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论文范文

自然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英文摘要】After the Opium War,Chia's natural economy framented,her national mechanical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started in a abruptive way,and rural villiag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grew.By the turn of the last century,the end of the Manchus Dynasty and the st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China's cotton textile had became an"amphibious"industry covering handicraft and national mechanical production,a striking example of dual mode in the process of early industrialization.Both

competition and complement existed inside this mode,yet complement is the predominating aspect.It is a gradually progressing and approaching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o mechanical production.Later-modernising states must grasp this regular rules and undertak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by persisting in the dual ways of transplanting and grafting,thus follow a dual industrialilzation line.

【关 键 词】近代、工业化、原始工业化、二元模式

Modern times/industrialization/proto-industrialization/dual mode

【正 文】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开始瓦解，19世纪60～70年代，清政府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资本投资机器工业的限制，民族机器工业在若干行业尤其是棉纺织、面粉等业中获得了显著发展。早期工业化发展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内部传统手工业的命运如何？学术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破产说"和"依附说"，认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进行生产的城乡手工业，既已无力抗拒外国商品的侵袭，只能步步退却，销路日见萎缩，也就无法逃脱破产的命运"，棉纺织手工业是遭受破产命运的典型行业，而"丝茶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代表了中国手工业的另一种命运，即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的命运。"[1]笔者认为，将中国传统工业在鸦片战争后的命运归结为"破产"和"依附"两种类型，很难全面概括近代手工业的复杂情形，在若干手工业行业中，传统手工业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原始工业化现象，并与工业化在一个长时期内共存，构成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本文试以近代棉纺织业为例，对这种二元模式的形成、原因及其内部关系等问题，阐释如下。

一

二元模式大约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民初时期，经历了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突发式"产生、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棉织业的发展等三个步骤，至20世纪初形成为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的"两栖"行业。

鸦片战争后，输入中国的外国机器棉制品逐年增多，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已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洋纱洋布的摧毁，据统计，1890年外国进口洋纱已达108.3万担，洋布达1656.1万匹[2](p1368)。按学术界已有的估算，1894年全国土布产量5.89亿匹，需纱741万担，其中机制纱174万担，则机纱已占土布用纱总量的23.5%[3]。从局部地区来看，传统手纺纱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如闽广地区土布用纱总量中约67.8%已为洋纱所取代。但是，对鸦片战争后传统棉纺织业所受到的破坏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即使是在开埠通商最早的东南沿海地区也还存在着手纺纱的大量记载，如上海在"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沪上未有纱厂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4]，同一时期的苏州也是这样，"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5]。其它内陆地区与边远省份的情形可想而知。甲午战争后，随着在华通商口岸外资纱厂和民族机器纱厂的相继设立，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进程进一步加快，尤其是民族机器纺纱业加入了对传统手工棉纺纱的排挤，如上海民族机器纱厂生产的棉纱"售价且较印度纱略好一成，所谓十支棉纱、十四支棉纱二种，于民间畅销，最为合宜"[6]。

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趋势与"西力东渐"的影响，启动了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进程。19世纪70年代，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萌生了"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的动机，然而直到90年代，以1890年建成开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92年投产的湖北织布官局为标志的中国近代机器棉纺织业才在千呼万唤般的难产中真正诞生，1890～1910年间民族机器棉纺织业共设立工厂27家，如下表：

表1：1890～1910年间民族机器棉纺织业主要企业简表[7](p892-893)、[8](p195-200)

企业名称

年代

设备

创办人身份

上海机器织布局　1890　纱锭35000枚，布机530台

郑观应（买办），龚寿图（江苏补用道）

湖北织布官局

1892　纱锭30440枚，布机1000台　 张之洞（湖广总督）

上海华新纺织厂　1891　纱锭7008枚

唐松岩（上海道）

华盛纺织总厂

1894　纱锭64556枚，布机750台

盛宣怀（津海关道），聂缉规（江海关道）

上海裕源纱厂

1894　纱锭25000枚，布机1800台　 朱鸿度（道台衔）

上海裕晋纱厂

1895　纱锭15000枚

不详

上海大纯纱厂

1895　纱锭20392枚

不详

上海兴泰纱厂

1896　不详

1902年被日商山本条太郎购买

苏纶纱厂

1897　不详

陆养润（国子监祭酒）

湖北纺纱官局

1897　纱锭50064枚

张之洞（湖广总督）

宁波通久源纱厂　1897　纱锭17046枚，布机216台

严信厚（李鸿章幕僚，曾督销长芦盐务）

无锡业勤纱厂

1897　纱锭1192枚

杨宗濂（长芦盐运使），杨宗瀚（曾总办台北商务）

杭州通益公纱厂　1897　纱锭15040枚

庞元济（四品京堂）

上海裕源纱厂

1898　纱锭18200枚

朱幼鸿（浙江候补道）

萧山通惠公纱厂　1899　纱锭10192枚

楼景晖（候补同知）

南通大生纱厂

1899　纱锭20350枚

张謇（翰林院编修）

常熟裕泰纱厂

1905　纱锭10192枚

朱功鸿（浙江候补道）

太仓济泰纱厂

1906　纱锭12700枚

蒋汝坊（郎中）

宁波和丰纱厂

1906　纱锭21600枚

顾元珲（中书科中书）

无锡振兴纱厂

1907　纱锭10192枚

荣宗敬（钱庄主），张石君（买办），荣德馨（买办）

大生纱厂二厂

1907　纱锭26000枚

张謇（翰林院编修）

上海振华纱厂

1907　纱锭11648枚

凯福（英商），吴详林（华商）

上海九成纱厂

1907　纱锭9424枚

中日合办，不久改归日商独办，改称日信纱厂

上海同昌纱厂

1908　纱锭11592枚

朱志尧（买办）

江阴利民纱厂

1908　纱锭15040枚

施子美（不详），严惠人（身份不详）

安阳广益纱厂

1909　纱锭22344枚

孙家鼐（郎中）

上海公益纱厂

1910　纱锭25676枚，布机300台　 　祝大椿（买办），席立功（买办）

民族机器纺织业的产生是"突发式"的，这一点从上述企业的主持人或创办人身份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缺乏手工棉纺织业主经历的业外者创办的，有官僚、士绅、买办、商人等，却没有棉纺织业手工工场主身份。事实上，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中能够直接应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工场微不足道，棉纺织业的工业化，还缺乏可资利用的现存的手工业基础。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纱锭数，截至1895年底止，"共为197396枚，工作纱锭162396枚，布机累积数4008台，工作布机3550台"，1895年后，机器棉纺织业成为华商投资设厂热潮的重点，据统计，"至民国2年(1913)，中国全国华洋各厂共有纱锭982812枚，其中华商651676枚，日商233448枚。全国布机9389台，其中华商4633台，日商3546台，英商1210台"[9]。

棉纺织业是近代中国最为典型的"两栖"行业，"纺"与"织"两个环节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中都存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机器工业以"纺"为主，以"织"为辅，手工业以"织"布为重，以"纺"线为次，初创时期的民族纺纱业在1894年的产量仅34.2万关担，手纺纱则为469万关担，到1913年，国内机纱产量达858万关担，土纱产量进一步减少至88万关担，但并未完全绝迹，其主要市场局限于农村土布用纱领域，约占农村土布用纱总量的24.06%。同纺纱业相比，机器织布业的发展迟缓得多，1894年，国内机制布仅539万匹，占全国棉布应有产量的0.79%，1913年，国内机制布产量增长到1756万匹，在棉布总产量中的比重也仅为2.26%，直到1936年，国内机制布才增长到4097万匹，为棉布总产量的45%[10](p319-320)，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并存的棉纺织业中，依然是手工织布与机器纺纱相互依存的格局。

如果说传统手工织布是在家庭中与手工纺线紧密依存而得以存在的话，那么，现在手工棉织业则是在市场中依靠机器纺纱业而取得了新的形式，出现了手织业的原始工业化。新形式的手工棉织业在原料来源上多大程度依赖于市场呢？据吴承明先生估计，机制纱在手织布用纱量中的比重，1894年23.48%，1913年72.88%，1920年54.82%，1936年78.34%[11]，其间虽有反复，也还有一部分手织布依然以手纺纱为原料，但手工棉织业与市场的联系却是日益紧密，这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手工棉织业无法比拟的。不仅如此，乡村手工棉织业的发展还体现在产品的区域外市场的开拓，以20世纪初年出现的乡村手织业经济区为例，1916年高阳织布区改良布匹的总销售数量为1688500匹，销售价值达12273800元[12](p382-383)，到1929年，高阳布匹产量达到3000000匹，销售价值为30600000元[13]。这些产品大部分销往高阳以外的全国各地，1926～1929年间，产品市场"除在河北、山西、河南，有少许的发展外，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四川、江苏、江西、安徽、福建等省，也变为高阳布最有希望的市场了，甚至更扩张到广东以及南洋的新加坡一带。此外在陕甘一带和东三省的市场，也有显著的发展"[14](p233)。宝坻织布业最发达的1923年所销售的布匹总计为4589000匹，价值达12144000元，其中销往热河地区的布匹占总数的72.5%，占销售值的61%，其余则销往东三省、西北以及河北本省[13]。其它织布区如山东潍县、江苏通海、广西玉林、河北定县等都以区域外市场为产品销售大宗。

二

原始工业化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建立的一种探讨手工业经济史的新理论，这一理论把现代工业化的历史追溯到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农村手工业经济内部，为我们研究手工业提供了新的视角。原始工业化是指"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虽然原始工业化是指机器工业生产以前的手工业的发展，但它与传统手工业有着本质上的差异：首先，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工业生产，目的不在于家庭自给，主要不再依靠当地集市、为地方市场提品，而是为本地区以外的市场、甚至是国外市场提供商品；其次，原始工业化与农业商品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家庭的手工业在劳动形式上与旧式手工作坊不同，带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根据农业生产的节奏，在农闲或农业生产淡季从事纺织、编织之类的工业生产，家庭就是工作场所，家庭成员是主要劳动力。原始工业化论者认为，早期家庭工业向原始工业化转化的内在动力是人口压力。但是，近代中国的情况明显不同，虽然学者们对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清时代是否存在着原始工业化现象争论激烈，但都肯定棉纺织手工业中没有出现原始工业化迹象，棉纺织业的原始工业化是在民族机器工业产生之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形成的。原始工业化没有为工业化的产生提供前提，相反，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若干现代因素催生了棉织业的原始工业化：

首先，机器棉纺业的发展解除了手工棉织业发展的瓶颈。在传统手工棉纺织业中，大约需4人纺纱才能供1人织布，手纺纱的落后严重阻碍了手工棉织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输入中国的外国机制棉纱逐年增加，1871～1873年洋纱进口3.7万公担，到1909～1911年增长到132万公担[15](p74)。甲午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攫取在华设厂权，民族机器纺纱业在"实业救国"的呼声中得以发展，据统计，"至民国2年(1913)，中国全国华洋各厂共有纱锭982812枚，其中华商651676枚，日商233448枚，英商97688枚"[9]。在华北，天津和青岛既是棉纱输入的主要商埠，又是民族机器纺纱的集中之地，19世纪末，天津入口的棉纱从先前不足1%增长至10%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天津、青岛出现了华商纱厂，到1922年，天津华商纱厂纱锭193000枚，占全国纱锭数的12.8%，青岛拥有纱锭数32000枚，占全国纱锭数的2.1%[15]（p108表）。此外，郑州、石家庄等地也创办了华商纱厂，这些纱厂的崛起为邻近的高阳、宝坻、定县、潍县手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供应，高阳的棉纱大多来自天津、上海、青岛等地，以1931年为例，高阳输入的棉纱中，48.67%来自天津，26.78%来自上海，13.70%来自青岛，其余10.85%分别来自榆次、卫辉、济南、唐山等地[14]（p200表）。定县所用棉纱"最初为自天津入口之印度纱，至民9，郑州豫丰，民11，石家庄大兴两纱厂成立，印纱遂逐渐为国产机纱所代替"[16]。

其次，机器制造业的进步为棉织业的进步提供了技术支撑。技术因素对近代乡村手工棉织业的原始工业化起了关键作用，改良织机的出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了手工棉布的市场竞争力。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在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民族机器工业的竞争中，手工业惟有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乡村手织业原始工业化兴起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普遍使用了改良的织机。我国旧式手工棉织机是一种全木结构的简陋工具，据考，这种织布工具大概就是元末王桢《农书》中所绘制的形式，它在工作时不仅需要两手同时投接，而且在作打纬、送经、卷布、伸子等工序时，必须停止打梭，同时由于受到双手投梭腕力的限制，布幅宽度多在1尺左右，最宽不过1.4尺，使用投梭机每人每天至多出布30尺。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相继出现了改良的手拉机和足踏机，手拉机是在原有投梭机的织纬机构上安装滑车、梭盒、拉绳等件，"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17](p682)。1905年后，又有日本铁轮织布机的输入，该机"比起以双手投梭打纬并用人工卷布送经的旧式木机，动作要快若干倍，每分钟打纬数在120以上，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以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14](p11)。改良织机的应用促进了乡村棉织业中的原始工业化，如"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布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13]。又如河北高阳，1908年以前，"因为土布的拙劣（用最老式的木机），生产能力极低，出品往往只供家庭自用"，1909年左右，高阳旅外人士从天津引进铁轮机，到1914年，"高阳有织机2500～3700架之数，其中木机约十分之一二"，铁轮机已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此后高阳区内铁轮机迅速增加，1915年为5726台，1917年突破1万台，1920年超过2万台，到1928年达到29631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4056台[14](p9-18)。改良机的使用迅速增加了土布品种、提高了土布质量，"最初制品仅有16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年(1910～1911)间，添用20支及32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添用42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丝造各色提花缎（俗名法麻缎，花色极繁）"[18]。潍县织布区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改良织机的使用，民国初年潍县东乡有人从天津携机数架回乡推广传习技术，改良出品，该县东乡潍河沿岸各村庄手织业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织机，1915～1916年间发展到500台左右，到1923年左右又由东乡传入南乡、北乡、西乡，遍及全县，布机达5万台以上。潍县改良织机"系铁轮木架之铁轮机，通称铁轮机，亦名脚踏织布机，各种轮轴系以生熟铁制成，其架框则以槐楸木制之，高1公尺7寸，长1公尺1寸，宽2公尺，计重250公斤，能织白粗布、蚊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种提花布、白细布等"[19]。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人复将投梭改良为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以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16]。

再次，非技术性的现代因素如商会的提倡、政府行为等对棉织业的原始工业化起了促进作用。商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法人社团组织，目的在于保护工商业的发展、维护商人的切身利益，在乡村工业的原始工业化进程中，商会扮演了积极角色。以高阳为例，该县土布的改良就是高阳商务分会发其端的。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购买织机，试办工厂，是为高阳布改良之始。光绪末年商会诸人所办之织布工厂已养成工徒多人，加以天津实习工厂及各县工艺局养成之工徒，亦多散归乡间辗转传习，因之高阳附近农民熟悉织布新法者日渐增多"。高阳商会还针对手织业者无力置机和购纱的状况，"又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规定贷机及领纱织布之办法"[18]。该会还曾多次开会集议推广乡村手织业，仅在1910～1912年间就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布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其中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20](p233)。高阳手织业中的原始工业化正是因为该县商务分会"在事人员提倡织纺，悉心筹划，调查本地之情形，因时度势，煞费经营，竭尽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计"[20](p227)。

政府行为对原始工业化的推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技术人才的培养。晚清中央和各地方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设立了一批传习性质的工艺局所，招收了许多织布学徒，学徒毕业后，有的成为工场工人，有的成为习艺所教习，推动了近代手织业原始工业化的发展，成效最为显著的当推清政府京师工艺局、直隶北洋工艺局及山东各工艺局。京师工艺局成立于1902年，招收学徒500人，学制二年或一年，学徒毕业后，"除由本局留用外，凡顺直各属所设工艺等局，准其聘往传授，以振工业，而广师资"[21](p511)。北洋工艺局成立于1903年，所设实习工场在1903～1907年间"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罪犯习艺所艺徒290人[21](p526-532)。这些毕业学徒成为直隶乃至华北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有往传习者，亦复不少"[22](p1-2)。"实习工场对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23](p4-6)。宝坻也同受其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入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13]。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24]。可见，各地工艺局所毕业学徒为乡村手织业原始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

政府的减免税行为保护了乡村手织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手织业原始工业化的发展。1915年，北京政府农商部宣布土布税率"每百斤改征正税银1两，复进东三省各口，再征复进口半税5钱"[25]，这在原来的基础上每百斤降低了2钱。1917年4月，北京政府税务处重申"旧式土布，为织布生计攸关，并应量予维持，除仍照土布减税成案每百斤征收出口正税1两及运往内地照纳沿途税厘外，其由此口运至彼口应即免征复进口半税"[26]。同年12月，财政部、税务处联合呈请总统核定全国手工织布及棉织物免纳50里内常关税项，指出："以后凡属手工所织之布，除仍照案由海关征收每百斤出口正税银1两外，其应纳50里内常关税项，应予一体豁免，以三年为限，限满再行酌定办法"[27]。此后，北京政府的常关税免税令到期后仍多次延期，"于民国10年、11年一再展限免除，至民国11年底期满分别照率征收5成，蠲免5成，以扣足3年为限……自民国12年起仍准免税1年"[28]。一年以后，北京政府农商部、财政部、税务处又两次宣布土布减征半税，1926年知照各省，宣布将土布减征半税原案"一律再行展限2年，自本年5月1日起截至17年(1928)4月底为止"[29](p356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行土布免税政策，1928年7月，南京政府工商部规定，"凡属行销国内之土布，所有50里内外常关税及附征之内地税（即附税）并内地征收之税厘概予免征"[30](p1758)。这些减免税措施增强了土布的市场竞争力，客观上维护了手工棉织业的原始工业化进程。

三

工业化与原始工业化并存的二元模式内部既存在着竞争、又存在着互补，二者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工业生产形式，原始工业化的发展趋势是工业化，工业化也必然取代原始工业化。但是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工业化取代原始工业化同样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后发外缘型工业化国家尤其如此。如欧洲大陆的德国，手纺线基本上被机纺纱取代后，织布业还停留在原始工业化时代，到1861年，在940家工厂里除了23500台机器织布机外，还有13000台手工织布机进行精细加工，除此之外，在小企业里还有15万台手工织机[31](p374)。日本也不例外，棉纺业已基本进入机器工业时代之后，棉织业还在一定时期存在，直到1911年，日本各主要棉织工业中才出现了机器织布大于手织布的情况[32](p246)，但手织业并未消失。如果考虑到国家地域范围的大小因素，后发外缘型的大国工业化和原始工业化还将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并存，两个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的并存并不表明它们各自独立的发展，恰恰相反，它们之间既有竞争基础上的互动，也有互补前提下的共同进步。从竞争方面看，手工织布业中原始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占据了国内棉布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当然不利于机器织布业的发展，如前所述数字，1894年和1913年国内机制布在棉布总产量中的比重分别为0.79%和2.26%，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是否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呢？笔者以为，不能将这种现象简单地斥之为落后生产形态阻碍了先进的生产形态。一方面，民族棉纺织业尚未发展到必须放弃传统增长方式这一步，机器织布在生产技术上与手工织布相比，并非占据绝对优势。据严中平先生考证，普通动力织机织造14磅粗布，平均每11小时工作日出布12.5尺，每人可管理4台织机，因此每一织工平均每工作日可以产布50丈。另一方面，铁轮机手织工人每人每11小时工作日可出布12丈。"这就是说，机织工人的生产能力约当手织工人的四倍"[33](p267)。更为重要的是，手工织布能够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机器工业的半成品为原料，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不能将民族机器织布业的不发展完全归咎于手工织布业，外国资本主义是民族机器棉纺织业更为凶恶的竞争对手，据统计，在1901～1936年间，被外国资本兼并的中国纱厂达21家，这些纱厂遍及上海、天津、汉口、郑州、唐山等地[34]。

除此之外，手工织布业与机器工业之间存在着多层面的互补。首先，手工织布业的发展促进了机器纺纱业的发展，以1913年和1930年为例，如表2：

表2：1913及1930年中国纱线产量及消费量统计表（单位：磅）[35](p275)

类别

1913年产量　 %

1930年产量

%

本国纱线产额　200000000　35.84　982070800　102.22

进口纱线额

358000000　64.16　 22616000

2.35

减出口纱线额

/

43987064

4.57

总消费量

558000000　10000　960699736

10000

力织机消费量　 15000000　 2.69　206913532

21.54

手织机消费量　543000000　97.31　753786204

78.46

表2显示，1913年时机纱产量的97.31%均为手织机所消费，力织机的消费量只有2.69%，20世纪初年民族机器纺纱业的发展主要依赖手工织布业的原料需求，到1930年时，机纱量的78.46%为手织机所消费，手织机消费量虽在国内纱线总消费量中的比重下降了，但绝对消费量却比1913年增长了210786204磅，力织机消费量上升到21.54%，增长了13倍，这表明了两者在一定时期内的共同发展。民族机器纺纱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进口替代，进口纱线由1913年时的64.16%下降到1930年时的2.35%，而且国产机纱还有少量供出口，这是就宏观而言。微观上的例子更多，大生纱厂就是机器纺纱与手工织布互补的成功典型。"大生纱厂的诞生及其发展，是适应了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对于机纱日益增长的需要。当地农民之所以接受机纱，最初并非是作为廉价的消费品，而是作为价廉质优的原料。在较长一段时间，大生纱厂简直可以说是与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共存共荣。"[36](p65)1923年以前，大生纱厂的纱线主要销往通海地区。因此，如果没有通海地区传统手织业的发展，大生纱厂很难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反过来，大生纱厂的机纱又促进了通海手工棉织业的发展，由于机纱的广泛使用，"关庄布产量大增，质地更好，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大、中各牌高档大尺布"[37](p32)，机纱使用所带来的规模与质量是通海手工棉布在1931年以前长期占据东三省土布市场的重要原因。

手工棉织业中的原始工业化还为民族机器制造业提供了一定的市场条件。随着质优价廉的机纱的大量供应，手工织布开始逐步脱离家庭形态，出现了织布工场，有些甚至达到很大规模，如在19世纪90年代，四川"万县有几家手工工场，其中有的雇用80名之多。他们在雇主的监督下工作。各个屋子--不能说是厂棚--里面有织布机12台至50台不等，全都织平织布，间或也有织花条布，或方格布的"[21](p259)。当然，更多的手工织布业者处在包买主制下的依附经营状态中，尤其是在前面提及的若干乡村手工棉织业经济区里占主导地位。为了符合包买主要求的市场统一规格，这些手织业者不得不更新生产工具，否则其产品可能无人问津。因此，20世纪初年特别是一战之后，民族机器修造业又开拓了足踏布机市场，如天津三条石几家最早的民族机器厂，即金聚成铸铁厂、郭天成机器厂、春发泰机器厂都从事织布机的制造，其中郭天成机器厂生产的"郭天成牌"织布机，"行销高阳一带……年产织布机、轧花机一百四、五十台"[38](p146-149)。到1929年，天津织布机制造厂达15家，共生产织布机及其附件产品达5383件，销售值在126457元至170187元之间[39]（p48表）。上海的"织机制造厂有江德兴、宣东兴、东升、天利成、东华、泉鑫昌、三星等数家……在1922年至1924年间，年产铁木机四、五千台，包括仿天津式及日本式。初期销路以上海为主，后销至江、浙二省的江阴、常州、无锡、嘉兴、杭州等地，并远销汕头、厦门。"[40](p270)潍县手织业经济区的兴起也带动了本地机器修造业的发展，该县"织布所用的织机，是铁轮木架的铁木机，又有脚踏式和手织式两种……此种脚踏机每具价值七、八十元，大都是本地造的。潍县现有机器制造厂11家，每家制造织机七千台以上。"[41](p130-131)

互补中得益的不仅是机器工业，手织机中的原始工业化也显示出了向工业化转化的趋势，形成"两栖"行业中的"双赢"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湖北沙市织布业中，"匹头号大商家合股先后投入工业生产的有西亚、协和及云锦等工厂，各有高布机五、六十余乘，并有蒸汽动力铁机28乘。"[42[(p136)营口织布工场，1928年左右共计约87家，其设备构成中，"织机1200架，内使用电力者24家，铁机共为500架。"[43]同年调查无锡17家棉织工场，其中"一家规模较大，计有织机160架，投资额500000元，并使用电力运转织机。"[35](p277)据《无锡年鉴》第一回的记载，这家棉织工场就是无锡丽华织布厂，该厂拥有小马达4座，能发25匹马力，发动织机42座[44](p406)。另外，无锡丽新染织厂"拥有汽织机200具，木机200具"[45](p191)。20年代末，常州织布业中，"纯系铁机者，惟大纶、利源，广益则铁机与铁木混合机皆用。振兴、永成则专用铁木混合机，此皆专用电力汽力为原动力……余如定东乡之大文、定西乡之协源、政成乡之益勤，亦皆为铁木混合机，原动力均用电力，协源则兼理浆纱营业。大势所趋，原动力之用人力者，将尽改为电力汽力矣。"[46](p34)广益布厂的创办人就是著名实业家刘国钧，该厂开设于1918年，初创时只有木机80台，1922年又设立了广益二厂，安装木机180台，铁木机36台，到1927年，淘汰木机，并将铁木机改为电动布机，增加染整设备，成为一家较为完备的机器织布厂[47](p492-493)。1930年以前，常熟城厢内外100余家棉织工场中，共有改良拉梭机和铁织机4000架，其中规模较大的沪兴布厂，已部分使用电力拖动织机运转[48]。在机器棉纺织业比较集中的上海，据1931年的调查，有"普通机制洋式布厂48家，以木架铁机为主要设备，每家十余架至一百数十架不等，而以30架至40架为最普通，其中用人力者半，用电力者亦半。"[49](p94)这明显反映出上海手工棉织工场的过渡状况。一些附属于织布工业的染坊也开始了向机器生产的转化，如天津39家染坊中，多数使用新式设备，到1929年，"新式染坊凡22家，设置汽炉及砑光机器，一切工作，大率运用电力……其它17家，皆为旧式染坊。"[39](P53)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著名的手工织布区也出现了向机器织布过渡的迹象，如河北高阳，"民国22及23两年（1933及1934）之间，同和工厂曾首先购置电力络经机3架，整经机2架，纬线机1架，电力提花铁木机1架（天津信昌机器厂制，每架约180元），电力条纹铁木机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动发电机再转动各机，试验成绩，已有可观。"[14](p30)据国民政府棉业统制委员会1934年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北、山西等七省一市小规模染织厂的调查结果，计415家工场，共使用电力织布机为11208台，手织机为11886台。[35](p301)

总之，从原始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过渡具有新进性或渐近性，就其发展过程而言，从原始工业化之前的家庭工业向原始工业化的进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逐步递进的，从原始工业化向工业化的发展也是迂回曲折的，即使在工业化成为世界潮流的时代也不例外，两者仍将在一定历史时期并存。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与社会在主观上的努力与赶超先进国家的良好愿望，就单个企业来说，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直接从国外吸收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走移植型的道路；但就工业化方式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而言，原始工业化向工业化的发展具有渐近性，总是逐步接近于工业化的目标，这是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尊重客观规律，既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努力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又不能违背规律，一厢情愿地试图在人为的时间范围内彻底消灭传统生产方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后发工业化国家必须坚持走移植型与嫁接型相结合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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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从古代到近代，从奴隶买卖到“个人自由”，这个演进的过程便是封建社会。要明了这社会的本质，如同其他社会一样，非剖析它的生产关系不可。封建社会的生产简直可说全部是农村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因为地方和时代的不同，显然有很多的差别。赋役制(日本的庄园制，西欧东欧的Colonia，俄国的ОБРОК)，强役制(西欧的Villainage，le servage，die Leibeigen－schaft，俄国的БАРЩИНА)，工偿制(俄国的ОТРАБОТКА)，都是封建社会的不同的生产关系。

赋役制|农民有一切农本；对于他所耕的农田有永久使用权。

强役制|农民有一切农本；对于他所耕的农田一部分有永久使用权，一部分既无所有权又无使用权。

工偿制农民大部分有一切农本，有少量的土地；但是或者钱或者谷或者土地往往不能够用。

赋役制|地主没有农具耕畜；但领有全部农田，分给农民耕种。

强役制|地主没有农具耕畜；但领有全部农田，一部分自己经营而役使农民耕种，一部分分给农民耕种。

工偿制|地主大部分没有农具耕畜；但有多量的农田，或全部自己经营而使负债的农民耕种，或分一小部分给农民耕种。

赋役制|地主所借以剥削农民的是经济外的强制权。

强役制|地主所借以剥削农民的是经济外的强制权。

工偿制|地主所借以剥削农民的是因为他借钱借谷或借地给农民而发生的债权，和经济外的暂时强制权。

赋役制|剥削的普遍形式是物租,但一部分是力租。

强役制|剥削的普遍形式是力租，有时还附加些物租。

工偿制|剥削的普遍形式仍旧是力租，一部分是物租，但工资形式已经存在。

赋役制|农民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并不分开，而农民不能享受他的剩余劳动的生产物。

强役制|农民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都划然分开，而农民不能享受他的剩余劳动的生产物。

工偿制|农民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分开，或不分开，而农民但求他自己能够享受他的必要劳动的生产物。

强役制到雇工制(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转变的程序中，在俄国有工偿制；在法国另有别种制度。中国现在，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或雇工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绝不占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地位。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除赋役制，强役制和工偿制以外，其他制度的分析还待继续进行。

一 赋役制

赋役制以小规模农业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联合着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在小经营中制造必要的及剩余的生产物。这种剩余生产物以物品田租的形式流入地主的掌握中。物租与力租不是没有合并的可能，但在赋役制下力租确限与极小部分。即使中国或印度的地主比较法国地主所领的土地面积要小得多，土地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间的生产关系还是丝毫不变的。印度的与中国的地主在赋役制下同样是以物租的形式向农民榨取剩余生产物的。这种榨取方式同欧洲中古时代地主所用的完全没有什么差别。在赋役制下，这种榨取的方式决不会因土地属于封建国家或属于私人所有而有所改变。因为赋役制时代的赋税与田租是同一性质的。那些专门注意到土地所有的大小，或僧侣政治的有无，或集权分权的差异，或地主是否有司法权的人们便错认了封建组织的根本。他们因为忽略了农民与地主间的生产关系及掠夺方式，所以不能明白封建社会的本质。封建社会的这种生产关系和掠夺方式很能够从田租的形式中观察出来①。在自然经济还没有破坏的时候，如果物品田租流行得最广，即是表现着赋役制势力的支配；如果力役田租流行得最广。即是表现着强役制势力的支配。

赋役制的剩余劳动生产物普通和必要劳动生产物都在直接生产者的经营中间。强役制下的必要劳动生产物虽然在直接生产者的经营中，其剩余劳动生产物却在地主的土地上面。赋役制下的农民是相对的独立生产者。强役制下的农民则除能自由经营他的小小的“分有地”以外，却完全失去他的独立性质。自地主看来，他们和其他的生产手段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西欧从赋役制到强役制的转变和从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的过渡完全相符合②。因为西欧赋役制时代的政治表现为分权；强役制时代为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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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Dubrowski,“Ueber das Wesen des Feudalismus，der Leibeigenschaft und des Handelskapita ls”，Agrar-Problome，2 Bd．2 Heft．Muenehen，1929，S，209ff．

② 日本封建的前期表现地方分权。后期则表现中央集权。但小野武夫尚疑中央集权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可能(小野武夫，农村社会史论讲，东京，昭和二年，页13；180)。

13世纪的末年莫斯科附近地方有一种封建社会。土地的全部当时皆为那些战争的领袖所有。他们和他们部下的武装者统治了全部的劳苦群众。这些武装者便是后来的地主，又名贵族。他们主要的职业是战争，对于农业经营原来没有什么兴趣。除开住宅以外，他们自己只管理菜园果园以供给自家应用。他们坐收农民的物品田租。农民自己贩卖生产物的很少；他们的生产物一部分留给自用，一部分缴给地主。物品田租不仅限于农场生产品，并且还包含着许多手工制造品。

14世纪时代莫斯科商人渐渐发展他们的威权，已经到黑海和意大利等地方去经商。16世纪的莫斯科是欧洲著名大城之一①。从莫斯科运往各地的货物多极了；从各地运往莫斯科城内的日用品亦很多，单说从伏尔加流域一方面运来的每日平均就有700大车左右。那时农业的幼稚，生产力的薄弱，加以商业的发展和奢侈品的要求，种种情形使地主的欲望和农民的劳苦同时并增。地主不仅需要谷物，羊，鸡，鸡蛋等等给他们自家应用；并且还要求农民格外多缴些租，可以使他们把物租方面得来的东西贩卖到市场去换得种种奢侈品。于是农民所缴纳的田租，由定额的物租一变而为谷物的分租。分租的成数又从1／4变为1／3，再变为l／2。地主榨取的谷物愈多，他们在市场上换得的金钱也愈多。有时因为地主来不及贩卖谷物，便向农民索取一部分钱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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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ubrowski:“16世纪俄国的商业发展并不比中国落后。外国人那时游历俄国的都说莫斯科商业不亚于那时的伦敦，甚至说不亚于那时的日尔曼自由商业都市”。

地主要求金钱的迫切，使他们觉得农民所供给的谷物还不十分可靠。他们终于自己经营农田，想自己独立“生产”。当然他们自己不会去做苦工，还是要他们的仆人去下田耕种。他们经营的农田扩张起来，单靠仆人的工作是不够的；他们就不得不强迫那些有农具的农民来替他们耕种。所以从前农民缴纳物租以外只须替地主担任很轻的劳役；现在这种劳役，处于地主强迫之下，便很快的加重起来①。从前替地主做工，一年以内不过八天。现在每星期须有两天。后来每星期三天，并且还有增加。力租与物租农民必须同时负担。

但如此还不足以使经营农田的地主满意。要应付地主农田上正在扩大的工作，只有增加农民的一法。恰好那时许多新结婚的青年农夫农妇，因为要打算成家立业，必须要求得家庭以外的援助。他们需要农舍，耕畜，农具；他们并需要种籽和食粮，开始去从事农作。经营农田的地主们就利用这良好机会，给与农民上述的一切需要品；同时便一步一步的紧逼着农民替他们做工。因为借贷的关系，农民就完全被地主制服了。自然最初的时候农民不惯于这样的压迫。无论是陷于力租的旧农民或是负债而劳役的新农民，都设法要逃避那苛刻的商业性质的地主经营②。于是地主们勾结封建主，最后又凭借莫斯科王公的势力，得着自由处置农民的特权。农民虽然逃避，地主可以找他们回来，严紧的给他们工作，使他们无法可以离开耕地。没有这样权力的地主们只得眼看着他们的农田一天一天的荒芜起来；这些农田便被有威权有势力的大地主们(当时最著名的大地主就是寺院)并吞去了。在这个局面里，强役制的经济便建立于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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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Dokrowski,“Geschichte Russlands von seiner Entstehung bis zur neue sten Zeit,”Leipzig，1929，S．46—57：“Zerfall des Moskauer Feudalismus．”

② Dubrowski：“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引起赋役到强役的过渡；它们本身没有什么生产方法，没有剥削直接生产者的特殊方式，也不能单独创立一种社会构造。但在封建社会各种构造的罅（瓦器的裂缝）隙中，商业资本和高利货资本确负了重要的任务。在许多要素中间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即是使任何一种封建社会构造兴起，扩大，而后解体的一个因子”。

隶市场已衰落了，大规模的地主经营(Latifundia)便向小规模的农民经营(Colonia)迅速的让步①。这种农民(Coloni)的农具和耕畜最初虽由地主供给，后来完全要由他们自己置备。他们假使耕种官地，必须缴纳物租和少量的力租；假使耕种私人的土地，同样须缴纳物租，但力租的部分往往用钱租去替代。物租租额的多少要看农产的性质而定，有时占产量l／2，有时l／4，有时1／3。力租的担负较轻。一年不过是六天的工作。至于钱租在那时就没有通行的可能；因为第3世纪中罗马的币制已很纷乱，钱的价值早已跌落了②。

5世纪后东罗马帝国招抚夷狄，释放奴隶，积极改良农业，帝国的威权因此大振。可是，屯田一天一天的扩大，地权亦一天一天的集中到寺院和贵族的手里；政府的官地渐渐减少；小地主(原来经营军屯或民屯的主人)也渐渐降而为贫民(Penetes)。贫民先失掉自己的农田接着便替人家耕作。6世纪至8世纪间在寺院和政府官地上耕作的农民(Liberi coloni)③对于耕地虽然没有所有权，却还有永久的使用权(ususfructus)，能够享受一部分的生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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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欧强役制的时代，一般说来，是公元700—1200。西欧赋役制的时代大约是公元200—700。Paul Vinogardoff解释公元476—1000西欧社会，似乎没有注意到赋役制(colonia)。他说“Although the turnover of this economy[the Manor]appears to be very considerable，the home-farms with independent cultivation a large scale are not common，and there are no latifundia in the sense of greatplantation estates．The type of combined economy based on the mutual support of a Manorial centre and its satellite holdings isthe prevalent one．”——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2，Cambridge，1913，p．650．

② W．E．Heitland，Agricola，Cambridge，1921，pp．211—212．

③ coloni有两种。第一种是Liberi coloni，又名tributarii，又名inqnilini。这种农民在贵族的土地上耕作的很少。第二种是adscriptiltii，又名enapographoi，大多数在贵族的土地上耕作。第8世纪以后第一种已实际变为第二种，而第二种已和农奴(servirustici又名。paroikoi)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使用权可以世袭，也可以移转给人家。农民的婚姻和迁徙可以自由，在家庭中可以执行父权，在法庭上可以有证人资格。他们把农产物的大部分献给地主作为物租(cens)，另外缴纳些钱或物品作为附租(canons)①。

赋役制在日本盛行的时期大约是从9—14世纪②。那时渔猎已经不是重要的生产事业；全部生活都被农业所支配。耕地扩张起来，灌溉很快的发达，技术向前进步，于是贵族们将他们所占有的“功田”，“位田”，“赐田”和“私垦田”悉数分给农民耕种。农民除有时须替他们的地主筑路，造屋，建设桥梁以外，普遍的须缴纳谷米作为田租。这种赋役关系在日本史上称为庄园制③。庄园的物租最初不到收获量的一半。12世纪的时候，上地?租是收获的6／10，中地的是4／10，下地的是2／10；平均要占收获的4成④。可是正式田租外，军米(兵粮米)的供给也归农民负担⑤。到了14世纪，日本商业有长足的发展，赋役制势将崩溃，农民所出的物租竟占收获总量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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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Boissonnade， Le travail dans l'Europe chrétienne au moyen age，Paris，1921，l，Livre，3 Chapitre．

② “农民的形成农奴在镰仓时代即有之”。佐野学日本历史研究，东京，昭和五年，第75页。

③ K．Asakawa．“Agriculture in Japanese history,”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2，No．1，London，Jan．，1929，p．8lff．；“The early Shō and the early Manor，”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Vol．1．No．2．Cambridge，Mass．，Feb．，1929，．p．l ff．

④Oleg Plettner．“Zum Studium des japanischen Feudalismus,”Agrar-Probleme，2Bd．，l Hefr，Meunchen，1929，S．119一132．

⑤ 本庄荣治郎，日本社会经济史，东京．昭和三年，第229—230页。

农民的两种农田。后者分给农民作为他们的“分有地”。这些农民除土地外还得到林地，有时并牲畜等等。他们用自己的劳力和自己的农具来耕种这土地，以获得自己的食料。农民从这样得来的生产品就是代表一种必需生产品；对于农民是一种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对于地主就是一种必须要的劳动的保障。农民的剩余劳动是用在以他同一的农具去耕种地主的土地上的。这种劳动的生产物便流入地主的仓库中。所以剩余劳动在空间上就和必要劳动分开：替地主耕地，另外替自己耕种“分有地”；某几天替地主劳动，某几天替自己劳动。在这种经济组织中，农民的“分有地”，依现代的概念讲来，不啻代表一种现物工资；而对于地主便是一种保障劳动力的方法。“分有地”上的农民的“自己”的经济，就是地主经济的条件；它的目的并不是来保障农民的生活资料，实在是保障地主以必须要的劳动力①。

很显明的，要强役制支配社会，必须具备下列四个条件②。第一，自然经济占统治的势力。地主的田庄和外界的联系是很薄弱，自成为一个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世界。到了强役制的末期，那专为贩卖的地主的谷物生产特别发达。这便是指明强役制崩溃的现象。第二，在这种强役制经济之下直接生产者必须分得林地，特别是分得农田；并且他必须束缚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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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А.Н　ЭНГEЛБГЛРДТ (1832—1893) 在他所著的 ПИСБМА И3ДEPEBHИ(CTP．556—557)中很明白的估量这一种经济制度；他指出强役经济是一种完备的制度，支配这制度的就是地主，地主分土地给农民并给他各种工作。W．Sombart亦承认强役制是为满足地主的欲望而成立的；地主的需要决定了这种经济关系。“Das Bedarfsdeckunngsprinzip bleibt in der grundherrlichen Wirtschaftsverfassung das regulierende Prinzip,”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München，1916．1Bd．l Halbbd．，S．63．

②Л．Б．KAMEHEB．PEц，B．И．ЛEHИH，СОЧИНЕНИЯ，MOCKBA 1926，TOM 3，STP．139—141．

上，完全不能离开．否则地主所需要的劳动力便不能有所保障。所以掠取剩余生产物的方法，在强役制经济中和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是相反的。前者的基础是以土地分给生产者；后者则反而使生产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①。第三，农民个人的隶属于地主也就是这种制度的一个条件。如果地主对于农民的个人没有直接的权力，那么占得“分有地”而自己经营的人们就不会受地主的统治而替地主去劳役了。所以马克思讨论力租的时候，对于这种经济制度的估量曾说“经济以外的强制”是不可少的②。这种强制的形式和程度有许多很显然的差别，从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起直到有身份的农民也被剥夺权利为止。第四，技术极低和守旧的状态也就是强役制的条件和结果。因为这种经济制度是完全靠那困于贫穷，被压迫而有个人的隶属，且知识又十分愚昧的一般小农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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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nry George以为群众的失去土地是贫穷和压迫的一个很大的综合的原因。F.Engels反对他这种论断．曾说：“在历史上讲来．这个论断并不完全正确。在中世纪时代封建剥削的源泉并不是把人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而是使人民系结在土地上。农民保留着自己的土地；但隶属于土地而成为农奴．必须以劳役或生产物缴纳于土地占有者。”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N．Y．,1882．Preface，p.Ⅲ．

② K．Marx，Das Kapital,8 te Auflage,Berlin.1929,3Bd,2 Teil，S，289。

强役制在西欧8世纪时已是普遍。农民经营(colonia)很快的转变到地主经营(Villainage)在罗马和日耳曼两种文化愈加混合的地方，这样的转变是愈加迅速，并且愈加完全，特别是在法国，英国．挪威，瑞典，丹麦等处，虽然并不当这个潮流的要冲，虽然各自有它的特殊习惯，但也随着各自的路线而达到强役制。不自由的农民(adscriptitii)死了或被驱逐了，他们的耕地便收归地主。地主强迫其他农民除缴纳物租以外。还要在这耕地上工作。他也许清理出一块整块的土地以便自己来经营，因此对于力租的要求更是扩大①。

试看12世纪末年(强役制在西欧快要崩溃的时候)英国地主经营的地方(Manor)。首先可注意的就是地主的住宅，附近有马房，堆栈和奴仆住的小屋。这些房屋的后面是一大块的耕地，就是地主的自营地(home-farm)。离此不远住着地主隶属下的许多农民(villains)②这些农民住所(village)的周围分散着一条一条的耕地，就是农民的“分有地”。夹在“分有地”中间还有几条耕地也归地主自己经营的。“分有地”和自营地既如此错杂，所以西欧强役制的地主经营中力租以外还要附加物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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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Hasbach，Die englischen Landa rbeite in den letzten hundert Jahren，Leipzig，1894,1 Kapitel．

② 强役制下的英国农民在1086A．D.时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8％；1200A．D．时就有75％。Boissonnade，p．136．

③ 有时因为土地的位置关系，地主先收取物租而附加以力租。Vinogradoff，ibid．,p．650，但力租(agricultural services)还是最普遍最主要的。“These can be no doubt that villain" service meant agricultural Service．But surely villain service was adue，as a rule,from villain tenants, and villain tenements，as a rule，were tenements of vil1ains．Other combinations were not impossible，but exceptional．”——The collected papes， of Paul Vinog adoff,Oxford, 1928．V01．1．p．123．

力租有时分正附两种。可举英国的一个地主经营(Manor of Tidenham)为例。农民替地主耕作每星期三天；这是力租的正租(week-work)。另外每年替地主做几天劳役；这是力租的附租(bene-work)。西历950年时Tidenham只有正租，没有附租。那时当地的物租是蜜酒，棉纱和猪肉。三百年以后，该处农民有工8英亩“分有地”的，须担负的力租如下：正租是138工，附租是耕种半英亩的小麦和一英亩的燕麦。农民替地主耕作必须使用农民自己的农具和耕畜(大半是八只牛)。同时物租虽然减少(在耶稣“圣诞节”纳母鸡一只，在耶稣“复活节”纳鸡卵五枚)，钱租却已经开始征收。农民养一只一岁的猪须纳一辨士，半岁的纳半辨士。农民出卖马或小马也须同样向地主纳钱。不向地主纳钱，农民就不能嫁女(merchet)；不向地主纳钱，农民就不能擅自离村(chevage)①。

强役制在法国最好的例子，便是第9到11世纪的 L’abbaye de saint-Germain des Pres。这个著名的寺院便是当时的一个大地主。自营地(Terra dominicata)有6471法亩(hectare)；“分有地” (Terraindominicata或 Le terre du maître)17112法亩。自营地包含着农田，牧场和林地。“分有地”分成1646段耕种，属于2851户的农民(vilains serfs)。农民替地主每星期工作三天；如果逃到外边去，地主就用铁链将他们拘回来重罚。地主可以随时随意向农民索取大车，耕畜和粮食(droit de prise)②。农民如果有肥鹅或母鸡，或白面做的糕点，只能够完全献给他的地主。

S'il a grasse oie ou la geline,

Un gastel de blanche farine,

A son seigneur tot le destine.

三 工偿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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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Seebohm, 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 4th edition reprinted, Cambridge,1926, pp, 155--158.

② Boissonnade, p.86, 92, 96, 101, 145, 146, 181.

③ 撮译 Л.Ъ. KAMEHEB,РЕД, B.И.ЛЕНИН,СОЧИНЕНИЯ, MOCKBA.1926, TOM 3, STP, 141—155.

强役制破坏以后，农民经济便从地主经济中分离出来。在俄国农民能够赎回他自己的土地而变成完全的财产主人；地主经营同时转变到建筑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一种制度。但这种转变，因为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绝不会立刻完成。第一，资本主义生产上所必需要的各种条件还没有完备。一方面它需要惯于工资劳动的人们；农民的农具必须有地主的农具来替代。另一方面，农业上的需要组织如同工商企业的需要组织一样。这些条件只能渐次形成。在农奴解放或强役制崩溃后有些地主想立刻从俄国国外运入机器，并且想招收外国的工人来发展企业。他们的这种计划终究完全失败了。强役制不能立刻转变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第二原因，就是强役制虽然已经破坏，却还没有完全消灭。农民经济还没有完全从地主经济中分离出来。因为俄国农民的“分有地”中最主要部分如：“割取地”①，森林，草地，水池，牧场等等，还是在地主手里。农民没有这些土地的使用权，就不能完全独立经营，而地主却可以用工偿制的形式来继续享受他旧有的权利。短期义务，轮流帮工，派用车辆，擅加体刑和农民的被编入社会团体工作等等的“经济以外的强制”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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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割取地”即1861年俄国地主从农民的“分有地”中所割取的土地。

资本主义的经济既然不能立刻成立，而强役的经济亦不能一时消灭，所以惟一可行的经济制度只是一种过渡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的和强役制度的特征连结起来的一种制度。农奴解放以后，地主经营便包含着这些特征。在这过渡时代所特有的各种形式不同的地主经营，可以归纳到最复杂的两种基本制度：工偿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工偿制下地主用附近农民的农具来耕种土地。至于报偿的形式并不足以变更工偿制的本质(例如在契约的雇佣下，就用货币来支付；在对分农产制下，就用生产品来支付；在狭义的工偿制下，就用农田或林地来支付)。工偿制简直是强役制的遗物①。强役制的特征差不多完全和工偿制相同(惟一的例外就是在有一种工偿制的形式中，缺少了强役制的一个条件：就是在契约雇佣下，劳动的报偿并不用现物而用货币来支付)。可是工偿制和雇工制事实上互相错综，构成了极不相同极其奇异的经营形式②。在许多大地主的土地上，这两种制度会合并起来，去对付各种不同的工作o。这样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经济制度的结合，在实际生活上当然会引起许多最厉害最复杂的冲突。许多经营的主人就因为这些矛盾的影响而遭覆灭了。这也是一切过渡时代所特有的现象。

当着工偿制过渡到雇工制或和雇工制相融合的时候，它们中间几乎不能分划或者有所区别。例如工偿制下的农民租得一小块土地，他必须为它而替地主做一定日数的工作(这种现象是最普遍的)。在这样情形之下，这种农民和西欧的或沿波罗的海各地的雇农有什么区别呢?后者同样的因为要得到一小块土地而必须替地主做一定日数的工作。根本相反的两种经济制度显然的被生活上的要求所逐渐混合，直使我们不能断定什么地方是工偿制的末尾，什么地方是资本主义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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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举一个显明的例：俄国农部的一位新闻记者写著，“在ОРОЛ省ЕЛЕЦКИЙ县南部．大地主的土地除由常年的雇工耕种外，大部分都租给农民而由他们来耕种。以前的农奴现在还是向他的旧地主租借土地。并以耕种地主的土地为交换条件。像这样的农村里仍保留着强役制的名称”。另一个例：某地主自己说：“在我的经营中一切工作都由我的以前的农奴来执行。他们非这样替我耕作。就不能在我的牧场上放牛牧马。只在开始翻耕和播种的时候，我才雇用短期的工人。”

② 雇工制就是地主企业家雇佣自由工资劳动者(年工，季工和日工等)用地主的农具来耕种的一种制度。

③ 大多数的地主经营都是将极小部分的土地雇年工或期工用地主自已的农具来耕种；其余一切土地交给农民去耕种，或用对分农产制，或用土地，或用货币作报偿。在大多数的大地主土地上，同时存在着差不多一切，或者很多的雇佣方法。

工偿制的形式确是非常复杂。有时农民用自己的农具替地主耕种以求得金钱；这就是所谓“契约的雇佣”，或“按亩的工资”，或“轮流耕种”(一亩春耕，一亩冬耕)。有时农民向地主借谷或借钱而替地主耕种。这种还债或还利的形式，格外显明的表示一般工偿制所特有的一种高利贷的奴役的雇佣性质。有时农民因为损害了地主的土地而替他工作(就是农民以耕作来抵补法律上所规定的，损害地主土地而应受处分的罚款)。有时农民是“出于尊敬”地主而替他耕种——实际是农民为了要求地主给他雇佣工作而奉送给地主的一种赠品。最后还有一种最通行的工偿制形式。在这个形式下，农民借用地主的土地，或农田，或林地，而和地主对分农产；拿物品或货币缴纳给地主；或直接的替地主工作。

这些不同的偿还方法有时竟会合并起来。举一个例来说：为着租借一俄亩的田，农民须替地主种一俄亩半田；还要缴纳10枚鸡卵，一只母鸡，再加上一天女工。农民租了43俄亩去种春麦，就要缴纳12个卢布；租了51俄亩去种冬麦，就要缴纳16个卢布；货币以外，还要缴纳多少堆大麦，7堆荞麦，20堆燕麦；并且所租的农田在五俄亩以上时，还要用自己牲畜的粪来施在地主所有的土地上。每一俄亩至少需要300马车的粪料；农民所有的粪料也变成地主经济的一部分。俄罗斯工偿制下各种名称的繁多，便足以证明这个制度的普遍和它形式的复杂。一般讲来，农民必须听从“土地所有者的吩咐”而替他工作。工偿制实包含着农务全部的工作：耕种，收获，割草，采柴，装运，修屋顶，通烟囱，和其他一切农家杂务，甚至还要农民供给鸡和鸡卵。

最重要的一种工偿制便是因为农民要求土地而成立的，即所谓“工偿的和物租的租佃”。这种“租佃”简直是强役制的残余。在强役制下地主把土地交给农民而使他工作，和在工偿制下地主把土地出租而得到劳役的报偿，显然的有完全相同的经济意义。但有时“工偿的和物租的租佃”也会转变成资本主义的租佃。地主借给农民小块的土地，无非是要保障他自己经营的地上能够得到农民的劳动。俄国所有的统计上曾经证明这种“租佃”和出租者自己的经济有很密切的联系。地主自己经营的土地上耕种的发展，就使地主在必要的时候要求取得劳动力的保障。所以在许多地方发现这一种的趋势：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而使农民到他自己经营的地上来工作；有时地主使农民替他工作以外，还要收取一些生产品。出租土地者自己的经营愈加发展，可以出租的土地愈加减少；对于出租的需要反而愈加紧张。所以这种“租佃”的形式愈加推广，出租的土地就愈是狭小。这是一种特殊的租佃。它表示土地所有者并不是在那里放弃而是在那里发展他自己的经营；它也表示农民的经济并不因为耕地扩大而得到巩固的地位，农民反因此而变成农村的工人。租佃的成立在农民经济中含有相反的意义：一方面是为着扩张经营的利益，另一方面是被贫穷所逼迫的原因。在地主经济中出租土地也含着两种不同的意义：有时这种租佃不过是把土地交给人家以换得地租；有时这种租佃就是自己经营的方法，就是保障地主土地上劳动力的方法。

各种来源不同的统计上都一致证明工偿制下雇佣劳动的报偿，常常会比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劳动的来得低。工偿制下对分的物租，一般讲来，总比钱租贵，有时甚至贵过两倍。付物租的租佃在最贫苦的农民别发展。这是饥寒交迫下的一种租佃。在这种租佃下的农民已经没有能力来反抗他自身变成农村雇佣劳动者的趋势了。比较富裕的农民都希望用货币来缴纳田租。用货币缴纳田租不但可以使田租减贱，并且还可以使缴纳者自身能够从奴役的雇佣中间解脱出来①。据俄国农部发表的统计，在用农民的农具去耕作的工偿制底下，每俄亩冬麦所需的平均工资只是六个卢布(中央黑土带1833—1891年的统计)。按“自由”雇佣的雇工制来计算，同样的工作除马匹外，单单人力一项已是六又百分之十九卢布(马的劳动至少需四个半卢布)。所以当时统计者很惊异的认为“这是完全非经常的现象”。如此看来。纯粹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劳动的报酬，确高过于一切奴役形式的或资本主义以前各种形式的报酬，这个事实不但见之于农业。而且见之于工业；不但见之于俄国而且见之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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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那时候租佃的统计，完全证明只有贫农才用工偿制及农产对分制去租借土地；富农则都想用货币去缴纳地租。这是因为在工偿制下物租比钱租要贵些。

再举一个比较完全的统计，就是俄国CAPATOBCKИЙ县的：每一俄亩的耕种，收获，上仓和打禾所需的平均工资，在工偿制下是九又百分之四十卢布；而在“自由”雇佣的雇工制下就需要十七个半卢布。每一俄亩的收获和上仓所需的平均工资，在工偿制下是三又百分之八十卢布，而在雇工制下就需八个半卢布。

按这统计看来，工偿制下劳动的价格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通要低到两倍以上。工偿制工资的这样的低，很显明的指示“分有地”是一种现物工资，也就是土地所有者得到贱价劳动的一个保障。但工资上的差别还不能完全描写“自由”劳动和“半自由”劳动间的分别。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半自由”形式的劳动必须使被雇者个人隶属于雇主；必须多少保留着“经济以外的强制权”。恩格卡尔脱①很恰当地说：“借钱而用工偿制来作抵，是最有保障的一件事。因为用刑法的命令叫农民偿债是很靠不住的；可是，农民所欠的工作长官可以逼迫他去执行，他虽然自己的田里还没有收获”。只是多年有奴役习惯的，多年充当农奴的人们才会养成这样的驯服。所以如果一般人民没有某种系结一一或系结于所在地，或结系于公社——没有相当的不平等，那么工偿制便不能成立。同时工偿制的这些特征必然地会使生产力降低。建筑在工偿制上的经营方法一定是很守旧的。工偿制的奴役劳动，依它的质量来讲，一定很接近强役制的农奴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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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H．ЭНГЕЛБГАРДТ(1832—1893)俄国著名文人，主张改良农业，且曾将其所有土地拨作农事试验。1871年他被彼得堡土地问题研究所聘为教授。

工偿制和雇工制的结合，便使现代的地主经营很像俄国在大规模机器工业没有出现以前的纺织业中所统治着的那种经济组织一样。当时纺织工业中一部分的工作由雇佣劳动者用商人的工具来执行(如摇线，染色和理纱等)；另一部分是由有工具的习于手艺的农民用商人的原料来做。这是好比在地主经营中一部分工作由雇佣工人用地主的农具来执行，另一部分是由有农具的农民在地主的土地上来做。在纺织工业中除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联系外，统治手艺工人的势力还有奴隶式的劳动，中间人的操纵和物品工资等等。在地主经营中，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工业资本同样的结合起来；地主用减低工资的各种形式来维持农民的个人的隶属。建立在幼稚的手工技术上的纺织工业生存了数百年；但三十年的大规模机器工业的发展，便把它打击得粉碎。地主经营中的工偿制也是几百年建立在守旧的技术上的，可是农奴解放后也就很快的开始向资本主义制度让步。这样看来，在纺织工业中和地主经营中，旧的制度是代表生产力停滞的形态(所以也就代表一切社会关系的保守性质)和专制的残酷的统治。同样的，在纺织工业中和地主经营中，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代表一种进步的势力，虽然这个新制度的内部暗藏着不少的矛盾。

现代地主经营中的工偿制可以分为两种：第一，只是有耕畜和农具的农民所能履行的；第二，没有任何农具的农村无产者所能履行的。第二种工偿制就是向着资本主义的直接的过渡形态。它在无形的转变中和资本主义相融合起来。许多人往往没有把这第二种工偿制和雇工制划然分开。可是这样的区别在工偿制被雇工制排挤的过程中，工偿制的重心从第一种转到第二种的时候，却具有极大的意义。试看莫斯科省土地统计册上的一个例子：“那里大部分的地主的土地上，翻耕和播种(这些工作的好坏对于收获的多少有很大的关系)由雇佣的长工来执行；谷物的收割(这是需要时间适当而迅速的一种工作)就交给邻近的农民来执行。这些短期雇农所得的报偿便是货币或林地”。在这样的经济关系中，大部分的劳动力虽然还属于工偿制，可是资本主义制度(雇工制)已无疑地占了统治的地位。那些“邻近的农民”实际已是农村中的工人；正像德国的“契约日工”一样，自己也都有一点土地，而每年在一定时季中被人雇佣去做短工。

农民的分化也是工偿制崩溃的主要原因。富裕的农民自然不会去接受工偿制；因为只有比较贫穷的人才去执行那报酬最少而又会破坏自己的经济的一种工作。农村中无产者也不能适合于工偿制；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小块土地，绝不像中等农民那么系结着土地；他们可以在“自由的条件”下被人雇佣。这就是说，无产者倒反能够避免奴役性质的劳动，而他们劳动的报偿倒反要比工偿制下的来得高些。至于中等的农民，随着自然经济的破坏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或者渐渐的无产化，或者渐渐的变成富农。纯粹的资本主义必然要掘去工偿制的根基。所以工偿制快要崩溃的时候，地主们就大家起来反对农民的离村。

农村经济的著作者早已指示，农民的分化和资本主义的排斥工偿制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例如史脱步德教授①在他的《俄国农村经济论文集》序言中曾写着：“现在农民的经营中，

已发现了纯粹的雇农和兼营农工业者的分化。这些兼营农工业者已经是大规模的经营者；他们自己开始雇用着纯粹的雇农。除非有十分的需要去增加耕地或借用山地，他们自己就可以不去给人家做工。可是万一要多得些耕地或山地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屈服于工偿制的。农村中有许多劳动者连马匹也没有；这些人们自然就不得不变成纯粹的雇农。至于那些逗留于工偿制下的农民，因为自己所有的马匹不足，并且还有许多烦杂的事务，种种影响到工作的质量和时间，他们竟变成低能的生产者。所以他们必然会很快的降为纯粹的雇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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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上面的分析,着重在量的方面的考察。下面就中国近代手工业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生的关系看一看三阶段过程的特点。

作为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典型例证，人们经常提到的是缫丝业中第一家丝厂——继昌隆。它之所以率先地由“手工生产飞跃到机器生产”，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缫丝在中国旧式手工业中是比较发达的一个行业，它在某些工序上进行的技术改革，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复杂的机器设备。中国手工缫丝业的基础同当时机器缫丝业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的，一般的手工工场就有可能跨越这段距离而跃升为小型的机器工厂。”广东原有的手工缫丝业， 是机器缫丝厂得以产生的基础，笼统地说，是可以这样看的。但是具体地进行分析，有两点需要明确：

首先，继昌隆成立之前广东手工缫丝并没有完成小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历史悠久的广东，原有手工缫丝业，都是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凡操手机者，多半为蚕村的老妇，”[1] 这是广东手工缫丝的普遍情形。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手工缫丝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历史记载。这就说明两者的距离还是不小的。据说创办继昌隆丝厂的陈启沅在创用蒸汽大机三数年之后，又改创缫丝小机，以便农村手工业者小本经营。[2] 这种足踏小机，介于原来农村广泛使用的原始手机和继昌隆丝厂所创立的蒸汽大机之间。这就不但证明了两者之间的不小距离，而且说明缩短这个不小的距离，不在工厂出现之前，而是在工厂出现之后，在这里，如果按它的正常涵义理解，三阶段论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真正的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演进，是在继昌隆丝厂内部完成的，上面说过，继昌隆丝厂的所谓汽机，最初只是用于蒸汽煮茧，并非用蒸汽发动机器缫丝。工厂叫丝偈 或叫鬼?，不叫工厂。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厂，是在丝偈成立多年乃至将近二十年之际。这个区别于手?、踩?的鬼?，是陈启沅在引进西方近代缫丝技术和操作方面改革的结晶。它“在缫丝过程中，增加丝的加‘拈’工序。即将缫出的两根丝加‘拈’合并，然后再分别绕上?。加‘拈’是陈启沅引进的法国共拈式缫丝区别于土法缫丝的重要操作特点。经过加‘拈’的丝，大大增加了丝的‘抱合’力，提高了丝的伸强度，这就有利于丝织的进行及丝织品质量的提高。其次，条纹规格化，这在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的缫丝生产中是很难做到的。只有在工场或工厂集中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3] 这就很清楚，继昌隆之前，广东手工缫丝业中，没有出现手工工场。继昌隆是兼手工工场和机器工厂二者而有之。事情还不止于此。没有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手工缫丝，可以一跃而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反之，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手工业，则又不一定能循序而进入机器大工厂。与缫丝毗邻的广东丝织业，就是一个对比相当鲜明的例子。在19世纪80年代初，在广东首先发动机器缫丝的南海一带，组织在手工行会锦纶堂之下的手工丝织机工，不下万余人，机张至少在五千以上。[4] 它们的生产组织，是否都已达到手工工场的规模，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它们显然已经脱离个体手工业阶段，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在行会组织之下，已经出现机工和东家的对立，没有一定的规模，这是不能出现的。然而，终19世纪之世，我们还没有看到广东出现过一家丝织工厂。不仅如此，在手工缫丝进入机器缫丝之后，丝织机工还进行过激烈的反抗，出现过丝织工匠捣毁缫丝机器的离奇事件。这件事，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很清楚，资本主义三阶段，就广东丝业而言，缫丝业没有经过第二阶段，就直接跳到第三阶段，而看起来似乎经历了第二阶段的丝织业，却长期没有进到第三阶段。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脱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恐怕是难以得到园满的解释的。

当然，出现在广东的情况，并不能概括全国。例如，后起的丝业中心，以上海和苏杭为重点的长江三角洲上的情况，就与以广州、顺德、南海为重点的珠江三角洲迥然不同。那里的缫丝厂是以外国资本的缫丝厂为前导，以洋行买办或新式商人资本为后继的模式出现，它们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而出现在苏州、杭州和上海的丝织工厂，则是三阶段发展的典型。

上海的新式缫丝厂，滥觞于1859年的怡和洋行所设的上海纺丝局（Silk Reeling Establishment），“建厂的开始阶段包括建造两个藏茧的仓库和一个厂房，其中安装了锅炉和蒸汽机，以及100台缫丝车所需全部铜管和木卷筒。大部分设备要在香港造好，而且还要把装备这些设备的熟练工人一同带到上海来。1861年5月丝厂建成。1861年春，该厂开始在本地居民中招募和训练劳动力，并聘请了四个法国教师。”[5] 见之于《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的这一段叙述，清楚地说明了它在中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这部资料翔实的著作继续写道：“与广东早期出现的近代缫丝厂仅用蒸汽煮茧不同，上海早期缫丝厂是用蒸汽机来运转缫车，蒸汽是煮茧缫丝的热源，同时也是缫丝的原动力。”[6] 这种情况不只限于外国资本的丝厂，也同样适应于中国民族资本的丝厂。中国自办的第一家缫丝厂，由祥记丝栈老板兼公和洋行买办黄佐卿所创办的公和永丝厂，在1882年创办之初，乃是委托公和洋行代为经理的。[7] 它们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这是明白无误的。

和上海的新式缫丝厂相反，包括杭州、苏州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丝织工业，却显示出三阶段过程的鲜明烙印。在上海，在19世纪的50、60年代，已经出现了使用抛梭木机的零星织户，辛亥革命后，绸业商人开始从国外引进的改良手拉铁机。1915年出现第一家使用电力丝织机的肇新绸厂。[8] 在杭州，创办于1912年的纬成公司，先是向日本引进仿法式手拉机10台，继而于1926年购置电力丝织机13台，“开始向近代动力丝织厂转化。”[9] 而在此前近半个世纪，作为丝织小手工业主和包买商的蒋廷桂，先是与自己的兄弟合买一张木绸机，自己织绸， 后是向日本选购新式的铁制绸机， 建立了一个包括几个车间的手工工场。至于苏州，这一轨迹更加明显。 有的研究者以确凿的事实，作了具体的陈述。认为苏州丝织业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演进，是从1912年开始的。“这一年苏州纱缎同业秘密筹划，认为改进织机是当务之急，公推永兴泰文记纱缎庄主谢瑞山负责引进铁机等有关事项。当年， 谢瑞山向上海日商小林洋行购到武田式手拉铁机二台， 附带200针提花机龙头， 即派专人去上海学习铁机制织技术。次年将铁机运回苏州，并按式仿制铁件，正式安装使用。”[10] 这就是苏州历史上的第一家绸厂——苏经绸厂。 此后数年间，这种绸厂，风起云涌。1914年苏经正式投产时，铁机不过一百台，六年以后（1920），苏州城乡内外各绸厂的铁机，已有一千余台。[11] 再过一年（1921），“苏经绸厂资方首先向日本洋行买进一台电力织机，利用夜电开机试织，取得成功。”[12] 如果说，1912年开始筹划的苏经绸厂， 还只能算作一个手工业工场， 那么，1921年以后的苏经，则是名副其实的绸厂，完成了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任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在这里表现得再具体不过了。

然而，这位研究者在具体陈述苏州丝织业三阶段的经历后， 接着正确地指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虽然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有自己的特点，就苏州丝织业来说，它由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产生之后。”[13]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提示。指出这一点，对理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环境、历程和它的历史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但在全国范围内是这样，即使就苏州一地、丝织一业来说，情况亦复如此。就苏州一地而言，它的两大现代工业企业，即棉纺织工业中苏纶纱厂和缫丝业中的苏经丝厂，它们的设立，都早于苏州使用电机的苏经绸厂将近十五年的时光，而这两个现代工业企业，迄今人们还没有发现它们有资本主义三阶段的前史。事实上,整个苏州，在1896年对外开埠以前，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并没有真正起步。苏纶纱厂和苏经丝厂，都是在开埠的次年才开始筹建的。开埠的影响，对苏州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再就丝织这一个行业的本身而言，苏州丝织虽然经历了三个阶段，但放料代织的家庭手工业劳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光，“土法木机，沿袭了300多年而很少改进。”而在1912年以后的短短十年中，就连续跨越了两个台阶，由家庭小手工业迅速越过工场手工业一跃而为现代工厂。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在中国古老的木机旁边，已经有了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新式机具。具体到苏州的丝织手工业，则是先有日商小林洋行的武田式手拉铁机，后有津田式和重田式以及其他国家进口的电力织机。没有外国新的生产工具的引进，不要说现代化工厂，就是手工工场，在很多场合下，也难以实现从家庭手工业的脱胎而出。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无论是否经历了资本主义三阶段，都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带来的一个结果。这决不是忽视了中国的内部因素，也不是把中国资本主义这一进步生产方式的产生记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功劳簿上。中国是在内部资本主义因素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条件下产生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的关键，是外国新的生产力的引进。如果说，这是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带给中国的一枚果实，那么，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言，这是一枚苦果。因为它决定了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坎坷，决定了它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三十多年前，一位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手工业的处境进行过考察的资深研究者曾经对此发表过一段议论，他说：“在中国，事情的发展甚至是这样离奇特殊，作为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之间中间环节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前，而是产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后。它的大量发展，要等到20世纪初期，在大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时间上比大机器工业落后了十几年至二三十年。”[14] 中国资本主义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这还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即使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产生而言，按照这位研究者的意见，也是一个错乱离奇的倒挂。

六十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另一位对河北乡村手工棉织业进行过考察的研究者也发表过这样一段议论，他说：“五十年来发现于北部乡村中的商业资本的活跃，不是发生于中国经济条件之刺激，而是发生于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 ……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而发生，同样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摧残而毁灭。”[15]

为什么出现这样离奇特殊的现象?“其所以如此，就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固然因为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大机器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但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阻止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也正因为这样，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只能沿着半殖民地的崎岖道路，艰难曲折地求生长，而它的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则从此被永远截断了。”[16]

当然，这只是一种意见。与此相对立的，还有另外一种意见，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所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17]

一个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一个是外国的侵略不可能一刀斩断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理解为两个意见的着重点不同，但是，对立的方面，仍然是明显的。

这里涉及到怎样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这个问题，需要另辟一节,专门讨论。

（三）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因和外因问题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可以 “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但不能“斩断这个进程。”这个提法是比较含蓄而模糊的。究竟“改变进程的方向”和“斩断这个进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区别的?或者说：“进程”的内容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们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这些特点中包括不包括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本身产生的特点呢？这也是不很明确的。

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位经济史学家的意见，就明确多了。他说：“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而中断论也自然导致外铄论”。[18] 什么是外铄论？“外铄论和移植论，都是一种无视事物发展内因的纯外因论。他们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任何能动因素。这种反历史、反辩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绝非孤立的”。[19]

这一论点，是针对中国托派宣传的“理论”的。[20] 托派的错误，在于否定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于把帝国主义的入侵说成是使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在于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我们是内因论者，但不拒绝外因的分析。承认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封建主义的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是根据中国内部的社会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于中国的实际所得的结论。同样，承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产生，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内部社会条件所作的分析。这里并没有违背历史，也没有违反辩证法，更非外铄论。不能一方面承认中国近代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开始，另一方面，却又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说得和正常的资本主义一模一样。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来，而是或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 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封建地主、官僚和包括一部分依附外国势力的买办在内的商人之成为创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主人，这一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真正的发展，规定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这不但为中国近代的历史所证实，也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实践所昭示。

当然，一般地说：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也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许多研究者都拿矿场为例，来论证这一点。有的认为原来手工开采的旧矿场为新矿场“提供了矿址”，“提供了技术和经验”，“提供了资金”，“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着联系”。有的据此更进一步肯定：“若说新式煤矿全部是在土窑基础上建立的，也不为过。”然而，即使在这里，也不能忽略中国的特点。 就拿手工矿场为新式矿场提供矿址而言，新矿址固然多有在旧矿址之间开采，这是事实，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新式煤矿一－开平，当李鸿章委派曾经担任过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筹办之时， 那里的确是遍地布满旧矿，应该说，这是手工采煤的一个集中之区。但是，这些手工开采的煤矿，当时是一种什么局面呢？据唐廷枢报告说：这些煤矿，从明代就已开始，土人见煤即锄，锄至有水之处，又须戽水，至锄煤、戽水均有不堪之苦时，势必弃之。这种随开随弃之矿，能给新的开平煤矿提供多少技术、经验和资金，这且不说，但是在开平和原有手工煤窑的关系上，唐廷枢有一句话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其煤井均系民业，已弃旧井无不乐意出售。”[21] 对于这一点，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官僚和资本家对“民业”的“巧取豪夺”。且不管是不是巧取豪夺， 也不去深究旧矿的出售， 是不是“乐意”；出售的旧矿，是不是“已弃”。但新矿开张、旧矿出售，这总是事实。实际上，二者的关系远不止于此。中国第一代新式煤矿，从1875年的磁州煤矿起到1890年大冶煤铁矿止，十五年间，前后共出现过十四所新式煤矿。从这十四所煤矿成立的情况看，由原有的手工采煤的煤窑向机器采煤的煤矿转化，在它们之间，是不存在的。这十四家煤矿，绝大多数是官办或官督商办，没有一家是原来用手工采煤的所谓土窑的业主。很多地方的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反而陷入进一步的衰落。台湾基隆煤矿矿区之内，原有手工煤窑九十二处，[22] 基隆开办以后，“概令封闭停工，不准再行开采。”[23] 开平煤矿矿区，原有煤窑，不下百处，[24] 开平开办以后，不但境内不准另开煤矿， 原有土窑开采之煤， 也不许随便销售。[25] 这就是说，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不是利用本身原有的条件，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现代煤矿，而是被迫中断它应有的发展前途。

由此看来，中国封建社会中原有手工开采的煤窑，在中国新式煤矿出现之前，它们既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企业；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它们更难于发展为资本主义企业。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上述十四家新式煤矿之一的山东峄县煤矿的主持人朱采说：“假令官窑停止，此等寻常土窑能筹巨款接办乎？”[26] 在朱采看来，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这实际上是否定原有土窑向新式煤矿转化的可能性，亦即否定煤矿业中资本主义三阶段发展的可能性。朱采是新式煤矿的当事人，他发表这个意见，时当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出现第一个高潮的1883年。他的话免不了有夸张的一面。但是，这个当事人对当时客观形势的估计，今天看来，倒是切合中国的历史条件的。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而这种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生产力的自我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是客观事实。现在就本题所讨论的范围，试作一扼要陈述：这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谈：最直接的是外国机器的引进，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最初出现，其所使用的机器，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的新式煤矿， 即使“全部在土窑基础上建立”，也要“先买抽水机，再添卷扬机，最后改建井筒”。才能进行生产。没有国外进口的抽水机、卷扬机，再多的土窑基础，也是无法实现机器生产的。不但机器大工业如此，就是直接转化的大机器工业的手工工场，它所用的生产工具，有的也是来自国外的引进。闻名于纺织界的宁波通久轧花厂，就是一个例子。人们通常说它“原来是一个使用手摇机和足踏机的手工工场，1887年有人投资五万元，从日本购买了蒸汽机和新式轧花机，在旧工场的基础上建立了机器轧花厂。”似乎中国近代机器轧花工业是由中国自生自长的手工工场发展而来的。但是一查历史，就能了解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这个手工工场，从一开始（1884）就是从日本购买“四十台用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而成立的。它成立三年以后(1887)，才又集资五万元成立公司，又从日本大阪购进“一些较大的机器和发动机器所需的锅炉与发动机”，并且“聘了几个日本工程师和技师。”“因为怕老百姓或官吏们的反对，所以表面上依附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过了五年（1892）又从日本添购了一批纺纱机修建新厂房。又两年（1894）,将旧公司扩大为资本30万两的新公司，这就是后来存在了23年的通久源纱厂。[27] 这个轧花厂和后来纱厂的主持人， 是一个从来和中国传统手工业没有任何联系而和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关系至深的一位由商而官的士绅。[28] 人们一望而知，这和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工业，并不是一回事。这种情形，在相当多的工业部门中， 也时有所见。 例如火柴制造厂的最初产生，也是以手工工场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些工厂， 不但有的生产工具来自外国， 而且化学药剂乃至柴梗盒片， 也由国外输入。[29] 此外， 在手工皂烛业、 卷烟业、棉织和针织业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30] 而在手工棉织业中，更为突出。仅在1904～1906这三年中，手工织布业之使用进口足踏铁轮机以取代原有的木机者，见于史籍的，就有四川的重庆、山东的潍县、广东的汕头和河北的天津。[31] 这些虽然只是见于记载的个例，然其范围之广，已可概见。

所有这些，说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期，不仅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在许多场合下也都离不开外国机器（包括动力机和非动力机）的引进。也就是说，当中国现代机器大工业已经取得初步发展之时，按中国自身原有的整体经济水平衡量，甚至连工场手工业，都不见得完全能够独立地发展起来。这个事实，恐怕主张三阶段论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其次是外国技术的引进。机器引进之后， 应用机器于生产的技术， 基本上也是由国外引进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创建时期，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是外国技术人员的聘用。就拿上面刚刚谈过的矿冶工业而言，煤矿中的开平，从勘察到开采都离不开招聘的外国技师。知名于中国路矿的金达（C.W.Kinder）、马立师（Morris）和薄内（R.R.Burnett）， 都是开平煤矿的著名矿师。开局两年之内，开平雇用的外国技师，前后共达十人。[32] 金属矿中的三小银矿，筹办的第一步便是“雇用外国矿师六人，安装机器，建筑洋楼。”[33] 矿冶工业如此，制造工业亦复如此。上海织布局在它的《招商集股章程》中，有一条特别规定：“领袖工作，宜雇洋匠督教。”[34] 公司延聘的美籍织布工程师丹科（A.D.Danforth），实际上是工厂的主宰。不但工厂如此，使用进口手工工具的手工工场也多照此办理。例如火柴工业中的厦门自来火局，就“雇用日本匠手督理其事。”[35] 卷烟工业中的成都卷烟厂，“系日本人教授”。[36] 皂烛工业中的杭州洋皂厂，“延得东洋专工”，方能开始试造。[37] 至于改用铁机的织布工场，聘用外国技师，所在多有，不必缕述。

最后，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第三种情况，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外国在华工业在生产上的联系。经常为人们引证为手工工场直接向机器工厂转化的上海发昌船厂，它在1866年的产生，是作为外国在华造船工厂的附属工场而存在的。它“在生产上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生依赖关系。”这种关系的发生，实际上是“中断了这些手工业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使“这种转化一开始便具有半殖民地的明显特征。”[38] 还应该看到， 这家船厂成立的时候，长江已被西方侵略者强迫开放，上海和日本之间的航运，也在迅速增长。这给上海港口的外国航运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航运发生直接联系的船舶修造业，自然成为外国资本家注意的焦点。在1860一1864五年之中，上海一共成立了九家船厂。两家最大的外国船厂——祥生和耶松，都是在这个时期以内设立的。发昌船厂成立于60年代之初，它开始时虽然采取了附骥外国船厂的形式，但毕竟反映了这个形势对华商资本插足于船舶修造业的刺激作用。

所有这些，说明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远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指出这一点，在于充分看到外因对内因的作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又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所以发展而又不能发展的根据之一。当然，这是要到本书终了之时才能作出的结论。

注释

[1] 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 第18页。

[2] 宣统《南海县志》 卷21， 参阅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 第43页。③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 第16页。

[3] 朱文炜、汤肯堂：《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资本家代表人物陈启沅》 见《经济学术资料》1983年第4期，第34页。

[4] 徐赓陛：《不自谦斋漫存》卷6 参阅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 ，第47页。

[5]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35～136页。

[6]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38页。

[7]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40页。

[8] 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 1991年版，第162页。

[9] 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 第143页。

[10]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1992年版 ，第196页。

[11]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6～197页。

[12]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8～199页。

[13]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5页。

[14]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原载《历史研究》 1962年第3期。1985， 收入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 并作个别订正。此处引文， 见《论文选》 第357页。

[15] 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进程》 载 《中国农村》 1卷3期 （1934年 12月1日）第76页。

[16]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见《中国近代经济论文选》，第357页。

[17] 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 载《人民日报》， 1965年8月20日。

[18]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1985年版 ，第178页。

[1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第176页。

[20]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第174页。

[21]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1957年版 ，第619页。

[22] 《淡水所志》 1871年刊 卷4 ， 第213页。

[23] 《申报》 1877年10月23日。

[24] 《皇朝经世文续编》 卷57 第18页。

[25] 盛宣怀：《愚斋存稿》1914版 卷2 第16页，周叔?o：《周止庵先生别传》 1937年版 第26页。

[26] 朱采：《清芬阁议》 1908年版， 卷8 ， 第12页。

[27] 以上据系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1辑 第973～984页。

[28]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2辑 1957年版 第929～930页。

[29]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994页、第999页。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713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31～333页。

[30]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 第336页、第340页、第377页。

[3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68页、卷3 第691页；方显廷：《天津织布工业》第18页，第42～45页。

[32]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643页 、 第668页。

[33] Herald 1883年7月27日

[34]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48页。

[35]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93页。

[36]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40页。

[37]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36页。

自然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法经济学范式的理论阐释，就是法经济学范式的展开，具体包括成本效益理论、法律市场理论、法律供求理论和法律均衡理论。

（一）法律成本效益理论

法律成本是指法律系统运作的全部费用支出。它具体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法治环节中，当事人为实现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资源。法律成本的高低是人们作出法律供给（特别是法律修改和废除）决策的主要依据，是法律主体选择遵守或者规避法律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的“晴雨表”。按法治实现诸环节，法律成本可分为法律制定成本、适用成本、监督救济成本等。法律成本理论的核心是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 分析，即指不同的法律方案实现人们既定目标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在特定的时空领域人们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在此情况下，对某种社会关系是否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调整？选择何种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做出一项决策而不做出另一种决策的相关利弊得失等的衡量等。这个概念表明了人们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自身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在制度选择上的不同反应，从而为分析法律制度的比较效益大小及其对相关法律后果，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

而对法律进行效益分析的核心，则在于本身法律就是适应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变化和发展也根源于不同时期人们利益要求的变化和发展。在此意义上说，利益规律乃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制度。“利之所存，法之所在”，法律通过对权利、义务、责任等的合理配置，可以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法律活动的实质就是权利义务遮蔽下的利益交易。对法律效益进行实证分析的目的，就在于寻找使个人的理既与其预期效益相吻合，又和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并行不悖，已无法通过修改法律来达到适宜的法律制度架构。这一“找法”过程，类似于在多种约束条件下的“极值”求解问题。假定法律环境（时空条件、意识形态等）保持不变，立足于尽可能促使法律低成本高效益的评价标准时，我们发现，法律产品最有效率的供应量是使个人的边际（需求）替代率的总和与制定法律的边际成本（增加每一单位的法律产出所耗费的价值）相等。

根据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法律的边际效益 是递减的。法律在最初实施时，由于立法和司法的针对性强，会产生规模效应，法律效益比较高，但久而久之，当边际收益达到与边际成本相等的点时，法律的效益就会转而减少，以至到后来，虽然法律存在，但其效益微乎其微，而产生法律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实践中，降低法律成本，实现法律效益的途径主要有以下要点：（1）按照交易成本规律科学立法，实现法律均衡；（2）建立法律救济的竞争机制，构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3）重视法律的弹性适用，降低法律实施成本；（4）注重法律制度间的支持与协调，发挥规模效益；（5）实现法律规范的标准化和显性化；等等。

（二）法律市场理论

经济学中通常把市场（markets）定义为相互作用、使交换成为可能的卖方和买方（供求双方）的集合，它是一种用以评价各种竞争性资源使用方法的有效机制。市场概念的核心是供求双方的交换活动。利用所谓概念移植的方法，我们可以把经济学中的市场分析方法，扩展到对法律活动及其规律的研究之中。

回顾历史，法律与市场一样，都是人类社会经济演进过程的产物。它们最初都源于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生产分工与交换产生早期的市场。 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相应社会生产生活关系和资源配置模式，经过国家权力的合法化和秩序化而形成法律。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法律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二者具有同源性和同构性，都是由社会生产决定的资源配置机制。只不过商品市场中交换的是商品，而在法律市场上交换的却是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权力和法律责任以及相关信息资源。法律机制既是对市场的补充，又是对市场的保障。法律与市场的机制同构性与互换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根据自黑格尔、马克思、卢梭等人以来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人类世界可以分解为代表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的政治国家和代表私人权利与私人利益的市民社会，二者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相辅相成关系：政治国家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以确定社会资源的配置规则，调整社会生产、生活关系和实行财产再分配，向人们（选民）提供稳定的安全秩序保障。市民社会则需向国家机构缴纳税收和其他各种规费，并出让部分权利（如承担法律义务），以换取对政治国家提供的法律和秩序的享受，而且还可通过举行政治选举及嗣后监督来规范甚至改变政治国家的结构形式和人事安排。其次，政治国家各组成部分和市民社会中的不同法人、自然人之间存在着极为广泛的权利义务交易，既然法律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正义，特别是分配的正义，那么，以此为目标对权利义务的分配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之间就具有互换性。再次，法律正义的诉求与购买正义的价格必须联系在一起考虑。法律制度能够像市场一样使人们面临其行为的成本，但也将是否愿意遭受这些成本的决定权留给个人。合乎一般的市场规律“等价交换”也是法律市场的最基本原则，恢复原状、同等补偿、同罪同罚的法制均衡观念深入人心。法律机制也用等同于机会成本的代价来引导人们促成效率最大化。最后，法庭上的司法程序就象市场过程一样，形形的法律消费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当事人双方）为争取将资源配置给自己，以承担诉讼费和其他费用的代价选择了审判程序——这种能替代市场自愿谈判的最佳解纷方式。在实行司法对抗制的诉讼中，“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与法官的无私公正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法官任职（独立任命）和取得报酬的方法（国家拨付经费和支付高薪）和各种司法伦理规范都旨在保证法官与其审理的案件不具有经济或其他利害关系，法官只对判定当事人提出的问题负有责任法官只了解双方当事人在竞争过程中使其得知的案件事实。陪审员也受到了同样的约束。败诉的诉讼当事人没有任何理由迁怒于法庭，这正如一个没有发现一件与其愿意支付的价格相吻合的产品的消费者不会迁怒于销售商一样。”

当然，法律与市场之间也还存在一些区别，包括：（1）在法律市场上，所有的交易都只涉及一种物品——法律规范及其蕴含的权利义务，导致法律生产具有垄断性，法律供给者相应地缺乏提高法律生产与配置效率的动机。（2）市场交易的双方以互惠互利为原则，而法律交易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性的，公权力的受害人或行政诉讼的相对一方当事人很少会得到补偿（虽然依据《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当事人有权得到损害赔偿，但是这种补偿总是、或经常是不平衡和不完全的）。（3）相较于市

场自愿谈判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高效率而言，法律是一种“纠偏型”和“二次补充型”手段，多是“结纠纷于后”，而不是“合意交换”在前，法律责任的承担和诉讼救济主要是一种消极的成本支付形式。（4）市场价格集中体现为货币性，结构简单，计量容易，易于交换。而法律市场价格是非货币性和货币性并存，价格形成结构复杂，度量困难。

（三）法律供求理论

供给与需求理论是分析一系列法律问题的有效工具，更是法律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所谓法律供给（supply of law），就是指国家机关强制或意愿进行的立法、司法、执法等活动的总称。法律需求（demand of law）则是指人们购买法律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是人们对于现存的和尚未设定的法律资源的肯定性要求和现实行为。从理论上讲，法律的需求决定法律供给，当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对法律这种调整手段迫切需要并积极谋求法律秩序的维护时，法律供给就必然发生。相较于个人“私力”救济方式而言，法律作为一种规范性调整规则，其生产与供给从无到有、最终发展成为现代社会之治国基础是与其供给效率和有效性密切相关的。

将法律运作过程置于人类知识总量递增和行为模式优化的背景之下，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市场主体对相关的权利、义务、责任、程序等法律资源的需求就愈加广泛，国家机关的法律供给水平也就随之提高（法制越健全）。进而，法律的供求还体现出从均衡（相对适应）到非均衡（相对不适应），再从非均衡到新的均衡之动态演进规律。

法律供给数量（立法量）与法律成本效益的互动变化一般均表现为三个阶段：（1）在初始立法时，法律的成本与效益均随着法律供给的增加而增加，但由于法律收益的增加额超过成本的增加额，从而产生了立法规模效益的递增倾向；（2）逐渐地，由于法律的边际收益日益减少，法律规模效益的递增倾向便开始变弱，直到出现法律收益的增加额与成本的增加额相等的某一点（图中A点），这一点可视为立法（法律供给）的适度规模；（3）法律供给一旦越过这一临界点，则会由于法律成本的增加额大于收益的增加额而导致“规模不经济”。由此我们的结论是：法律的成本和收益都是随着法律供给的增加而增加，成本和收益两者的增长曲线的性能和轨迹不尽相同，法律供给不足或过剩，立法速度过快或过慢均不能实现积极的法律实效。

法律供给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法律越多，从新法律中获得的效用就越少；法律朝令夕改或同一种法律供给过多，其效用递减，人们守法的积极性就越小。依法律本身的性质，法律供给可分为压制型法律供给和赔偿型法律供给； 依供给主体的多寡或权力大小可分为竞争性法律供给与垄断性法律供给； 依法律产生的方式，可分为强制性供给和诱致性供给。

依法律需求的内在结构，法律需求可分为主观需求（购买愿望）和客观需求（购买能力）；依主体不同可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体法需求、群体法需求和整个社会法需求；依需求的现实性可分为现实需求与预期需求；依需求的表达层次可分为形式需求与实质需求；依需求包容的范围可分为广义需求与狭义需求等。

（四）法律均衡理论

均衡（Equilibrium）概念最初源自物理学，意即当一个物体同时受到几个方向不同的外力作用时，若合力为零，则该物体将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后来均衡概念被推而广之，用以表示物质世界中相反力量的对抗与平衡。在其终极意义上，它既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的理论概括，又是整个宇宙秩序对立统一规律的反映。我们把这样的均衡分析，扩展到对法律活动及其规律的研究之中。狭义的法律均衡（Legal Equilibrium）即法律供求均衡，是指国家机关强制或意愿进行的立法、司法、执法等活动同人们购买（或遵守）法律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两相适应的局面。法律供求均衡有两重含义：一是法律供给与需求在量上处于均等状态，由此决定的法律成本最低，收益最大；二是决定法律供求已有一整套从立法、司法执法到守法的有序机制，能保证这种均衡持续产生最优行为选择和约束条件。

广义的法律均衡则是指法律资源在社会生活中均衡配置的持续状态和目标模式。它具有外部适应性、内部协调性、状态稳定性、力量平衡性以及结构对等性的特点。作为哲学上对立统一规律的投影，法律均衡可以用来分析宏观如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央法与地方法、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微观如授权性规范与义务性规范、构成性规范与调控性规范、奖励性规范与惩罚性规范等的合理配置问题，无论在作为法律基本原则的普适性方面，还是在程序选择与规范设计的可操作性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类社会中法律现象的矛盾本质决定了均衡范畴在法律研究中的适用性及其特殊价值。

我们认为，一切法律活动应该以均衡原则作为其最终协调机制和最高秩序依归。其基本意旨在于：

首先，均衡是法律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法律秩序建立和法治活动评价的最高原则。博登海默指出：“一个法律制度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它成功地达到并且维持了极端任意的权力与极端受限制的权力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可能永久地保持。文明的进步会不断地使法律制度丧失平衡。通过理性适用于经验之上，然后又恢复这种平衡，而且也只有凭靠这种方式，政治组织和社会才能使自己得以永久地存在下去”。 其次，作为现代法律灵魂的正义理念是均衡原则最集中的体现。按照罗尔斯的看法，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 而要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使“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 再次，权利义务均衡模式是法律理论体系和法律运作过程的核心。权利与义务是法理学中的一对基石范畴，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法律的精神要求权利与义务高度的自觉的统一。通过合理地设定法律权利、义务和责任，防止法律权利彼此冲突，形成权利义务配置均衡的制度化机制，对促进市场经济是有益的。最后，诸多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均体现着系统均衡设计的精思妙想。应该说，现代法律制度中的所有精神原则都贯穿着均衡理念，这可以列出相当长的一个清单：诸如宪法的法律平等原则，民主分权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民法的公平、自愿、等价有偿原则，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罚当其罪原则；

等等。

总括前述范式基础和范式理论，实际上构成了法经济学范式的“三段式”，即：理性论（理性选择行为理论）——效益论（法律成本收益理论）——均衡论（法律供求市场和均衡理论）。（1）理性论是研究范式的逻辑起点和一而贯之的理论假设。一切法律活动都与主体有关，是主体行为的外在表现。以人的理性选择假设为突破口，对于理解、预测法律行为的特征和结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效益论是研究范式的内在要求与实现途径。法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究法律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途径和方法，进而推动法律创新和法制改革。（3）均衡论是研究范式的评价标准和逻辑终点。法律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调整机制，实现法律制度体系和法律实际运作的整体均衡，无疑对于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国家的法制建设有巨大推动作用。

进而，在讨论了法经济学范式诸基础（假设、范畴、定理、方法、理论）之后，便可对这一范式进行本体性、结构性和过程性的分析和阐释。（1）法经济学范式的本体性阐释，主要是通过对当前人类社会交往日益密切这一新的时代特征进行哲学（主体间性）和经济学的分析，揭示出全球化条件下法律关系的新特点，即法律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的相互性和相对性，从而对由法律本身的特质所引申出来的关于法律诸要素的内在涵义及其实践问题予以说明。（2）法经济学范式的结构性阐述，属于静态法律结构的范式应用与检验，总体上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运用法经济学原理对各个部门法（以大陆法系为例）进行经济分析；其二是对涉及到法律的体系制度和宏观结构问题进行法经济学意义的综合分析，并试图通过对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与经济法、正式法与试行法等多组概念“对子”的关系性追问，得出有价值的结论。（3）法经济学范式的过程性阐释，是对动态法律过程的范式应用与检验。具体而言，就是在对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主体的行为特征提供假设解说的基础上，首先对选举过程、立法体制、立法效力以及立法利益最大化进行阐述，揭示立法者私利最大化同利益集团二者间的复杂关系；其次是对司法和执法过程中的双方博弈局面进行分析，探究诉讼成本、执法成本、寻租成本的成因和节约方略；再次，推定社会公众在法律面前是能够进行理性判断的，并进而采取遵守法律、规避法律或者抗拒法律的不同行动。最后，在揭示了法治过程各个活动环节背后隐藏的经济逻辑之后，对整体法治环节和法制改革进行成本收益和供求分析，解释法律变迁的经济意义。实践证明，更明确、更娴熟地运用法经济学理论是实现立法创新、法律均衡和法治高效的重要突破口。

四、法经济学范式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作为认识工具的理论学说也不例外。法经济学的研究不是万能的。人类的行为并不单纯地取决于经济理性，其他因素如伦理道德、宗教、习惯惯例、历史文化传统、政治框架、社会参与模式以及信息获取手段等都影响着人的行为决策和法律制度安排，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换算成一定的货币成本和收益。法律不会自动地从经济生活中产生，它与政治过程、社会风俗、民族传统、人文精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明确法经济学研究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对于法经济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纵观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法经济学发展，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并不是说就无懈可击了。事实恰恰相反，在法经济学学科繁荣的背后，也出现了一系列危机：

（一）主流法经济学以“财富最大化”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方法遭到广泛批评。

首先，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学派，或称主流的法经济学，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它将“经济学”作为“唯一的评价原则”来分析法律，排斥其它原理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从而在打破其他学科的“自足神话”的同时，也形成了效益至上的新“经济分析神话”。但社会事实却常常表明，对自由放任主义神话、偏好的形成与社会规范、选择的环境特征、公平分配的重要性、人类货物多样性等问题的认真思考是必不可少的。 故而自建立以来，就一直面临着来自传统的政治、法律、伦理以及哲学的抨击，认为它是一种粗鄙的功利主义，是不道德和非现实的。其次，把经济效益作为取舍法律制度和评价其优劣的唯一而且最高的标准，排斥法律的其它价值和作用的存在，未免过于绝对化。因为法律的价值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法律的公平和效益价值，应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再次，重要的法律价值和原则是不可以进行交易的，也并非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复原为一定的货币单位来计算比值。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包括财产权）本身就是目的，为了一个制度的正常运行，法律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它们，而不会去考虑成本因素。最后，马科斯·韦伯曾把社会行为区分为四种：（1）工具理性行动，指个体借以实现其精心计算的短期自利目标的方式；（2）价值理性行动，这种行动取决于对真、美或正义之类较高等级的价值，或对信仰上帝的一种有意识的信仰和认同；（3）情感行动，指由感觉、激情或情感状态决定的行为；（4）传统行动，指一种养成习惯了的行动。 法经济学针对的理性人行动主要是第一、二种，不包括第三、四种行动类型。事实上，就法律的起源和形成而言，当今世界上存在的很多法律（规则）体系恰恰是由人们的后两种行动类型所产生的，比如某种在法律上固定下来的宗教仪式、道德训诫或者仅仅是基于人们的迷信、盲从或因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恐惧，等等。

（二）在法经济学研究任务的“哲学化”还是“实证化”之间，学者们较有分歧。

一些人（主要是芝加哥学派）认为，当前法经济学的任务是仍然是以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为主，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吸收最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如博弈论）， 进一步推动具体法律问题的经济分析，使之更加量化和具有可操作性，扩大应用范围。另一些人则认为法经济学的“深化”和“拓宽”乃当务之急，并提出建立“经法理学”的口号，他们主张，法经济学应该通过围绕各种“公平”社会模式的政治和经济谱系，来对比和分析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安排。马劳伊指出：“作为一种比较意义上的研究，法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将法律制度视为一种特定的政治理念的反映的研究机会，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可以不加修饰地置于现行法律制度中加以比较。”他同时强调说，“在法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经济哲学则是人们批判性分析法律、政治、社会的重心，分析应集中在特定政治环境中法与经济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注重评估法律制度是如何与经济哲学有内在联系的”。应该“用有限度的经济方法分析法律”，使法经济学的研究“更见哲理和人性”。

（三）法经济学的“形式化”或“模型化”应用比较缓慢，出现了学科发展的“瓶颈”。

早期的法经济学者刚刚涉足“法律—经济”交叉领域的时候，踌躇满志地要把“大多数或者是由法律制度调整的或者发生在法律制度之内的活动”都当作是“经济学分析者磨坊里的谷物”予以全景式研究。他们认为，如同物理学（牛顿力学）扩散到经济学一样，经济学之所以能扩散到包括法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凭借的正是其研究方法上的“技术优势”，

而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经验所证实。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不无自豪地指出：“40年前，理论经济学家尚能运用普通的语言与数学抗衡。可是过去的40年表明，经济知识的发展主要靠的是统计分析，而不是精心描述的案例研究，靠的是微积分的运用，而不是解释概念。今天，许多经济学家都深信，法律研究将重蹈经济学近年来的这段历史。事实上，经济模型业已走进了法律杂志，并且从这些模型里派生出来的一些分析也出现在法学院的必修课程表中。在两种不同的研究风格之间的竞争，将对法律教育和法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这种法经济学研究的“形式化”、“模型化”并不能无限推广，并在任何条件下对法律问题通用，从而难以解释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法律难题。美国法学家霍尔曾经严厉地批评在法学研究中“以单一因素去阐明复杂现象的谬误”，因为法律就象“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间、拐角是极为困难的，尤其当技术知识和经验受到局限的情况下。” 这番话用在鼓吹“经济学帝国主义”观点的人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人的认识理性毕竟是有限的，研究者不可能摆脱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与假设，不可能放宽所有的模型约束条件，自然也不可能讨论穷尽所有影响法律现象的变动因素。这也许就意味着法经济学说了很多，却好像什么也没说，进而陷入一种低层次的、阐释学意义上的无谓重复之中，

可是，话又说回来，虽然法经济学有种种不完善之处，但它在现有的经验法律理论中仍然是最有前途的。波斯纳就此争辩说：“法经济学完全可能是一个薄弱的领域，它分享了经济学的弱点，而且还有它自身的弱点，但难道法律的心理学就强了吗，法社会学，法人类学，还有一种法律实证理论的法理学？这些法律交叉的研究领域以及其它可以叫出名的领域都比法律的经济分析更年长，然而要在一种法律实证理论的形成上扮演领导角色，这些候选人都比较文弱。” 事实上，说法经济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学科，以及叙述它有什么理论和现实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这种研究和成果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是否出色，论证是否令人心悦诚服，是否给人启发，使人激动，并使后者可以在其他问题上借助类似的进路和论证，

法经济学毕竟还是个新兴的理论学科，它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仍然处于“青春期”。正如科斯在1988年所指出：“在法律和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里，人们将面临艰巨的任务。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极为复杂。法律的变化对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经济政策具体表现产生的许多效应，我们还一无所知。……在我们面前，是那遥远、艰难而又值得试探的旅途。”

五、余论 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可能贡献

纵观国内外法经济学的研究，在经过一个学科间概念移植和初步应用的阶段之后，都面临拔高和深化的双重问题，这也就提出了未来法经济学研究的两大可能进路：（1）在更高和更广阔的视域构建法经济学的本体论框架。即对构成法律本体的权利义务进行深入分析，找到附着在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原则、法律责任以及法律制裁等法律元素之上的经济性特征，研究其机理，确定其完善之途。（2）立足于应用研究和个案分析，实现法经济学研究的实证化和本土化。对于现代法治实践中的热点或难点课题，广泛使用调查访问和数据统计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和应用性研究，实事求是，以得到尽可能客观、中肯的评价结果，揭示出法律运作低效率的“症结”所在，发现多种约束条件下相关法律资源的最优均衡点，探讨法制实践活动低成本高收益的实现规律。

法经济学是典型的西方“舶来品”，我们在中国研究法经济学，不能不考虑到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的差别。由于中国法制建设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法学研究）在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以及法律运作模式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因此，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经验或研究结论均非妥当。各国国情不同，法律体系、结构、运作机制也都各具特色，如何将法经济学研究范式与中国的法治实践相结合，是中国的法经济学研究者务必慎重对待的。以美国与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差异来看，包括：（1）从对象上看：美国主要是司法取向，局部（如总统令）涉及到立法方面，而中国则是立法取向与司法取向并重，而以立法取向为主，这既体现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方针上，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2）一般说来，美国的学术研究是经济——文化取向的，中国是文化——政治取向；（3）美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核心；（4）美国的法经济学建立在一个相当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土壤上，中国则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整体转型时期。

我们需要学习国外的法经济学理论，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不管是多么先进的理论，只有在其逻辑推论和我国法制建设的经验事实相一致时，这个理论才是暂时可接受的；而如果它和我国的经验事实不一致，则不应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而是进一步去了解我国的法律现实，根据实践和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新理论。也许，这正是对法经济学理论——中国的法经济学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绝好机会。

总之，站在新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制高点上，面向蓬勃发展的社会转型与改革潮流，系统梳理现有的法经济学理论资源，恰当选择理论研究视角，运用科学的经济研究方法和法学研究方法，全面构建中国的法经济学学说体系。对于丰富我国法学理论的研究维度，提高法学理论对社会实际问题的解释力，增进法学与相关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都有着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面对形势的需要，中国的法经济学研究任重而道远。只有立足于中国国情，瞩目于研究“中国的”法律问题，才有可能建立法律经济分析的“中国学派”，开拓宽广的学术研究领域。同时还要不断创新理论、完善体系、扩展内容、加强实践，以法律人的不懈努力，为我国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全面转型和日益国际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政治文明和文明的深化发展，积极回应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时代趋势，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变革的时代需要创新的理论。波澜壮阔的现代法制建设与法律改革给我们提供了学术研究的“富矿”；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发挥追赶型法制现代化国家的比较优势，展现了做出理论贡献的良好前景。90年代前后，伴随着一大批国外法经济学的著作论文被译介到中国大陆，法经济学崭新的研究视角和精确、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着实令人耳目一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尝试将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深入进行立足于现实法律“问题”的经济分析，做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注释：

[1] 法经济学有多种学科名称，英语世界（包括学术期刊、论文、著作、教材、课程等）一般使用“Law and Economics”（“法和经济学”）一词。借助于“and”一词，既未限定学者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又包容了法学和经济学两

大学科领域内诸多交叉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性问题，从而传神地表达出其独有的执两用中的横断性和模糊性内涵，使其“所指”与“能指”相统一。此外，遵从汉语语言规范和对学术界对法哲学、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人类学等“theories about law”一类学科的通称与先例，不加“和”字，言简意赅。从所研究之“问题与方法”出发来划分学科，法经济学既不同于传统的法学研究，又与经济学本身的研究进路和研究目的相区别，其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是基于法律问题和法学研究的现实需要，认识进路、方法以及手段是经济学，研究问题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则是法律和法学。即：法学——经济学——法学，因此不同于“法律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law）或者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常人所谓“经济分析法学”（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偏重强调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中的应用，乃是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学科定位，却不为其他非主流的法经济学者所接受。例如卢宾·鲍·马劳伊就认为：“我所理解的法经济学是关于政治权力和稀缺性经济资源分配的学科。这样，任何一种有关的意识形态的观点都应被正确地看作是法和经济学的主题。”See Robin. Paul Malloy， Law and Economic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ory and Practice. West Publishing Co. 1990.

[2]〔美〕库恩：《必要的张力》（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

[3]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朱红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4] 康德最早提出“我们的时代要求理性必须对自己进行批判”的主张，并撰写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三大批判”书。而黑格尔在谈到哲学（理论）史上相互分歧的意见之间的斗争时说：“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头。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另一个，并且埋葬另一个。”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37页，382页。

[5]〔英〕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范式的本质》， 载《批判与知识的增长》（中译本）， 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6]〔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二版序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7]〔美〕罗宾·保罗·马劳伊（麦乐怡）：《法与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8]〔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前言），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9]〔美〕卢宾·鲍·马劳伊：《法和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转引自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3页。

[10] 见前揭，第785～786页。

[11] 关于哈特“作为社会规则的法”以及解读法的“内在”与“外在”两种观点的精彩评介，可参见〔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范式的转换》，载《外国法译评》，2003（3）。

[12] 美国法学家迈克尔·D·贝勒斯（Michael D. Bayles）所著的《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一书是体现法经济学综合性学科特征的名著之一。该书“提供了关于程序法、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的一体化的规范分析。”从而填补长期以来在“法律居间水平的规范分析”方面的空白。见该书作者“序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13]〔英〕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

[14] 这些目标之间也具有替代性。一般地，当多样化目标之间发生冲突时，人们会进行权衡，他会寻找目标之间的替代均衡，以实现目标整合，达到总的效用最大化。

[15] 郑永流等：《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实变迁》，《中国法学》1992年第1期。该项调查问卷涉及湖北省10个地区、16个县市，代表着湖北农村的整体面貌，具有较大的可信度。

[16]〔美〕凯斯·R·孙斯坦（Cass R. Sunstein）：《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17]〔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1－72页。

[18]〔美〕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讲座》，载《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第50期，1987年内部发行，第13页。

[19] 资产专用性是指特定的技术或权利资源具有排他使用的特性。对法律而言，既存在“法律可移植规律”，也具有“法律不可移植性规律” 即一国的立法者不可能将其他国家的良法直接移植到本土中来的现象。这是由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法社会学家罗伯特·塞德曼教授总结其多年来在非洲等地的实地考察经验后得出的结论。他指出，所谓法律不可移植性规律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立法者的不同；法律角色承担者对法律所作出的反应（行为）不仅受到法律规定的约束，而且受到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法律角色承担者所置身的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动；同一法律规定在不同的时空中导致其中的角色承担者产生不同的行为及后果，等等。

[20] 奈特（F. H. Knight）将那些人们无法预料的和难以测度的变化，定义为不确定性。他还区别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前者是一种可测试的不确定性，后者是一种不可测度的风险。

[21] 顾颖：《激励制度设计理论：结构架设与功能整合——信息不对称下的激励经济学分析》，《改革开放20周年全国优秀经济论文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22] 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约瑟夫·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因对非对称信息市场理论的开创性研究，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非对称信息市场理论研究中，阿克洛夫提出了信息非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的问题，从而使得“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现象发生；斯宾塞则揭示了，在一定的条件下，拥有信息优势方会向信息劣势方发送私人信息从而改进市场运行状况；而斯蒂格利兹的研究则表明，完全缺乏信息的行为主体有时可以通过信息甄别，比如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定特定交易的

合同选择来获取信息优势者的相关信息。

[23] 交易成本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广义上的交易成本常被比喻为经济世界中的摩擦力，用以指称全部社会“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具体包括协商谈判和履行协议所需的各种资源的使用，包括制定谈判策略所需信息的成本，谈判所花的时间，以及防止谈判各方欺骗行为的成本等。See Oliver Williamson，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Capitalism”， The Free Press，1985，9，19.

[24] 参见蒋兆康：《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文版译者序言”，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25] 参见〔美〕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9～137页。

[26] 科斯两个定理都是其他学者的总结，科斯本人却从未将定理写成文字。被称作科斯定理的命题或命题组，源于一系列案例，并且充满歧义。

[27] R. H.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P14-15.

[28] 〔美〕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平新乔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37页。

[29] 参见〔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中文版译者序言”，第20页。

[30] 姚海鑫：《经济政策的博弈论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页。

[31]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32] 参见〔美〕道格拉斯·G·拜尔等：《法律的博弈分析》，严旭阳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3] 参见朱景文：《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法制化、本土化和全球化》，“导论：从比较法、法社会学到比较法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 法律的边际效益（marginal revenue）是指制定和实施最后一个单位的法律规范所获得的净收益。用公式表示：法律边际效益 ＝ 法律总收益增量 ÷ 新增立法量。

[35] 此处“市场”，泛指社会中各种可能的交换和资源配置方式。事实上，即使在最初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也必然存在这种资源配置机制（Institution），并不是直到资本主义时期才有市场，那是对市场制度的误解。

[36]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9页。

[37] 压制型法律供给是与经济相对不发达、社会分工比较少的社会相联系的，其特征是通过刑罚施加痛苦于个人或剥夺个人的自由、生命、荣誉和前途。刑法为其典型；赔偿型法律供给是与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分工比较复杂的社会相联系的。其特点是使被危害破坏了的社会关系恢复正常。民商法、经济法为其典型。

[38] 竞争性法律供给是指法律制定、法律解释和法律执行由多个相互没有隶属关系的生产主体提供，自由竞价，彼此存在替代与互补关系的法律供给形态。垄断性法律供给是指法律制定、法律解释和法律执行由一个生产主体控制，该主体独自决定法律价格，牟取高额秩序收益，并拥有最高强制权力和最后裁判权的法律供给形态。

[39] 强制性法律供给是指法律的产生是通过某种权威和强力、强制性地颁布实施的；而诱致性法律供给则是指通过法律“试错”和“打球”，而实现法律制度的创新。

[40]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143页。

[41]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第50页。

[42]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

[43] 徐品飞、魏佳：《法律经济分析：可能性及其限度》，《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44]〔美〕凯斯·R·孙斯坦（Cass R. Sunstein）：《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原书序”。

[45]〔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1页。

[46] 参见拜尔、格特纳、皮克：《法律的博弈分析》，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7]〔美〕卢宾·鲍·马劳伊：《法和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转引自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778-780页。

[48]〔美〕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页。

[49]〔美〕E.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及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霍尔也因此与博登海默一样主张建构一种能从多个侧面来研究法律，并能够充分利用人们过去所做的一切知识贡献的“综合法理学”（Integrative Jurisprudence）。

[50]〔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页。

[51] 参见苏力：《可别成了“等待戈多——关于中国”后现代主义法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或提醒》，收录于朱景文主编：《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0页。

[52] R. H.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30.

自然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半工业化；华北乡村；近代中国

本文以近代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个案，分析半工业化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衰退的全过程。半工业化是相对于工业化而言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化是指非生物动力取代生物动力的过程，西方传统工业化史论者认为，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是工业化的开端，德国经济史学家鲁道夫．吕贝尔特在其名著《工业化史》一书中就曾经典性地指出：“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纺织的机械化，随着蒸汽机作为一项新的能源，随着从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才开始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工业化的这种变化．”[1](P1)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强调制度变迁重于技术进步，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把工业化的历史追溯到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农村手工业经济内部，着重探讨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第一阶段、即纺织工业之间的联系，美国经济史学家门德尔斯于1972年发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并不断修正原始工业化的概念，最后将它表述为“为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如果从人类工业生产活动的整体而言，原始工业化对工业化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工业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义。但如果从单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能导向工业化，反过来说，并非所有的原始工业化都在工业化启动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便销声匿迹，尤其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由于工业化基本上是移植外来工业文明的结果，原始工业化甚至传统乡村工业仍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不过，这时候的乡村手工业作为工业化进程第一阶段的“原始”意义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业、若干地区，工业化早期的乡村手工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手工业确实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变，笔者主张用“半工业化”来描述这种现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业化”包括以下内涵：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进步的、分工明确的专业性手工业乡村的兴起与发展。在一个时期中，乡村手工业在地区经济总量及家庭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手工业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转向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华北织布业中的若干区域，如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就是半工业化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

首先，从技术进步层面分析．高阳、宝坻、定县、潍县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机的铁轮机，在整体上形成规模生产，如高阳，在1908年以前还使用双手投梭的老式木机，生产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阳旅外人士从天津引进铁轮机，到1914年，“高阳有织机2500—3700架之数，其中木机约十分之一二”，铁轮机已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此后高阳区内铁轮机迅速增加，1915年，为5726架，1917年突破l万台，1920年超过2万台，到1928年达到29631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4056台[2](P9-18)。改良机的应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种、提高了土布的标准化，高阳手织布的“最初制品仅有16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年(1910—1911)间，添用20支及32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添用42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鸶造各色提花缎(俗名法麻缎，花色极繁)．”[3]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入复将投梭改良为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4]潍县织布区半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机纱的使用和改良织机的输入，民国初年潍县东乡有人从天津携机数架回乡推广传习技术，改良出品，该机“系铁轮木架之铁木机，通称铁轮机．亦名脚踏织布机，各种轮轴系以生熟铁制成，其架框则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长l公尺l寸，宽2公尺，计重250公斤，能织白粗布、蚊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种提花布、白细布等．”[5]该县东乡潍河沿岸各村庄手织业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织机，1915至1916年间发展到500台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东乡传人南乡、北乡、西乡，遍及全县，布机达5万台以上，成为一个后起的半工业化地区。

其次，从市场层面分析，华北乡村手工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费，而是为市场生产，尤其是为区域外市场生产．宝坻、高阳、定县、潍县等地区所生产的土布大多销往本县以外的市场，其中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区土布的主要市场，如宝坻土布业较为发达的1923年，棉布销售额的92％和销售值82％都在当时河北以外地区，具体销售区域如表1：

表1 1923年宝坻棉布销售区域

销售区域|数量(匹)| 百分比|价值(元)| 百分比

热河|3303000| 72|7392000| 6l

东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总计|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资料来源；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2期。

高阳棉布销售区域更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销售高阳布共计515581匹，占全国销售总额的42．95％，销售值4283301元，占全国销售值的40％。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值，高阳棉布的主要市场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阳织布业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销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仅为149889匹，销售值为1379077元，在全国销售额中的比重分别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阳布匹销售区域分布情况

区域名称|销售数量(匹)|百分比|销售价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东| 6700.0| 0.56| 82006.4l| o．76

绥远|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尔|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陕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肃|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苏| 1168.5| 0.10| 13157.04| 0.12

广东| 1965| 0.16| 37751.03| 0.26

贵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总计|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资料来源：据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 236—238页表重新计算编制。

19世纪90年代初，定县棉布开始销往境外，甲午战争后，专营口外贸易的晋商在定县开设的布店日多，定县土布输出也日益增多，据估计，1913年达200万匹，1914年达260万匹，1915年达400万匹，约值2494000元，是定县土布输出的最高记录[4]．另据估计，潍县织布区，“每年出布约1000万匹，约值7500万元以上。其销路遍及全国，而且以河南为最。”[6]（P132）后起的潍县织布区也是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

最后，从乡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来看，手工织布业在近代华北乡村尤其是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山东潍县等地区经济总量及其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对传统农业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转而与工业化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地区，农户从事乡村手工业所获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如1924年，河北宝坻织布业经济区内织户每家依靠织布的平均纯所得为105．1l元，依靠农作物的净收入．佃农平均为26．38元，半自耕农为86．62元，也就是说，佃农农户的织布收入约占总收入的80％，半自耕农的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55％[7]，高阳织布区1932年共计50793人从事织布，据对344家织户的抽样统计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织布工资75．11元，占49．12元，自织布匹净利45．60元，占29．82％，两项合计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户耕地净利仅27 96元，占18．29％，副业及其他工艺收入4．24元，占2．77％。”[2](p142)可见，手工织布业在高阳农民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定县、潍县两大织布区的情形与上述两地大体相似。

明清史学者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是否存在着原始工：业化现象歧见明显，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纺织业中没有出现原始工业化的迹象。也就是说。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仍然处在家庭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之中，华北地区也不例外。那么工业化发生之后，为什么没有摧毁手工棉织业?相反，是什么力量导致乡村手工棉织业某种程度的发展呢?

首先，华北乡村手织业的半工业化得益于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我国农村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主要是受到农业生态环境恶劣、人均耕地严重不足的影响，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以家庭为生产与消费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仍然广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来经济势力的推动，一切仍如从前一样，那么相信它还会继续下去的．”[2](P11)在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我们不必讳言外国先进技术的客观作用，“倘无外国之货物与

技术之输入，中国经济社会恐犹是二千年来之社会，而不能有丝毫之改变．今日之得有新式工业，岂非受外国工业品之刺激而始然乎?”[8](P390)所谓“外来势力”就是大机器工业的全球化浪潮，对于传统的手工业来说，工业化尤如一面双刃剑，它既给传统手工业以致命一击，又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乡村手工业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对棉纺织业来说，遭受致命打击的是传统手纺纱，质优价廉的机纱剥离了手纺纱与手织布的紧密联系，剥夺了它赖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织布业，长期因纺纱的供不应求而得不到发展的手工织布业，因此解除了发展的“瓶颈”，它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要求改良织机，提高效率。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相继出现了改良的手拉机与足踏机，“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9](P682)，比起老式的木机来，手拉机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铁轮机的输入，该机“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2](p11)改良织机的输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质量，增加了花色品种，使其更适于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的机纱与改良织机的输入与使用激活了乡村手工业，“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布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7]。华北其他乡村织布业的半工业化亦莫不如此，这是就客观条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观上，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发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大力兴办工艺局，培养了一批适应半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力量，这批乡村技术人才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回到乡村，推动了半工业化的发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隶工艺局，所设实习工场从1903年至1907年，“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10](p526—532）。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乃至华北乡村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亦复不少。”[11](P1—2)“实习工场对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12](p4—6）宝坻也同样受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人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7]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13]

民间组织与地方能人在华北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起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高阳县为例，该县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阳商务分会肇始，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购买织机，试办工厂，是为高阳布实行改良之始，光绪末年商会诸人所办之织布工厂已养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实习工厂及各县工艺局养成之工徒，亦多散归乡间辗转传习，因之高阳附近农民熟悉织布新法日渐增多”，高阳商会还针对手织业者无力置机和购纱的状况，“又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向天津购买大批织机，规定贷机并领纱织布之办法”[3]，同时“选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给织布客户，改织宽面土布，推广实行，日增月益”[14](p225)，该会还曾多次开会集议推广乡村手织业，仅在1910—1912年间就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布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14](p233)。正是由于该会“在事人员提倡织纺，悉心筹划，调查本地之情形，因时度势，煞费苦心，竭尽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计”[14](p227)。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高阳织布区已扩展成为包括高阳、蠡县、安新、清苑、任邱等五县共计414村、43万人在内的以高阳县城为中心的手织业经济区。民国时期的高阳县志载：“张兴汉，字造卿，以商起家．……与韩伟卿、杨木森、李秉熙等创办商会，改良织布．二十年来，附高百里间，赖织布以营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阳留祥左村人王士颖仿造改良机的示范效应也十分明显，高阳购进东洋铁机之初，“行之数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适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县机声相接，布货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阳织布业最兴盛时期，“本县李叔良、李希古诸君赓续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国初年，苏子权将提花机引进高阳。为高阳产品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还应指出，在高阳布业发展困难时期的1921—1925年，农村中一部分“能人”(一乡或村中殷实而经验丰富的机户，在乡里中较受人敬重)应商人之请，担任“机领”或“机头”，他们的职责：“(1)遇有商号须添雇机户时，介绍新机户；(2)指导督察他所领的机户，努力工作，按时缴布；(3)如机户有领线后，不能缴布的，代商号追索原料或偿金．”[2](p22)“机领”或“机头”的出现为高阳布业渡过困难时期作出了贡献。

乡村手工棉纺织业本来就是传统农民家庭经济的重要部分，是应对人口压力、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在农业的经济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业门径尚未开辟之前，农民不会轻易放弃传统手工业，这并非农民保守使然，实乃生存所必需。机器棉纺织业发展的趋势本来是要摧毁乡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它也确实摧毁了乡村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纺纱环节，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场空间，使乡村手工业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织业，没有使失业的手工业者得到新的工作机会，相反，它的畸形发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织业的基础之上，因此客观上激活了手工织布业。近代华北若干地区的民间组织、地方能人在这种困境中利用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客观上的技术进步，引进先进工具，培养技术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径，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终究是一种进步。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华北若干区域的乡村手工棉纺织业进入半工业化发展阶段。

但是，除个别地区外，近代华北乡村手织业大体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有些地区的衰退出现得更早，其表现主要是生产萎缩、产量剧减、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数相应下降。如宝坻布业高峰时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织机8180架，1933年减为375架，减少了96％，织户由7620户减至360户，减少了95％，产量则由3222920匹减为105000匹，减少97%[7]。又如高阳织布业在1929年时开工的平面织布机约25000架，提花机约4300余架，使用棉纱约80000包，人造丝约20000箱，1930年，仍在生产的平面机约20000架，提花机约2300架，1931年平面织布机更减为15000架，提花机约1100余架，使用棉纱约25000包，人造丝约4000箱，衰落趋势十分明显[2](p27)。潍县是一个后起的乡村织布业经济区，1937年后，织布业跌人谷底，据调查，此前潍县织布区拥有织机10万台，此后，布机数量大帽下降，潍县织布区仅存5000台，其它布机或被严重破坏，或被迫拆卖、或流往济南、青岛、徐州、烟台等地，所使用的棉纱从全盛时期的10万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万捆，潍县土布业从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时论认为“手工业因为技术的缺乏科学基础，生产的不经济，制品之缺乏标准，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来之衰落，实由于此”[17]，这是从手工业生产内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业化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不同，相对而言，高阳、潍县等地织布业的生产技术与花色品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织户不仅使用了技术冰平与效率均较高的铁轮机和篓子提花机，而且所生产的布匹种类与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满足用户的所有需要，如棉布类包括白布、色布、条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纹布、宽面床单布、格纹布、斜纹条、罗纹布、小提花布、电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类有葛、绸、缎、罗纺、绨、麻丝格、衬里绸等。所以，调查者曾指出：高阳“所出各种布匹，名目过多，实举不胜举，且花纹颜色，日新月异”[2](p217—221)。还应指出，分散的农民织户和富裕的农民已经出现了联合开办作坊、甚至手工工场的趋势，以高阳最为典型，1926年至1932年，“兴起了一种主匠制的家庭工厂和增加了许多织卖货的织户……工厂的厂主，大都就是织布工人出身，见织麻布的获利，以他历年的经验和积蓄，自己或合伙开办小规模的织布工厂，购织机自数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过十架，招收工人学徒，代他做准备及织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监督指导，但很少再亲自动手了。”[10]有些织布工场甚至开始了向小型织布工厂转化的的尝试，如“民国22及23两年(1923、1924)之间，同和工厂曾首先购置电力络经机3架，整经机2架，纬线机1架，电力提花铁木机1架，电力条纹铁木机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动发电机再转动各机，试验成绩，已有可观．”[2](P30)这表明，华北乡村织布业中的半工业化已经显露出向工业化过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区都无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处于衰退之中，可见，技术与效率等内部因素并非是半工业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乡村半工业化现象的萎缩是否是由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已到了近代乡村必须放弃传统增长方式的地步呢?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乡村织布业来说，机织布与手织布生产效率及生产成本的比较，调查中的分歧较大，据严中平考证，“普通力织机。织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时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码，可管理二台至六台，即以四台计，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码，约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织机，每人每十一小时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码，是即一人使用力机的产量，为使用手机产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过也有考证者认为，以人力为动力的铁轮机与以电力带动的铁机每日(以12小时计)最高生产能力相等，均能织成长5丈2尺宽2尺4寸至5寸的32支头等布一匹[20]。再比较生产成本．王子建曾对高阳织布区手织业与东南各省华商纺织厂作过以下对比，在高阳，每一机(铁木机)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华商纺织厂，每一力织机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阳织100尺布的工资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厂里却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动力设备等统加上去，后者仍站在优越的地位上[6](p141)．实际上，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对比，人工成本之外，机织布的间接生产成本(如间接人工、折旧、辅助物料、动力费、税捐、修缮、保险费、职员薪金、职工伙食、文具等)、推销及管理费用等均作比较。我们仍诉之于王子建对七省华商纱厂的调查，表3是各种规格机织布每匹总成本：

表3 各种规格机织粗细布每匹总成本(单位：元)

成本分类| 细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间接生产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销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总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贸料来源：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第216页．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进一步核算，以12磅细纱为例，每匹布除浆质外，约用纱u．1磅左右，假定经纬纱均为22支，每磅纱价为0．54元，那么原纱成本即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项成本，共计8．121元。按上海货价季刊所载，1932年12磅细布，全年平均每匹卖价，折合成银元为9．378元。这样，每销售棉布一匹，可获毛利1．257元。在此基础上减去应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则所得纯利益为0．260元。如按折合成银元后的最低价、即7．832元售出，则又当亏损1．286元之多．因此，当时“若干布厂工程师，咸谓每织布一匹，当亏本一元”[21]（P218），看来，并非夸张。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乡村手织业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计成本的劳动力)、及无需付出管理费用的事实，那么，即使按力织机四倍于手织机的生产效率算，机织布在竞争中也未必能占据绝对优势。这也就说明，乡村织布业中的传统增长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乡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现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城市低度工业化状况所造成的，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乡村半工业化与城市低度工业化将共处共存．

从王业文明进化史看，近代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不过昙花一现，但它却留下了绚丽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传统手工业，也非工业化前的原始工业化，而是在大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并获得一定发展之后，传统手工业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积极方式。尽管在种种外力的干扰下，华北乡村手工棉织业中的半工业化进程被迫中断，但就已经出现的向工业化转化的趋势来判断，半工业化实际上是传统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一种动态现象．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城市低度工业化与乡村半工业化将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相互依存，如何促进半工业化向工业化转化，是全面实现工业化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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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R]．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On the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Village’s semi—indUStrialization of Modern China

Abstract：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of 1930，Semi-industrialization rose in the handi- craft cotton weaving in some rural areas of North Chi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 tive factors．The handicraft adopted progressive technology and was guided by market in the phase of se— mi—industrlalization．Beeause of the world Capital Economic CrisiS of 1929—1933，the Japanese-Chinese war of 193l and 1937，and so on，the semi-industrialization declined．In Spite of this，the semi—industri— alization played a positive role and had a grear influence on the Village’s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we ought to distinguish the semi—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cottage—handicraft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自然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等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阐述，虽已愈来愈清晰，却并非已无疑问，有的甚至更为模糊，思想更为混乱。因此，当我们已比较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经验教训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取其有益成份，为我所用，就很有必要在此作一番讨论，以求正本清源，更好地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拟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⑶对抹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各种观点辨析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这里是打算从历史的角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说明计划与市场二者是相互对立或相互替代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必然要求。但如何实现这一按比例发展要求，即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这不同方式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在上升发展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即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进一步把市场机制吹嘘成像受地心引力的钟摆那样，是一部非常灵巧美妙的合理配置资源的万能自动器。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明确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于是，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这样，在人类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就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同时也依此而展开了各种不同思路的争论。

十月革命后，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社会主义的冲击和威胁的情况下，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发动了一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攻击。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算》一文，公开指责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为资源的合理配置需以经济计算为前提；经济计算要以价格机制为前提；各种物品的价格决定必须依存于市场，市场的存在必须以各种物品的所有人互通有无为前提。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所有这一切条件都不存在，因而就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断言“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 (见《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第9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米塞斯的追随者，伦敦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斯（lord robbins）、哈耶克（f·a·v·hayek）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在他们看来，一旦实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于是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将不复存在，个人主动性、进取心无法发挥，结果是滋长，极权主义盛行。罗宾斯说，计划当局“将会试图象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军队那样来管理整个生产……这种制度将要求把作为生产者的个人资金编入严密的组织”。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英文版，第154－155页。)哈耶克在1938年发表的《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相容。他在1944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制混为一谈，认为都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情况说明，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只是一般地提出和论证了市场机制的方法；十月革命以后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计划经济视为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对立物而加以疯狂攻击了。

面对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攻击，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 给予坚决的反击。他在1936年－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名论文中指出，米塞斯实际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一定完全排除货币价格工具的存在。同时他还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具有客观的性质。一旦中央计划当局把这种价格作为计算的工具，即可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在他1965年去世后才发表的《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又针对哈耶克、罗宾斯认为价格若由中央计划去计算需要解几百万个方程的观点时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者注），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锁的试验似乎过时了。”(转引自李可等著《20世纪初的西方经济学》第138页，复旦大学1990年出版。)兰格的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科学，但他站在同情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但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其作用。

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运用计划机制不失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有效方法。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wilfredo pareto）早在1902－1903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就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和一种理想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经济计划”。 (转引自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403页。)另一个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在1908年写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部》一文中也认为，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参见《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第70页，洪银兴、周晓寒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当米塞斯发动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攻击之后，除兰格之外，还有一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弗雷德·曼维尔·泰勒（fred manville taylar）、英国的亨利·道格拉斯·迪金森（henry douglas dickinson）等都不同意米塞斯之流根本否定计划机制的观点。

60－70年代，前东欧各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实践进程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认为，兰格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二元运行机制，而且市场范围狭小，其中生产资料市场还是一种“模拟市场”，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试验法确定的市场价格易于失真和滞后，同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动力，以及企业能否对“模拟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及时作出反应的问题，因而在应用上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也从未能付诸实践。在提出这种意见的经济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⑴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霍尔瓦特。他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有可能；市场定价体系有平衡供求、合理分配稀缺资源，使经济行为合理化和公平化以及选择最优物质结构等四大功能；废除市场必然导致（前）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而是东欧经济学家中较多强调市场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⑵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brus）。他在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各种不同模式之后提出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他认为这是在理论上比较正确和理想的一种模式，优点在于使供给结构更有弹性地适应需求结构。这种适应在计划所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的限度内，是在供货者和购买者之间直接挂钩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必由中央一级直接地详细地加以决定，也不必在每一场合由中央一级批准。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他强调兰格没有考虑硬预算和买方市场等条件，因而其模式是立足于对计划者和企业行为的错误假设之上。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其著名的短缺理论实质也是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⑷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市场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功能不仅仅在于信息和管理，而且主要应归结为利益问题；企业应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既要受益于正确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盈利，也要承担经营责任和投资风险。

总之，前东欧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修改和深化了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付之于实践最典型的则是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深化了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完全同于兰格模式，即它不像兰格模式那样重视计划的作用，而是强调企业和工人自治的作用。至于这个模式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回答。现历史已对这个模式作了不成功的结论。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不仅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频频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当市场，英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英国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1884年成立费边社）。本世纪20－30年代托尼、德宾和盖茨克尔阐述了新费边社会主义即英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45年工党上台之际，英国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合流，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经济学，即英国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收入社会化，鼓吹“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建立“福利国家”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生产资料社会化。力图通过“国有化”政策把若干部门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所有，把单一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并将其视为改变所有制，从而使生产者摆脱被束缚地位的重大措施；第三，中央计划当局运用市场最优配置原理来指导决策。要求有自由选择的劳动市场，并以市场定价和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进入8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又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的热潮。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的李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牛津大学米勒写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等，在这场讨论中唱了主角。他们提出了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姻理论”和旨在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主导机制”理论，企图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和福利政策，就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但很明显，英国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它们把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工党政府身上，既不触动其政治结构，也不从根本上改变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以上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究竟如何配置资源，长时期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两种方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依靠计划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计划与市场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实质究竟是什么等等。

从社会历史的实践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计划配置资源，虽然带来不少弊病和消极作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高速发展，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现在，有的把过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往存在的一切历史曲折和失误的根源都在于实行了计划经济，甚至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国企困难和“括风”等等也归咎于实行了计划经济。因此，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谈谈过去计划经济的得失问题。

就前苏联来讲，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曾使一个落后的沙俄在半个世纪内成为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重工业、国防力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若再考虑到苏联还顶住了法西斯疯狂侵略的历史功勋和遭受战争的巨大损失，而美国却成了战争的受益者等因素，更可显示出计划经济威力。在苏联，只是在战后，当经济已进一步大发展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才愈益显示出其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当加以调整；而且这时苏联已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境况，本来可以对国民经济结构作适当调整，加快发展轻工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快地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但这时，在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下，却固守原有的体制和经济结构不变，到了最后又根本否定计划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经济。

就中国来讲，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使中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变成基本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53－1978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国民收入为6.0%，社会总产值为7.9%，工农业总产值为8.2%，.大大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同期原煤从0.66亿吨增至6.18亿吨，发电量从73亿千瓦/小时增长至2,566亿千瓦小时，钢从135万吨增长至3,175万吨，成品钢材从106万吨增至2,208万吨，水泥从286万吨增至6,524万吨，分别增长8－34倍。从主要农产品产量来看同期粮食产量从1.6392亿吨增长到3.0477亿吨，棉花从130.4万吨，增至216.7万吨，分别增长86%和67%。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由57.73%下降到32.76%，工业（不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的比重从19.52%上升到49.40%；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从56.9:27.8:15.3变为24.8:32.4:42.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却基本保持物价稳定，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50年代即使承受着恶性通货膨胀余波的冲击，也只2.3%，60年代为0.92%，70年代为0.56%。因此，除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外，人民生活稳定，全国居民消费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9年上升到188。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依靠计划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顺利地进行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由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基本建设。而且这些项目的大多数是配置在我国工业交通一向不发达的经济落后的内地，缩小了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的产业结构布局；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新型工业部门，并建立起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和国家安全体系。

在8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系虽然已被冲破，但经济计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起着相当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又有了进一步提高，1979－1990年我国gn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7%。国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8.4%。

可见那种完全否定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完全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必要性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至于有的人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国企困难、“刮风”等等消极现象也一股脑儿地归咎于计划经济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不需多费笔墨，只要排列一下时间顺序就足可把这种“因果”关系论彻底。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开始之日起，就已在不断被改革、削弱之中，作为其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产品指令性计划指标，时至今日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78年纳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有837种，达到历史的最高峰。199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属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仍实行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食用植物油、生猪、食糖、棉花、紧压茶、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盐、成品油、卷烟、烟叶、中药材等14种。)然而我国目前十分引人注目的腐败、国企困难等等恰好是在近20年来计划经济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在此之前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而自豪地说，在那儿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廉洁奉公的干部；国企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所以，怎么能说计划经济带来了腐败和国企困难呢？在此，我们并非说计划经济在过去的实践中是完美无缺和不需要改革，这在后面将会论及。但若把当前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20年前的计划经济是无论如何难以令人信服的。至于说到“刮风”，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与计划经济更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证明，过去有“浮夸风”“共产风”；现在也有迷信“一包就灵”、“一股就灵”，还有“下海风”、“出国风”、大吃大喝，奢侈浪费风，以及假冒伪劣,虚报浮夸凤,等等。所以把“刮风”现象也记在计划经济的账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同历史上任何新事物一样，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也不可能不经过历史的曲折和考验。我国过去经济计划的主要缺陷：一是只片面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二是由于作为计划基础的经济统计工作薄弱，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够准确，使得计划缺乏科学性、准确性；三是计划过死，集中过多，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四是在计划安排上，在正确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却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使消费品的生产相对不足等等，然而，这一切缺陷都是由于经验不足，在运用经济计划规律的实际操作中发生的问题，而不是计划要求本身有什么过错。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计划工作必须改革是毫无疑问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改革是要改其缺陷，而不能全盘否定，正如倒污水不能把小孩一起倒掉一样。

其实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手段，不论其社会形态如何，都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全面合理地配置资源，任何偏废都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的。因为市场调节是从微观经济利益出发的，即使在微观上是最优的，在宏观上却不一定最优；计划调节是从宏观出发的调节，因而对微观的利益则往往易于忽视，资源利用的潜力就难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一个统一整体，因此，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就自然需要相应地使宏观上的计划机制与微观上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合理地使用，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往下我们将会看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真理。

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片面强调市场机制调节，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由于市场调节本身所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便不可避免地使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以至在本世纪30年代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以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为特征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彻底破产。

面对30年代大危机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凯恩斯理论是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体系却缺乏微观的理论基础。战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又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新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同时，又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在宏观调控方法上实行“相机抉择”、“松紧搭配”的“一揽子”计划。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或者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用作配置资源手段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区别于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既要以市场经济调节为基础，又要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乃是对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战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下，都通行的是上述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之所以有相对稳定、较快发展的局面，而未出现30年代那种大危机，就与实行了这种新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有关。可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乃是完善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不可缺少的。

作为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无疑更有必要，也更有可能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因为公有制企业为宏观计划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和微观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而早有预见地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之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且如前所述，在十月革命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正确原理，在过去相当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即在进行有计划地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以致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困难，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困难也愈益明显。正如陈云同志1979年3月在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时候说的：“在十月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作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 (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克服过去单纯依靠计划调节的片面性，而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取二者之所长，补二者之所短，而不是要用市场去取代计划从而根本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正如同志在党的14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说：“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是说，同志在阐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强调运用计划手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当我们把计划和市场看为配置资源手段的时候，对计划和市场二者的关系，则只能理解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能视为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或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使我国经济有了较为迅速、稳定的发展。

以上事实说明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后都逐渐发展到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阶段上，这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市场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的计划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二者殊途同归。这个事实再次说明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替代的关系。

必须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企图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鼓吹市场经济万能，把市场机制吹嘘为人类最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并认为，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根本否定经济计划性，谁说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计划性，就要被扣上要走回头路，再搞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大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近些年来的事实表明，每当国家放松了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出现不同程度混乱，每当加强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趋向于稳定。如1993年以来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正确决策下，逐步取得“软着陆”的胜利和“高增长、低通涨”的大好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也必须看到，在这大好局面下，迷信市场万能的倾向还远未清除。如有些地方、部门、企业抵制宏观计划调控，任由市场调节，以致出现大而全，小而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经济结构失调，企业开工不足，加重了工人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就是其明显的表现。据《人民日报》披露的材料，我国一些主要行业如机械、电子、轻工、纺织普遍是一般加工产品大量供过于求，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多在70%以下；在50%、40%以下的为数也不少。(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重复建设主要在加工产业》。)若从全国600余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来看，过供于求的商品在1997年上半年占5.3%，下半年猛增到31.8%，高出26.5个百分点(经济日报1998年2月25日，冯并、阎卡林《全面认识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一些工人被下岗分流，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这是在改革中出现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据估计，目前城镇下岗尚未就业的有约600万人，加上登记失业的570万人，失业率高达6.3%左右(见中国信息报1998年2月24日《城镇就业答问录》。)。不可理解的是，现有些人对于这种结构失调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不仅未从计划削弱方面去找原因，（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反而责怪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果。如前所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就已处于不断削弱之中，时至今日，还纳入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等14种农副产品。现在生产过剩，结构失调的产品，恰恰不是计划分配的农副产品，而是市场调节的机械、电子等产品。比如1997年轿车全国生产能力可达110万辆，产量只47.9万多辆开工率不及45%(经济日报1998年3月12日《冷静看待汽车降价》。)。再如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605种商品的排队显示,供过于求的商品在1999年上半年占72%,下半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约80%,其中供过于求的工业品占到91.14% 。其他在第三产业中，诸如高档商场，星级宾馆也大量重复建设，设备闲置，难道也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么？

可见，我们如果不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之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单纯片面地以市场调节去代替或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就没有不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和混乱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前面已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都需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市场经济。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区别，事实上二者是有原则性的本质区别的，有的企图否认二者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词在国内外文献中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指生产的产品是用作交换的商品，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以区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二是指在社会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机制，以区别于通过计划和国家干预来配置资源的方法，我们在上节里主要就是在这一含义上来论述市场经济的；三是指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经济学家戴维·w·波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出版）解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经济”。不仅如此，过去联合国也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并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区别的。例如，在剧变之前《联合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世界统计提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国家、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developing market economics）国家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种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三种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是不科学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一些合理因素，即承认市场经济中包含有作为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的制度（不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内涵。我们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手段，它所以能调节和配置资源，仅仅因为它能调整参与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能对其产生强有力的激励、约束功能的结果。可见，市场经济既是一种配置生产资源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维护人们某种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即维护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行为主体按照他们所投入的资源、产品多少好坏来获取不同利益的经济制度。当然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独立地或孤立地存在的；相反，它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从属于或依附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一种派生的经济制度。

为什么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从属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派生的制度呢？这是由于一种社会形态最基本制度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内容的，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不同所有者之间对产品进行的交换或产权交换，所以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社会的基本制度相联系，并作为其派生的一种经济制度而出现的。单纯的抽象的市场经济是从来没有的。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怪西方经济学家总是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二者几乎可以划等号。后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发现，市场经济还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起来，并从属于后者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一样。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以上说明，市场经济一词通常有着三种不同含义，实际上这三种涵义都是其客观存在的思想反映，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内涵。简言之，市场经济就是指在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用以配置资源和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体系。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两种不同性质社会的基本制度本来就有本质的区别。这两种社会的基本制度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两种市场经济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利益，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以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在现实的操作运行上，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

1.两种市场经济各自与之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这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成分共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则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的成份，而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乃是两种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这里有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需要给予说明：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有的认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之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坚持公有制，就意味着从事社会化生产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成了企业的主人，能自觉地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放弃公有制就意味着劳动者或迟或早将要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使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恩选集第4卷，第303页）。这里说明公有制乃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基本特征。一切修正主义者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放弃了对实现公有制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伯恩斯坦说：“只要社会一充分行使它的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那末经济企业向公共经营的实际转移就不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了。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社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当然我国目前由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的要求又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实行坚持以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第二，所谓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即在量上要求公有资产必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优势，当然，这个优势不应该只计算纯公有企业部分，同时也应把融入非公有企业中的公有资产部分一并计算在内。这是十五大所明确提出来了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同时在量上，既然是‘优势’，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就不能只占少数或50%以下，也不能只是简单多数或50%以上，而必须是60－70%以上或2/3以上。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否则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难以保证的。十五大报告中还指出这个公有资产的‘优势’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因此，有的村、乡甚至只有几万人的小区、小县，并不一定都要求公有资产占据优势，但也不能把这“有的地方”任意地无限扩大到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几个省的范围，因为这就无异于把“一国两制”的方针任意扩大到大陆境内。而且从发展的观点看，私有的范围如果在逐渐从一村、一乡、一区、一县一地扩大发展，就难保不会影响其他地区省市以至动摇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逐渐演变的现实。如，据统计资料表明，有的省份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降到50%以下(据《中国信息报》报导，广东早在1992年底非公有企业注册资金（2,646.8亿元）就已超过公有（国有、集体）企业注册资金的总和。国有、集体、非公有企业之比重，分别为30.2%、16.4%、52.4%见《中国信息报》1993年4月23日。)，这是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的。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量上，还应表现在质上。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十五大不仅重申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制经济占有量的优势，而且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控制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或导向作用也要纳入公有经济“主体”内涵之内，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份。可见，在十五大报告中，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内涵，比人们过去所理解的更丰富，要求更高，而不是像目前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更低了，即认为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现似乎已不要求在量上占优势，因而它在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大小已无足轻重，或者说已可继续下降，首先是国有经济可以继续下降，乃至下降到20%或者更少的程度。(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经济信息报》1995年9月7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本来质与量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质的提高只能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起码的哲学常识。十五大要求“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并不是要抛开量的要求而去追求所谓质的提高，事实上如果削弱了量的要求、质的提高也就犹如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大厦是没有根基的。设想如果国有资产只占社会总资产20%（即在量上，公有经济已不占优势），它又怎么能保证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它又怎么能起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导向作用，充其量最多也只能像西方某些国家的国有经济所起的那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导向作用而已。

看来，要想把我国国有经济起着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国有经济的导向作用，已不是我们妄加在那些论者们头上的主观推论，而是由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蓝图。比如有的强烈要求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行业，积极主张“国有经济应主要集中于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非国有企业办不了或办不好，因而只能由国家兴办的事业”。有的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国有企业的范围，说什么“我们国家真正需要实行国有制的只有公益性产业，如城市交通等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甚至亏损的，或有关产业，如邮电、航空等”(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信息报》1995年9月7日。)据他们计算，这些国有企业资产在总资产中不足20%(同上。)原来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让只有微利或亏损的企业由国家经营，即由国家承担亏损，让其余80%的非国有企业，主要是让非公有经济的外国老闾和国内大款们去赚大钱，从而改变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使之成为替资本家服务的工具，即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说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的、为私人资本服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根本的经济原因就在于它用国家财政收入来承担亏损，以便让私人资本企业去赚大钱。事实上，西方国家一般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建立起国有企业的。而且它们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约占20%，有的甚至更多。如1968年西方各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英国17%、西德227%、意大利28%、法国33%。(《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2页。)可见，那种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把国有资产比重继续下降的观点，实际是企图按西方模式来把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变为资本主义性质，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观点。

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质方面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公有经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方面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体现的，不单是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或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后来，马克思给所有制下一般定义时进一步指出，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这里说的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因此，所有制的概念从表面上看只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而实质却是通过这个人与物的关系体现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对劳动力占有支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则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占有、支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则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占有和运用的关系。恩格斯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时还特别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其“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6页。)所以，对公有制主体的概念除了要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物关系，即公有资产所占总资产的比重外，还不能不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是否也占主体，即全社会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主体部份是否已摆脱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束缚而成为在公有企业的主人。因此，在目前如果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和解决国有企业的某些困难而使大批工人沦为非公有企业的雇佣工人，以致最后发展到雇佣工人成为全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就很难说是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第三，非公有经济的性质问题。有的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就断言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这又是一大误解。这里说的“基本制度”不过是我们前面一再指出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或所有制结构，乃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有居于非主体地位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可见把非公有经济成份纳入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之中，绝不等于说非公有经济就已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了。所以十五大在提出了上述“基本制度”概念之后，紧接着又解释性的强调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却从没有说，也不可能说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如果把非公有经济也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那么，我国目前就已经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其实，客观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个体经济属于小生产经济，具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可以被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因此，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这里，之所以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前还要附加“基本上”三个字的定语，是因为考虑到有些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主也参加少许生产劳动，因而还不是完全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2.两种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按资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因而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制度，因而会兼顾公平与效率，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明确提出来了的。也是前述所有制结构所派生的一个结果。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消费品的分配自然要以按劳分配为主，它充分体现了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产品的分配自然还须相应地存在其他分配方式。所谓其他分配方式，包括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的产品，全部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所有（除去交纳的税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品除按劳动力价值支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和奖金外，其余都按出资的多少，分配给投资者所有，或者说实行按资分配原则。由于企业资本的来源不同，有的是企业主自有资本，有的是借入资本，因此这按资分配的剩余价值部份，往往划分为利润、股息、利息等各种不同形式分给各个资本持有者。此外土地所有者也需分得一份地租。这样在非公有经济中的分配就有了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和作为剩余价值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利息、股息、地租以及个体小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等各种形式，而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以各自提供不同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为依据的，因此，这“其他分配方式”又可较具体地表述为“按要素”分配。所以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时，在重申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之后，紧接着又具体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很显然，这里说的二者的“结合”，不言而喻的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要素分配为补充的条件下的相互结合，而不是二者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情况下的结合。

目前对十五大表述的分配制度有三种误解是应该澄清的。

第一，有的认为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应占居主体地位。这种观点不仅与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不相称，而且与十五大强调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规定是相矛盾的。

第二，有的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之中，从而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体，甚至全部都是按要素分配。在他们看来，劳动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所以“按要素分配”中已包含了按劳分配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对十五大精神的一种曲解。如果“按劳分配”可融于“按要素分配”之中，那么再提“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起来”就完全是多余的，而只需提“按要素分配就够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十五大讲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是分别指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不同经济中的分配制度，二者既不能相互兼容，也不能相互替代。即使就劳动这个要素来讲，它在公有制下所得的收入是按劳分配的结果；私营、外资企业中得到收入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即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或价格；在个体小生产下是劳动者全部劳动的收入。后二者与“按劳分配”所得的收入都有原则的区别。实际上那种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的观点的要害也就在于企图抹杀这种不同所有制下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的原则区别，进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要素分配相混淆，从而在分配制度上抹杀两种市场经济下的本质区别。

第三，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相混淆。十五大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观点，有的就误以为十五大已承认了价值由生产要素创造这一观点，所以才需要按要素分配。其实价值的分配与价值的创造完全是两码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出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要素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要素，也有不创造价值但却瓜分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等。论者笼统地说生产要素能够创造价值，或者说它们在价值的创造中作出了“贡献”，无非是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无偿瓜分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辩护，掩盖其剥削的实质而已。这种观点的庸俗性质，马克思在对“三位一体”公式的评析中已作了充分揭露。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现在还需着重说明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习惯于把技术、信息、品牌和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也列入生产要素之中，在产品分配中它们自然也应得到一定相应的收入。但这些要素从分配中所得到的收入的性质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而不能笼统地说它们都是由于自己创造了价值的结果。现分别说明如下：

⑴就技术要素来讲，如果指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知识经验，实际是劳动者脑力和体力，主要是脑力劳动能力，因此，依以获得的收入可以归入按劳分配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收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指的是一种技术成果，如技术设计图纸、专利、机器设备，则可以视为各种不同的积累劳动，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其依以获得的收入一部份是转移的价值，一部份，很可能更多的部份是因使用这种新技术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⑵就信息要素来讲，由于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劳动和其他各种费用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物化劳动的一种形式，尽管有的信息并无一定载体，所以依信息而获得的收入部份有类似于技术成果的收入：一部份属于转移的价值，另一部份属超额利润。

⑶就品牌来讲，实际是指企业产品的信誉。它本身并非劳动的凝结，因而并无价值可言。但由于它是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优等的规模、诚实的宣传等因素为基础的。而这些因素又都是直接、间接劳动投入的结果，所以品牌本身虽然没有价值，但归根结蒂与劳动价值有关，即品牌之所以有价格，是由于企业凭着与劳动价值有关的产品的信誉，能扩大销路，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能给本企业带来超过同行业中一般企业的利润，这可称之为“行业超额利润”，以区别于个别企业因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名牌价格就是这个行业超额利润的资本化，正如没有价值的土地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一样。

用公式来表示：

行业超额利润量

名牌价格（或名牌价值）= ————————

利息率

（rpm–arpm）(q)(spp)

= —————————————

i

式中rpm表示名牌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rate of possess market,缩写rpm），arpm表示同行业产品平均市场占有率（average rate of possess market,缩写arpm），q表示同行业产品销售总量（quantity,缩写q），spp表示名牌企业平均单个产品的利润额（single product profit,缩写spp），i表示利息率（interestrate,缩写为i）。这个用英文大写字母表示的分子式的含义是很明确的，分子为名牌企业所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分子为银行存款的一般利息率。公式表示，某个名牌的价值就是该名牌企业所能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资本化了的价格。其它企业愿以这个价格去购买这个名牌，就等于投下这个价格的资本以求获得行业超额利润，所以，这个价格也就成了品牌的价格或价值。

⑷就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来讲，如果属于生产企业的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决策和管理才能，就如同企业的普通劳动者的才能一样，属于劳动力的内容，因而它的使用能创造价值，所以，这部份收入是劳动收入，而且一般应比普通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他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要大，或者劳动的贡献要多。但目前我国有些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往往比普通劳动者高出很多倍，比如高出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上百倍。则其中一部份乃是瓜分了工人剩余劳动而得来的，因此是不合理的。

总之，按要素分配的收入，并非都是要素创造的价值收入，因而从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笼统地说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贡献的价值分配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被马克思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3.两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有重大差别。

在运行机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把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结合起来，但二者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却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应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的作用就比较薄弱，即一般都限于间接的调控和参考性、意向性的计划。国家约束力比较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更有可能加强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由于宏观计划反映的是国家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市场机制的调节只是以个别企业眼前的、局部利益为依据的，因此，要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在宏观计划的主导之下把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从而使企业的眼前、局部的利益与国家长远、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前者眼前、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后者长远、整体的利益。

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即使需要有计划也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让其发挥补充的作用。从而把市场凌驾于计划之上，根本否认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相混淆，甚至使国家在运用计划调控的作用上比起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等都还不如。

4.两种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实行按要素分配，形成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加之，在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配置资源方式下而形成无政府生产，必然造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严重的失业。因此，失业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便能兼顾公平与效率，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因而不会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特别是要在宏观计划主导下把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便能最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避免无政府生产和结构失调，同时也就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所在。

我们不否认，我国现实既有经济的盛衰起伏，又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但这绝不是因为我们在实行市场经济中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结果，相反，恰恰说明我们还没有认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比如没有认真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需求不足；放松或削弱了计划主导作用，片面的过多地让市场机制盲目调节生产、流通，造成某些重复建设和产品、产业结构失调，最终造成总量的和结构性的相对生产过剩，开工不足，人员下岗失业。换言之，从现实来看，我们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没有很好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以致出现一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必然出现的问题和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说明，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把两种市场经济给以严格区别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