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制度论文范文

安全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一个核心：安全价值观。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安全文化价值理念。充分认识人的生命价值，善待生命，不仅尊重与爱护铁路职工的生命与健康，而且把客车安全作为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牢固树立“三点共识”，即“安全第一、安全无小事、安全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速度与安全、效益与安全的关系，避免过度追求发展、速度和效益，避免“安全第一”的意识出现移位。四大层面、多元形态：安全文化研究的具体对象可分为：安全观念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制度文化、安全物态文化。四大层面又可细分为多种形态。其中，铁路安全物态文化包括环境文化和设备文化，设备文化又蕴含着科技文化。制度文化蕴含着管理文化，体现出人本文化、关爱文化、亲情文化等。不仅通过规章制度建设，使铁路干部遵章指挥，使职工操作行为规范化、标准化和程序化；而且通过以“人”为中心、严爱一体的安全管理模式，在安全管理中突出人文关爱，实施人性化管理。铁路安全文化是一个多元复合体，各种安全文化形态立体交叉，相互交融，相互促进。

二、当前我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

按照文化管理进程，安全文化发展要经历初、中、高级阶段，即被动约束阶段、主动管理阶段和自律完善阶段。综合考察安全文化发展三个阶段的阶段特性、态度表现及行为现象，结合实地考察调研成果，分析当前我国铁路安全文化发展的阶段与建设水平，可以判断：目前我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基本处于主动管理阶段，还未达到自律完善阶段，还有少数路局或站段仍处于被动管理阶段。在这种状态下，近年来铁路安全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三种现象：将安全文化建设直接“虚化”，认为安全文化看不见摸不着，安全文化建设没有支撑体系，不知从何下手；与之相对的是，将安全文化建设“泛化”，认为在安全方面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安全文化建设，结果直接导致安全文化建设抓不住重点；更常见的现象是将安全文化建设“浅化”，认为安全文化建设就是搞一些安全标语口号、宣教活动，注重安全文化环境的营造，缺乏对安全文化建设系统性与重点内容的全面了解。实际上，形成浓厚的安全氛围，只是安全文化建设的表层内容之一，并非核心内容，更不是全部内容，没有把表层（安全环境文化）、浅层（安全制度文化）、深层（安全行为文化）及核心层（安全观念文化）进行有效对接，影响铁路安全文化效能的发挥。

三、打造铁路安全文化的路径

选择与方式方法铁路安全文化建设的关键不是孤立地解决问题，而是系统化地解决问题。通过系统构建安全观念文化、安全环境文化、安全制度文化、安全行为文化，使之内化于心、物化于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加强铁路安全文化所呈现出的力量建设，即安全思想的自驱力、安全环境的感召力、安全制度的执行力、安全行为的惯性力，最终形成整体合力，真正用文化铸造起安全盾牌。这四条路径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观念是核心的、内在的东西，内在的观念要通过外在的环境、制度、行为体现出来，而外在呈现的方式，也往往要经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由环境、制度、行为顺序依次递进，这样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产生安全效力。

1．培育安全观念文化，内化于心，锻造安全思想的内在驱动力安全观念文化是安全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建设安全文化，首先要建设安全观念文化。观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安全。建设安全观念文化，就是要从意识上把安全放在第一，从思想上重视安全，从心底深处需要安全，催生追求安全的自驱力。职工意识到安全是为了自己，自觉自愿把安全作为自己的需要，积极主动追求安全，将外部对安全的需求内化为自己的需求，将外来的约束力内化为自觉管理的内动力，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由“要我安全”变为“我要安全”。实现从被动安全向自觉自愿转变的三种方式方法：一是细算安全账的思想教育。细算安全政治账、经济账、社会账、生命账、家庭账，明确事故成本和代价，提高干部职工安全意识。二是事故案例警示教育。为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安全生产意识，把理性灌输融入感性认识之中，运用事故案例展览和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生动再现事故情景，深刻剖析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后果，加强警示教育，敲响安全警钟。三是亲情感化安全帮教。采用家属现身说法，向“三违”人员讲述自己的亲人因为违章给家庭造成的损失和痛苦，让他们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看到“三违”的严重后果，在情感上、心灵上受到震撼，真正从思想深处受到教育。

2．培育安全环境文化，物化于境，营造安全环境氛围的感召力安全文化要落地，重要之举就是使之物态有形化，主要在于通过安全环境文化建设。安全环境文化建设重在营造安全环境氛围，通过人的视觉、听觉、感受来认知充满安全文化信息的气氛、情景、环境，使精神形态的安全文化要素转换为物质形态的视听感受。总结基层调研实地考察发现的一些重要手段，列举营造安全环境氛围的三种方式方法：其一，视觉物态。以视觉物态载体承载文字、图形、图片、画面，例如安全理念标语、安全警示标语图片、安全宣传牌板、安全宣传橱窗、安全画廊、安全景观等，通过目睹认知感受，强化干部职工安全意识，培育安全观念。其二，活动载体。通过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技能竞赛，安全书画展览等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动全体职工的安全热情，融入到安全氛围中。其三，视听媒体。通过电视、广播、报刊和网络等媒体，进行安全舆论引导，拓展安全传播渠道，做到“电视有节目、广播有声音、报纸有文章、网络有内容”，全面营造安全环境氛围。综合运用上述方式方法，通过氛围的营造和环境的熏陶，职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感知感受，唤起自我安全意识，塑造良好安全行为。

3．培育安全制度文化，固化于制，加固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安全制度文化是安全行为文化的规范和准则，保障铁路运输生产安全。安全文化是“软管理”，需要制度这个“硬杠杆”来保障。把制度的“硬管理”与文化的“软约束”有机结合起来，软硬兼施、刚柔并济。通过构建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质量管理制度、事故预防管理制度、安全技术管理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安全监督检查制度、安全生产奖罚制度、职业安全健康认证制度等，建立健全铁路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制度重要，执行更重要。安全制度文化的建设，关键在于执行。强化执行力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制度必须落实到每一岗位、每一个人。铁路是一部大联动机，各种行车设备连续运转，百万职工昼夜工作，点多线长，环环相扣，假如有一个岗位或一个人不按安全规程操作，就会导致整个运输生产系统不安全。第二步，职工的一举一动都要循规蹈矩。职工在工作岗位上要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让自己的每个行为都符合安全制度的要求，不放过任何一个疏漏，确保安全生产。往往看来不起眼、不经意的违规小动作，会引发大事故。第三步，职工要时时刻刻遵守操作规程。安全大检查时，职工格外遵章守纪，过了严查阶段，脱离监督环境，违章操作常有发生。因此，要求职工无论在有人无人监督情况下，都要时时刻刻严格遵守安全制度规程。

4．培育安全行为文化，外化于行，养成良好安全行为的惯性力建设安全行为文化是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落脚点。建设铁路安全行为文化，就是促使铁路职工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杜绝违章违纪的陋习，做安全人，行安全事。影响安全的不良行为“短板”，可以简要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安全素质上的“短板”；另一类是最常见的“短板”，即习惯性违章。通过接长安全“短板”，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提高职工安全素质。安全素质是保证安全行为的基本前提。人的安全素质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人的基本安全素质，包括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安全技能；二是人的深层安全素质，包括情感、认知、伦理、道德、良心、意志、安全观念、安全态度等心理因素。通过安全思想教育、培训，提高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加强职工的心理辅导或训练，提高心理素质，学会自我调节管理情绪。只有意识、知识、技能和心理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是安全素质的真实反映。最重要的是要消除习惯性违章行为。习惯性违章具有常见性、隐蔽性和顽固性的特点，难以禁止。分析习惯性违章形成原因，主要在于人的侥幸心理和不良经验的积累。因此，消除习惯性违章，一要克服侥幸心理，摒弃投机取巧的坏习惯；二要用良好行动纠偏扳正旧习惯的“路径依赖”。纠偏的重点是要让一些良好行为经常发生，逐步形成新的良好行为习惯，改掉不良旧习惯，养成安全习惯。最后，安全行为惯性力养成经历五部曲演化过程：第一步“要我安全”，是在执行意识下的被动服从，并非自觉自愿的行为。第二步“我要安全”，是在安全意识的培育下，职工具有自我主动安全生产的意识。第三步“我懂安全”是通过“应知应会”教育，学习能力提高了，掌握了安全生产的相关知识。第四步是“我会安全”，是通过对知识应用和严格行为规范程度的训练，职工基本操作技能提高了，呈现出安全生产工作更加得心应手的行为能力。第五步“我能安全”，是通过对良好行为不断进行习惯养成训练，同时倡导构建普遍认同的安全价值体系，塑造“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不让他人伤害他人”的安全思维、行为方式。通过上述五步，长此以往，铁路职工就会形成优秀安全行为品格，产生良好安全行为的惯性力。

安全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煤炭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煤炭资源支撑。加快煤炭资源开发是保证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之一。煤炭生产安全管理直接关系到中国煤矿的安全生产，直接关系到煤矿职工生命安全。当前中国一些地区仍频繁发生煤矿安全事故，危害矿工生命健康，影响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搞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可控制事故、消除隐患、减少损失。要深刻吸取煤矿生产安全事故教训，迅速扭转煤矿安全被动局面。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而置安全于不顾，始终要明白安全是生产红线，任何时候都坚决不要“带血”的GDP，一定要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实行精细化管理，责任到人，落实到位，严于监督，才能为生产过程提供有效安全保障。此外，在煤矿开采中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操作，落实严格的奖罚条例，认真学习领会、对照要求、寻找差距，同时强化安全措施。只有全面推行人本化、精细化管理，才能严格规范管理，实现安全生产制度全覆盖，使职工的职业安全健康及安全得到保障，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2煤矿安全管理制度措施

2.1加强人员安全知识学习

主要采用共享式学习、体验式学习，增强煤矿安全生产意识。共享式学习，是在实景式体验过程中，使职工在内心感到震撼的同时认同企业安全管理，认同遵守各项操作规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树立起“安全就在你我身边”的意识，从而认真学习安全规程及制度，实现由“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在共享式学习、体验式学习过程中和职工形成平等、对话和伙伴的关系，与员工谈形势、话长远、说事实、讲道理，使职工坦率而真诚地参与到教与学的活动中来，让职工充分认识到学习的目的及所带来的效益，从而激发职工学习兴趣，通过一系列关于安全的故事及游戏，营造轻松和谐氛围，使职工从中体会到安全的重要性，深刻认识安全规程与制度对自身的保护作用。把体验互动作为安全教育的重要手段，通过运用典型案例、安全故事、互动游戏、亲情帮教、音乐感化、视频特效、心理测试等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引导，切实增强职工安全生产意识，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基础。除此之外，让职工了解生产中所面临的形势，开展安全知识有奖问答活动，同时让家属协管员进行安全亲情宣讲活动、送亲情卡片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让职工在轻松的氛围中提升安全意识，加大区队职工计分和队务公开检查力度，促进人员安全知识学习。

2.2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管理

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管理是安全生产的基础，可以为生产开展提供有力保障。现代企业完成生产任务离不开设备，而在自动化、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煤矿生产企业中，从业人员业务素质低、设备不规范管理是引发煤矿安全事故的重要因素，如：触电、机械伤害、高空坠落等安全事故[1]。当前中国煤矿生产中，技术和设备安全生产基础不牢固、部分领导安全意识薄弱、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防范和监管措施不到位及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等问题依然存在。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管理要做到：a)要明令禁止使用淘汰的设备、工艺；b)煤矿应急处置工作要到位；c)矿井通风系统不合理、不完善，不可组织生产；d)矿井防灭火工作要到位；e)矿井运输提升设备使用管理要符合规定；f)煤矿供电系统要可靠，电气设备管理要严格；g)矿井瓦斯防治工作要到位；h)矿井粉尘防治工作要到位；i)煤矿执行防治水规定要严格；j)爆炸材料和爆破管理要严格。通过不定期巡视检查，确保设备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机电运输设备检查，确保设备正常可靠，严防机电设备失爆和运输“跑车”事故，开展安全管理提升活动的同时，实现设备的高效管控，实现全年安全生产中的设备管理目标[2]。加强煤炭资源地质勘查，加大资源整合力度，优化设备配置，提升煤矿安全保障能力，促进煤炭工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此外，还应实施奖励机制，利用典型案例，推广优秀成果。

2.3优化生产组织结构

合理的生产组织结构，可以发挥生产时间间隔的优势，为实现安全生产提供可靠保障。例如，在进行生产时，要注意组织结构中的岗位设置，要注意简化，因为繁冗多余的程序不仅降低办事工作效率，贻误工作的最好契机，而且还浪费大量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可实施多层次防护：a)第一层。设备岗位职工按照设备管理要求，按时、按标准巡检设备；b)第二层。班长按照区域负责制，每天对区域所有设备进行巡查，检查督促岗位点巡检工作，及时补位；c)第三层。机电队包机组人员按照专业分工，每周对所负责设备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隐患；d)第四层。区队机电副队长按照包机责任制，每周对所属区域设备进行巡查。在管理中，形成质量管理无漏洞、巡检无空白区的设备管理网络。优化生产组织结构，合理分配人员，达到岗位职能化；同时合理调配设备资源配置，提高模块利用率。在科学组织施工的条件下，确保煤矿安全生产，是顺利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

2.4明确安全生产责任

通过全体干部职工扎实、精细化的安全管理工作，明确各个部门间的职责，并树立红线意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抓好安全监管，进一步明确责任，不断创新监管方式，重点抓好复工复产煤矿瓦斯和水害综合治理工作。同时积极做好隐患排查和装备升级改造工作，结合煤矿攻坚战推进情况，不断提高煤矿的机械化、信息化和质量标准化水平，确保安全生产。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按照自查自改、排查、回头看3个步骤，对井下所有系统、设备开展好全覆盖排查，对查出的隐患做好整改；要贯彻落实好新的《安全生产法》，明确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责任划分等，推进依法治安；要在强基固本上下功夫，完善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做到安全、规范。此外，对于影响到本矿安全的水文、地质、危险爆破作业等情况进行责任划分，进而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2.5安全考核长效制度

由于煤矿安全生产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安全考核长效制度。要抓住关键环节、要害问题不放，制定了《生产风险规定》。通过简单明了、易操作好执行的规定条款，让企业员工充分了解企业安全风险，监督、参与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帮助企业搞好安全生产，最大限度地保障从业人员及企业周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实现安全发展。在安全考核长效制度设立过程中，应提高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感，因为安全生产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保证。在安全生产带来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激励制度进行安全考核，安全检查以不定期突击检查为主，并实行检查责任追究制，重奖重罚，注重实效。调动人员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煤矿安全监督中建立防控体系，在提升安全生产水平方面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将有煤矿职工经过和工作的地点都列入长效机制覆盖范围。

3结语

国家煤矿安全生产方针指出“安全第一”，要把煤矿工人的安全放在首位。加强煤矿管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消除生产工作中的事故隐患、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对煤矿安全管理提出明确指导方向，进行安全管理落实，才能保持安全生产的稳定势头，构建安全质量管理长效机制，提高中国煤矿生产效益。

安全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海上反恐海运安全制度港口船舶集装箱

海运安全制度的建立旨在促进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传统海运安全主要关注的领域是：海难和油污。但美国“9•11事件”之后，国际社会把海运安全治理的范围扩大到了海上反恐领域，随着各国海上反恐机制的建立和各类海上反恐国际条约的出台，国际海运安全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综观各国海运反恐立法和海运反恐国际条约，港口安全制度、船舶安全制度和集装箱安全制度标志着国际海运安全制度新的发展趋势。

一、港口安全制度

港口作为航运物流的中心，是物流的重要环节，一旦袭击成功，造成的经济损失将无可估量。以美国为例，其拥有众多世界级的大吞吐量海港，据统计，每年有7500多艘商船停靠美国海港码头大约5万多次，装卸船运集装箱达600多万个，这些海事商业活动每年为美国带来74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而且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在未来的20年内，这些数字还将增长4倍以上。同时，根据在英国发现的“基地”组织指导手册，恐怖组织可以在海港码头招收大批，他们完全能够轻松地通过其他国家，以普通货物的方式运送爆炸物、化学武器乃至核武器等进入美国。种种迹象表明，港口城市将很有可能成为进行袭击的突破口。早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海岸警卫队指挥官、安全部门负责人斯蒂芬•弗林就提议：“政府应该像关闭机场那样同时关闭各大港口！”安全专家们也认为根据当时的安全保护措施，美国尚不具备预防港口恐怖袭击的能力。

有鉴于此，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即2001年12月通过就了《2001年港口和海上安全法》（thePortandMaritimeSecurityAct2001），在2002年6月通过了《2002年海上运输反恐法》（MaritimeTransportationAnti-terrorismActof2002）。这两部法律不仅规定了美国海上反恐制度的框架和原则，而且也构成了美国港口安全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其中关于港口安全的内容主要包括：要求美国海岸警卫队对美国港口进行弱点评估；要求海岸警卫队评估那些船舶驶往美国或对美国形成恐怖危险的外国港口所实施的反恐安全措施的有效性；要求那些从外国港口到达美国的商业船舶经营人提供旅客和船员证明，其中包括每个旅客和船员的出生日期、国籍、护照和签证号码、及原籍；修改了《港口航道安全法》的规定，要求所有进入美国12海里领海的船舶在进入该领域前96小时通知海岸警卫队，扩大了海岸警卫队的管辖权；允许派遣海岸警卫人员在某些设施和船舶上进行侦察并对恐怖活动予以回击。

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其港口安全制度的建立也推动了国际港口安全制度的发展。“9·11事件”后，在美国的倡导和推动下，国际海事组织迅速做出了反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通过了1974年《海上人命安全公约》（InternationalConventionfortheSafetyofLifeatSea1974，简称SOLAS）修正案，该修正案增加了第Ⅺ-2章“加强海上保安的特别措施”，同时为了与SOLAS公约的附则修正案第Ⅺ-2章相配套，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了《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InternationalShipandPortFacilitySecurityCode,简称ISPS），ISPS规则包括A、B两个部分，其中A部分是强制性的要求，B部分是对A部分要求的实施提供指导，两者相互对应。ISPS规则对港口安全进行了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对港口设施提出了保安要求，即对于港口设施，需要采取的保安措施包括人员进入船舶或港口设施、船上或港口设施内的限制区域，货物装卸、船舶物料交付、非随身携带行李的装卸，以及监控船舶和港口设施的保安。[1]

二、船舶安全制度

从目前海上恐怖事件的发生情况看，船舶是海上恐怖主义分子攻击的主要对象，国际海事组织的报告显示，2000年全球海盗（不排除海上）袭击船只事件共469起，2003年全年发生445起。另一方面，船舶本身也可能成为海上制造灾难的工具。因此，如何确保船舶安全成了海上反恐立法的核心内容之一。

为了提高船舶自身的安全，美国《2002年海上运输反恐法》对船舶安全提出了新要求，其内容包括：要求船舶和设施的反恐计划提请海岸警卫队批准，在批准前，海岸警卫队也可以要求每个船舶和设施的经营人实施临时安全措施；要求海岸警卫队评估那些船舶驶往美国或对美国形成恐怖危险的外国港口所实施的反恐安全措施的有效性；要求船舶必须安装自动识别系统等。

与此同时，2003年7月1日生效的SOLAS公约第Ⅴ章修正案对国际航行的船舶提出了配备AIS的要求。SOLAS公约第Ⅺ-1章是提出了关于“船舶识别号”和“携带连续概要记录（CSR）”的新规则。ISPS规则关于船舶的规定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对缔约国政府的要求。其中包括：应设定适用的保安级别和批准《船舶保安计划》及其后的修改；审核船舶是否符合SOLAS第XI-2章和ISPS规则的有关规定，并向船舶签发《国际船舶保安证书》；为船舶规定保安等级并向船舶通报有关保安信息；规定船舶何时应要求签署《保安声明》。第二，对船舶本身的要求。其内容主要包括：船舶保安员、船舶保安计划、公司保安员、确定的船上设备设施情况。同时还要求船舶：对保安措施要有监测和控制途径；检测人员和货物的动态；确保有备用的安全通讯设施和途径；携带船舶安全保证书。

另外，在2005年6月份召开的国际劳工大会上，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简称ILO）通过了第185号公约，即《2003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ConventiononSeafarers’IdentityDocuments），该公约内容包括海员身份认证制度，制定了全球统一的证件格式和具体技术参数；防伪技术的新成果将应用到海员身份证件中，使海员身份证件的防伪措施能够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得以改进；引入了海员指纹的生物测定信息，由于使用生物测定技术在海运界是个新事物，大会决议敦促国际劳工局长采取措施，与其他组织特别是国际民航组织（ICAO）合作，制定可操作的生物测定国际标准。[2]应该说，新的海员身份证件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和国际合作，核实在港口、机场和船舶上的海员的身份，将为国际反恐保安做出积极贡献。

三、集装箱安全制度

集装箱运输是一种先进的现代化的运输方式，与传统的件杂货散运方式相比，它具有运输效率高、经济效益好和服务质量优的特点。正因如此，集装箱运输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飞速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保证国际贸易的最优运输方式。与此同时，集装箱运输本身又具有大型化，多样化及隐蔽性等特点，也为运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了便利。所以在海运反恐的国际立法中，针对集装箱的规定和规则也成了海运安全制度的主要内容。

“911事件”后，美国海关制定的海运反恐措施主要有C-TPAT（CustomsTradePartnershipAgainstTerrorism）计划、CSI（ContainerSecurityInitiative）计划和“24小时规则”，这些措施和规则的实施是为了提高整个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安全度，其中包括集装箱安全问题。凡是参加C-TPAT计划和CSI计划的，可以在美国进口港获得通关的便利。“24小时规则”强化了CSI的措施，即要求在外国港口装载美国进口集装箱24小时前向美国海关报送进口货物舱单资料。美国海关制定的海运反恐政策不仅对国际海运安全，而且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海上运输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国际层面，世界海关组织（WorldCustomsOrganization,简称WCO）在2005年年会上通过了关于制定“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的决议，WCO大多数成员都签署了实施意向书。该“框架”确定了一些原则和标准，作为WCO成员必须实现的最低标准。其宗旨是制定全球范围供应链安全与便利的标准，促进稳定性和预见性；形成对所有运输方式适用的一体化供应链管理；增强海关应对21世纪挑战和机遇的作用、职能和能力；加强成员海关之间合作，提高甄别高风险货物的能力；坚强海关与商界的合作以及通过保护国际贸易供应链安全促进货物畅通无阻的流动。《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的内容主要包括：要求提前递交进出口及转运货物的电子信息，采用一致的风险管理手段，应进口国的合理要求，出口国海关对出口的高风险集装箱和货物进行查验以及要求海关要向满足该标准的供应商提供相应的便利。基于上述要求，“框架”提出了海关与海关之间的合作安排和海关与商界之间的伙伴关系。世界海事组织的《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管理提供了统一标准，它要求其成员国和地区的海关致力于多边而不是双边的反恐统一行动，这可以从根本上铲除对供应链管理的威胁。

四、小结

在美国的推动下，各国的国内海运反恐立法和海运反恐国际条约迅速出台，构成了国际海运安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的海上反恐立法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我国海运安全制度亦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国际海事组织的A类理事国，我国已加入了《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及2002年修正案、2004年《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基于条约义务，我国于2003年制定了《港口设施保安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用于装载海关监管货物的集装箱和集装箱式货车车厢的监管办法》，2004年又制定了《船舶保安规则》。目前，这些规则是我国海运安全制度的重要内容，相信随着海上反恐实践的深入展开，相关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将越来越健全，我国的海上反恐立法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魏海军，刘静，尹峰．《浅谈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世界海运》2002年第2期．第14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国际劳工组织通过新的〈海员身份证件公约〉》．

安全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海上反恐海运安全制度港口船舶集装箱

海运安全制度的建立旨在促进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传统海运安全主要关注的领域是：海难和油污。但美国“9•11事件”之后，国际社会把海运安全治理的范围扩大到了海上反恐领域，随着各国海上反恐机制的建立和各类海上反恐国际条约的出台，国际海运安全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综观各国海运反恐立法和海运反恐国际条约，港口安全制度、船舶安全制度和集装箱安全制度标志着国际海运安全制度新的发展趋势。

一、港口安全制度

港口作为航运物流的中心，是物流的重要环节，一旦袭击成功，造成的损失将无可估量。以美国为例，其拥有众多世界级的大吞吐量海港，据统计，每年有7500多艘商船停靠美国海港码头大约5万多次，装卸船运集装箱达600多万个，这些海事商业活动每年为美国带来74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而且按照的发展速度，在未来的20年内，这些数字还将增长4倍以上。同时，根据在英国发现的“基地”组织指导手册，恐怖组织可以在海港码头招收大批，他们完全能够轻松地通过其他国家，以普通货物的方式运送爆炸物、化学武器乃至核武器等进入美国。种种迹象表明，港口城市将很有可能成为进行袭击的突破口。早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海岸警卫队指挥官、安全部门负责人斯蒂芬•弗林就提议：“政府应该像关闭机场那样同时关闭各大港口！”安全专家们也认为根据当时的安全保护措施，美国尚不具备预防港口恐怖袭击的能力。

有鉴于此，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即2001年12月通过就了《2001年港口和海上安全法》（thePortandMaritimeSecurityAct2001），在2002年6月通过了《2002年海上运输反恐法》（MaritimeTransportationAnti-terrorismActof2002）。这两部不仅规定了美国海上反恐制度的框架和原则，而且也构成了美国港口安全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其中关于港口安全的主要包括：要求美国海岸警卫队对美国港口进行弱点评估；要求海岸警卫队评估那些船舶驶往美国或对美国形成恐怖危险的外国港口所实施的反恐安全措施的有效性；要求那些从外国港口到达美国的商业船舶经营人提供旅客和船员证明，其中包括每个旅客和船员的出生日期、国籍、护照和签证号码、及原籍；修改了《港口航道安全法》的规定，要求所有进入美国12海里领海的船舶在进入该领域前96小时通知海岸警卫队，扩大了海岸警卫队的管辖权；允许派遣海岸警卫人员在某些设施和船舶上进行侦察并对恐怖活动予以回击。

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其港口安全制度的建立也推动了国际港口安全制度的发展。“9·11事件”后，在美国的倡导和推动下，国际海事组织迅速做出了反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通过了1974年《海上人命安全公约》（InternationalConventionfortheSafetyofLifeatSea1974，简称SOLAS）修正案，该修正案增加了第Ⅺ-2章“加强海上保安的特别措施”，同时为了与SOLAS公约的附则修正案第Ⅺ-2章相配套，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了《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InternationalShipandPortFacilitySecurityCode,简称ISPS），ISPS规则包括A、B两个部分，其中A部分是强制性的要求，B部分是对A部分要求的实施提供指导，两者相互对应。ISPS规则对港口安全进行了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对港口设施提出了保安要求，即对于港口设施，需要采取的保安措施包括人员进入船舶或港口设施、船上或港口设施内的限制区域，货物装卸、船舶物料交付、非随身携带行李的装卸，以及监控船舶和港口设施的保安。[1]

二、船舶安全制度

从目前海上恐怖事件的发生情况看，船舶是海上恐怖主义分子攻击的主要对象，国际海事组织的报告显示，2000年全球海盗（不排除海上）袭击船只事件共469起，2003年全年发生445起。另一方面，船舶本身也可能成为海上制造灾难的工具。因此，如何确保船舶安全成了海上反恐立法的核心内容之一。

为了提高船舶自身的安全，美国《2002年海上运输反恐法》对船舶安全提出了新要求，其内容包括：要求船舶和设施的反恐计划提请海岸警卫队批准，在批准前，海岸警卫队也可以要求每个船舶和设施的经营人实施临时安全措施；要求海岸警卫队评估那些船舶驶往美国或对美国形成恐怖危险的外国港口所实施的反恐安全措施的有效性；要求船舶必须安装自动识别系统等。

与此同时，2003年7月1日生效的SOLAS公约第Ⅴ章修正案对国际航行的船舶提出了配备AIS的要求。SOLAS公约第Ⅺ-1章是提出了关于“船舶识别号”和“携带连续概要记录（CSR）”的新规则。ISPS规则关于船舶的规定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对缔约国政府的要求。其中包括：应设定适用的保安级别和批准《船舶保安计划》及其后的修改；审核船舶是否符合SOLAS第XI-2章和ISPS规则的有关规定，并向船舶签发《国际船舶保安证书》；为船舶规定保安等级并向船舶通报有关保安信息；规定船舶何时应要求签署《保安声明》。第二，对船舶本身的要求。其内容主要包括：船舶保安员、船舶保安计划、公司保安员、确定的船上设备设施情况。同时还要求船舶：对保安措施要有监测和控制途径；检测人员和货物的动态；确保有备用的安全通讯设施和途径；携带船舶安全保证书。

另外，在2005年6月份召开的国际劳工大会上，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简称ILO）通过了第185号公约，即《2003年海员身份证件公约》（ConventiononSeafarers’IdentityDocuments），该公约包括海员身份认证制度，制定了全球统一的证件格式和具体技术参数；防伪技术的新成果将到海员身份证件中，使海员身份证件的防伪措施能够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得以改进；引入了海员指纹的生物测定信息，由于使用生物测定技术在海运界是个新事物，大会决议敦促国际劳工局长采取措施，与其他组织特别是国际民航组织（ICAO）合作，制定可操作的生物测定国际标准。[2]应该说，新的海员身份证件通过技术手段和国际合作，核实在港口、机场和船舶上的海员的身份，将为国际反恐保安做出积极贡献。

三、集装箱安全制度

集装箱运输是一种先进的现代化的运输方式，与传统的件杂货散运方式相比，它具有运输效率高、效益好和服务质量优的特点。正因如此，集装箱运输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飞速，已成为世界各国保证国际贸易的最优运输方式。与此同时，集装箱运输本身又具有大型化，多样化及隐蔽性等特点，也为运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了便利。所以在海运反恐的国际立法中，针对集装箱的规定和规则也成了海运安全制度的主要内容。

“911事件”后，美国海关制定的海运反恐措施主要有C-TPAT（CustomsTradePartnershipAgainstTerrorism）计划、CSI（ContainerSecurityInitiative）计划和“24小时规则”，这些措施和规则的实施是为了提高整个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安全度，其中包括集装箱安全。凡是参加C-TPAT计划和CSI计划的，可以在美国进口港获得通关的便利。“24小时规则”强化了CSI的措施，即要求在外国港口装载美国进口集装箱24小时前向美国海关报送进口货物舱单资料。美国海关制定的海运反恐政策不仅对国际海运安全，而且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海上运输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

在国际层面，世界海关组织（WorldCustomsOrganization,简称WCO）在2005年年会上通过了关于制定“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的决议，WCO大多数成员都签署了实施意向书。该“框架”确定了一些原则和标准，作为WCO成员必须实现的最低标准。其宗旨是制定全球范围供应链安全与便利的标准，促进稳定性和预见性；形成对所有运输方式适用的一体化供应链管理；增强海关应对21世纪挑战和机遇的作用、职能和能力；加强成员海关之间合作，提高甄别高风险货物的能力；坚强海关与商界的合作以及通过保护国际贸易供应链安全促进货物畅通无阻的流动。《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的内容主要包括：要求提前递交进出口及转运货物的信息，采用一致的风险管理手段，应进口国的合理要求，出口国海关对出口的高风险集装箱和货物进行查验以及要求海关要向满足该标准的供应商提供相应的便利。基于上述要求，“框架”提出了海关与海关之间的合作安排和海关与商界之间的伙伴关系。世界海事组织的《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管理提供了统一标准，它要求其成员国和地区的海关致力于多边而不是双边的反恐统一行动，这可以从根本上铲除对供应链管理的威胁。

四、小结

在美国的推动下，各国的国内海运反恐立法和海运反恐国际条约迅速出台，构成了国际海运安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的海上反恐立法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这些的制定和实施对我国海运安全制度亦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国际海事组织的A类理事国，我国已加入了《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及2002年修正案、2004年《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基于条约义务，我国于2003年制定了《港口设施保安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用于装载海关监管货物的集装箱和集装箱式货车车厢的监管办法》，2004年又制定了《船舶保安规则》。，这些规则是我国海运安全制度的重要内容，相信随着海上反恐实践的深入展开，相关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将越来越健全，我国的海上反恐立法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1]魏海军，刘静，尹峰．《浅谈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世界海运》2002年第2期．第14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国际劳工组织通过新的〈海员身份证件公约〉》．

安全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经济安全审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直接投资（FDI）迅猛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历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全球吸引FDI连续第5年呈增长态势。2007年全球FDI增长30%达18330亿美元，超过2000年的高峰，全球跨境并购仍然是2007年吸收FDI增长的主要原因【1】。2007年，在吸引外国绿地投资项目的数量方面，中国以1176个项目排在第一位【2】。2008年，因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而产生金融市场动荡以及世界经济下滑，发达国家货币和债务市场的流动性产生危机，并购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根据贸发会议对世界投资的预期，中期内FDI仍呈增长趋势，但跨国公司投资计划将比2007年更为谨慎【3】。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资并购作为最主要的国际投资方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作为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危及我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尽管我国《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并购规定》）中涉及“经济安全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也提出对外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此外，《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对外资并购的产业准入进行比较合理地调控【4】，但总体而言现行法律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规定相对简单，缺乏系统性与可操作性，加之，行业准入审查和反垄断审查并不能替代国家安全审查。因此，健全我国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便显得重要而迫切。笔者谨就健全我国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我国外资并购的现状、规定及并购案引出国家安全的思考

（一）我国外资并购的现状及法律规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稳定增长，巨大的市场、廉价的成本、宽松的政策以及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并购（M&A）【5】在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6】。然而，在2002年以前我国基本上对外资并购持谨慎态度，采取严格的审核制度。之后，随着我国外资并购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外资并购市场的开放，2002年《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合格境外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A股市场的大门被打开，2005年、2006年掀起了外资并购的浪潮。2006年中国商务部和证监会等五部门颁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开放外资作为战略投资者直接投资A股市场的大门，而后颁布的《并购规定》中首次确认换股并购（ShareSwap）的交易模式,为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扩宽了渠道和手段。

作为我国规范外商投资准入行业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1995年颁布的《指导目录》，历经了1997、2001、2004、2007四次修订，反映了我国利用外资的目标与方式的变化。其中《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反映中国利用外资方式的变化：鼓励类条目数量大幅增加；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调整单纯鼓励出口的导向政策；对部分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和敏感性行业持谨慎开放的态度，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近年来，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特点日益明显：斩首式并购【7】、控股性并购加强、行业性并购、并购主体具有市场优势的跨国企业明显增加。外资并购过程中，许多知名民族品牌的消失、国家资产的流失以及外资行业垄断的威胁，人们日益关注外资并购国内优质企业可能导致行业垄断以及危及民族经济发展问题。不少人担心外资的恶意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提议建立类似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外资并购审查机制，特别是国家安全审查方面。

2006年，国家六部委修订的《并购规定》第12条【8】，2008年8月1日施行的《反垄断法》第31条【9】，设置了类似于美国所谓的“艾克森—弗洛瑞奥条款”（Exon-Florioprovision）【10】的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开始对外资并购中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与重视。

（二）外资并购案引出国家安全审查法律问题的思考

中国作为消费型大国的特点及经济持续强势，日趋成熟的法律环境，吸引了跨国机构的逐利目光。2005年起，国际并购大腕们从容不迫地收购我们的金融保险、商业服务、消费品、基础材料、机械以及食品酒类等领域的优良或不良资产，部分产业已出现被外资垄断的倾向。其中，凯雷收购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案和索尼收购成都索贝案引起了社会对外资并购相关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外资并购是否需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探讨。

1、凯雷收购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案【11】、索尼收购成都索贝案【12】及引发法律思考

2005年10月25日，徐工集团与凯雷徐工机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雷徐工）签订《股权买卖和股本认购协议》与《合资合同》，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凯雷徐工将持有徐工机械85%的股权。该方案在向商务部报批过程中，凯雷针对中国机械行业龙头企业发动的“斩首”行动引起中国财经界的警觉【13】。迄今为止该并购方案尚未通过商务部的审批，凯雷并购徐工案也成为外资并购政策的一个风向标。【14】

该案引起国人对几个问题的关注：第一、凯雷并购徐工的价格是否为最优价格，竞价高是否是最佳并购方案？第二、凯雷并购徐工的价格是否有贱卖国有资产之嫌？第三、徐工卖给财务投资者对徐工的未来发展是否有利？第四、装备制造业是为其他行业提供母机和装备的产业，在某种意义上，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直接决定了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现代化水平。徐工机械作为外国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如果被凯雷控股，是否会威胁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

相较徐工并购案而言，2003年商务部批准的索尼收购成都索贝的方案【15】，此次收购的成功引起以行业内的质疑和担忧，因为该案已经对中国的广电产业带来实质上的隐患，涉及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理由如下：⑴产业安全问题。索尼收购索贝的意图，显然是因为我国企业非线性技术的发展对其技术优势地位的巨大冲击。收购后索尼可以通过经营决策来限制索贝该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可以遏制拥有类似技术的其他中国企业的发展，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⑵信息安全问题。广电产业是关系到国家信息安全的领域，如果这个领域的设备和集成服务完全被外国厂商垄断，那么对中国广电事业的健康发展将带来隐患。

从法律角度思考，此类问题可归结为：“产业安全”是否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我国是否需要对外资并购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究竟是“经济安全”还是“国家安全”？外资并购审查和反垄断审查能够替代国家安全审查呢？

2、关于“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的涵义的解读

《并购规定》第12条中出现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术语，《反垄断法》第31条中出现了“国家安全”的术语，而学术界大多数将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解读为经济安全审查。

“经济安全”的概念最早源于1980年日本《国家综合安全报告》。国家经济安全归纳成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利益不受外国和国际威胁的一种状态，可从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把握。从内部机制而言，国内要有一个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有效地运行，杜绝发生经济崩溃的危险；从外部环境看，能够保证本国的经济运行过程不受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组织力量的威胁与控制，并且有抵御国际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冲击等方面的能力。简言之，国家经济安全应是指国家经济领域中重大的经济利益不受威胁和侵犯的状态。【16】相较而言，“国家安全”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既包括传统的国防、军事安全，也包括国家经济安全、文化安全。

据此，产业安全应包含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范围内，而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分支，故产业安全也包含在国家安全的范围内。从保护国家安全与有效利用外资的角度，笔者认为应该对两者进行区分以及准确界定。《并购规定》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考虑，不仅仅限于经济安全，在审查时可以将国防、军事安全的考量因素纳入国家安全的范围。因此，根据立法目的将其解释为国家安全更有利于我们准确判断。

3、设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争议及我见

各界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能否威胁国家安全，是否应当设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尚存在争议。反对者主张无须单独设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认为很多人持有的“泛国家经济安全论”就是矫枉过正的典型，归纳起来理由如下：（1）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后会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以及中国政府管理，并不会威胁中国经济安全更别论国家安全；（2）如果通过并购，外资形成垄断，可以通过反垄断法加以约束；（3）如果片面强调国家安全审查，则不利于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17】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实质上混淆了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两种制度的理论基础、目的以及价值取向。虽然针对外商的国家安全审查与反垄断审查实质上都对外资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但国家安全审查的理论基础是国家原则，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及国土安全；而反垄断审查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干预，立法目的是规制垄断和保护竞争，无法约束那些并未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却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如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后，减少对被并购企业研发部门的投入，削弱被并购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对被并购企业的品牌进行雪藏等，这些为政府无权涉足的方面【18】。尤其是对于境内关系国计民生或是对国防有影响的重要行业龙头企业，一旦被外资企业控制，极有可能威胁国家经济安全【19】。但是，无论是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还是在并购成功后的经营过程中，只要外资企业没有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没有违反《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那么，即便存在危及行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可能性，我们也无法依据《反垄断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加以审查与监控，从而形成法律监管的空白地带。因此，无论是出于法律完善的要求还是实践需要的考量，我国健全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

二、我国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现状及缺陷

（一）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演变及发展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外资并购的监管政策也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过程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策现象”【20】出现时，中国对外资并购的监管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第一次外资并购达到高潮，特别是在经历了“北旅并购案”和“江铃并购案”后，中国对外资并购采取了限制或禁止的政策；中国加入WTO后，考虑到入世承诺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对外资并购采取了鼓励政策；近两年来，随着外资并购的不断增加，外资并购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步加大，中国开始逐步对外资并购进行规范。从总体上看，中国对外资并购的监管经历了一个从放任自流、限制、鼓励到规范的过程。

针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关于外资斩首并购和产业安全的担忧，特别是“凯雷并购徐工案”引发的国家经济安全讨论，国家相关部委在悄无声息中确立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审查原则。

在商务部审批徐工并购案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国务院于2006年2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规定【21】，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政府对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的保护立场。

2006年8月的《并购规定》第12条第1款对“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应该向商务局进行申报”的措词相较于2003年4月12日施行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第19条第2款“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商务部可以要求外国投资者做出报告”的措辞，由任意申报到强制申报的转变体现了我国立法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视。而第2款的规定表明了商务部对可能存在的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的外资并购享有审查权。

2006年11月，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对外资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重点企业的审查和监管，确保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重点企业的控制力和发展主导权。”

2007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企业国有产权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于外资并购方作出了“受让方的受让行为不得违反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

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反垄断法》第31条：“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至此，“国家安全”的立法由部门规章上升到了全国法律层面的高度，在现今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立法部门日益关注国家安全问题。

（二）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缺陷

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外资并购，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多个行业领域的法律法规，但仍存在法律制度上的缺陷。

1、缺乏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关于外资并购方面的监管法律体系及战略意图不清晰，政策摇摆幅度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没有一部能统率外资并购相关法律规范的基本法，外资并购立法在不同效力层次与和规制领域上必然缺乏相互配合，缺乏体系性，并经常出现法律规范的相互冲突和无法可依的状况。2、外资并购立法层次低，缺乏权威性。在涉及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中，除了《反垄断法》、《公司法》、《证券法》是国家立法机构颁布的以外，其余大多数是各个部委以“条例”、“实施细则”、“办法”、“规定”等名称出现的行政性法规、政府规章。3、政策不确定性大，朝令夕改。

2、缺乏风险防范意识。

外资并购风险来自三个方面：资产造假、资产流失问题；产品、服务垄断问题；外资之间在中国境内的激烈竞争给中国产业造成损害。保证本国经济安全是引进外资不可逾越的前提。确保国家经济需要建立起完备的风险预警体系，应包括反不正当竞争竞争法律体系、反垄断法律体系和国家经济安全许可认证体系。

3、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实施细则。

外资并购的相关法律规则可操作性不强，特别是国家安全审查的实施规则的缺失，不利于对外资并购中的负面效果的制约。

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尚不够全面，由于行业准入审查和反垄断审查并不能替代国家安全审查，现行的行业准入审查和反垄断审查最多只是对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审查，对外资并购的审查应当对广泛的国家安全，包括国防、军事安全进行审查。我国已经意识到了“行业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区别以及在外资引进方面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在《反垄断法》中加以规定。但在《反垄断法》中“国家安全”的规定仅仅是概念的提出，尚未规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亟待健全和完善。

三、健全我国外资并购中安全审查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一）确定外资并购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价值取向

不可否认的是，各国对外资并购本国企业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管的程度取决于该国在外资并购问题上的价值取向，此价值取向通常根据本国经济和社会情况的特殊性以及不同时期的不同侧重而有所变化。尽管各国具体做法有所差异，但总的趋势是，各国都承认与允许跨国并购，在鼓励和支持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同时，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的独立性，防止本国经济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各国对外资并购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外资进入的行业加以一定限制。

在确定我国有关外资并购的立法价值取向时，既要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又要考虑我国的实际经济状况以及外资并购的特殊影响。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外资作为重要的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在我国已经大量出现，给我国带来积极影响；二是我国经济发育尚未成熟，企业的生存和竞争能力还相对较弱，民族工业还需适当保护。假如全面地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无限制无选择地引进外资，将会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危及行业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这是个不容忽略和回避的事实。因此，目前阶段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审慎对待外资并购这种投资方式。

1、允许和鼓励外资并购我国企业

我国在立法取向上应该允许与鼓励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究其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国际化的今天，允许和鼓励外资并购作为各国的通行做法，有其重要意义。第一，外资并购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及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第二，外资并购不仅能够给被并购企业带来大量现金流量，而且有利于企业更新装备，提高技术水平；第三，外资并购可以使国内企业更快地融入国际生产体系。被并购企业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按照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分工效益，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营销网络、技术等资源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

允许和鼓励外资并购是从其积极意义考虑，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2、合理限制外资并购的范围

允许和鼓励外资并购并不表明对外资并购自由开放，允许与鼓励外资并购应当有限度，以防止和消除因外资并购而产生的消极影响。总结各国通行做法，各国对外资并购基本上都有限制性要求。以美国为例，虽然对外资并购采取开放政策，但实际上，美国对可能造成其市场过度集中、导致限制竞争，危及或可能危及其国家经济安全的并购是严厉禁止的。这些法律法规集中体现在《谢尔曼法》、《联邦交易委员会法》以及《克莱顿法》等反垄断法的适用上。此外，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美国在某些行业领域限制外资进入。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改革开放起步较晚，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建成，产业结构尚需进一步调整与完善，外资并购的负面效果可能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此外，我国民族工业起步晚，缺乏足够的实力与跨国公司抗衡，外资的大肆入侵将不可避免地破坏民族工业的发展，甚至会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只有对外资进行合理限制，才能够更好地维护和发展良好的产业结构，保护民族工业，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可见，合理限制外资并购是克服其消极影响的必然要求。

（二）明确我国外资并购中安全审查制度的性质与定位

笔者认为，要健全我国外资并购中安全审查制度，必须首先在立法上解决以下问题：我们究竟应主张国家安全还是国家经济安全，抑或产业安全？对这三者如何界定与区别？其意义何在？国家经济安全与反垄断是否合一？国家安全审查应采用何种模式？

关于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及产业安全的界定，笔者在前文中已经进行了详细论述。三者的本质均是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分支，而产业安全应该归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从逻辑角度考虑，国家安全作为属概念，经济安全、国防安全、文化安全作为种概念，若外资并购过程中涉及经济安全外的其他种概念，而我国立法中并未囊括，届时无论是扩大解释还是将其他情况纳入国际经济安全范围，一则违反逻辑关系，不符合法律确定性与可预见性的要求；二则不利于保护本国利益，真正实现国家安全审查的价值。

当然，我们在强调国家安全审查的同时，应该避免对国家安全审查期望过高，不能过于夸大国家安全审查的作用。我国外资并购的实践中存在国有资产贱卖、税收流失、不公平关联交易、经济垄断行为、侵害被并购企业职工合法权益、民族品牌消失等问题，但这些现象的诊治是多个法律部门的共同课题，需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法、公司法、反垄断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并加强其可操作性，把上述现象一概归为外国投资带来的“国家安全隐患”不大合理。

（三）健全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具体制度的构想

为了妥善平衡外资利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笔者建议我国成立类似于垄断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专门处理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并完善安全审查的相关规定。首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对《指导目录》进行相应修改，为“国家安全”所涉及的战略行业以及重点企业提供具体指引，避免行政裁量权的不当行使而对外资开放政策造成冲击。其次，或在《并购规定》或通过专门立法将经济审查机关、标准、期限、程序等重要因素予以明确，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考虑到确定《指导目录》中具体哪些行业属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行业，通常是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出发，涉及政策、政治、经济、法律、科技等多方面。笔者在这里不加以论述，仅从法律角度就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涉及的重要因素加以探讨，如审查对象、审查标准、审查机关、审查程序、救济途径。

1、明确界定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对象

关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对象，最关键的是对外资的界定。各国普遍以投资者国籍的标准来区分，分别为设立地标准、资本来源地标准、实际控制主义标准。《并购规定》将外国投资者作了广义的理解，包括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并对外国投资者的认定采取实际控制原则【22】。笔者认为，我国对投资者国籍判断的标准以实际控制主义为主，兼顾设立地标准以及资本来源地标准。

外资并购主要是指外国投资者通过兼并或收购的形式而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兼并是指一公司企业将其他公司企业并入本企业，而使后者失去法人资格，即吸收合并，又称“全部收购”；收购是指一个公司企业通过购买其他公司企业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权，以实现对该公司企业的控制，而被收购公司企业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23】西方学者把企业兼并和收购简称为M&A（Merger&Acquisition），我国通常地将其译为并购或购并、兼并、收购、合并、并购（购并）等词语。《并购规定》在对“并购”行为进行阐述时，考虑到此前已经有立法对外国投资者兼并境内企业行为的规定，为了避免立法上的重复与冲突，仅对外资收购行为进行了约束。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审查的并购行为应该包括兼并和收购两种行为。

2、细化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标准

《并购规定》就我国对外资并购进行经济安全审查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外国投资者进行的外资并购行为实际取得了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但对于控制权的具体标准尚无规定。实践中往往采取51%以上的绝对控股与不及51%的相对控股加以判断。参照美国对“控股”的解释：（1）实体主要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销售、租赁、抵押或其他让与；（2）实体的解散；（3）实体生产或研发设施的关闭或迁移；（4）解除或不履行该实体的合同；（5）就前面四项中的事物修改实体的组织大或组成协议。笔者认为我国对控制权的解释存在明显缺陷，过于笼统简单。

根据美国、加拿大等国对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相关规定，均采取了列举的方式对国家安全的标准加以阐述。笔者认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宜采取列举的方式，以提高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透明性。同时应辅以弹性条款，以便对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予以更周延的保护。

具体而言，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可以考虑如下因素：（1）外资并购对国防安全所需要的国内产业造成影响；（2）该产业满足国防安全需要的能力及其重要性；（3）外资并购是否与国家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一致；（4）外国投资者对国内产业和商业活动的控制，对我国国家安全是否造成影响；（5）计划或正在进行的交易对我国在影响国家安全领域中的国际技术领导地位的潜在影响；（6）外资并购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贡献。进而细化出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可操作具体的标准。

3、健全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机关

《并购规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审查机关仅仅规定为商务部会同相关单位进行审查，但尚未明确具体的相关单位，使得国家经济安全的审查机关存在不确定性。《反垄断法》虽然设立了反垄断委员会【24】，并规定了其职能，但并未明确细化该反垄断委员会的组成和工作细则。

由于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是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的范围广泛，不论是军用工业、国防设施、基础建设，还是民用事业、企业设施、科学技术等诸多产业，各种因素都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况且，国家安全审查本身不是仅仅依靠实体标准进行判断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外资并购国家安全的具体审查过程中，每个组成部门能否就外资并购对其管辖行业或领域内的安全的影响程度做出准确判断显得尤为重要。但若无牵头部门将相关判断并综合分析做出最终评判，将会导致国际安全审查拖延且流于形式。因此，需要某牵头部门将各部委的评判结果汇总，通过调查、综合评估、听取多方（各部委、并购涉及行业的行业协会、并购当事方）意见的方式，最终做出判断并向全国人大委员会及国务院总理提交评估报告。

借鉴发达国家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立法和实践，建立我国科学完善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审查机关应由多个国家部门，如国防部、国家安全部、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科工委、司法部等共同组成，同时设立一个类似于反垄断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作为各部委牵头机关，协调各部委工作，主导国家安全审查的有效进行。

4、完善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程序

笔者认为，外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程序包括四个环节：申报（干预）阶段、初审阶段、调查阶段与决定阶段。

（1）申报（干预）阶段。《并购规定》规定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启动：一是交易方的主动申报，二是政府强制干预。但对交易方申报或政府干预适用于哪个交易阶段没有明确，笔者认为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适用于交易计划阶段和交易完成后的某段时期。

（2）初审阶段。我国法律对此尚未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参考美国的相关规定，经交易方申报或政府干预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就进入了45天的初审阶段。此阶段，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秘书处将此次外资并购的相关资料转发给审查委员会各成员机关，由其对外资并购交易进行具体审查，形成自己的意见后汇总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综合考虑，形成初步意见，决定是否对该并购交易提起调查。

（3）调查阶段。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对进入调查阶段的并购交易通过实地调查、专业跟踪、召开听证会等方式了解并购的真实情况并根据审查标准对外资并购是否影响国家安全做出自己的判断。调查时间应该限定在60日内，如若因案件复杂，则经总理批准可以延长30天。

（4）决定阶段。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提交的调查报告组织成员机关召开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5、明确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救济途径

如果当事方或者利益相关方不同意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机构的决定，是否有相应的救济方式，我国法律尚未规定。而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在涉及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救济途径时存在制度缺陷。譬如：通常国家安全审查行为应视为具体的行政行为，根据我国行政法的规定，对其救济可以采取复议或诉讼方式。但是由于国家安全审查的特殊性，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机关本身就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所作出的审批结果代表了政府的意思，可以视为国务院的行为。特别是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4条的规定：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所作的裁决为最终裁决【25】。这种最终裁决意味着剥夺了行政相对人对该行为的诉权和人民法院对该行为的司法审查权。法律设定行政终局裁决行为，是出于考虑到有的行政行为的专业性比较强，而且比较复杂，人民法院行使合法审查权有一定的难度；有的行政行为涉及到国家安全等事项，行政争议的解决需要及时而迅速。显然这种通过行政机关“自行救济”的办法，在公信力方面存在质疑。也有学者提出，《行政复议法》赋予国务院对某些行政行为具有最终效力，就与“诉讼是保障公民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的理念有所矛盾。因为“有权利必有救济”，任何法律上（公法或私法）的争讼，都应由法院裁判，公民也有请求法院裁判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可轻易剥夺。【26】

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审查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不同于其他一般的行政行为，其涉及国家安全事宜，即便允许行政诉讼，法院在某种程度上很难恰当审理。因此，笔者主张从法理学“无救济则无权利”角度考量，我们应该对国家安全审查的结果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同时考虑到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及我国的实际情况，主张当事方或利益相关方对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应当可以通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核。

【注释】：

【1】See:WorldInvestmentReport.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3】See:WorldInvestmentReport2008-Overview(UNCTAD/WIR/2008(Overview))

【4】《指导目录》中将外资进入的产业划分为允许、鼓励、限制、禁止四类。

【5】本文所指的“并购”（M&A）兼指①“股权并购”，即外国投资者取得境内企业的股权；②“资产并购”，即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取得境内企业资产并运营该资产。参见《并购规定》第2条.

【6】见注释3.

【7】“斩首式并购”：外资以“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率必须超过15%”的“三必须”原则指导下对境内企业的并购。

【8】《并购规定》第12条第1款：“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或者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就此向商务部进行申报。”第2款：“当事人未予申报，但其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商务部可以会同相关部门要求当事人终止交易或采取转让相关股权、资产或其他有效措施，以消除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9】《反垄断法》第31条：“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10】“艾克森—弗洛瑞奥条款”，即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案》的一项条款,该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在认定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并购行为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时，有权中止或禁止该并购行为。

【11】徐州工程机械集团（以下简称徐工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开发、制造和出口企业，其产品在中国工程机械市场上的占有率超过50%。凯雷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凯雷）是一家全球私人股权投资机构，从事企业并购、创投、房地产、债券等领域的投资，区域涉及北美、欧洲和亚洲。案情详见《凯雷并购徐工案独家调查》，《瞭望》2006年5月。

【13】全球并购研究中心主编：《中国十大并购》，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4页。

【14】贾林青、昌孝润：《中国企业兼并与破产的法律规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194页。

【15】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在专业录像机产品上高度依赖索尼的产品，直到1995年和1999年中科大洋先后推出的非线性编辑系统和非线性编辑网络系统，以及包括索贝在内的一些本土企业在类似产品或网络上的成功，解除了国内对专业录像机的依赖。

【16】张士铨、雷家驌著：《经济安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8】“索尼收购成都索贝案”就存在此种风险，即收购后索尼可以通过经营决策来限制索贝该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可以遏制拥有类似技术的其他中国企业的发展，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

【19】譬如在“凯雷收购徐州案”中，徐工作为我国装备制造的龙头行业若被凯雷绝对控股，则有可能威胁我国经济安全。

【20】中策现象，就是利用国际财团的资本实力，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成片、成行业打捆式的参股、控股和改造，然后利用国际财团的金融操作手段，在国际资本市场出售，以求牟利。

【21】《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对在重大技术装备制造领域具有关键作用的装备制造骨干企业，要在保证国家控制能力和主导权的基础上，支持其机械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重组。大型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控股权向外资转让时应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

【22】《并购规定》第9条，11条，58条针对境内自然人或法人实际控制的“假外资”问题作了专门规定。

【23】慕亚平、黄勇：《外资并购的形式、存在的问题及法律调整》，《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

【24】《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2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14条，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对行政复议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所作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安全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度分析及对策论文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度分析及对策

摘要：从近年来人民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入手，阐述我国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现状及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根源；从完善我国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角度，提出了整合现有法律资源，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参照国际食品法典等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大力推行等同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技术法规，消除绿色技术壁垒；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化体系是确保食品安全技术保障的重要依据；更加强化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赋予食品监管部门更充分的权力；整合执法力量，解决多头执法问题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对策和措施，促使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绿色技术壁垒

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以往对食品短缺的担忧逐渐变化为如今对食品安全的恐慌。正面因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有能力满足社会对食品及原料的需求，消费者对自身健康关注的加强，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更严了；负面的因素相对更为复杂，有环境导致的食品原料污染问题，有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由于环境、设备、操作、包装、添加剂等环节导致的不安全因素。食品安全问题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外一桩桩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不胜枚举，有人甚至已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列为继人口、资源、环境之后的第四大社会问题。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远未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迫切地需要与国际接轨，逐步加以完善，以保护我国人民地身体健康和促进对外贸易地发展。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问题分析

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地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相比，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食品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较差：

我国现已颁布的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数量多达十几部，总体性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这些法律仅对食品质量作了一些概要性规定，由于出台时间早，标准要求低，覆盖面窄，没有充分显示新形势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另外，有些法律法规在制定时并没有充分考虑食品安全问题。当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突出问题时，就显得很不适应。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就是如此，该法在总体上偏重于工业产品标准和强制性标准，而农产品的产品质量标准多为推荐性标准，而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制定强制性标准。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对食品安全体系内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指导作用大大降低。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所调整的范围过于狭窄，仅对食品生产、经营阶段发生的食品安全进行规定，没有包括种植、养殖、储存等环节中的食品以及食品相关的食品添加剂，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经营或使用。而食品安全问题涵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法律应该反映出整个食品链条，这就使法律出现了较大的法律监管盲区，以致造成对饲料中加入瘦肉精、农药大量残留、滥用抗生素、食品储存污染等诸多问题的监管滞后和监管不力。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确定的执法主体职责与现实情况有所脱节。该法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工作”，而年机构改革之后，我国已形成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总局等多个部委共同按职能分段监管的体系，××年月，国务院再次对有关部委的职责分工加以调整和明确。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应对执法主体职责做出相应的调整。

食品法律法规的条款笼统，操作性差：

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比较原则和宽泛，缺乏清晰准确的定义和限制。如《刑法》对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金额万元以上有相对明确的处罚措施，而对于销售金额万元以下算不算犯罪就没有明确界定；有些法律条款只定性不定量，或者法律概念有歧义；有的条款多年不修订；有些条款已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甚至完全过时，对当前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际问题约束力较低，操作性不强。

食品法律法规的罚则较轻，法律效力不够：

一是执法力度不够，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忽视了制假售假行为本身的危害，对制假售假行为处罚较轻；二是由于配套法律法规未出台，一部分法律法规难以执行。虽然我国近年来加大了技术法规的制定，如无公害农产品的出台等，但其立法层次较低，大多数属于推荐性标准，作用有限。三是技术支撑体系还未建立起来，有些法律法规难以实现。如检验检测方面的法规就是如此。

执法体系存在权限不清、职能不清：

一是多头执法，影响监管效果。由于食品监督管理部门多，部门之间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部门之间不能形成合力，监管责任就难以落到实处；二是执法部门以罚代管、以罚代刑，影响法律的严肃性；三是执法部门立法、执法、判罚三位一体，影响公正性。有些法律法规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定的，或者受立法环境、立法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执法部门既是法律法规的起草者，又是执法和判罚者，因此会不可避免的渗入执法部门的利益，影响公正性。

法律执行过程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

我国目前在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保证食品安全的执行过程中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往往在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有上级行政机关命令，进行一阵风式的检查、处理，当这阵风过后，假冒伪劣商品又重新泛滥起来。这种缺乏规范和持续性打假过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对策与措施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是管理和监督食品安全的基础和依据，良好完善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将在食品安全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因此，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应当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应当按照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的辨证统一来设计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保障体系。根据国家质检总局“从源头抓质量”、重在防范的精神，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如下建议：

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整合现有法律资源：

制定我国食品安全最高效力的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食品安全的基本问题，对现有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条例、标准、规范等进行认真清理、补充和完善，将散存于各法律法规中有关食品监管的内容整合，尽可能减少和避免立法和执法上的相互冲突，解决法律体系的混乱，保持法律的同一性；同时，食品安全立法还应当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链的所有环节，确保食品安全的完整性。

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参照国际食品安全法典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以国际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典为依据或参考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规体系，建立与时俱进、重在防范，科学、全面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以食品安全基本法为龙头，其他具体法律相配合的多种层次的立体框架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其中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食品安全的基本问题，各种部门法、单行法对基本法的某一方面进行更加明确全面的规定。这些方面应该包括：标准化、产地环境认证、质量体系认证、产品认证、标签管理、投入品（农药、兽药、饲料、肥料、激素、添加剂等）使用，质量监督检查、食品安全信用、食品安全评价和质量召回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大力推行等同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技术法规，消除绿色技术壁垒

在整个与食品质量安全有关的领域，首先，大力推行目前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已经开始使用的食品安全法规、标准、技术规范、指南和准则，加快在标准体系上与国际接轨；其次，在整个食品产业（从农田到餐桌）推行及有机食品标准认证认可工作，从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着眼，把标准和规程落实到食品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消除绿色技术壁垒。

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化体系是确保食品质量安全技术保障的重要依据。

加强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标准化委员会的合作，以统一协调管理，推进我国食品安全控制技术规范与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工作。从整个食品产业链的全过程对我国现有的非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进行重新制定或修订，从保障人体健康安全的角度，统一各类食品强制性标准条款内容，消除现有标准互相矛盾和抵触或者有些食品生产环节根本就无标可依的现象，为检验检测部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依据，从根本上杜绝不法厂商利用国家标准的漏洞牟取不正当利益，切实把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食品拒之于流通领域之外，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强化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赋予食品监管部门更充分的权力

坚持贯彻“从源头抓质量”的方针，对食品生产加工及相关企业（包括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材料等）实行强制性管理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基础。为此，要扩大执法部门的检查权，加大对违反食品质量安全法律法律制定的惩处力度，强化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确保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可操作性，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目前，在我国实行对米、面、油、酱油、醋等二十八类食品实行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从运行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着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处罚较轻等问题，对食品安全获证企业未能实行连续持久的监管，许多中小食品生产质量管理制度名存实亡，产品出厂基本上不检验，检验设备常年不使用。因此食品安全是比其他任何一种与健康相关的政府活动更需要连续的和强制性的管理，对于那些生产、制造、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的企业获经销商，无论其生产或销售数量的大小，都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罚其倾家荡产，使其永无东山再起的基础和条件；财产刑和人身刑同时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

整合执法力量，解决多头执法现象

整合执法力量，就是要合并现有食品监管的相关部门，对设置不合理或人员严重超编的机构，或撤销、或合并、或精简，将商检、质检、卫生、工商、农业等执法部门承担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合并，克服政出多门、各自为战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中国食品包括农产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由这一部门对食品生产全过程进行监管，并赋予更高的权威。

结束语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国都被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我国加入后，贸易伙伴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国内国际形势迫使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必须尽快地和国际接轨，努力缩短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标准的差距，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必将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韩运镇食品安全体系的法律思考人民代表报××年月第三版

徐晓新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成因对策农业经济问题××年月

谢敏于永达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分析上海经济研究××年月

秦平建构食品安全的法律和制定基础法制日报××年月

安全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由于电力设施具有高危险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要做好电力安全管理工作。而强化电力安全管理的执行力更是其中重要的一步。强化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能够保障电力企业安全管理设施布置到位，安全管理措施进行到细节，不仅能保障电力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还能保障用电人员的人身安全。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某月份因电力安全问题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达到6起，死亡人数达到9人，其中电力生产人身伤亡事故达5起，死亡人数达8人。因此，强化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不仅是对电力工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用电人员生命的负责。尤其是一些电力系统的大型电力工程项目，一旦发生电力安全事故，将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此外，强化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还能减少电力设备故障，降低电力安全问题造成的损失。例如某月份我国因为电力安全问题引发电力设备事故，造成直接损失高达100万元。因此，提高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也降低了企业的损失。

二影响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的因素

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的有效实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1人员因素

人员因素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员安全意识，另一方面是人员安全操作。人员安全意识强调电力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对电力安全管理的意识程度。据相关研究表明，大多数电力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用电人员和电力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淡薄造成的。例如某厂两名电力运行监护员工在对电动机绝缘电阻进行测量时，由于工作人员违规进行电力检测行为，造成两人受伤。人员操作主要是电力人员操作技术不娴熟或违规操作造成电力安全事故，例如某市一项工程中由于项目负责人使用未获得相关工作许可证的人员，造成工作中引发电火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2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主要包括电力安全管理相关的条文规定。制度是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保证的前提。合理明确的制度才能保证电力安全管理实施的执行力。如果制度制定不合理，员工不采纳，那么安全管理执行力就会降低。目前很多电力安全管理部门的执行制度只是一个摆设，并没有真正地按照执行制度条文进行实施。另外，有些安全管理执行制度还是很多年前规定的，对现今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并不适用，造成管理执行力的障碍。

3结构因素

结构因素能够影响电力安全管理执行的具体实施流程，能影响执行力开展的过程、对象和结果。制定明细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结构，能够使电力安全管理过程中的人员清楚自己在整个结构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使人员明确自己的目标。另外，清晰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结构还能使执行命令能够快速地下达到下属机构，进行有效的针对性管理，从而达到提高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的目的。

4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是强调部门文化的作用。优秀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文化能够扩大安全管理的执行力作用范围，取得比预期更好的结果。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文化会使员工自主形成安全管理意识，将电力安全管理执行作为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优秀的电力安全管理文化还会使员工自主地执行安全管理工作，从精神层面提高了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

5监督因素

监督因素是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的最后防范环节。优秀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能够在监督环节对电力安全管理执行进行保障，保证电力安全管理的高效。监督包括检查和反馈，检查是对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反馈是对电力安全管理工作人员的执行结果进行反馈。监督能够强化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工作的开展，强化人员安全执行意识。

三提高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的措施

1强化人员意识

员工电力安全管理执行的意识是实现电力安全的关键，因此在企业内部要塑造一个良好的执行力理念，包括对员工进行多样化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培训，管理人员深入到电力安全管理工作基层与工作人员进行执行交流。定期开展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工作教育大会，对电力安全事故进行分析探讨，让员工深刻认识到电力安全管理工作执行的重要性。此外还要塑造电力安全管理执行良好的榜样形象，使员工产生信服感，带动员工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意识心态的形成和深化，从而提高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同时，还可以将员工薪资与安全管理执行情况进行挂钩，促进人员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意识的提高。

2提高人员操作水平

操作人员水平的提高对于强化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有着重要作用。高水平才能确保相关电力安全管理措施能够执行到位。如果操作人员技术不合格，即使电力安全管理措施安排到位，但员工无法保证执行效果，也就无法保障电力安全管理的执行力。企业要采用获得相关技术资格的员工，还要对员工能力进行深化培养，使员工技术能力能够与时代接轨，避免新设备、新技术引入时技术人员上出现空缺。

3强化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制度

制定好的制度才能保障电力安全管理措施有效执行。首先，要制定明确合理的制度条款，使每个员工能够明确自己的安全管理执行定位，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如果员工职位出现交集，不仅浪费资源还会引发安全管理执行中的矛盾，造成执行力的下降。其次，制度的规定要切实可行，不能只是夸夸其谈。制度要根据企业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标准进行合理设定。

4塑造电力安全管理

执行文化除了制度规定外，还要配合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文化的塑造。塑造良好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文化有利于员工安全管理执行意识的形成，同时也在员工原有的安全管理执行意识中进行深化。当员工具备了深刻的安全管理文化意识后，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问题，能够做到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提高执行效果。

5加强电力安全管理

执行监督工作电力安全管理执行监督工作是电力安全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监督工作在电力安全管理执行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电力安全管理执行监督工作的开展，一方面要对执行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检查，检查各项电力安全工作是否到位，是否满足行业标准要求，是否存在重大失误等；另一方面还要对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包括是否执行了电力安全管理工作，执行过程是否态度端正，执行过程是否存在重大遗漏。对于未按照规定进行安全管理执行的员工，要询问具体情况。此外还可以结合相关软件的应用来完善监督工作，提高企业执行力，例如电力系统安全性评价软件的应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强化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是确保电力安全的重要措施。要强化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需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包括人员、制度、结构、文化等，提高执行主体的执行意识，细化和强化执行流程，从而使企业电力安全管理措施能够最大程度地得到有效执行，达到保障电力安全的目的。

安全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但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在我国仍属新生事物，如何推进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如何解决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定位问题，以及如何提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地位和充分发挥注册安全工程师的作用，还需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本文仅就完善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探讨。

一、在《安全生产法》中应明确实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

目前，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起草实施单独的有关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的法律如《注册安全工程师法》时机尚不成熟。但《安全生产法》颁布实施已近3年，因此在修正或修订《安全生产法》时，应明确提出实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是切实可行的。

尽管《安全生产法》对生产经营单位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由于《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在《安全生产法》颁布两个月之后才得以颁布实施，因此在《安全生产法》中没有明确实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的条款。

2002年9月，国家人事部、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了《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国家对生产经营单位中安全生产管理、安全工程技术工作和为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服务的中介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执业资格制度，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统一规划。”

《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中安全生产管理、安全工程技术工作等岗位及为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服务的中介机构，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注册安全工程师。”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的实施，不但标志着我国安全生产领域关键技术岗位准入制度开始实施，也标志着我国安全生产领域人才社会化评价工作开始与国际接轨。同时，也是贯彻《安全生产法》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加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建设、加强企业安全管理队伍建设，满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安全生产管理需求的一个重要措施。

在下一步修正或修订《安全生产法》时可考虑补充下列内容：在第十九条中补充：“生产经营单位中安全生产管理、安全工程技术工作等岗位，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注册安全工程师，或者委托具有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在第二十条中补充：“生产经营单位中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或“生产经营单位中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的，可免于有关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的考核。”

将《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修订为：“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注册安全工程师，并对其做出的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的结果负责。”

二、起草、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条例》

1.会计、律师、注册建筑师等资格人员的法律依据早在1985年1月21日，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此后，根据1993年12月29日第8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决定》对《会计法》进行了修正。1999年10月31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又进行了修订，并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是1996年5月15日第8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后颁布实施的。此后，根据2001年12月29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进行了修正。

我国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制度的建立首先是从立法做起的。1995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确立了注册建筑师的法律地位，并对注册建筑师的教育、报考、考试、合格及执业等作了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制度自建立之始，就已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1996年7月，建设部又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具体明确了注册建筑师考试资格条件、考试办法及注册建筑师执业及管理办法等。

2.现有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相关政策文件及规章2002年9月，国家人事部和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了《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并同时印发了《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认定办法》。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开始启动。

2003年8月，国家人事部和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又出台了《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确定了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具体的考试科目和考试办法。

2004年5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又以局12号令的形式公布了《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主要规定了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注册管理和执业行为要求等。

此外，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今年4月又先后下发了《关于做好注册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字[2005]15号）和《关于做好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安监总厅字[2005]18号），对注册安全工程师的继续教育工作和注册管理工作又作了补充规定。

3.起草、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条例》如前所述，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起草实施单独的有关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法》，目前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可以借鉴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制度，在现行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相关政策文件及规章的基础上，及时起草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条例》，以确立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法律地位。

安全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风险交流缺失或不当的失败案例全球数不胜数。例如20世纪90年生的“疯牛病”事件，英国前后矛盾的做法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因此农业部部长引咎辞职；比利时“污染鸡”事件处理不当，欧盟委员会公开指责比利时“知情不报，拖延处理”，导致比利时卫生部和农业部部长相继被迫辞职，并最终导致内阁的集体辞职。我国四川广源橘蛆事件、香蕉艾滋谣言等种种真真假假安全事件发生后，缺乏有效风险信息交流，相关农产品价格暴跌，严重打击了国内农产品产业效益和降低农民收入，引发社会问题。

二、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交流存在的问题

（一）风险交流制度不完善，缺乏专业专职机构支持

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交流建设尚属起步阶段，既缺乏流程规范的制度又缺乏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目前风险交流工作开展主要法律依据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从法律规范和运行情况来看，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共享协调机制不完善，统一权威的风险交流机构尚未形成。各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均建立起了有效的风险交流制度，专职的风险交流人员在机构总编制中的占比一般为5％～10％。欧洲食品安全局于2009年《2010年至2013年欧洲食品安全局交流战略》，明确了其在风险交流方面的工作目标、所应该采取的交流策略和交流方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于2009年制定了《FDA风险交流策略计划》，确立了自身风险交流工作的目标、策略和所采取的方法。日本政府于2003年《食品安全基本法》，设立了直属内阁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上层监督机构，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工作。

（二）风险交流定位等同于危机交流，缺乏长远考虑和持续的有力支持

我国目前对风险交流缺乏长远考虑和有力支持。现在不少人把风险交流简单理解为出了事情之后的危机管理和科普宣传，将风险交流的工作重点放在危机应对，将危机应对的重点放在应付媒体即危机公关上。将风险交流手段作为平息事态和安抚公众的工具，忽略了风险交流与日常工作的融合，这直接导致在风险交流问题上的短视，使这类的交流缺乏科学的风险评估依据，消费者对风险管理者（政府）和风险评估者（科研机构）的信任度下降。风险交流工作费时费力，却又很难有立竿见影的产出，因此很难得到持续的支持，人员、经费等保障条件也很难得到满足。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报道纷杂，缺少统一的权威发声

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很多时候是“媒治”，不是法治，媒体说了算，媒体说它有问题就有问题，监管部门忙于应对，这就造成了公众的混乱。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不对称，专家、群众、媒体、政府、各个部门的说法都不一致，这种状况使得公众无所适从，也为错误言论混淆是非提供了可乘之机。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根据美国法律、法规的规定，联邦有关部门按照各部门监管范围和职责权限的划分，形成了以联邦政府信息披露为主，地方各州政府信息披露为辅，分工明确、全方位的信息披露主体。欧盟则规定了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为唯一权威安全信息机构]。日本专门成立了食品安全局食品安全状况以及消费安全局负责研究与探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包括消费者反映）的搜集、沟通等。

（四）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公民现阶段科学素养

较低的现状对风险交流工作提出巨大的挑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公众以不满足于温饱而提出更高的诉求，例如对环境污染的关心、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等。但根据2010年11月公布的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3.27％，仅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20年前的水平。同时又由于人们普遍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结果导致公众很容易形成错误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识，增大风险交流的困难。而且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引发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政府被动屈从于公众舆论压力，农产品质量安全已逐步呈现政治化趋势，偏离客观、科学的风险交流轨道。

三、对国内风险交流制度建设的建议

结合我国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建议以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和公众（包含媒体）为利益共同体，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科学告知、沟通有效、公众理性的风险交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利益体既分别承担相应的职责，又相互协作，共同参与。

（一）政府作为风险交流的主体，对风险交流工作起到顶层设计和主导、推动作用

1.建立风险交流制度，完善各方协作机制。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框架下，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交流制度和机制。风险交流是各方信息互动、交换意见的过程，不仅要求融于日常的风险管理工作中，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突发和应急时，更需要显示出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为突发事件处理和关切热点回应提供制度保障。

2.强化风险交流的基础性工作，制定风险管理方案。以强化公共服务为出发点，设立我国大宗及特色农产品（例如大宗果蔬农产品等）的质量安全长期和定点风险监测以及风险评估计划，支持有关科学技术研究（例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新技术研究等）。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组织制定科学实用的风险管理方案（例如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标准化生产规程等）。

3.建立以“风险评估、风险预警、应急处置、信息”为目标的公共服务平台。风险交流是个互动的过程，在风险交流体系中的各个利益体需要对风险情况以及风险管理方案和实施有个认知和反馈。例如，公众希望了解农产品风险监测和评估的结果；企业需要了解政府制定的风险管理方案在农产品生产中是否可行并及时反馈实施效果；政府需要了解所制定的风险管理方案实施效果如何、有没有需要完善和修改。因此，风险交流方式和渠道显得尤为重要。建立不同形式的公共服务平台，例如专题网站、微博、电视报刊专栏、手机微信、展览会、论坛、研讨会、培训班、讲座等。政府部门可根据不同的风险交流内容，选择合适的形式，邀请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总的原则是各利益相关方能顺畅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反馈想反馈的意见和建议。例如，组织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工作研讨会或小型论坛，交流风险监测与评估研究结果、商讨风险管理方案、反馈和评估风险管理成效；通过讲座、微博、报刊专栏、电视广播采访等方式对公众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风险认识；邀请知名媒体人与科研机构及政府监管部门交换意见和信息；向公众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数据等。

4.组建一支专业专职风险交流人才队伍。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组建从事风险交流的专门机构或人才队伍，职责是建立和管理风险交流平台、组织和开展各种形式的风险交流活动、收集和反馈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开展风险交流机制研究等。这支队伍不但拥有农产品质量安全专业背景，而且具备良好的组织、沟通、协调、应急、研究能力。

（二）科研机构承担风险交流基础性工作，为风险交流提供科学支撑

1.受政府委托，开展风险评估监测与风险评估研究。风险交流的基础是对风险监测以及风险危害的科学研究与判断。农产品是否存在质量安全风险，必须基于科学证据；风险知识与信息的专业化，使得公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认知存有差异，不同主体之间对风险的接受度不同，也需要专家的评估意见；政府制定风险管理方案和措施，需要风险监测与评估的科学数据支撑。因此，科研机构成为开展风险监测与评估研究的中坚力量。

2.协助政府部门实施风险交流活动。科研机构应协助政府开展风险交流活动，例如研讨会、论坛、培训等。在风险交流活动中，对各利益相关方提供风险监测与评估结果，用科学数据解答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疑问。

3.协助政府培养风险交流人才队伍。科研机构应根据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特点，在需要的时候，协助政府主管部门培养有农产品质量安全专业知识背景的风险交流人才。

（三）企业根据风险交流，实施政府风险管理方案

并及时反馈方案实施效果等企业是农产品生产主体，在风险交流基础上，实施政府风险管理方案，例如实施标准化生产规程、生产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等。作为生产主体，企业最了解实际生产状况，因此，在风险交流过程中，企业需要承担风险管理方案的可行性建议、风险管理方案实施效果反馈等职责。企业参与风险交流，可以有效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措施的完善。

（四）公众在风险交流中寻求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科学认知

并反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诉求公众（包括媒体）是风险交流工作的利益相关方之一。通过风险交流，让公众明白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知道科研机构得出了哪些科学依据，了解企业是如何生产安全农产品的。同时，公众在风险交流中，及时反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疑虑和诉求，根据公众反馈，各利益体及时调整工作方式，逐步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最终促进公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科学认识和消费，增强对政府的信心。媒体作为公众的代表，在公众参与风险交流工作中的职责尤为重要。因此，媒体可根据公众关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热点问题，主动组织风险交流活动。例如组织政府、科研机构、企业专题访谈；邀请科研机构对媒体人或公众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培训；定期举办媒体与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的沟通会等。媒体主动的交流，有利于提高报道的科学和客观性，避免传播过程中风险被人为放大。以上为4个利益相关方作为风险交流体系的主体，在日常工作中有效分工与合作，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高效持续开展；当有突发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时，可迅速组织各利益体进行风险交流，在科学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并尽早向公众信息。内容要保持透明原则，根据公众（含媒体）和企业的反馈提供视频、图片、数据等信息，必要时可安排科研机构专家采取电话、网络、会谈等与公众沟通、解疑答惑，满足不同群体对信息的需求，让公众了解信息和参与到对抗风险中。通过开展良好的风险交流工作，可有效避免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中“重调查事件，轻信息沟通”现象，对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高效开展、对解决当前及今后公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疑虑与恐慌问题，以及对保护我国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保障农产品供给等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安全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猪肉检疫本来就是一个监管猪肉品质的有效措施，但是就农贸集市或者乡村猪肉销售点而言，猪肉检疫很难发挥出应有的尽管作用。因为普通消费者很难辨别出有无检疫印章的猪肉。更何况大部分被调查者将猪肉在专销区单独摆放或悬挂或是将猪肉放在冰箱里保存销售。消费者买肉时相信的是经营摊贩持有的有效的《食品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二、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必须得在激素添加和滥用药物的问题上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猪肉产品是否含有激素或者其他添加剂、是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都是民众就猪肉市场品质问题的关心热点。因此在养殖过程中的饲料把关就是提高肉类产品品质的实质所在。因此，需要政府部门在加大监管力度的同时，对生产者进行食品质量安全方面的相关知识培训和技术指导，提高生产者的食品质量安全意识。肉类产品频发的品质问题在于欠缺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检疫制度。虽然相关监管机构与大部分养殖户都投入了大把精力在动物的疫病的防治上，而且大部分养殖户也确实是认真执行了疫病防治的相关标准，肉类产品的检疫举措也正拓宽影响力。可是上述措施仍然无法取得理想成效，这就需要政府机构的市场监管与宏观调控措施必须往科学性和实质性发展。就实际的养殖过程里，大部分的养殖户，特别是散养式养殖户都是进行非专业的疫病防治，而不是向正规的畜牧兽医部门求治，由此也折射出肉类食品质量存在安全隐患。基于此，在农村的基层一定要建立起有效的疫病防疫机制。严格管制乡村肉类产品的生产与贩售过程。如今，政府机构就生猪的宰杀与贩售都需要进行检疫步骤，意在提高市场监控效果，增强肉产品的品质问题。同时还得避免乡镇的生猪宰杀机构成为单纯的检疫盖章的地方。必须得发挥出生猪屠宰制度和检疫标准的实质效果，将生猪贩卖的经营模式变得正规化。出台死猪的有机补偿措施，同时严格控制病死猪的回收处理。在目前市面上猪肉的销售过程中，病死猪肉与品质合格的猪肉混淆在一起售卖，甚至是进入一些餐饮店铺或者肉类制品的加工行业，这个问题的监管是极具难度的。由于对病猪、死猪的屠宰加工很难做到现场控制，导致病、死猪肉会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流入市场，应尽快建立回收补偿机制，真正地从源头上控制，杜绝品质量安全隐患。

三、加强我国猪肉质量安全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猪肉生产现状及质量安全研究的概述，笔者认为今后我国猪肉质量安全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建设方面是：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制定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关于猪肉品质安检的今后发展以及制度完善过程，国内的相关监管机构需要学习欧美国家的成功模式。同时依照国际市场的实际需求调整国内的肉类产品的监管模式与检疫措施。相关机构必须进行实质性的沟通与合作，将猪肉市场的品质监管措施落到实处。同时，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制定合理、高效、严谨的法规与执行规章，使国家相关法规在基层得以恰当的诠释进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加大宣传力度，为猪肉质量安全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政府必须提高肉类产品的质检标准，同时加大扶持政策的推广力度，创造具有实质效果的猪肉质量查询体系，让养殖户增强产品安全意识，同时也能够让消费者全面的了解猪肉产品的质量情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猪肉产品质量查询体系的创建阶段，政府机构应当积极发挥补助扶持政策的优势，提高人力、物力与资金的投入，积极拉动养殖户投入到安全生产这一过程中来。为猪肉质量查询体系的打造和发展保驾护航。待系统逐渐发展成熟，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并产生实际收益时，农户就会形成一种内在的激励机制，对政府支持的依赖会逐渐减小，从而实现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现有的安全管理制度，发挥其风险监控及责任明晰的作用

1.关于标记制度的实施必须得有实质性的经济基础，尽量避免数量庞大的数据统计，以此保证查询体系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必须提高生产信息标记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如生猪的耳标佩戴问题，必须得从幼猪就开始佩戴，直至离开生猪饲养这一环节才可以摘落，所有的信息记录都得从该环节开始的部分一直到彻底结束，才能算一个完整的周期。身份标识和相应的生产经营记录为各环节的产品进入下一环节的必要条件。2.质量安全的监测制度。监管部门在实际的生猪养殖检验过程中，必须得严格参考猪肉质量查询体系的客观标准。借由产品监测数据的实质分析，第一时间公告质检结果以及对养殖企业的相关评分措施。同时，扩大企业信用记录的社会公开程度和认同程度，使信用等级不够的生产者生产的产品难以进入市场，从而形成对生产者的约束和激励。3.质量预防措施。增强监管部门就肉类产品出现质检问题后处理与调控能力，以及质量预警措施的及时性：增强肉产品所有相关环节的及时反应能力，避免出现更大的经济损失以及问题产品的回收问题。4.质检合格制度。严格控制猪肉产品的审核过程，认真把好肉产品流入市场的每一道关卡。在生猪的养殖、宰杀检疫以及市场销售中的所有环节，都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标准来执行，并且把质量安全查询体系和必要的检疫措施作为产品可以流向下一步骤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对饲料中添加的激素或者其他药物也必须出台相应的管理措施与执行标准，从根本上提高猪肉产品的质量安全。5.责任记录制度。及时更新数据中心各环节的相关生产经营记录，尤其重视供应链中各安全关键点的责任记录。监管部门可以据此明确各环节的责任。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