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合作之人民币论文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实施路径的探索层出不穷，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径:一是区域化路径，即通过亚洲货币合作使人民币首先成为区域内的关键货币，借此走向人民币国际化;二是全球路径，即直接将人民币培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除美元、欧元之外的关键货币之一。考虑到中国的贸易结构、金融体制的效率和开放度等因素的制约以及可能面临的在亚洲的领导力被削弱的风险，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全球路径并不可行，人民币应首先成为亚洲地区的关键货币，通过区域化来实现国际化。张宇燕、张静春(2008)指出，当前人民币走直接国际化路线的基础和规模都还太小，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尚不具备强健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如果贸然推行人民币直接国际化，一旦国际化进程发生逆转，将给国内经济带来严重损害。相比之下，通过区域货币合作推进人民币区域国际化是更为现实的选择。宋晓玲(201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区域货币合作对提高货币国际化份额有正的显著影响。她指出，以区域货币合作模式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更好地发挥规模效益，克服现有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性与历史惯性并降低转换成本，从而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概率。在当前格局下参与国际货币竞争以及区域货币合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占优策略。李超(2010)从产品差异程度、对外贸易竞争力、对外贸易区域结构和对外贸易全球份额等方面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现状，他发现当前推行人民币区域化具有一定的贸易基础。霍伟东、杨碧琴(2013)在CAFTA框架内分析人民币区域化的贸易基础发现，人民币区域化的贸易总量条件已经具备，在贸易结构条件上则喜忧参半。但也有少数不同观点认为，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能性很低，而且比直接成为国际货币的难度更大。例如，赵海宽(2003)认为，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是一件非常复杂、困难的事情，而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之一只是在原有世界货币中再增加一种，并不排斥其他世界货币，其实现的可行性更大。李稻葵、刘霖林(2008)指出，目前日元的国际化程度远高于人民币，如果加入“亚洲货币”，人民币可能会长期受制于日元，从而失去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契机。Eichengreen(2009)认为，亚洲采用单一货币的可能性非常低，中国不需要参加任何区域货币联盟来获取经济和金融地位，中国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的时间越长，人民币在亚洲的影响力越大。综上所述，国内外已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迪，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从理论层面分析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行性，鲜有学者从定量角度构建模型来深入分析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关键货币的潜力和可能性。因此，本文尝试借鉴国外学者分析欧盟成员国是否适合加入欧元区的方法来实证研究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关键货币的可能性。根据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并采用欧元的国家必须满足通货膨胀率、利率、汇率、政府赤字和债务这一系列经济指标收敛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据此，国外许多学者通过检验欧盟成员国是否达到了这一收敛性标准来判断它们是否已经满足了加入欧元区的条件，如Brada和Kutan(2001)、Backe等(2003)、Fidrmuc和Korhonen(2003)、Babetskii等(2004)利用ADF检验、Phillips-Perron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E-G两步法等时间序列方法检验了欧盟成员国是否达到了欧元区的收敛性标准。然而，以上这些文献都是以相对较小的时间序列数据集为样本，无法在国家层面提供较为全面的证据支持。基于此，Kutan和Yigit(2005)选取样本期更长且包含更多信息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IPS、Hadri和SURADF3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法分析了2004年5月加入欧盟的10个新成员国是否适合加入欧元区。他们通过检验这10个国家的工业产值增长率、PPI、CPI和存贷款利差相对于欧盟基准国家相应指标的收敛性，来判断这些国家是否已经满足了加入欧元区的条件。根据这一思路，本文尝试在Kutan和Yigit(2005)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利用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面板单位根检验法，实证分析“10+3”国家的经济收敛性问题，以期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及其成为区域关键货币的可能性，进而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二、模型与计量方法

1．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面板单位根检验经济收敛性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β收敛、σ收敛和随机条件收敛。不同于β收敛和σ收敛，随机条件收敛不再关注各国经济增长率的绝对差异，而是强调只要地区间的人均产出差距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变化路径即可视为收敛。本文将采用随机条件收敛来研究“10+3”国家的经济收敛情况，“10+3”体制中在统计上与中国的经济指标趋同的国家越多表明人民币在区域内影响力越大，其更有可能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货币。2．非线性检验为了检验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检验是否适用于样本面板，应首先检验面板数据是否为非线性的。McLeod和Li(1983)通过ARMA(p，q)模型的平方残差来检验线性模型的功效，其检验统计量为。

三、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的经济指标为CPI、工业产值、GDP、汇率和外汇储备。其中，CPI通常能反映一国货币政策的执行结果和经济状况的稳定程度，工业产值和GDP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衡量指标，汇率对两国的对口贸易和外汇结算具有重大的影响，外汇储备能反映一国的国际清偿力，对于平衡国际收支有重要作用，这5个指标可以基本反映一国的总体经济状况。检验的样本期为1993年10月至2013年9月。为了研究“10+3”国家经济收敛性的动态变化趋势，本文以中国加入WTO的时间为界将数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3年10月至2001年12月，第二个阶段为2002年1月至2013年9月。为了进行对比，本文分别选取中国和日本作为基准国，通过检验“10+3”各国的经济指标相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收敛性程度和变化趋势，考察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及其发展成为区域关键货币的可能性。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经济指标数据库。2．数据的统计性特征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产值和GDP均值都很大，这表明中国是“10+3”区域内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次是日本和韩国。同时，人民币汇率的方差远小于日元和韩元，这表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很小，人民币币值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助于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增强持有人民币的信心，进而推动人民币发展成为区域关键货币乃至国际货币。3．非线性检验对“10+3”国家的各个指标序列进行非线性检验的结果如下:由表2可知，所有国家(除文莱外)CPI的Q统计量都显著拒绝了原假设，这说明所有国家的CPI数据都是非线性的。从汇率、外汇储备和工业产值的检验结果来看，大部分国家的数据都是非线性的。为了进一步识别数据是否存在非线性特征，本文画出了利用傅立叶函数拟合这13个国家各项指标的图形，如图1～图4所示。可以看出，傅立叶函数能够很好地拟合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这进一步证明了利用傅里叶展开式来刻画数据非线性特征的合理性。4．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检验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所有国家的工业产值和GDP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所有国家的工业产值和GDP都不收敛于中国。由于还未加入WTO，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较低，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合作有限，所以趋同程度较低。而在CPI、外汇储备和汇率方面收敛于中国的国家数分别为6个、1个和7个。从回归系数β来看，系数越小表明在受到外生冲击以后各个国家的经济指标与中国相应指标的离差回复到长期均衡水平所需的时间越短，收敛性越强。在表3中，除了CPI和汇率外，其余3项指标的系数均接近于1，这表明“10+3”各国的经济状况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相对于中国的收敛性非常弱。由表4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韩国的工业产值拒绝了“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这5个国家的工业产值都收敛于中国。工业产值和GDP收敛于中国的国家数量由中国加入WTO之前的0个变为5个和2个。从CPI、外汇储备和汇率来看，收敛于中国的国家分别为7个、9个和3个，除汇率外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从各国工业产值的系数β来看，除日本外所有国家的回归系数都减小，说明各国工业产值相对于中国的收敛性都有所增强。这表明，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其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和“10+3”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加深，区域内国家各项经济指标收敛于中国的数量和程度都有所增加。由表5和表6可知，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CPI、GDP和汇率收敛于日本的国家数分别为5个、7个和7个;在加入WTO之后，这一数据变为6个、6个和7个，两者相差不大。而工业产值与日本趋同的国家由之前的7个减少为3个，外汇储备收敛于日本的国家由之前的2个变为8个。总体来看，“10+3”各国的经济指标收敛于日本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但从回归系数来看，中国加入WTO以后，各国相对于日本的收敛程度比之前有所下降。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导致经济长期不景气，但由于日本的金融市场发展已经较为完备，经济的开放程度比中国高，所以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亚洲各国的经济情况与日本更为趋同。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甚至缓慢，各国经济指标收敛于日本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表7汇总了表3～表6的经济收敛性结果。由表7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之后，“10+3”收敛于中国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而收敛于日本的国家数量基本保持稳定，总体来看，目前“10+3”国家的经济指标收敛于中国的数量仍然略低于日本。为了衡量收敛性程度，本文计算了各项指标的半衰期。半衰期越大表明受到外生冲击后经济指标的离差回复到长期均衡水平所需的时间越长，而收敛性程度则越低。较强的收敛性意味着外部冲击只能给各国经济指标的离差带来一个暂时的偏离。由表8和表9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之前，虽然收敛于中国的国家不多，但其半衰期都在6个月之内，这显示了很强的收敛性。而中国加入WTO之后，各项指标收敛于中国的半衰期略有增长，这表明收敛程度稍有降低。从日本的数据来看，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各项指标的半衰期都明显增大，尤其是工业产值、GDP和汇率，这表明收敛于日本的程度明显降低。横向来看，“10+3”国家相对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收敛程度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基本处于相同水平。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带傅里叶变换的SURADF模型对“10+3”国家的经济收敛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3点结论:第一，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长足进步，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加入WTO以后“10+3”国家的经济指标收敛于中国的数量显著增加，这表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日益增长，相互依存度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第二，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还无法与日元匹敌，日元仍是亚洲地区占有重要地位的货币。“10+3”国家的经济指标收敛于中国的总体数量仍然低于日本，尤其是GDP和汇率与日本趋同的数量明显高于中国，这表明区域内国家与日本经济的紧密程度仍然很高，目前人民币还无法成为与日元相抗衡的区域主导货币。第三，人民币成为区域关键货币乃至国际货币的潜力极大。从“10+3”国家经济收敛性的变化趋势来看，近二十年来，区域内国家相对于日本的经济趋同数量并无太大变化，而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趋同数量明显提高。这表明，尽管日元的国际化程度高于人民币，但人民币并未受制于日元，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行卓有成效。尽管日元国际化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日本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话语权、经济贸易实力有限、日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使用程度较低、汇率被动频繁波动等一系列因素导致日元国际化受阻，在短期内很难有所突破。相比之下，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10+3”合作机制的深入推进以及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等措施的推行，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使用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将逐渐成为区域内的主导经济体;同时，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日益完善，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参考或钉住共同货币篮子的可行性将不断提高，人民币作为区域“锚货币”的可能性也将有所提高。据此我们认为，人民币发展成为亚洲地区关键货币乃至国际货币的潜力是极大的。结合本文的实证结论，我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实施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推进创造有利的基础条件。同时，中国还应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在贸易结算和投融资领域的使用规模，拓宽人民币在金融投资领域的流通渠道，提高人民币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第二，深化区域货币合作，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一国货币要参与国际竞争，离不开区域经济合作。因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区域货币合作的制度建设，推动中国与区域内国家的汇率政策协调，使人民币成为汇率合作的主导货币之一，进而提升人民币在整个区域内的地位，最终推动人民币区域化乃至国际化进程。第三，加强与日元的协调与合作，合力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实现多方共赢。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日双方应加强协商和沟通，避免产生过强的货币竞争态势，在增强本币竞争力的同时积极开展深层次合作，共同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整体协调和局部深化，逐步促进区域“去美元化”。

作者：彭红枫 谭小玉 陈文博 李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