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名著《三国演义》的“非经典”改编

自影视诞生时人们就对古典文学作品进行了大量的改编，我国早期电影脱胎于戏曲戏剧，以明清一代话本、小说、套曲为对象的二度创作，题材上包括历史演义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世井生活、反应的是历史兴衰、人间百态，在封建统治时代具有官方意识形态或伦理教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1]而在当下消费文化语境下，对经典的解读、结构使得古典文学重新焕发生机，跳出历史局限以新的思考审视历史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对古典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既要尊重原著内容中呈现出的历史事实，要符合当时时代、社会风貌的历史背景，也要符合人物心理活动发展逻辑，同时还要尊重影视艺术自觉性，即对文字文本影像化表达的思考。然而，当下很多影视作品对古典文学的解构、后现代的表现往往存在歪曲历史事实，形式大于内容、主旨失焦，艺术水准低下的弊端。

麦庄版《关云长》是由甄子丹、孙俪、姜文等演员主演的历史人物传记型电影，影片讲述了官渡战役之后，关云长为存忠义和保护刘备家人被迫降曹以及千里走单骑护送嫂子追寻先主的故事。对比《三国演义》原著，电影版《关云长》剧情集中在关羽与曹操以及虚构出的三嫂关系上，影片对经典名著进行了既合乎情理又突破创新的改编，而叙事方式和功夫元素也满足了电影的商业诉求。以下，本文从角色塑造和叙事方式两个角度来论述该片的“非经典”的表现。

一、 角色塑造的非经典

（一）传统英雄史观的不同

黑格尔在《小逻辑》里以“绝对理性”为理论前提，指出历史英雄“理性”精神执行任务，历史英雄身上集合了整个民族的品质，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化身，虽然黑格尔模糊甚至对立了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根本推动作用，但黑格尔这里的英雄史观无疑是站在纯粹的、抽象的、单一化的，一种基于古希腊悲剧精神传统的理解，这和我国古典传统历史演义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上可谓异曲同工。学者蔡东洲、文廷海：《关羽崇拜研究》中指出，民间对关羽的崇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心理反映，是建立在民众的文化消费和崇拜需求基础之上的，华夏民族拥有共同文化心理，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在明清时期被视作正统显学，因此关羽更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符合传统道义的圣人形象。[2]然而影片中试图透过历史重重迷雾还原出人性化的关羽，依托于其所在时代背景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解释和解读关羽内心思考与选择。从读者接受论角度来说，透过影片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解读化的关羽。

（二）文化意义不同

无论曹操和关羽都具有“双重文化意义”，一面是历史形象，一面是民间文化形象。导演庄文强、麦兆辉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是香港人，从小到大接触的三国漫画与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对历史人人物的描写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广东、香港地区，“关二爷”广泛分布在庙堂和佛龛里，从民间文化和后现代解读下的关羽已经区别于《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形象，这是麦庄版港味《关云长》“非经典”改编的文化因素。以拍港式警匪片出身的两位导演首次试水武侠片，其内核依然是对“忠义”的深入探讨。

（三）人物性格刻画更为立体

《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扁平化、脸谱化，符合古代人们审美趣味。但在影片中，主要三个角色即关羽、曹操以及虚构出来的绮兰，古典人物形象赋予了现代人的思维、情感方式，人物形象的刻画也不再非黑即白的单一。比如影片中曹操与僧人有一段对话，首先体现在曹操的矛盾性上，残忍而仁慈，“法”“术”“势”集于一身，曹操以战来平乱世，以牺牲来换取天下太平、四海统一，虽是枭雄却仍不失是个理想主义者。再如有一段曹操关羽二人关于征战袁绍的对话，曹操以“法纪”为平定安邦之良策，关羽则以“道义”为人之准则，这番争论无法用高下来判断。而事实上，关羽恪守“道义”最后落得如此下场，正如片中关羽不止一次自问难道关羽非杀不可，影片没有给出解释或答案，但情节叙述与安排似乎不言而喻。

女性角色处理上，孙俪饰演的绮兰影片中虚构的人物，小说中涉及到女性角色都是作为男性附属而存在的，她们具有伦理象征的符号意义，就整部小说来说，女性角色很大程度上起剧情推进作用。在影片中，关羽一直默默保护着绮兰，出生入死几次解救不惜性命，绮兰深受感动也明白关羽心意，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这种女性性格的刻画区别于以往历史演义小说。当然《三国演义》笔墨着重于军事战争、政治外交等历史风云大事，对人物感情描述自然就少，这也正好为后人对历史经典进行二度创作提供素材。

影片探讨的核心话题便是“忠义”，导演想要探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忠义”，剧中关羽依然忠义为骨、义字当头，但是一路被追杀，被迫出手杀人，铲除路障便使他开始自我省思以及对“忠义”的新思考。导演认为对今天来说，“忠义”类似于一种宗教般的狂热，而植入现代人所面临的处境和思考，这种怀疑是现实合理的。我们知道关羽是“神武”“忠义”的人化象征，而电影中对关羽来说忠和义似乎是无法调和的矛盾，忠是对于刘备的，义是对于曹操的，也是对于天下百姓的，正是这种矛盾冲突构成了片中关羽情感上的撕裂与冲突。影片将抽象的英雄还原到具体的人，展现的是人性中最为微妙的思想情感，这种对角色性格的处理是符合现代人审美趣味的。

二、 叙事方式的非经典

关于《三国演义》的评本，比较成体系和权威的版本有钟惺、毛宗岗的评本，每一版本根据评者所处时代和学派不同又各有千秋，为此本文在演义小说基础上结合历代名家点评继而根据叙事本体理论，创作论两个方面进行影片叙事的论述。

（一）叙事本体上的改编

1.关羽在影片中呈现的“孤胆英雄”的形象，无论是以一对一还是以一对多，片中关羽一直是孤军奋战的状态，他在剧中不止一次问到“难道关羽非死不可”，或许他不明白自己恪守“道义”究竟哪里有问题，这些恰恰引发了他内省和自我怀疑的心理动机，这是小说或正史中没有给出的，而片尾借曹操之口说关羽实则是被一群披着羊皮的狼害死的这段对白也起到点睛作用。可以看出影片中剧情着力在“英雄之旅”的叙事模式中，“英雄之旅”是典型的好莱坞叙事模式，叙事上往往是英雄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超出自己预期和能力的任务。根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与推断，关羽亡归先主整个过程并不能推测出“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事实依据，且后代学者研究关羽并非北山河北寻刘备，可见《三国演义》里有过五关斩六将情节描写为罗贯中杜撰情节，那么这种叙事恰恰和“英雄之旅”叙事模式不谋而合：东岭关时杀孔秀；过洛阳城时杀韩福、孟坦；过虎牢关时杀卞喜；过荥阳时杀太守王植；过黄河渡口时杀秦琪。而影片对这段的表现则是充分展现了视听语言的艺术魅力。电影中这个“脱逃”抑或称为“追寻”的过程是全片的精华所在，也是电影叙事元素和技巧的核心体现，在剧情关键节点上制造冲突，脱逃元素，如关羽在兵器行被暗箭所伤，逃跑过程中后有追兵，前无去路，自己因受伤体力不支，还要保护弱质女子，内外交困下如何逃脱，这便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当然悲剧性结尾是本片升华，纵使是宅心仁厚、忠肝义胆、义薄云天的英雄，为何落得身首异处的悲剧下场，这种悲剧究竟是性格、时代还是命运造成的，这些问题的思考空间更多的是留给了观众。[3]

2.增加情感线，丰富人物性格和叙事。本片副线是关羽和三嫂的微妙情感，在《三国演义》中，关羽护送的是两位嫂子，而绮兰是影片中虚构的角色，影片对小说进行了大胆改编，绮兰则是勇于追求自己幸福的具有现代女性思想的角色。关羽原先“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无论《三国志》或《三国演义》中都没有提到关羽杀人原因，影片中解释为放牛倌时期的关羽为救他爱慕同村姑娘而杀了歹徒，这种设计也为后来两人情感叙事买下伏笔，包括后面刮骨疗伤、千里走单骑等小说情节做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丰富了整体叙事效果。

（二）创作上的非经典

1.创作情感基调的改编。事实上，在《三国志》里陈寿对曹操是比较推崇的，在历史文献和流传文学作品上，曹操也是雄才大略、文采奇高的人物，明代以后的市民社会民间文化兴盛发展，尤其儒家文人在文化上的汉室正统倾向性导致了刘备、关羽等人民间形象很好，而曹操被视作奸险小人，所谓“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广大人民接触更多的是民间文化而非正统历史，因此，“尊刘贬曹”的情感基调也就产生了。在《关云长》中，这种政治立场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回归本性后的人物刻画，电影对历史小说中有很多不符合逻辑的情节进行了合理化想象，比如原著中有“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毫无倦色”[4]情节，电影中作了合理化改编，虚实结合的影像表达出关羽思想上“情”与“理”的挣扎，丰富了人物性格。

2.增添商业电影叙事元素，比如功夫元素、变节元素等。电影增加了打斗动作元素也能很好符合甄子丹功夫巨星角色定位，如黄河渡口杀秦琪一段，小说中用“二马相交，只一合，关公刀起，秦琪头落”寥寥数字就描述了整个打斗过程，电影中运用升格镜头以及富有张力的背景音乐更进一步放大了打斗的细节要素，影片讲述关羽带着绮兰投奔先主过程花了70分钟，这段正是影片叙事精华所在，电影叙述艺术在这段视听表现中得以充分展现。再如变节元素，如最后有一段林中打斗情节，明暗变化的光影可以映衬人物内心细腻情感，此时关羽先是受绮兰一刀后遭受埋伏，曹操、张辽等人悉数登场，最后汉献帝出场方知杀令为其所下，这段情节是本片高潮所在。

结语

电影通过对《三国演义》经典文学的改编，不仅提供了观众阅读名著的多元方式，同时突破文化传统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按照现代文化语境重新进行解读更符合现代人审美思维，这些要素在叙事和艺术表现上更符合商业电影诉求。

参考文献：

[1]王涛.刍议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特色和人物形象塑造手段[D].西安：西北大学，2012.

[2]王峰旗.关羽形象――从历史到艺术的演变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08.

[3]刘辉.港式三国――从麦庄版关云长说起[J].当代电影，2011（11）.

[4]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