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

【摘要】 目的 探讨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 运用主观幸福感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对贵州省5所大学的1285名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 少数民族大学生只有中等程度的主观幸福感和正性情感、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及较高的负性情感；女生生活满意度高于男生，负性情感低于男生，城市学生生活满意度高于农村学生，低收入家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低于普通家庭学生；回归分析表明：神经质、外向性、社会支持、生活事件、性别、家庭经济状况可不同程度的解释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及负性情感方差变异的19.7%，19.9%，22.4%，36.8%。结论 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中等程度的主观幸福感、正性情感、较低的生活满意度以及较高的负性情感；生活满意度、负性情感存在性别差异，生活满意度存在城乡差异，家庭经济收入不同的学生存在不同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神经质、外向性、社会支持、生活事件、性别、家庭经济状况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 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横断面调查

1 引 言

主观幸福感是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1］。近几年来，主观幸福感在我国已有了不少文献，在有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已有研究中，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以下简称民族大学生）群体为对象的相关研究甚少，一个人的心理过程既受其教育程度的影响，也受其生活环境、文化的影响，民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是否与汉族大学生一样呢？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是否相同呢？本研究拟对此进行探讨，为提高民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提供一定的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整体随机抽样法，从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工业大学、黔南民族学院随机选取被试2800名，最后实得少数民族有效被试1285名，包括苗、瑶、侗、彝、仡佬、穿青、布依、土家等十几个民族，其中男生776人，女生509人；城市423人，农村862；平均年龄21.7岁。

2.2 方法

2.2.1 主观幸福感问卷 由郑雪等人修订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该量表包括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等方面。四个分量表都为单维量表，总体主观幸福感、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量表均为9点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为7点量表［2］。

2.2.2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 该量表为刘贤臣所编，是一自评问卷，由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他6个分量表组成，6个分量表可解释总量表44％的变异，各事件评分与总分间的相关系数从0.24~0.57，平均为0.45［3］。

2.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由Zimet等编制，有12个条目，包括3个分量表，分别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把量表中的“领导、同事、亲戚”改为“老师、同学、亲戚”。3个分量表和全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7，0.85，0.91，0.88，重测信度分别为0.85，0.75，0.72，0.85［3］。

2.2.4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EPQ-RSQ)［4］ 包括精神质(P)、外向性(E)、神经质(N)、掩饰性(L)等4种人格因素。

2.3 施测程序 将个人的一般情况、主观幸福感问卷、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艾森克人格问卷编排于同一张问卷上，每个量表前均附有指导语。采用集体施测的方法，研究者本人担当主试。所有施测均在现场一次完成，测试时间为30～45min，测试完毕，当场回收问卷。剔除汉族大学生的问卷和民族大学生的无效问卷，共获取民族大学生有效问卷1285份，全部数据运用SPSS11.5软件包进行处理，主要采用t检验、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3 结 果

3.1 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分析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民族大学生只有中等程度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分22.19，总分45分）和正性情感（平均分26.75，总分54分）、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平均分14.93，总分35分）以及较高的负性情感（平均分36.94，总分72分）。男女生生活满意度和负性情感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女生的生活满意度得分高于男生(16.66±5.15/13.82±4.43，t=-2.970，P

城乡差异分析表明，农村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显著低于城市学生(16.26±5.26/14.34±4.69，t=1.822，P

3.2 主观幸福感与各预测因素的相关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总体主观幸福感、正性情感分别与外向性、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与家庭经济状况、神经质、精神质、生活事件呈显著负相关；生活满意度与性别、外向性、社会支持呈正相关，与城乡、家庭经济状况、神经质、精神质、生活事件呈负相关；负性情感和家庭经济状况、神经质、精神质、生活事件呈显著正相关，与性别、外向性、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

3.3 预测主观幸福感的逐步回归分析 见表2。

为进一步考察各影响因素对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贡献大小，分别以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为因变量，以人口统计学变量、心理社会因素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从表2可见，依次进入总体主观幸福感回归方程的是神经质、社会支持、生活事件、外向性，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方差变异的19.7%；依次进入生活满意度回归方程的是社会支持、神经质、性别、家庭经济状况，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方差变异的19.9%；依次进入正性情感回归方程的有社会支持、外向性、神经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方差变异的22.4%：依次进入负性情感回归方程的有神经质、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外向性、性别，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方差变异的36.8%。

4 讨 论

4.1 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特点、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分析 国外对成人和中、小学生的有关研究结果均表明，多数个体体验到的幸福感在中等程度以上［5］，但本次的研究结果表明，民族大学生只有中等程度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和正性情感，较低的生活满意度以及较高的负性情感，和国内其他学者对汉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结果［6］相比，民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更低。性别差异分析表明，男女生在生活满意度和负性情感上表现出性别差异，女生的生活满意度更高，负性情感更低。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他们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文化方面都落后于汉族，这些使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大学后更有一种相形见拙的感觉，此外，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有的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还沿袭了非文明时代的“部落首领制”，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男大学生自然与大都市“男女平等”的观念格格不入，心里难免失落，体现在生活中就显得处处不如人意，与此同时，女生得到的却是最大限度的“解放”与平等，所以相对于男生来说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更少的负性情感就不足为怪了。

本研究还发现，城市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的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普通家庭收入的大学生，在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在于经济因素的差别，这在西部落后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据贵州民族学院社会学系最近对贵州工业大学、贵州师大、贵州农学院、贵州民族学院4所大学的1000名大学生消费情况的调查表明，有13％的学生月生活费不足100元，在这13％的学生中大部分是来自少数民族边远地区［7］。这些学生原来在家乡虽穷，但大家一样，况且自己在当地是以佼佼者自居，现在跨入城市，进入高等院校，贫富差距明显地表现出来。

4.2 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表明，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与性别、家庭所在地、家庭经济状况、人格、生活事件、社会支持有不同程度的相关，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对主观幸福感各维度起预测作用的变量是不一致的，神经质、外向性、社会支持、生活事件、性别、家庭经济状况不同程度地解释了主观幸福感各指标方差变异的19.7%～36.8%，Diener认为，在预测主观幸福感时，人格因素即使不是最好的预测指标，至少也是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8］，这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较好的验证。以往的研究表明［9］，相对于汉族大学生，民族大学生更趋向于内向型，情绪相对不稳定，易受外界因素的激惹而产生激烈的情绪反应，情绪不稳定和精神质个性特征易促发负性情绪，个性越内倾则精神卫生问题如焦虑、抑郁程度越高。进入大学后，民族大学生对城市生活既感到兴奋，但同时也萌生了自卑心态，原因是多样的，如少数民族考生可照顾几十分进入高校读书，这对某些民族大学生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其与汉族学生相比，总认为自己是被降分录取的；对于有些来自农村的民族学生来说，城市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他们发现自己很难融入到现代化的生活中来，譬如农村的很多习惯，包括卫生习惯、生活习惯等都与城市文化规则格格不入，还有一些现代化的东西，比如手机、电脑、饭卡等，农村的民族学生们则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加之有些学生长期使用本民族语言，普通话不标准遭到同学的嘲讽，这些压力使他们日渐封闭自己，整天沉默寡言，独来独往，不与他人交际，不愿参加集体活动，不敢面对别人，久而久之情绪消极，精神萎靡，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学习，同时，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使他们对学业期望十分强烈，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将来的命运，由此带来更大的学习压力。另外，大学生的学费日益渐涨，不少家庭为供子女读书已债台高筑，在父母眼里，努力读书才有希望，回报期望值也跟着上涨，这些只会加重大学生活的单调性，阻碍了学业外其它方面的发展。以上分析也表明，相对于汉族大学生，少数民族大学生遇到的负性生活事件可能更多，社会支持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也因此显得更为重要。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