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传统、危机与未来

收稿日期：2012-05-20

作者简介：杨 君（1987-），男，四川南充人，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研究、三农问题研究。

摘 要：自社会学诞生以来，它一直在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寻找内在的结构、秩序以及某种方向性的意义。它的存在历史或发展历程，向我们展现了一种传统的不绝魅力与生机。社会学是现代性的科学。现代性的逻辑要求着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社会学何为”或者“现代社会向何处去”这些必须回答的问题。从社会学的传统出发，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的回答。从中不难看出，现代社会对社会学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社会学研究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社会学；社会；传统；危机；未来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5-0121-05

众所周知，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奥古斯丁・孔德的进步思想。自此伊始，社会学把自己建设成了“现代性科学”，并与那种线性的进步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进步的观念或多或少地衰落了。美国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霍罗维兹就在《社会学的瓦解》一书中说，社会学这门学科变得越来越枯燥无味了。言下之意，社会学似乎已经丧失了它原有的特色品质。社会学真的在走向衰落吗？事实可能并不如此。社会学对于我们把握和理解人类生活的社会性依旧至关重要。在当下，社会生活日益分散化和多元化，充满了太多新的不确定因素，这时，理解这个社会的变迁，便离不开社会学那种普遍有效性的视角，以及它所具备的创造性诠释能力。借用韦伯的那个著名比喻，如果说社会变迁是一辆正在高速行驶的列车的话，那么，社会学便可以充当这列火车的转辙器。

一、社会学的传统

社会学乃至现在社会科学兴起的思想背景，是由中世纪之后数百年的种种变迁，以及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中对这些变迁的种种回应所塑造的[1]。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学家日后称之为“社会”的范畴，只是停留在基督教王国这一单一共同体中。这是一种神圣的、道德的秩序，它借助各种仪式，将个体融入教会的圣事机制，以此展开运作。当中世纪这种神意秩序衰落后，社会学中的“社会”观念，才取代了基督教王国，开始着力塑造和表现人类的社会能力。在社会学的传统中，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马克思、韦伯、齐美尔，这些堪称路标的古典社会学家，是他们揭开了“社会”的神秘面纱，为人们指出了社会的世俗结构及其运转方式。

“社会学”这个词，最初由孔德在1839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提出。在该书中，孔德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种类型。社会静力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稳定秩序的一般理论，而社会动力学则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般理论。在社会动力学那里，社会发展表现为一种进步的“三阶段论”。孔德坚信，他的实证研究，客观地描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进化的“科学的等级体系”（即“三段论”），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典型的社会单元，分别是家庭、国家和全人类。从孔德的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理想社会存在于实证阶段，但仅仅只是一个阶段，代表着一个不确定的过渡时期[2]。显然，他的实证社会也只是一种构想。

涂尔干可能并不喜欢孔德那种简单线型的社会观。但无疑的是，他们都共享了某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涂尔干一直把社会看作神圣的范畴，它指一种特定的行动环境，既外在于个体，又内在于个体。可以说，人是具有二重性的，他一般有两种存在：一是个体存在，它的基础是有机体，其活动范围，必然受到更大范围的限制；二是社会存在，它代表着我们通过观察可以了解到的智力和道德秩序中的最高实在，即我们所说的社会[1]。涂尔干在这二者之间，倾向性地选择了后者。他把社会看成一种实体、一种事实，任何人都只有纳入其中，才可能健全存在。

不过在韦伯看来，社会学首先是一门“社会行动”的科学。他拒绝了马克思和涂尔干所宣扬的某种总体性决定论，因为在韦伯看来，他们二人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意义，禁锢在意识不到的社会的约束组织之中。韦伯认为，社会中的那些规范和因素决定论都只是相对的，并不具备绝对的必然性。在他看来，社会行动的偶然性和可选择性，只能说是一种理性趋向或理想型的状态，它不可能提供一种社会的必然规律。可以说，社会是依据价值、动机和理性计算取向的个人行动的产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可能是一种裸的物质社会。1859年，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示了他对社会及其形态的这种理解。在他看来，社会的根基存在于物质生活当中[3]。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眼里的“社会”，也是指总体性的社会。他把社会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又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社会摆脱了人们的意志、观念。或许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理论中的革命性，但一个健全的社会是否取决于单一的经济因素，这种经济因素是否可以决定社会的重大变迁，它又如何可能和其他因素（比如政治）相结合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仍然是一个问题。

简而言之，社会学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德法这两股传统，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社会观。之所以说其经典，是因为它们提供的解释范式，在某种程度上切入了社会的某条肌理，把握住了社会的某种脉动。但他们对于“社会”的不同思考，也让我们知道，社会学有无生命力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准确反映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否能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看到社会上那些不为人知的各个面向。说到底，问题可能最后落脚在一点，即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这一假设，能否经得起事实和未来变迁的证伪。

二、“社会”的假设之碎裂与社会学之危机

古典社会学家对于现代社会的关注，为这门学科确立了核心的焦点。像韦伯这样具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社会学家认为，在“机械资本主义”的铁笼之下，基于道德原则的共同体和基于根本价值的行动正在遭到侵蚀。而像涂尔干这样带乐观主义的社会学家则认为，现代性为现代社会奠立了某种新型的道德基础。而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则致力于构建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宏观理论，可以说是对经典社会学的重大发展，并对社会学传统理论的后续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学发展到20世纪下半叶，学者们开始表现出显著的乐观情绪。那些提出“意识形态之终结”的学说，今天看来或许过于天真。因为日后标志着社会学持存的那些意识形态论争，它们仍然反映了对于支撑现代社会的共识性道德价值的认识与思考，也表现出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价值。社会学这门学科，显然还在继续追寻着先贤们所确立的雄心抱负[4]。然而不久之后，社会学就遭受到两股重大攻击，其研究对象“社会”被刻画成一种虚设，宛如经典社会学对于神意的秩序的看法。危机与碎裂的时代风雨欲来，批判者们认为西方社会远不是什么可以共享的价值体系，而是在压迫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群体的权力的确立要以其他群体的权利牺牲为代价。这似乎是在质疑经典社会学研究内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这门学科遭到的第一股攻击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有关。其中包括“第二波女性主义”、学生激进主义的兴起，以及民权运动、黑人力量运动、反越战运动等。这些运动的兴起与发展都与针对经典视角的不懈批评紧密相关。一些学者指控社会学将社会范畴与社会道德混为一谈，谴责它是一门“资产阶级”学问，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维持的那些压迫的卫道士。人们还提出，工人阶级、妇女、黑人，以及其他受资本主义大国“权力精英”排斥的群体，其实际利益和现实处境都被这门学科所忽略。一句话，社会学的社会观是一种带有价值取向的迷思，需要摧毁之。

20世纪下半叶针对社会学发动的第二股重大攻击，似乎给这种表面碎片化的态势火上烧油。攻击针对的是社会学传统中的一部分研究主题，即工业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相关性。用之来理解当下社会，被攻击为不合适宜。由于服务业迅速兴起，西方世界的主要部分已经开始去工业化，消费与消费文化日渐重要，各种全球性运动和问题日益凸显。趋近于20世纪末，人们接二连三地提出各种假说，认为有关工业社会的经典命题已经不再适用于西方社会，工业时代的社会分层形式已经被其他结构化原则所取代，后者涵盖了消费和暴露于风险之下的因素。正是由于外部社会的变动以及社会学学科研究的局限性，才产生了所有的这些关于社会学以及社会学研究对象批判性的意见，引发了一场社会学内部的重大危机。

三、社会学之未来：社会性的终结，抑或复归经典主题

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漂浮的形态，作为其基本特性的现代性就表现为社会的无根特性[5]。现代社会的拔根状态所呈现的失根景况，在日常生活别是在高度现代性的城市生活中有多种样态的层叠。那么，是否意味着“社会”这个存在于社会学一百多年的研究对象消失了呢？笔者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并回到“社会”的事实基础，再以一种宏观的视野来观照或反思之。

（一）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

P.柏格说，社会学揭穿真相的动机的各种根源，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或者指涉架构意义上的[6]。那么，这种方法论或者指涉架构是什么？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哪儿呢？早在P.柏格说这话之前的1939年，《社会力》杂志发表了一篇论述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的论文，题目是《社会性地解释社会现象》（Explaining the Social Socially）。这个标题在不经意间预先回答了P.柏格提出的社会学方法论难题。从社会学思想史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社会性地解释社会现象”置换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简单地说，就是对任何社会现象包括个人命运的理解和把握，都应该置于其所处的整体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我们在不同的和特定的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通常是由各种结构性变迁造成的。相应地，为了理解许多个人环境的诸变化，我们需要跳出这些变化本身来看这些变化”[7]，换言之，社会学研究的前提假设是，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许多最触及个人私密的戏剧场面、隐藏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痛苦、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客观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根源。

（二）回归日常生活

正如文军教授所说，任何社会学理论都得首先依赖于某种关于人和社会性质的假设[8]。正是这些不同的假设，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理论观点得以建立于社会学的基础上，也正是这些假设的对立，造成了社会学理论的分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纷繁多样，实际上来源于其方法论的分裂与对立，而方法论上的对立又根源于某种社会学家对人与社会的不同假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学理论分歧的焦点是价值立场的选择问题。由于我们不了解别的社会而把自己的社会设置看成天经地义的，由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利益和视角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歪曲，我们不能超脱于某种价值立场，也使得我们压抑那些使我们觉得羞耻和有罪感的东西[9]。这些偏见的根源逐渐暴露在阳光之下。社会仅仅是一种“幻想”。人类社会行为以及社会机制从根本上说是象征性的[10]。尽管我们所了解的和已经了解的社会世界大部分都是幻想。但是，事实和逻辑则不可避免地会与概念和理论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在社会研究中用来解释事物过程和原因的概念和理论也是作为我们日常行动之依据的概念和理论。

（三）全球化社会的社会学

进入新世纪的社会已经不同于20世纪初期经典社会学对于社会的描述，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世界就是一个体系。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以后日益扩展，“直至覆盖了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可以超然于世外。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认识，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重建现代性理论范式，对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三大思想家的著作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思，系统总结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根明显的主线：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并在此基础之上，他综合晚期现代性社会的时代背景，重新建立起现代性理论范式。在吉登斯的眼里，现代社会的特点或者说是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已经成为了一种多维的研究视角，而不是像古典社会学那样把“社会”仅仅限定在单一的、抽象的概念框架之下。我们欣喜地看到，他对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发扬，更有说服力地解释了现代世界。

（四）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实践与反思

社会学与其所对应的主题之间的关系，必须进行“双向解释”。一方面，社会学知识的发展依赖于外行的行动主体的概念；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科学的抽象化语言中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又不断地重新返回到它们最初，并由之提取出来，放到对其进行描述和解释活动范围中去。社会学知识忽隐忽现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范围之中，在此过程之中，它既重构着社会学知识自身，也重构着作为该过程整体的一个部分的社会生活领域[11]。社会学的批判意识与社会学的反思意识是不可分的。批判的一方面，是面向具体现实的理论的清醒、面向现实挑战的理论的勇气、面向现实困境的理论的自觉、面向现实不公正的理论的良知、面向民众幸福的理论的皈依；批判的另一方面是指，社会学需要面向自身的理论自我意识，既需要对自身的理论取向与理论诉求有清醒的意识，也需要对自身研究的理论对象有深入的反思[12]。易言之，社会学需要就自己对自己开展反思与批判[13]。

四、讨论与展望

社会学是现代性的科学。现代性的逻辑要求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社会学何为”或者“现代社会向何处去”这样必须回答的问题。社会学自创立之日起，便以重建社会为己任，以社会秩序达成为根本追求。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内在地具有社会建设的精神指向，社会建设理论是社会学所具有的建设性的理论展现。同时，因为现代性具有内在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紧张冲突，所以社会建设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进而形成不同理论形式和理论关注点。另外，现代性一方面承诺美好未来并在现实中有所实现；另一方面又因现实弊病甚至灾难迭出而似乎又远离理想图景，这使得社会建设理论具有强烈的建设性和否定性的双重品格。

在笔者看来，社会学的传统及其危机可以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我们能以更现实的态度对待我们的世界，对社会组织的各种困境更为警觉，对社会协作的必要性和社会压制的危险性有更多的认识，以及更清晰地认清那些幻象（各种机制就是用这些幻象来构造社会现实的），那么，我们也许能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宜人。也许，只要有足够多的人认识到各种幻象之间的关联，认识到加诸我们日常生活交往之上的、由各种精神幻觉所造成的使人后果，我们的生活质量才能有极大的提高。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一种新的、诚实的、个人解放的社会文化，是否可以让我们粉碎那种控制现代社会的压迫性与疏离性的机制，但是，不断地理解和阐明现实问题，可以让我们有为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或许也有为于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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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韦伯.学术与政治[M].钱永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

[10] 柯林斯，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M].李霞，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15.

[1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2.

[12]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95.

[13] 刘拥华.社会学何以可能：论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建构――兼评《实践与反思》一书的理论视野[J].中国书评，200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