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语文媒介形态与传播

一

媒介是个普通词汇，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媒介的含义是“使双方(人或事物)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在相关专业领域使用媒介时，它就变成专业词汇了，也就是赋予了特定的含义。

在大众传播理论中，媒介也常被称为传媒或传播媒介，“第一，它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第二，它指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即传媒机构”。

新闻媒介是新闻传播媒介的简称，主要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这些用于传播新闻的大众传播媒介。它是由硬性工具、软性工具和中性工具组成的复合工具系统。组成报纸媒介的硬性工具是版面。报纸版面是利用字符、图像、线条、色彩等编排手段，并由标题、正文、图片、报头、报眼、报尾等版面元素编印出来的有规格纸张；组成报纸媒介的软工具，包括采编、印制的程序、规则和方法；组成报纸媒介的中性工具就是语言文具，包括采编、印制的程序、规则和方法，也包括语言文字等符号。对于电视来说，组成电视媒介的硬性工具是指录制声像的技术设备、发射台和接收机等；软性工具包括录制声像的技术和技巧、发射和接收的程序、规则和方法；中性工具就是语言文字、图像等符号系统。

在语文教学论中，语文媒介是一切可以用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语文材料或工具。组成语文媒介的硬性工具是语文教材、讲义、语文教学指导书、参考书、练习册、习题集、课程辅导资料、课外阅读文选、幻灯片、投影片、声像磁带、教学挂图、教学卡片等；语文媒介的软性工具是语文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语文媒介的中性工具是语言、文字、图像等符号系统。

二

探寻古代语文媒介，我们不难发现它与人类的产生一样久远，考古发现让我们看到古代语文媒介的原始形态。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考释・序》中说，殷契第1463片有从“甲子”到“癸酉”十天代日的文字，一行字由教者刻之以为范文，旁边几行则是生徒的仿照习刻。块龟甲成为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古代语文习字教材。而甲骨文作为一种书法字体，又兼有书法教材的历史作用。汉语文字“六体”的源头也可在这里见微知著。在《尚书》中有一则中国最古老的关于教育的资料：“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这是帝舜初政时，为处理养民、教民、管民等国家大事，而选用贤能，分官任职所作的简要记录。这则记录，显然是帝舜在任用教育大臣时，发出的教育指示，可以分解为三点：一是“教人”，二是“五教”，三是“在宽”。教育的首要工作是教人学做人，一开始教育便是人生教育；人生教育的内容是“五教”；人生教育的精神是“宽柔”。“以宽立教”的思想成为中国教育思想的源头，它决定了后世教育重人生还是重书本，重伦理道德还是智力技能，重宽容平和还是严厉刚猛的选择。作为中国的最早教育纲领，它一直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传统目标，后世孔子的继承使得这一纲领流传达几千年。

考察古代学校的教学内容，国学以诗、书、礼、乐，即所谓“大艺”为主要内容；乡学以“书(写字)、数(计算)”即“小艺”为主。《周礼・地官》：“以乡三物教万民。”乡三物，就是六德、六行、六艺。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礼、友、睦、姻、任、恤，这些都是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教育；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些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也成为语文教育的重要媒介。古代语文媒介还可以在更生活化的原始文化中发现。比如鼎文化、陶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鬼神文化、神话、传说、歌谣、祝词等，都有非常丰富的语文介质。生活的源头活水，造就了古代语文的多元化媒介形态。一片龟甲、一块彩陶、一套服装、一个传说，都是语文的传播媒介，通过口耳相传，逐渐积累成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山厚土。

三

古代语文媒介积累到春秋时期发生质变。孔子继承上古文化遗产，搜集、整理、校勘上古文献典籍，编订了《诗》、《书》、《易》、《礼》、《乐》、《春秋》，作为儒家的教材。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把孔子编订教材的指导思想归结为：一是“述而不作”，二是“不语怪力乱神”，三是“攻乎异端，斯害也矣”，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孔子的人生理想是建立一个“礼”、“仁”统一的社会，道德教育是他的教育目标，而道德教育的内容是诗、书、礼、乐之教。他在《论语・泰伯》篇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仁义道德，非礼不成”，“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儒教因而被称为“礼教”。

墨子著《墨子》一书，系统地阐发墨家教育思想，他反对“礼”、“乐”，突出科技工艺教育，注重军事，主张用大贤为政，体现出与西方教育极其相似的教育观。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而韩非子加以综合，写成《韩非子》一书，集法家之大成。他主张耕战，反对书面知识与礼乐，提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法制教育，用严刑厉法来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

老子与庄子分别写成《老子》、《庄子》，主张自然天道观，反对知识、经验、礼教，直到反对一切形式的教育，主张顺其自然，政治上无为而治，伦理上“绝仁弃义”，希望建立“小国寡民”的原始理想社会。

“百家争鸣”发端于战国初期的孔墨两家之辩。“百家”是夸张的说法，《史记・太史公自序》概括为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汉书・艺文志》又加上纵横、杂、农、小说四家共十家，就形成教育思想的体系而言，只有儒、墨、道、法四家。四家学说分别被各自的专著记载并流传下来。

秦朝建立后，用纯粹法家的一套治国之道来统治国家，焚书坑儒，结果民怨沸腾，只15年就了。秦帝国的覆灭证明法家教育思想的失败。

汉初与民生息，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终致七国之乱，危及统一。老庄教育思想退居其次。

从汉武帝起，首先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的儒家学说，在太学中统一使用儒家教材，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尤其是董仲舒在儒学中渗入大量的阴阳五行、谶纬迷信思想，创造出今文经学派，出版《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教材，将儒学由原始儒家推进到经学时代。古文经学作为私学教材，注重“名物训诂”，从另一方面保留了儒学的本来面目。今、古文经学在长达几百年的党同伐异、相互诘难中得到发展。到魏晋玄学时融儒家、道家于一体，把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无为”调和起来，突出个体在教育中的主体与核心地位，反映出教育为人生的思想。到了隋唐，儒、道、佛三教并存消长，迫使儒家进行着自身的改革，援佛道人儒，最终形成宋明理学。可以说，汉代提出的“独尊儒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经过了近千年的努力才逐渐成功。而儒家经典教材在千余年的传播

中，日渐丰富，从春秋开始，直到宋代正式形成《十三经》，成为以后学校的主要教材。《十三经》立足于孔子的《六经》，经1000多年来儒家学者们的研究、解读，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成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经典著作。通过教材的统一，儒家最终实现了思想的统一，也因而成为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儒家教育思想以庸、常、中、和为宗，深邃广博，又浅实，像大海一样，无所不容，无所不化。从原始儒学，到汉唐经学，再到宋明理学，儒家教育思想都是在整合内部、融合各家的过程中发展的。

宋末理学家非常注重对儒家经典教材的改造，二程的《伊川易传》、蔡沈的《书传》、朱熹的《诗集传》、胡安国的《春秋传》，黄干、陈安卿、廖子晦对《礼》的阐发，构成新的《五经》，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得以大量发行，理学先用教材统治了思想。

朱熹作《四书集注》，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提到与《六经》相同的地位，《四书》取代经学，占据了统治地位。

到明清两代，《四书》、《五经》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国家教材，被冠之以《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或《钦定诗经传记汇纂》、《御纂孝经集注》、《御纂春秋直解》。国家运用统一手段来编制教材，控制民众思想、维护日渐加剧。教材已失去培养人才、开启教化的功能，而且最为严重的是实行八股文取士，在15～19世纪的400多年间笼罩了整个科举考场。

儒家以教材统一思想，以教材教化天下，创造了长达2000多年的教育奇迹。

儒家经典教材的传播构成了中国语文教材教育的核心内容。最后以《四书》、《五经》为经典必读教材，“三、百、千”为经典蒙学教材，构成汉语文媒介的基本形态。

四

古代语文媒介经历从多元形态向单一形态的集中发展，由神话、传说、歌谣、龟甲、竹简、服装、礼仪向纸质书本的集中，是媒介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印刷文明的继承，纸质媒介还是主流，但电子媒介的发展正在突破纸质媒介的单一形态，向多媒介多元形态方向回归，当然是更高层次的升华。可是语文被局限于课堂、局限于学校，语文媒介局限于教材，这已经不适应语文发展的需要。当前必须放宽视野，全面开发语文媒介的教育功能。

从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看，古代语文媒介特别突出汉字、汉语的特征，全面而系统地归纳汉字、汉语的教育规律。有很多经验值得当前语文媒介的学习与借鉴。从儒家教材的发展看，语文媒介有知识教育、伦理教育、德性教育的天然优势，这种优势已经积淀成民族的性格与品质，积淀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前语文媒介的文化品质与人文追求非常需要向古代成熟的语文媒介学习。

(作者单位：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