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创新究竟需不需要铁腕人物

个性官员仇和担任昆明市委书记已满百天,网络热议“昆明新政”

个性官员仇和担任昆明市委书记已满百天。仇和书记上任以来,快、狠、无私的铁腕措施频出：“河长制”治污、公开领导电话、改造城中村、公务员招商、医改教改市场化、干部问责制度……一招招雷厉风行,疾如闪电。“昆明新政”的影响力已通过各级政府传达至黎民百姓,更通过各方媒体引起了全国网民的热议。

网友们普遍觉得仇书记实干为民,为新政拍手叫好。部分学者却质疑：清官铁腕能不能代替制度?过于强调“人治”的行政改革能否长久?

■逾七成网友支持仇和铁腕政策

去年12月28日,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昆明市委书记。上世纪90年代他主政江苏宿迁时,就曾以一系列超常规的激进改革被誉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4月5日,是他主政昆明市100天的日子。几家报纸、网站借此推出“昆明新政”的报道与讨论,随即引来网友广泛关注。截至4月10日,新浪网与腾讯网推出的调查中,均有超过七成网友支持仇和的铁腕政策。76.16%的新浪网友认为“当然希望有这样的‘铁腕’”,79.70%的腾讯网友表示“现阶段十分需要”。

网友sifanglouzhu很欣赏仇和的那句话――“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所以也赞成他的观点：“不用强制力量怎么行?中国要用5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的路,那得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他是想用人治的手段来推进法治的建设。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

“严厉是好事,但有两个前提”,腾讯网友对仇和表示辨正地支持：“一是要充分了解情况,二是要公平公正。如果缺少了这两个前提,‘严厉’的结果只能是丧失人心。所以推行严厉风格的官员须具有三种品行：明察、公正、自律。严厉是有责任感的表现,但严厉往往是要冒风险的；而用制度管人,个人所承担的压力和风险要小得多,也更容易做到公平公正。”

仇和让网友qqmm想起了古今中外的著名“铁腕”人物：“期待中国诞生一个铁腕普京、现代海瑞、现代包青天,对外抗击强权,对内强力肃贪,对下改善民生……”

新浪网友对仇和新政高度肯定：“他的非凡举措打破了官场积习,振作了精神,迅速改变了落后地区面貌,而且其着眼点在于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等先进理念。铁腕治国,具有效率高见效快的优势,只要立意改革,就无可厚非。”

■仇和新政过分强调“人治”?

新浪网“‘仇和现象’的结果会如何”调查中,除了近八成的乐观声音外,还有13.7%的网友选择“负面效果可能更大,会滋生个人权力崇拜”,8.79%的网友选择“效果不会好,一个人能力有限”。可见,担心铁腕变成“人治”是人们质疑的焦点。

网友莫笛在人民网友强国博客上发表《仇和的错》,直言仇和的不足：“其一,仇和错把官场当课堂。其二,仇和错把公权当私产。其三,仇和错把铁腕当万能药,这也是最本质的。仇和的一言一行始终烙印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行政靠权力推行。铁腕不是万能药,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应该带头贯彻党提出的执政理念,而不是粗鲁的人治。”

腾讯网友认为法律与民主才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所谓铁腕与强权是权力过度集中和蛮横的表现,是旧中国封建统治的一套,是不会得到长期治理和利民的效果的!”

“这种施政的方法完全是人治的一套,不但对民主法治毫无贡献,而且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网易网友在博客上尖锐地指出:“越是这种打着改革旗号的铁腕人物,越是有危险性。当他心存大众的时候,可能还不至于误国殃民(但实际上已经对某些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非法损害)……谁能保证这些政治人物永远是无私的呢?我们能把自己和国家的福祉托付给这样为所欲为,不择手段的强人吗?当一地的主政者充满大大小小的强人时,那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乐土吗?”

（4月11日《南方日报》）

■“招商新政”招来激烈争议

继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和“瞌睡干部辞职事件”之后，昆明最近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焦点，这场新的争议只为两个字：招商。

从明确提出“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到全市动员招商引资，再到各部门抽调精干人员成立35个招商分局，分赴沿海地区开展“全天候、拉网式”驻点招商……一场轰轰烈烈的招商“运动”在昆明拉开大幕。

“招商新政”招来了激烈争议，有北大教授称仇和招商模式将破坏昆明，这条消息被媒体广泛转载。昆明“招商新政”究竟是不是这个西部城市的现实选择？会不会导致政府行为扭曲？有没有与科学发展背道而驰？

昆明市副市长李文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尽管从纵向看，昆明经济社会发展每年都有进步，但与横向比，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在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中，昆明排位从2004年的第28位下降到2006年的第53位。

作为一个西部城市，昆明在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面临艰巨的任务，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壮大经济规模，完全依赖政府财政投入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依靠招商引资来实现。

当招商运动火热开展的时候，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批评说，把注意力全放在经济增长上，政府的行为一定会扭曲。他在3月20日举行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说：“你看仇和到了昆明市去当市委书记，他下达的指标是每个局都必须去招商引资，你可以想像，民政局也去招商引资，教育局也招商引资，环保局也招商引资，我就在想，昆明好不容易是最后一块净土，他如果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

这番激烈的批评各地媒体广泛转载，再次把昆明推向风口浪尖。令昆明当政者始料未及的是，这次舆论的声音不像“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和“瞌睡干部辞职事件”中一样两派对立，几乎是“一边倒”。

网友纷纷对“招商引资第一政绩论”表示反对，认为这是盲目崇拜GDP的表现，更令人忧虑的是，在西部语境下这种提法被冠以“思想大解放”的美称。有网友表示，西部地区发展绝不能走污染环境、牺牲生态的老路，要给雄心勃勃的地方官员念“绿色紧箍咒”，建立绿色GDP考核体系，确保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绿水青山。

针对外界批评，昆明市政府作出正面回应。副市长李文荣说：“全民招商是发达地区走过的弯路，昆明决不搞全民招商。”他表示，“大招商”是为了“大选商”，过去100个项目只能招来200家企业，现在也许能招来500家，五选当然比二选一要好。

仇和也多次表示，要提高招商引资质量，由饥不择食转向主动选择，决不引进环境污染和精神污染项目，没有通过“环评”的项目决不允许落地。

继唐季礼的“东方好莱坞”项目落户昆明之后，陈凯歌也将与云南世博集团合作打造投资120亿元的“东方影城”。香港瑞安集团、深圳华侨城集团也将在昆明投资一批文化、旅游产业项目。据了解，昆明市216个招商项目中，有许多能源资源消耗低、社会效益好的第三产业项目，还有很多涉及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循环经济发展的项目。

随着国际经济结构调整，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加速向中西部转移，给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李文荣表示，以前没有选择的机会往往只能饥不择食，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昆明希望顺应时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伍皓、伍晓阳）

（摘自4月1日《经济参考报》）

■“敢想敢干说”再惹争议

昆明市近日召开“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动员会，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表示，当前特别需要冲破六个思想障碍，其中一个是冲破“准我才干”、“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不断创新求变的求索作风。(4月15日《生活新报》)

仇和此言一出，炮轰的文章还真不少，什么“想干”就干是公权滥用的危险信号啦，什么要警惕“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干”的理论啦，等等。

比如董宏达在一篇题为《仇和的“敢想敢干说”有悖法理》的文章中指出，提倡领导干部在新一轮思想解放中冲破旧思维、旧习惯的束缚，增强敢试敢闯、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本身没有错，但对“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似乎不妥，把“没有明令禁止可以想、可以干”翻译过来，就是通常说的“法无禁止即自由”。学过法律的都清楚，“法无禁止即自由”只是对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都可为之。对公权而言，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即凡是未经法律授权的均不得为之。只有用法治管束公权，才能保障公民“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权利。而把公民的这种权利换到掌有公权的政府上，就容易使公权因为没有限制而任意扩张，甚至侵害私权，这样的敢试敢闯、敢为人先就会导致民意、与民争利等现象的发生。

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做到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必须依法限制公权，做到“法无授权即禁止”，这个要求与解放思想并不矛盾，而且这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的思想，毕竟是仇和自己的个性。在没有更高上级出面干预的情况下，仇和凭借一把手的权力，固然可以推行自己的昆明新政，但这种靠个人，而不是靠一种稳定的制度促使的施政方式，究竟能走多远，能否有什么好的结果，实在难以预测。在各级政府正在转型为法治型、服务型政府的今天，仇和提倡“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是不合时宜的。

而其支持者认为，这些议论者脱离了仇和说这话的语言环境，割裂了他的意思。沈仰佑发表《不要曲解仇和的“敢想敢干说”》的文章指出，仇和说此话的前提是要解放思想。如何解放呢？他从破与立的相互关系中来阐述的。强调“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干”，旨在要冲破思想障碍，千万不要被“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束缚。它的潜台词是，只要不触犯法律规章，符合公民道德规范，都可以想、可以干，而不是相反。

“没有明令禁止”是“都可以干”的前提。换句话说，只有允许干的才可以干。公权滥用按照党纪法规，肯定是不允许的，就不能干。仇和说“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干”，压根儿就没有要人去乱干的意思，因此也就不存在会导致公权滥用之嫌。

解放思想的实质是实事求是。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这就是实事求是，也是思想解放的表现。英国的莎士比亚说：“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得更高，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亨利六世》）仇和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辨证地提出“冲破”和“树立”的要求，对于激励人们发扬“创新求变的求索作风”，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干”，这是创新求变的需要。没有思想大解放，没有创新求变的实际行动，也就没有经济的大发展。创新求变，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即使出现一些失误，也是允许的。倘能“吃一堑，长一智”，总比墨守成规、畏首畏尾强得多。

当然，思想的伟大须以思想的谨严为基础。尽管仇和的说法有些“前卫”，或者用词还欠严谨，但这不是我们“想当然”，甚至曲解“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干”的理由。

（本刊编辑综合4月16、4月17日“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