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同伴教育效果分析

【摘 要】通过达州市三所农村中学性安全教育中同伴教育组、传统教育组和空白对照组的教育前后数据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总体而言，同伴教育方式在增加留守儿童的性安全保护知识和增强性安全保护意识方面优于传统教育；对于更为敏感问题的知识接受和态度改变，传统教育方式优于同伴教育；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同伴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使用，但要注意克服同伴教育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关 键 词】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同伴教育；效果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5-0128-04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转型期特定的社会群体，其性健康、性安全保护引起了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1][2][3]但是，运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性安全教育还需要不断探索。就目前学校性教育而言，最主要的还是由心理老师、生物老师等进行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显然这种方式对于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农村学校条件不够。那么，在农村学校运用同伴教育的方式进行性安全教育情况会怎样？本研究拟对四川省达州市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同伴教育进行相关考察分析，为指导更广阔领域的性安全教育提供依据。

一、研究工具、方法和对象

（一）研究工具和方法

儿童的性安全是指儿童的性发育、性健康没有遭到人为的破坏，既没有他人给儿童造成性的身体和心理伤害，也没有儿童由于无知自愿发生（包括接吻、性抚摸、与他人发生等）后对自身生理、心理造成的危害，[4]故课题组根据本项目研究目的进行性安全教育的课程设计。课程内容包括五大部分，分别是：青春期性生理卫生、异往、预防害、女性怀孕及避孕、预防艾滋病；每部分1课时，共5课时完成。每部分的课堂设计包括：看图片和短片引入课堂、授课内容、答疑解惑、行为引导。然后根据课程内容设计调查问卷。

本次研究中的同伴教育，主要根据据课题组事先设计的方案采用同伴之间交流学习的方式进行（同伴教育骨干的选择、教育方法的确定、课程的实施等具体内容见笔者《现代教育科学（普教研究）》2013年第2期文章）。传统教育则由课题组老师按照课程内容进行传统的课堂讲授，另外还有一个空白对照组不采取任何教育措施，教育前后均使用同一调查问卷，利用统计软件SPSS10.0进行数据处理，最后抽取留守儿童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研究对象，达州市下设7个县市区，随机抽取3个县，每个县随机抽取一所农村中学，在农村中学抽区一个年级作为性安全教育对象，课题组综合考虑农村中学初一到高三各年级的实际情况，决定全部抽取初二年级。在抽中的学校把初二年级以班级为单位随机编成3个小组，分别是传统教育组、同伴教育组和空白对照组，这三所学校初二年级总人数为1360人，三个小组教育前后均按实际人数发放问卷，最后通过留守儿童回收的有效问卷（前782份，回收率83.2%；后853份，回收率90.7%）对三个小组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证明同伴教育是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中值得推介的方式。

二、数据及分析

（一）在接受知识和信息方面之比较分析

1. 性生理健康知识。在“男性卫生保健应注意什么”的回答中，从全体来看教育后各项知识（防止受挤压和打击、穿宽松舒适的内裤、不穿紧身牛仔裤、不抽烟不吸毒不酗酒、防止感染）的知晓率与教育前相比有了明显的上升，“不知道”的比例全体来看从20.6%下降到15.0%；从各小组来看，教育后同伴教育组和传统教育组的知晓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空白对照组的知晓率在所有选项中只有一项，即“不吸毒、不抽烟、不酗酒”，不但没上升，反而下降（从74.0%下降到60.3%），“不知道”的比例不但没下降，反而上升（从17.5%上升到25.4%），各小组在各项上均具有统计学的显著差异（p=0.000）。由此可知，经过性安全教育之后，留守儿童从总体上对于男性卫生保健知识的知晓率有明显提高，对照组在“不吸毒、不抽烟、不酗酒”的选项上有所下降，这是因为课余时间同伴之间的学习没有受到有效的控制，致使部分出现了错误。至于对照组选择“不知道”的比例在教育后反而上升，可能与留守儿童特殊的心理状况有关，由于没有对对照组采取任何教育措施，致使该组部分留守儿童误以为自己没受关注而对调查不重视所致。

在“你对女性经期保健知识知多少”的选择中，从全体来看教育后留守儿童对其各项知识（保持外阴清洁、注意保暖、经期用品保洁、不吃辛辣等刺激性食物、睡眠充足、不喝冷饮）的知晓率有了明显的提升，“不知道”的比例从25.3%下降到17.8%；从各小组来看，教育后同伴教育组和传统教育组的各项知晓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空白对照组也有所提升，“不知道”的比例均有所下降。可见，经过教育留守儿童的女性经期保健知识明显增加。

上述两小题综合起来看，就同伴教育组和传统教育组相比，各项知识的知晓率在教育后同伴教育组提高的幅度均大于传统教育组，选择“不知道”的比例同伴教育组下降的幅度也大于传统教育组。分析认为，同伴教育是根据有共同语言的同伴之间需求的相似性而展开的教育活动，更能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同伴之间的交流就更能促进学习者对知识的掌握。

2. 艾滋病及其预防知识。关于艾滋病的预防知识主要通过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及对此知识的应用来考察。就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而言，“性传播”和“血液传播”教育前全体均有7成多的人知晓，各小组没有差异（p>0.05），教育后这两项知晓率全体均上升了10个百分点；“母婴传播”在教育前全体知晓率只有5成，教育后上升了近18个百分点，而对于错误选项“呼吸道传播”的选择率全体有了明显的下降（前37.7%，后23.7%），各小组具有统计学的显著差异性（p

从小组比较来看，对照组在教育后对“母婴传播”的选择率下降了近2个百分点，而对错误选项“呼吸道传播”的选择率上升了近9个百分点（前35.7%，后44.5%），分析认为没有进行有效监控的同伴交流在促使某些知识和信息量增加的同时，导致了另外知识的错误；教育后同伴教育组三种传播途径的知晓率提高的幅度以及错误选项的选择率减少的幅度（“同”从38.1%下降到10.8%，“传”从28.1%下降到15.1%）均大于传统教育组，这就说明，有专门监控的同伴教育更能促使受教育者掌握知识。

3. 怀孕避孕知识。在“女性在什么情况下有怀孕的可能”的选项中，教育后全体留守儿童选择“与异性有行为”上升了5.2个百分点（前83.1%，后88.3%），同伴教育组上升了约5个百分点（前86.5%，后91.4%），传统教育组上升了9.8个百分点（前83.0%，后92.8%），对照组只上升了0.3个百分点（前79.2%，后79.5%）。可见，同伴教育在促进受教育者掌握知识方面并不总是优于传统教育，对于“”这样“难以启齿”的隐私问题传统教育的效果好于同伴教育，而对照组仅凭无人监控的同伴交流很难促进受教育者掌握知识。

在“不小心发生无保护的行为之后该怎么办”的选择中，教育前各小组选择“服用紧急避孕药”尽管也具有显著差异（p=0.000），但正确率都较低（同23.2%，传50.1%，对45.6%，这是随机分组的结果）；教育后全体留守儿童选择此项的比例从38.5%上升到64.5%，同伴教育组上升的幅度超过传统教育组约28个百分点（“同”从23.2%上升到75.7%，“传”从50.1%上升到74.7%），对照组则从45.6%下降到44.5%，选择“不知道”的比例三个小组均有下降。可见，经过教育，留守儿童对于发生无保护的行为应采取的措施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而靠无人监控的同伴之间交流学习的对照组在此问题上出现了知识的错误和信息的衰减。

（二）在转变观念和态度方面之比较

1. 面对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之态度比较。对待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态度通过两个问题进行考察。第一个问题：“如果你的一个朋友感染了艾滋病，你的反应是什么？”，教育前后选择“继续做朋友，采取保护措施并关心帮助他”的比例从全体来看上升幅度很小（前92.1%，后92.8%），从各小组来看，上升的幅度传统教育组大于同伴教育组（“传”前91.0%，后92.8%；“同”前93.5%，后94.1%；）。第二个问题：“你认为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及其感染者保密？”选择“应根据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意愿而确定”的比例教育后全体略有上升（前61.5%，后61.8%），各小组来看，传统教育组略有上升（从66.0%上升到66.3%），同伴教育组和和对照组都略有下降（“同”前63.9%，后63.8%；“对”前61.7%，后61.6%），这足以说明对待“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的态度转变与本次教育活动几乎无关，而与平时学校的思想教育和人际关系教育有关，平时的学校教育是依靠教育者“权威”的传统教育。

2. 面对害之态度比较。面对害的态度也是通过两个问题来考察，其一：“当有人对自己实施害时应该怎么办？”课后全体选择“机智地逃脱或者呼救”的比例有所上升（前74.0%，后的80.5%）， “不知道”的比例有所下降（从13%下降到6.2%）；教育后各小组选择此项的情况，同伴教育组上升的幅度约13个百分点（前71.0%，后84.3%），传统教育组和对照组上升了2.2个和3.7个百分点（“传”从79.7%上升到81.9%，“对”从68.2%上升到71.9%）。由此可见，同伴教育方式在教育留守儿童面对害的正确态度方面优于传统教育，对照组比例的上升也归因于同伴教育的力量。其二：“遇到害之后应该怎么做？”教育后选择“告诉父母或者信任的成年人”的比例从全体来看有了明显的上升（从55.2%上升到68.3%），三个小组中同伴教育组（前52.9%，后68.6%）和对照组（前51.9%，后63.7%）均上升超过了10个百分点，传统教育组上升了近8个百分点（前57.5%，后75.3%），三个小组在教育后的选择有明显的差异（p=0.000），“不告诉任何人” 的比例同伴教育组下降了3.4个百分点，传统教育组下降了1个百分点，因此在此问题上同样也显示出同伴教育优于传统教育。

3. 面对怀孕避孕之态度比较。面对怀孕避孕的态度同样通过两个问题来考察。第一：“如果一个女生怀孕了，你认为该找谁帮忙”的选项中，选择找“父母”和“老师”的比例教育前三个小组没有差异（P=0.618），教育后各小组选择“父母”和“老师”的比例仍然没有统计学的差异性（P=0.258），但比例都有所上升，同伴教育组和传统教育组上升了5.4、5.3个百分点（同从83.8%上升到89.2%），传从85.0%上升到90.3%），对照组上升的幅度很小（从84.4%上升到84.5%），而经过教育之后选择“其他人”的比例有所下降，这就说明经过教育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同伴教育略好于传统教育。第二：“如果你发生行为是否会主动采取避孕措施？”选择“会”的比例教育前三个小组尽管也有差异（p=0.017）但并不太明显，课后三个小组选择“会”的比例明显上升，同伴教育组上升了约33个百分点（从49%上升到82.2%），传统教育组和对照组上升的比例均不到6个百分点（传从76.5%上升到82.5%，对从74%上升到76.7%），三个小组具有明显差异（p=0.000）；选择“不会”的比例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选择“不知道”比例其中同伴教育组下降了30个百分点（从43.2%下降到12.4%），传统教育组下降了约7个百分（从24.8%下降到18.1%），对照组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从35.7%下降到30.1%），这就说明对于自我身体健康和 “名声”问题而言，同伴教育比传统教育的效果明显见好，而对照组自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说明课余时间同伴教育的力量有时是非常强大的。

三、结论及思考

（一）就总体而言，在增加留守儿童的性安全保护知识和增强性安全保护意识方面，同伴教育方式优于传统教育

据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男性卫生保健知识”和“女性经期保健知识”各项的知晓率在教育后同伴教育组提高的幅度均大于传统教育组，选择“不知道”的比例同伴教育组均小于传统教育组；关于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教育后同伴教育组三种传播途径的知晓率提高的幅度均大于传统教育组，错误选项的选择率减少的幅度远远大于传统教育组；在避孕知识方面，对于“不小心发生无保护的行为之后该怎么办”的选择中，教育后选择“服用紧急避孕药”的比例上升的幅度同伴教育组（上升了约5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传统教育组（上升了约25个百分点）；在面对害的态度方面，遇到害时选择“机智地逃脱或者呼救”以及之后应首先“告诉父母或者信任的成年人”的选项，同伴教育组比例上升的幅度同样大于传统教育组，对照组比例的上升也归因于同伴教育的力量；在怀孕避孕态度方面，如果怀孕首先找“父母”以及发生行为“会主动采取避孕措施”的选择率，同伴教育组上升的幅度照样大于传统教育组，这就说明，对于关系着自我生命健康和个人的“名声”问题而言，同伴教育比传统教育更为有效，空白对照组各项知识的增加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也正是课余时间非正规同伴教育的结果。

（二）对于敏感问题的知识和态度而言，传统教育方式优于同伴教育

同伴教育方式被实践证明，在提高青少年对性病、艾滋病的认识，正确对待艾滋病人，在自我保护及安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5]本次研究也证明同伴教育在增加性安全知识和增强性安全保护意识方面具有优势，但不是所有方面都适合于同伴教育。

从前文分析可知，同伴教育方式并不是在所有选项上都占优势，在怀孕的知识方面，对于“女性在什么情况下有怀孕的可能？”，由于涉及到“”这样“难以启齿”的隐私问题，教育后传统教育组选择正确率上升的幅度大于同伴教育组，传统教育组上升了9.8个百分点，同伴教育组上升了约5个百分点；在对待艾滋病病人及其感染者的态度方面，由于“艾滋病”曾经是让人恐怖的词语和敏感的话题，传统教育方式的教育者往往在青少年看来是某种“权威”，而同伴则不具有“权威”的力量，因此同伴教育的效果不及传统教育。这就说明，对于在现有文化笼罩下，太“难以启齿”的和太“敏感”的内容，不太适用于同伴教育，传统教育的效果优于同伴教育。

（三）性安全同伴教育方式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使用

尽管本次研究同伴教育和传统教育各有利弊，但总体而言，同伴教育在提高留守儿童性安全知识、增强性安全保护意识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有效方式。

结合本次研究我们认为：同伴教育是指具有相同年龄、性别、生活环境和经历等具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享知识和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的教育形式，具有较强的优势。同伴教育的优势集中表现在：（1）侧重于参与和讨论以及观念的传递、技能的培训，而不是单一的知识传授，这是同伴们最喜欢的。（2）不受时间、地点、人数等因素的限制。同伴教育者除了在活动程序以内将自己通过培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传播给同伴以外，还可以在自己和同伴方便的任何时间、地点，不拘形式地进行交流和传播。本研究中对照组各项知识的知晓率以及具有的正确态度在课后的提升都较好地证明了这点。（3）由于同伴组织是处于相同环境，有共同的特点和相类似需求的群体，同伴教育者能在同伴最需要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时刻，将事先掌握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迅速地传播开来，是同伴人群中最有效的知识和信息传播方法。（4）同伴教育利用同伴之间的共性和相似性，通过榜样的示范带头作用，使同伴更好地接受信息，从而对同伴施加较好的影响，本研究中同伴教育组各项知识的增加和态度上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由于本研究中同伴教育也存在一些缺憾，因此经过总结，发现同伴教育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1） 选择同伴教育者要多方考虑。除了选择对性安全教育很热心的学生以外，更要注意在同伴中有一定号召力、组织能力以及自控力强的学生骨干，本次研究中有的同伴教育者号召力和组织能力欠佳，有的对于整个活动的坚持性不够；（2）做好同伴教育活动的监控措施。同伴教育要注意信息传播的正确性，就要特别注意监控同伴教育者传授知识的过程，除了要准备相应的学习材料比如书籍、图片、影视作品等来充实传播内容外，更要避免传授中对知识和信息的歪曲理解，本次研究中在“男性卫生保健知识”和“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无保护措施的行为之后应采取的措施”方面出现了错误，实际上更多的就是无人监控的空白对照组的错误。（3）注重传播方式的有效性。本次研究中同伴教育以同伴喜闻乐见、乐于接受的形式进行，效果不错，但也有活动形式虽好而结束后忘记学习内容的情况发生，因此今后在教育过程中应注意强调活动结束后对学习内容的巩固。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对社会转型时期留守儿童的性安全教育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丰富了学校性教育的理论内容；实践意义在于为当前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性安全教育提供了实证的数据，为在更广的领域进行性安全教育提供指导。加强青少年的性安全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石，更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性安全教育工作，加强培养青少年的性安全保护意识，努力把性安全同伴教育方式运用在更广阔的领域。

参考文献：

[1]门从国，胡珍等.未成年人性安全现状及教育思考[J].中国青年研究，2006，3：58.

[2]王进鑫.青春期留守儿童性安全问题调查研究[J].青年研究，2008，9：7-14.

[3]徐亚吉.门从国.中小学性安全教育现状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0，7：7-14.

[4]曹红梅，徐晓阳，沈志.农村留守儿童性安全现状及教育反思——以达州市大竹、开江县为例[J].大家，2012，（5）.

[5]李美玲，徐晓阳.青少年的性教育及同伴教育[J].中国性科学，2010，19（9）：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