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官员迷信,两个对策很重要

要治理官员迷信，两个对策很重要：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深化反腐败制度改革。

50％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迷信

前不久笔者主持完成的“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 显示，对于“求签”，被调查者只有0.4%的人选择“很相信”，有5.6%的人选择“有些相信”；选择“不相信”的比例为84.7%。对于“相面”，有0.6%的人选择“很相信”，有27.7%的人选择“有些相信”，选择“不相信”的比例为64.0%。对于“星座预测”，有0.7%的人“很相信”，有13.0%的人“有些相信”，“不相信”的比例为73.9%。对于“周公解梦”， 有0.6%的人“很相信”，有17.9%的人“有些相信”，“不相信”的比例为70.4%。

如果将测试选项中“很相信”和“有些相信”合计作为“相信”的情况来分析。县处级公务员自称相信“相面”这种迷信形式的比例最高，为28.3%；自称相信“周公解梦”的人数比例为第二，为18.5%；自称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为13.7%；自称相信“求签”的县处级公务员人数比例最低，为6.0%。

如果将自称“不相信”和“不知道”四种迷信现象、同时在追问中选择“不理睬”的调查对象作为不迷信的县处级公务员来计算，结果显示，本次调查中有47. 6%的县处级公务员不相信迷信现象，没有超过半数。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以上4种迷信现象的情况，并对“预测”的灾难有恐惧心理，至少是持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有5.6%的人对以上4种迷信现象和“灾难预测”持“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的态度。也就是说，有5.6%的县处级公务员相当迷信。

个人利益得失的不确定性成为迷信的主要原因

客观地分析我国县处级公务员对以上4种迷信现象的心理基础，因素非常复杂，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研究领域，值得各领域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从逻辑递进关系上考虑，这些官员“迷信”的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其次是信仰危机，第三是担心失去即得利益的恐惧。这三点，从历史渊源、现实背景和个人利益三个方面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而部分人面对现实变革带来的失范和个人利益的得失，科学精神缺失，步入迷信的误区。

（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复杂与无所不在的影响

回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和文化史，精华与糟粕共存，科学与迷信同在。例如，被中国传统文化视为经典的《山海经》、《封神榜》等，谁能否认它们在人类认识世界、社会发展进步和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而谁又能证实历史书中描述的史实，证实远古有神、人、魔的分界？它们到底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还是迷信的宗师，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判定问题。再如《周易》，更没有多少人能够说得清它那玄妙的预测、占卜与算卦、抽签有怎样的区别亦或联系，而占星、占梦、风水、求签、看相、测字、择吉、符咒……这些迷信术语和活动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世俗生活和人们心理中沉淀，极其顽固。

迷信还与一些文化现象有直接关系，而这些文化现象又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的主要模式。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员过分注重GDP增长，认为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只要GDP上去了，就是政绩。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各地纷纷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由此发展经济，一些地方把菩萨、神仙甚至鬼魅都请出来，塑造地方的“特色”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与糟粕在发展经济的大旗下，被重新发掘、包装，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同时难免沉渣泛起，从不同程度上不恰当地宣传了迷信。

（二）“官场潜规则”和高心理压力带来的理性缺失

官员迷信与理性缺失有很大关系。理性缺失，并不仅仅是某些官员的个人问题，与我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和运行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国逐步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之后，在一部分人中，理想、道德被腐朽的金钱观所替代，导致信仰出现危机，甚至缺失。这些歪风影响到官场，权力经济盛行，买官卖官腐败日益严重，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权钱交易使得正气反而受到压抑，许多官员痛感不能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一些所谓“官场潜规则”告诉他们，一个官员能否升迁，主要并不取决于他的能力和业绩，也不取决于他在百姓中有什么样的口碑，而更多地取决于他有什么样的人脉和背景，以及是否敢于并善于“出血”、“投资”等等，形成了一套“送（行贿）了可能有希望，不送绝对没希望”的“潜规则”。

在如此“潜规则”的暗示下，多数官员必然会产生沉重的焦灼感、迷茫感和无力感，觉得自己实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便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身上。一些有能力、有追求的官员，原本通过正当的努力就能够获得升迁，但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不正当的“投资”，或者祈求神鬼保佑。

另一方面，由于职责要求，他们既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老百姓负责，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有心理学家指出，他们属于典型的高心理压力群体。在这一群体中，面对工作中无法回避的矛盾与压力，有时难以解脱，精神上找不到出路，有些人就转而相信鬼神，试图为自己寻找一种释放的方式。

（三）担心失去既得利益的恐惧

由于官场的不确定性，使得很多人对自己已经获得的利益并不具有稳固感，反而时时感到风险的威胁。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一些人希望有神灵佑护自己不受或少受损害。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由于职权的便利，有些人采用不正当手段如行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要保住这些非法利益，却是颇费脑筋的。可以说，和迷信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是官员迷信的根源。对于那些的官员来说，由于国家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安全就成了他们获得非法物质利益同时的另一个主要需求。之后能否确保安全，也是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因此，官员也就会有很大的迷信动机，希望那些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希望通过祈求神鬼保佑自己不受到惩处。

几个命令乃至规定并不能奏效

如何解决官员迷信的问题？这不是几个命令，制定几条规定，在一朝一夕中就可以见效的，由于它有着复杂的生成背景与原因，其解决难度可想而知。但无论存在怎样的困难，迷信在公务员队伍中的盛行和肆虐，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弘扬科学精神，强化为人民服务宗旨刻不容缓。

思路一：“约束”与“教育”并重

约束就是要对公务员实行严格的纪律要求，凡发现有利用封建迷信操作行政工作的领导干部，一律撤职；即便是怀着善意为民“求神拜佛”、“求天拜地”的做法，也应严肃处理；“公祭”等大型活动，只应由社会团体来操作，公务员不得参与。深入贯彻《干部教育条例》和“十一五”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增强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大规模培训”的数量要求与“大幅度提高”的质量要求兼顾得更好，以实现干部教育培训效益的最大化。

思路二：“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和“深化反腐败制度改革”非常重要

要治理官员迷信，两个对策很重要：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深化反腐败制度改革。假如所有干部选拔任用都是以公开竞争的方式进行的，规则在先，通过群众评议、实绩考核以及科学的能力素质测评来决定，且所有的评议、考核、测评结果信息都完全公开，那么，在决定任命这件事上，所有候选人都能明确地知道他们是否会成功，被淘汰者也知道今后应当如何去努力，根本就犯不着去问鬼神。同样，如果反腐败制度改革可以做到“伸手必被捉”，腐败官员也犯不着去问鬼神，他们很容易就知道为确保安全自己该怎么去做了。

理想、信念以及科学素质教育可以起一定作用，但存在不可靠性。因此，治理的对策应更多地求助于制度建设，而不应是教育运动。

思路三：建立高效的体制让高素质的人从政

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民智维新”的时代，不仅普通民众要学会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位官员更应为理智与心灵的双重独立担起责任。从这方面说，官员迷信为我们提出的仍不过是中国人将如何完成自己的心灵重建与制度重建这一论题。对于后者来说，改进既有评价体系显然比提高官员素质更重要。或者说，我们应该建立起一种高效的体制让高素质的人去从政，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待做了官、迷了信、见了鬼后再去提高素质。透过“县处级公务员不相信迷信的人数不足半数”这一现象，我们不难看出，当下中国的民主建设与政府建设有着怎样真实的现状与艰难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