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了台湾以后

本刊上期讲到父亲吴景中生逢乱世,青年时代怀着报国的理想,参加了,当上军统天津站站长。在新旧中国交替之际,父亲为情势所迫,丢下妻儿去了台湾。此后母亲和我们几姐弟的命运历经坎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政治气氛有所缓和,我们才依稀了解到父亲在台湾后半生的生活……

逃离天津以后

年10月中旬,天津在攻城的隆隆炮声中风雨飘摇,父亲安排母亲带着我们四姐弟回湖南邵阳避难。记得那天,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乘“秋瑾”号轮船离开天津,父亲一直把我们送到了船上,直到汽笛鸣了好几声,轮船起锚要出港了,他才依依不舍下了船。望着他离去的背景,我突然觉得父亲好孤独,好落寞。谁也没想到,这次和父亲竟是永别。

回到邵阳的外婆家,已是12月份。不久,我们收到父亲从银行寄来的一大笔钱(当时通用的金圆券)。从数额上看,是一笔巨款,但在货币疯狂贬值的战争时期,纸币一天比一天不值钱,加之邮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等寄到邵阳时,已经缩水了一大半。母亲和亲戚们反复商量后,买了一大件棉纱,后来在经济拮据时母亲又将它卖掉,维持了我们一大家子近一年的生活。多年后,母亲还在庆幸,说当时幸亏没有把这笔钱拿来买田收租子,否则会被扣上个“地主富农”的帽子,更难得捱过历次的政治运动了。

陆续传来天津被隔、被围的消息,母亲每天愁眉紧锁,认真听广播、看报纸,关注着天津方面的消息。这天,报上登载了天津警备司令部一些人强行登上最后一架飞往台湾的飞机,迫使飞行员改变航向逃往南京……母亲舒了一口气,肯定地说,你父亲一定在那架飞机上。但由于得不到确切消息,母亲还是很担心。

1949年春,父亲还是杳无音讯。母亲便到长沙打听消息。她的一位同学杨阿姨从上海来信,说我父亲确实参加了劫持那架飞机,并顺利将飞机劫到了南京,犯了临阵脱逃的大罪,到了南京后他就被关在牢里,不久前被强行押送去了台湾……母亲从长沙回来后,在外婆外公面前大哭了一场,边哭边说:“我了解景中,他不会抛下我们母子一个人逃跑的,他果然是被逼迫的。”我们几姐弟并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只知道父亲是被别人拿着枪逼着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几姐弟也号啕大哭起来。家里笼罩着悲伤的气氛。

不久上海解放,杨阿姨一家去了台湾,我们再也没有一点父亲的消息了。妈妈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忍受着周围的目光,以及经济上的窘迫,只希望我们快快长大,多读一点书,将来有个饭碗可端。过度的操劳中,母亲完全没有了官太太的模样,外表变得粗糙,脸也晒得黑红。她跑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寄卖店,把能卖的东西都换成了粮食,让我们不至于饿死。

去了台湾的父亲也一直牵挂着我们。1952年、1953年,父亲曾两次从香港来信,可母亲为我们几个孩子着想,怕惹事,就把信主动上交给了人民政府、组织。当时新中国已经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步入建设的大好时期,各方面欣欣向荣。母亲在内心祈盼着父亲顺应历史潮流,幡然回归。其实父亲也曾有过这方面的想法。他曾通过蒋经国的关系,独自在香港生活了六年,就是为了等待和我们团聚的日子,也在内心犹豫着要不要弃暗投明,回大陆与家人团聚。可是身处香港的他,每天接受着眼花缭乱又多变的政治信息,首鼠两端,终究没有下回归的决心,于1957年黯然回到台湾,当了几年闲差,以安全局顾问的名义退休。

现在,我也是一位退休老人了,当了爷爷,更能体会父母亲彼此间望眼欲穿又不能团聚的心痛。父亲去台湾带给母亲的痛苦和压力是外人无法了解的,而母亲为了保护我们几个孩子,又不能向外人倾吐心声,甚至对我们也不行,她一个弱女子,天长日久怎么忍受得了?身心交瘁的母亲于1961年在52岁时离开了人世。

吴站长的孩子们

从1947年所拍的全家福照片中,可以看到四个孩子那时都小,我是唯一的男孩,排行第二,所以名字中有个“仲”字。

和我关系最密切、对我影响最大的当数姐姐。她大我四岁,上学比我早,懂的东西比我多。小时候上街,我喜欢读店铺门前广告牌上面的字,可是经常读错。有一次在戏院门口把 “四郎探母”的“探”读成了“深”字,就被她取笑了好多天。这反倒养成了我查字典的好习惯,遇到没把握的字就先查字典。

姐姐于1952年考入北京铁道学院,为减轻家庭困难,她选择了专科。姐夫是她大学同学,两人育有一儿一女,现在她的外孙都上了大学,外孙女大学已经毕业了。姐姐是个急性子,也是个重情重义的女子。“”中,她被工作的单位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扣了工资,还吓唬她要送她去劳改。我悄悄对她说,单位是唬你的,戴帽子必须由地方法院下判决书,没有判决书就是假的。可是姐姐为了不连累姐夫,硬拖着他去法院办离婚,要和他划清界限,结果被法院给骂了回来,说你这种情况想离婚,没门。这事才消停了。姐姐因心脏病,于2009年1月去世,享年77岁。

大妹1957年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后到一个小县城教书。“”中,她和丈夫被下放到一个偏远公社呆了十年,1985年上调到妹夫的家乡广东去了。她有一女二子,均已成家。大妹的晚年还比较安逸。

小妹的命运就惨多了。我们全家离开天津时,小妹还不满两岁,解放时她刚刚三岁,但厄运并没有放过她。1964年她参加高考,因受父亲的影响,她榜上无名。后来国家动员社会青年去新疆建设兵团,小妹报了名,最后公布名单时,也榜上无名,一打听,说是政审不合格。既然连上山下乡的资格都没有,她只有在城市吃闲饭,后来总算被安排到一家集体所有制小厂当工人。

小妹的丈夫也是工人,两人育有一子。早些年,小妹的婆婆罹患癌症晚期住进临终关怀医院。小妹悉心照料,婆婆的病情竟然缓解了。医院方面不干了,说你这样关怀下去,何日关怀才能告一段落?非要她婆婆出院不可。于是,小妹把婆婆接回家中继续照料。这也是该院开张以来,第一例活着走出医院的病人。小妹的德行赢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现在小妹已经63岁了,原来的厂子连影子都没了,她每月从社保领取数百元生活费,以度余生。

在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对我是充满了期望的。记得我刚到天津时,读的是小学四年级,学校设有英文课,而我此前连ABC都不认识,跟不上班。父亲就从天津市政府外办请了一位薛小姐来给我补习。每次父亲对薛小姐都十分客气,亲自为她准备点心,为她泡茶。一次我听他和薛小姐聊天,谈到了我的将来:“想供他念到大学,运气好点考上留美名额,我此生也无憾了。”不知道多年后,身在台湾的父亲知道了我凭自己的能力考上大学本科后,心里会不会感到一点慰藉?

195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后来从一些熟人、同事处得悉,多亏了高中时的班主任体恤我,没有在评语上写上“该生不宜录取理工科”这么一句话。加上当时清华的蒋南翔校长倡导“有教无类”的精神,凡是考入清华的学生,只要不做出格的事情,都让顺利毕业,所以我才能顺利读完大学,分配到湖南某林业勘察院做科研工作。

我的婚姻也成了大难题。因受父亲连累,根本没有姑娘敢嫁给我。亲戚朋友先后给我介绍了几个对象,可总有人会去姑娘家泼冷水,姑娘们就都不跟我联系了。最后一回,我和一个农村姑娘相了亲,立刻就有人警告她,如果跟我结婚,就把我“发配”到农村去,工资也会停发。结果,姑娘的母亲却说,我们本来就是农村人,不就多一个人吃饭吗?她的意思是说,她闺女嫁给我,吃国家饭,吃农村饭,都是吃饭,如果我真发配到农村去,就去她家,她家也不嫌弃我,不就多一双筷子嘛。我怀着感激之情,娶了这个通情达理的农村老太太的闺女。婚后我和妻子感情甚笃。让人想不到的是,原先的那些针对我的威胁,竟都没兑现。

“”期间,政治运动最厉害的时候,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姐弟几人见面总要问一句:以后会怎样?那时我暗自估计,我这辈子能活到五、六十岁就算万幸了。我忐忑不安地过着日子,一切听天由命,工资给多少是多少,至于车间主任、工程师之类的头衔,是想也不敢想的。

我进入盛年后,迎来了好时代,美梦成真了:1980年,我领到了国家科技干部局颁发的工程师证,其他待遇也相应跟上了。现在的我已经退休,每月有1439元退休费,虽不富裕,但过日子也够了。

亲亲继母

1980年初,大陆已经开始施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两岸关系有所松动,我们接到了父亲从日本关岛转寄来的信,立即回信。就这样,年逾古稀的父亲,终于与他已五、六十岁的孩子们通上了信。

替我们转信的是王先生,解放前是在天津做汽车零件生意的,1948年他做了一笔10根金条的生意,买主是八路军地下党的采购部门,王先生被伪军警备司令部抓起来后,我父亲却设法把他放了。王先生被释后逃到香港,与台湾做起了汽车零件生意,后来把公司开到了日本关岛。

父亲的来信很简短,多像便条,不写称呼也不写落款。有一次写道:台北近来气候多变,时晴时雨。我们都能领悟到,这是台湾反对与大陆接触的一股势力又占据上风了。我们回信也更简短、更谨慎了,怕给父亲造成麻烦。每当我们姐弟几个捧着父亲的来信,看着那熟悉的字体,都心潮澎湃。多希望能见上他一面,但想到他已是年近八旬的人了,这种希望的实现是很渺茫的,心境就郁闷起来。

1983年秋,父亲与世长辞。父亲去世的消息,是继母来信告诉我们的。此后,我们和父亲在世时一样,经常写信去问候继母,只是收信人改成了继母的名字。虽然未曾谋面,不知道继母是什么样的人,但想到父亲的后半生是和她一起度过的,她是唯一可以告诉我们父亲生前一些信息的人,而且她是一位家庭妇女,没有政治上的敏感,与她会面的机会或许会有,这都增添了我们几姐弟的信心。

终于,在等待了六年之后,19,我在上海见到了继母。继母是个爽朗质朴的女性,和她在一起,感觉很亲切很随和。从言谈中,我感觉得到她对我父亲的感情是真挚的。她告诉我,当时她被前夫抛弃后,一人带着五、六个子女,度日维艰。她以为我父亲不会同意的,没想到他一见面就同意了,还说:“孩子多,热闹。”于是两人在台湾组成了新家庭,此后她和我父亲共同生活了二十年。婚后,她把夫姓冠在她姓名的前面,成了复姓。她说,她当时的心迹就是:此生除了我父亲,她再不会和别的男人结婚了。

继母还告诉我,父亲最后几年,常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望着从天津带过去的我们全家福相片发呆。她知道他的心思,就把这些相片翻拍放大了,让他好好地看。继母还把这些相片带回来给我。看着相片,想着父亲临终前,没有一个亲生孩子在身旁,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同时,我也很惭愧,因为在“”中,为了免遭更多的不测,我在那几张珍贵的全家福照片上画了大红的叉叉,照片已经惨不忍睹了。而父亲的单人相片,早就被烧光了。

继母坦白地告诉我,父亲并没有置办什么产业,也没留下什么财产。继母说:“我也曾问过他在天津当站长时有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他说,他当时要弄钱很容易,但他不是那种人。我与他在台湾结婚后,每月领工资的日子他都喊我一起去,他将工资袋交给我就不管了,然后我在他皮夹里放一些钱备用。”

1991年春,继母已经是七十好几的人了,她又回来与我见了一面。此次,她还带了一个大木箱子,里面放着父亲生前用过的印章、穿过的衣服,以及从天津带过去的很少的几幅字画,全都留给了我。看着年迈的继母带着笨重的行李长途跋涉,我非常感动。

从继母口中,我了解到父亲去台湾后的遭遇。父亲劫机南逃后,在南京被扣押,后被押解去了台湾,直到1951年才从牢里放出来。父亲出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把留在大陆的妻儿接过去,于是他去找了蒋经国先生。蒋先生关照他,派他去香港,让他见机行事。可父亲在香港的几年间,母亲和我们几姐弟正遭受着政治上的风雨洗礼,收到他的信也不敢和他联系。父亲在香港待了六年,没有找到一丝可以接我们母子过去的机会,才绝望地回到台湾,与继母成了家,过了二十年太平日子。我想,没有继母对他的真心照料,没有几个弟妹们的大呼小叫,父亲的晚年该有多么孤单啊。

最后一次见到继母是1995年春的上海,她的身体差了,走路有些吃力,不想动。她谈起了二女婿的事情,说二女婿是台湾空军飞行员,一次驾机来大陆侦探,被击落俘虏,台湾当局宣称机毁人亡,于是继母的女儿改嫁了。过了几年,大陆释放了台湾的俘虏兵,继母的二女婿也回到了台湾,与他感情颇好的、改嫁了的妻子当即离了婚,又与他复婚,演绎了一出悲欢离合的人生情景剧。

在与继母的来往中,我们几姐弟早已把她当成了亲人,她也赢得了我们真心的尊敬。1997年,继母去世。愿她在天国安息。

现在的我已走到了人生的暮年,回首平凡而充满坎坷的一生,我的内心充满了宁静。我相信我的父亲是个好父亲,是个男人。只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的命运不是他自己能掌控的。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夜深人静,我也会回忆往昔,幻想着:如果我的父亲不是吴景中,那么,我的人生又将会是怎样的呢?■

(本文系吴景中之子吴仲霞先生独家授权,未经本刊允许,严禁转摘、网摘)

QQ:44983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