博得眼球赚取码洋；也相异于那种“欲望叙事”，吊起读者的胃口，满足于感官的刺激，以非文学的手段榨取文学“多乎哉，不多也”的“残余”价值的作品。作为一位文学教授，阎真的创作坚守着他所看重的“文学性”，两部小说在精神关注、叙事艺术、文学品质和主旨表达上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特别可贵的是，两部小说都表达了一种相似的文本意义和价值思考。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5期郑国友文化夹缝之中的精神拷问――论《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的价值建构阎真是一位清醒而具有自觉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的创作主题都指向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所伴生的传统精神文化日渐崩塌和世俗文化大潮风起云涌的现实图景。阎真说：“从《沧浪之水》发表到动笔写《活着之上》，大约经历了十年。在这十年中，我感觉到的现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化还在进一步发展，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历史文化格局。”〔2〕阎真清醒地意识到了我们时代的危机，因此，对知识分子在当下时代的表现和思考是其创作的核心表达。《沧浪之水》出版于2001年，而《活着之上》出版于2014年，从两部作品可见阎真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社会现实，《活着之上》延续和深化了《沧浪之水》中所展开的艺术思考。

作为一位学者型作家，阎真的创作不同于其他作家的一个独特之处是，他不仅仅满足于自己在作品中“原生态”地呈现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现实，而是更加强化了对现实的深度思考，并从心理层面折射现实的状况。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小说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不得不从看得见的行动世界中掉过头，去关注看不见的内心生活。”〔3〕阎真在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同时，更关注身陷现实泥沼之中而挣扎的个体，从而从心理和精神的层面写出文化转型时期人心的浮动和人性的弱点及其光辉之处。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阎真的小说“并不是以叙述一件件事实为目的，并不只注重事情的表层时空意义，并不仅仅停留于写实的层面”〔4〕。一些研究者也认为，在小说中，阎真特别专注于对深处时代困局中的人物的心理隐秘处进行探寻和人性内涵的开掘，这使阎真的小说呈现出“特别”的文学风姿〔5〕。更引人注意的是，阎真小说艺术上的成功更得益于其在文本中设置的双重文化背景的纠缠、对峙和背反，即将小说中的人物放置于传统精神文化背景和现实文化语境之中来刻画，这两种文化背景使小说具有了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纵深的思想维度。也正是在这样的双重文化语境之中，阎真写出了在两种文化夹缝中求生存的小说人物的生存困境及其精神的犹疑、惶惑、挣扎、苦痛，这使阎真的小说具有了沉重的反思力量和深刻的精神拷问艺术气质。

二阎真说：“一部作品，其价值过于依赖特定的时代背景，是很难成为文学经典的。”〔6〕这句话可以视为我们分析和理解阎真在《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中设置两种文化的纠缠、对峙、冲突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阎真的小说内容都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对于优秀作家来说，具有现实性的内容往往只是他们表现思想主旨的一个载体。他们深知，文学表达如果只停留在现实表层，而不超越于现实之上，文本的价值表达必然将缺乏深度。当然，题材型的作家依然可以依仗其题材优势，写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来。但阎真显然不愿在同一种题材中“不倦耕耘”，他说：“与许多作家在同一题材领域反复耕耘不同，我总是在不断地转移写作阵地”〔7〕。他的四部长篇小说涉及四种不同的题材，如《沧浪之水》被认为是官场题材，而《活着之上》则被视为高校题材。但如果从小说主要人物的文化层次来看，这些人物都接受了高等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中的高层次教育，如池大为是中医药研究生，聂致远是博士生，同时还在高校历史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可以发现，阎真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知识分子，多年的文化熏陶使他们已经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了深刻的精神联系。有论者在评论阎真小说《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时指出：“小说的主人公高力伟出身于历史专业的研究生，这种出身很容易成为一个本土文化传统的守护者。”〔8〕高力伟如此，池大为、聂致远又何尝不是如此？高力伟的文化身份被阎真安排为历史学的研究生。池大为的中医药研究生和聂致远的历史学博士身份同样也是阎真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文化身份。阎真让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背负着传统文化身份，并将其置身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正在发生的快速世俗化的历史中，以此惊心动魄地呈现这个时代的人们所遭遇的不见硝烟的心灵战争，从而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在世纪之交时文化转型中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和精神苦痛。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中国社会一转眼陷入了对“权”和“钱”的“拜物教”似的崇拜之中，阎真小说中的人物就深刻地感受到了人在世俗化面前精神的无力。池大为就认识到“权和钱，这是世界的主宰，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硬道理”〔9〕，感慨“市场只承认眼前，而绝不能承认时间后面有什么神秘的东西”〔9〕；聂致远认为，“在市场之中，一个人的世俗化是多么合情合理啊”〔10〕。在时代大潮中，在生存的逻辑面前，池大为、聂致远们容易陷入世俗化中，完全有理由和应该遁入俗世，但这种颇受大众认同的合情合理的选择却让他们陷入了难以选择而又不得不选择的现实困境，因为对传统文化强烈的精神认同构成了他们现实选择的心理障碍。虽然他们强烈地感觉到了“市场它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消解了终极，消解了知识分子”〔9〕，但几千年文化传统在他们身上形成了“因袭的重担”〔11〕。他们越是眷恋中国的历史文化，他们“因袭的重担”的心理负荷就越是沉重，他们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就越是艰难。正如小说中写道：“人生并没有什么最好的选择，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全部的问题是自己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9〕别无选择而又不得不选择，阎真的小说正是要写出这样一种选择的艰难和苦痛，写出大时代下小人物艰难的精神守望，以及他们在面对俗世时的“灵魂论辩”，这正是其小说的艺术魅力和独特价值所在。

有论者在评论阎真的创作时指出：“他的小说中往往具有两个极点，一个极点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一个极点是高远高尚的精神理想。由这两个极点创设一个考验人物的极境，就是把人物放在一个极端的生存困境中考验他精神的承受能力，考验人性之真，展示理想坚守的惨烈。”〔12〕由此可见，阎真的两部小说都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学“实验室”，他也如一位实验师，其笔下的主要人物犹如化学物质，阎真将化学“物质”放入“实验室”中，滴入权、钱、考博、就业、职称、住房、投靠、背叛、爱情、亲情、女人等“试剂”，让读者观察到了“试剂”滴入“物质”之中所呈现的剧烈反应。有意味的是，阎真笔下的“物质”具有“同型异构体”的特征，《沧浪之水》中的丁小槐和《活着之上》中的蒙天舒，阎真显然是在用一种对比、反衬的写作方式将他们创作为与小说主要人物池大为和聂致远相对立的“对立面”和“异己力量”，从而凸显出坚守与放弃、神圣与世俗、君子与小人的身份和行动选择的反差性效果。池大为、聂致远们似乎“作茧自缚”，摆脱不了先在的文化规约，而只能在现实的泥沼中寸步难行，他们是多么地局促、迟疑、无奈、孤独和苦痛。而丁小槐、蒙天舒们作为一种“新型知识分子”，其形态更接近于“知识混子”，不学无术，投机钻营，不需“站在世界的立场上看自己”，只需“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世界”〔9〕，他们是多么的“光鲜”、“机智”，与世界相处得是多么的和谐，他们似乎才是世界的主人。这显然是阎真写作的高明之处，于不动声色中，“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13〕，既呈现出了人物精神上的严峻挑战以及他们在这种挑战中的心灵苦痛和精神挣扎的酷烈，又写出了现实的残忍、残酷和“精神败坏”形势的严峻。这种叙事效果和价值归附，显然得益于小说中设置的与人物精神生存相关联的传统历史文化和与现实生存相关联的世俗文化所构成的文化夹缝，正是在这种夹缝式的文本格局中，小说在人物的精神深层和心灵深处生成了独特的精神拷问力量。

三从上文分析可以发现，阎真在两部文本中都“异曲同工”地建构了一种相似的叙事方式和艺术逻辑，阎真欲通过对“当下现实的观照”来“表现市场冲击波下知识分子的矛盾处境，即市场经济所建构的功利主义价值体系与知识分子精神根基之间的抵牾”〔14〕。但这还只是小说文本的表层“景观”，阎真小说的丰厚度和深邃处还在于作者在文本中引入了一种“时空”。阎真小说越是突出过去“时空”中历史文化名人高贵的精神，便越是凸显出当下“时空”中知识分子在现实生存中的无奈；小说越是写足现实生存中的知识分子对精神的遥望和眷恋，便越是强化了他们在现实生存中的悲剧性宿命。因此从小说宏阔的布局上看，两个文本的开头都大笔书写了一部经典和一个长辈的死去，而在结尾也再一次让“经典”和“圣人”出场（在《沧浪之水》中是《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和“父亲”，在《活着之上》中是《红楼梦》和曹雪芹），不过这时的“经典”的“经典性”和“圣人”的“神圣性”却已经暧昧不清和意义含混了。《沧浪之水》的“序篇”写道，“父亲”死了，“我”为父亲整理遗物，发现了他珍藏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我轻轻地把书翻看”，看到里面收藏的是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坡、文天祥、曹雪芹、谭嗣同等十二位文化名人的画像，于是“我”理解了父亲，理解了他“做个好人合算”、“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的精神信仰。而这也规约了“我”在以后的人生中的精神持守：“父亲已经死了，我还活着”，“父亲的血流淌在我的血管之中，形成了既定的体验方式。遗传密码作为一种神秘的信号，其选择方向是那样固执，它无可更改地决定了我”〔9〕。这显然是一种文化信仰的精神遗传，它无法斩断，它先在地规定了“我”之所以为“我”的文化性格和精神认同，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和处事的价值标准，深深地影响了小说的主人公池大为。阎真还在《沧浪之水》的扉页引用了《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中屈原在其作品《渔父》中写到的句子：“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以此来表明小说的情感主旨和思想意蕴。

这样一种让“圣人”和“经典”出场的方式同样出现在《活着之上》中。小说的“1”小节中写到，聂致远的爷爷去世了，“爸爸把爷爷的头扶起来，将几本厚厚的书塞在他的头下，我看清了是《石头记》，黑色的封面上就是这三个泛白的字”〔10〕。而此时的聂致远只有十岁。除此之外，小说还在文本的开头再一次清晰地强化了“圣人”和“经典”的作用。在小说的“2”小节中，二十七岁的聂致远在去读历史学博士的火车上相遇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赵教授，他们爬上西山，见证了一位“圣人”的伟大，从而把“我”将现世的自我当作坚如磐石的信念震开了一道裂痕。小说的“3”小节写了“我”的人生理想是“成为一个历史学家，要把前人的事迹和思想整理得清清楚楚”。小说开头的这三个小节基本上为小说人物的出场和故事的展开打好了“地基”，因而也奠定了小说的叙事基调。

阎真在这两部小说中都“异曲同工”地在文本的精神“高处”设置了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从而为深陷现实困境中的人物在价值选择时提供了精神参照。小说虽在现实的层面展开叙事，但文本中构筑的历史文化背景为小说积蓄了思想批判和精神反思的精神根基。在小说的最后，爬上了权利高位的池大为来到了父亲的坟前，“把《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轻轻地放在泥土上”，“我把火凑上去，书被点燃了”，“书页在黑暗的包围之中闪着最后的光”〔9〕。这种焚烧，意味着一种精神文化遗传的就此终结。而在《活着之上》的结尾，我再一次来到了“门头村”，但是“门头村”“已经有了城市的意味”，“我”“想找回当年的记忆，已经找不回了”。“我想起门头村当年是正黄旗的地方，属健锐营右翼，就问：‘大娘，这里是正黄旗吗？’她指着那片房子说：‘上佳锦苑。’”两部小说的结尾都表明传统的历史文化精神终归难敌这个时代具有强大颠覆功能的世俗文化力量，它将这个时代本已所剩无多的精神吞噬贻尽。“那些牺牲的理由，那些神圣的光环，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显露出凡俗的甚至颓败的真相。”〔9〕正如有评论家在评论《活着之上》时说：“小说以《红楼梦》开头，也以《红楼梦》结尾，在奠定了这部小说的文学基调之时，也在展现作家的文学野心。”〔15〕而在两部小说的故事主体之中，阎真“布局”了许多故事主体之外的内容，让人物与那些“圣人”和“经典”进行心灵“对话”。当池大为和聂致远陷入情感的低谷、心理波动很大并在思想进行激烈斗争时，那些与“圣人”和“经典”“对话”的文字便扑面而来，阎真正是以这种叙事方式确保了小说文本精神探寻的深度和思想表达的质地。

四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们的生活中经济考量成为应对生存之策，物质利益成为人们选择生存方式的重要价值标准，精神文化“退场”似乎成为一种必然，这不能不让人生发出忧患和焦虑。正如有志之士指出：“从40年代末到现在，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现实背景和精神背景都没有发生过如此巨大的变化。现在，作为集中体现和反映一个时期社会生活的思想和文化来说，好像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发生了一些游离，即没有与整个的精神背景完全融会到一起。”〔16〕历史似乎要从这里“过渡”，文学怎能“缺席”。正如阎真在小说中写道：“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可以说，阎真的小说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对时代给予了回答。《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中的人物似乎都被逼近了“死胡同”之中，在逼仄的“场域”里，人物如同“笼中困兽”，受到了传统精神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夹击，如同哈姆莱特般面临“生或者死”选择的精神难题。在苦痛的精神煎熬中，池大为和聂致远在小说中都出灵魂的两面，这来自不同的两面在文本中总是进行深度的对话。他们一会儿“明白了人生并没有什么最好的选择，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生命的问题是自己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9〕，一会儿却又会暗示自己“以生存的理由把这种渴望和真实扼杀掉了，那我就对不起司马迁，对不起曹雪芹，对不起无数在某个历史的瞬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坚守者”〔10〕。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自尊与自虐、情与理、爱与欲、独醒与同醉、历史与现实、真与假、仕与隐、虚无与实在、神性与魔性等等对立的意识维度，在这两部小说中相互交织、碰撞、缠绕、扭结”〔8〕。小说被赋予了宽阔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精神反思，《沧浪之水》似乎更侧重于描写选择的无奈和不得不选择的选择。小说中的人物认为“首先是生存，然后才是生命。在被生存问题困扰着就去谈生命，那太奢侈了，那是圣人的选择”〔9〕。在小说的最后，池大为也认为：“天下千秋已经渺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9〕。《活着之上》中的聂致远则在世俗的掣肘中时时有着“致良知”和做“圣人”的精神守护，即使偶有精神迷失，但也不会迷失太远和太久。在这两个文本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关“道德激情”的说教，阎真只在文本中表现出对这个时代的情感关切和精神关注。阎真谈到：“我并不想以古代文化名人的名义、以精神价值的名义，否定物质化功利追求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是否定不了的。我想说的是，在一种物质化的生活氛围中，人们是不是同时也要珍视精神的重量，给精神价值一定的空间？”〔17〕而这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历史性选择”的一种时代生存逻辑。

阎真在文本中创设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世俗文化交织、缠绕甚至对峙、对抗的状态，成为人物出场和陷入沉思的重要背景，因此，阎真文本表现也就具备了一种“现代性的张力”，甚至显示出了一种文本的“分裂性”。阎真小说的叙事主体是当下的社会现实，但他通过引入“历史”的广阔视野，使文本的表达有了价值“归宿”：通过“返回”过去，在精神的“高处”（仰望星空）与现世的“低处”（生存）建立起一种对话的通道，并由此在传统与现代、生存与良知、理想与现实、此岸与彼岸诸种命题中展开沟通和质询，进而在民族的精神链条上从“存在”眺望未来的图景。与考古学家“从对过去的记忆中揭示出过去对现在的影响”〔18〕不同的是，阎真的小说通过追忆“过去”，从而“激活”了当下，他让我们对当下焕发了“兴趣”。正如克罗齐所言：“只有一种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够推动人们去考查过去的事实。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过去的事实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只要它一经和现在生活的兴趣结合起来就是如此。”〔19〕《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都是由点点滴滴的日常小事汇聚而成的“生活流”描写，正如著名作家唐浩明在《活着之上》的封底指出的那样，阎真的小说“写的是生活小事，人们已司空见惯，没有纠结，没有反思，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当作者把这些小事聚集在一起，就会激发反思，以至震撼”。之所以形成了这种“震撼”效果，关键性的因素还在于阎真在文本中设置的这种文化缠绕和对抗所形成的夹缝挤兑效应。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在这里，利与义，知与行，理想与当下，无时无处不在交锋”〔4〕。正是通过两种文化在文本中的纠缠、对峙、冲突、分裂，并在人物的情感、心理、思想的深层掀起波澜，阎真小说在“探寻自我”中，深化了对时代和世界的观照和认识，从而创造了以小说对“存在”进行探究的深刻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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