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论文范文

转基因技术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转基因技术发展历程利弊关系

1前言

转基因技术是生命科学前沿的重要领域之一。自从人类耕种作物以来，我们的祖先就从未停止过作物的遗传改良。过去的几千年里农作物改良的方式主要是对自然突变产生的优良基因和重组体的选择和利用，通过随机和自然的方式来积累优良基因。遗传学创立后近百年的动植物育种则是采用人工杂交的方法，进行优良基因的重组和外源基因的导入而实现遗传改良。因此，可以认为转基因技术是与传统技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都是通过获得优良基因进行遗传改良。但在基因转移的范围和效率上，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有两点重要区别，第一，传统技术一般只能在生物种内个体间实现基因转移，而转基因技术所转移的基因则不受生物体间亲缘关系的限制；第二，传统的杂交和选择技术一般是在生物个体水平上进行，操作对象是整个基因组，所转移的是大量的基因，不可能准确地对某个基因进行操作和选择，对后代的表现预见性较差。而转基因技术所操作和转移的一般是经过明确定义的基因，功能清楚，后代表现可准确预期。因此，转基因技术是对传统技术的发展和补充。将两者紧密结合，可相得益彰，大大地提高动植物品种改良的效率。

2转基因技术的介绍

转基因技术是指用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外源基因导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使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发生改变的技术，可分为转基因动物与转基因植物两大分支。人们常说的“遗传工程”、“基因工程”、“遗传转化”均为转基因的同义词。

2.1转基因植物技术

转基因植物是指利用重组DNA技术将克隆的优良目的基因整合到植物的基因组中，并使其得以表达，从而获得的具有新的遗传性状的植物。自1983年世界第一例转基因植物——烟草问世以来仅20多年的时间，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和应用就已经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已有近1000例转基因植物被批准进入田间试验，涉及的植物物种有50余个，已有48个转基因植物品种被批准进行商业化生产。常见的转基因植物技术有：

（1）农杆菌介导转化法。农杆菌是普遍存在于土壤中的一种革兰氏阴性细菌，它能在自然条件下趋化性地感染大多数双子叶植物的受伤部位，并诱导产生冠瘿瘤或发状根。根癌农杆菌和发根农杆菌的细胞中分别含有Ti质粒和Ri质粒，其上有一段T-DNA，农杆菌通过侵染植物伤口进入细胞后，可将T-DNA插入到植物基因组中。因此，农杆菌是一种天然的植物遗传转化体系。人们将目的基因插入到经过改造的T-DNA区，借助农杆菌的感染实现外源基因向植物细胞的转移与整合，然后通过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再生出转基因植株。农杆菌介导法起初只被用于双子叶植物中，近年来，农杆菌介导转化在一些单子叶植物（尤其是水稻）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2）基因枪介导转化法。利用火药爆炸或高压气体加速（这一加速设备被称为基因枪），将包裹了带目的基因的DNA溶液的高速微弹直接送入完整的植物组织和细胞中，然后通过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再生出植株，选出其中转基因阳性植株即为转基因植株。与农杆菌转化相比，基因枪法转化的一个主要优点是不受受体植物范围的限制。而且其载体质粒的构建也相对简单，因此也是目前转基因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方法。

（3）花粉管通道法。在授粉后向子房注射含目的基因的DNA溶液，利用植物在开花、受精过程中形成的花粉管通道，将外源DNA导入受精卵细胞，并进一步地被整合到受体细胞的基因组中，随着受精卵的发育而成为带转基因的新个体。该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我国学者周光宇提出，我国目前推广面积最大的转基因抗虫棉就是用花粉管通道法培育出来的。该法的最大优点是不依赖组织培养人工再生植株，技术简单，不需要装备精良的实验室，常规育种工作者易于掌握。

2.2转基因动物技术

转基因动物是指用实验导入的方法将外源基因在染色体基因内稳定整合并能稳定表达的一类动物。1974年，Jaenisch应用显微注射法，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获得了SV40DNA转基因小鼠。其后，Costantini将兔-珠蛋白基因注入小鼠的受精卵，使受精卵发育成小鼠，表达出了兔卜珠蛋白；Palmiter等把大鼠的生长激素基因导人小鼠受精卵内，获得“超级”小鼠；Church获得了首例转基因牛。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成功地获得了转基因鼠、鸡、山羊、猪、绵羊、牛、蛙以及多种转基因鱼。主要的转基因动物技术包括有：

（1）原核显微注射法，又称DNA显微注射法，即通过显微操作仪将外源基因直接用注射器注入受精卵，利用外源基因整合到DNA中，发育成转基因动物。其创始人是Jaenisch和Mintz等。此方法目前应用较普遍，现在的转基因动物研究大都是在Palmiter等方法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而进行的。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外源基因的导入整合效率较高，不需要载体，直接转移目的基因，目的基因的长度可达100Kb。它可以直接获得纯系，实验周期短。但需要贵重精密仪器，技术操作较难，并且外源基因的整合位点和整合的拷贝数都无法控制，易造成宿主动物基因组的插入突变，引起相应的性状改变，重则致死。

（2）逆转录病毒载体法，指将目的基因重组到逆转录病毒载体上，制成高浓度的病毒颗粒，人为感染着床前或着床后的胚胎，也可以直接将胚胎与能释放逆转录病毒的单层培养细胞共孵育以达到感染的目的，通过病毒将外源目的基因插入整合到宿主基因组DNA中去。这种逆转录病毒被用重组DNA技术修饰后作为基因载体在应用中优于微注射法之处为：无需要重排，可在整合点整合转移基因的单个拷贝；将胚胎置于高浓度病毒容器中，或者与被感染的细胞体外共同培养，或微注射鸡胚盘里，整合有逆转录病毒的DNA的胚胎率高。缺点是：需要生产带有转基因的逆转录病毒；插入逆转录病毒的基因有一定的大小限度；所得转基因家畜的嵌合性很高，而需要广泛的杂交，以建立转基因系；转基因的表达问题尚未解决。

（3）胚胎干细胞介导法是将基因导入胚胎于细胞；然后将转基因的胚胎干细胞注射于动物囊胚后可参与宿主的胚胎构成，形成嵌合体，直至达到种系嵌合。其优点是：在将胚胎干细胞植入胚胎前，可以在体外选择一个特殊的基因型，用外源DNA转染以后，胚胎干细胞可以被克隆，继而可以筛选含有整合外源DNA的细胞用于细胞融合，由此可以得到很多遗传上相同的转基因动物。缺点就是许多嵌合体转基因动物生殖细胞内不含有转基因。目前，胚胎干细胞介导法在小鼠上应用比较成熟，在大动物上应用较晚。

3转基因技术的利与弊

科学家发明转基因技术的初衷是想利用该技术造福人类，既可加快农作物和家畜品种的改良速度，提高人类食物的品质，又可以生产珍贵的药用蛋白，为患病者带来福音。比如说，抗虫的转基因玉米不会被虫咬，可以让人们放心食用；将能产生人体疫苗的基因转入植物食品，人们就可以在食用食物的同时增加自身对疾病的抵抗力。

但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是否会造成潜在的尚不可能预知的危险？大量转基因生物会不会破坏生物多样性？转基因产品会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一些科学家们开始担心对生物、植物生命进行的“任意修改”，创造出的新型遗传基因和生物可能会危害到人类。它们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污染，即所谓的遗传基因污染，而这种新的污染源很难被消除。还有，转基因农作物和以此为原材料制造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影响也尚未有定论。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转基因技术的负面影响也作了大量研究，出现了许多相关报道，如英国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刊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约翰·罗西的一篇论文，引起世界震惊。论文指出，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把抗虫害转基因玉米“BT玉米”的花粉撒在苦苣菜叶上，然后让蝴蝶幼虫啃食这些菜叶。4天之后，有44％的幼虫死亡，活着的幼虫身体较小，并且没有精神。而另一组幼虫啃食撒有普通玉米花粉的菜叶，就没有出现死亡率高或发育不良的现象。论文据此推断，BT转基因玉米花粉中含有毒素。另据报道，英国伦理和毒性中心的实验报告说，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与普通大豆相比，两种转基因大豆中的异黄酮成分减少了12％～14％，还有巴西坚果事件等。

面对国际上出现的种种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议，许多科学家、学术团体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态度。由美国Tuskegee大学Prakash教授2000年1月起草的题为“科学家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的声明”，已征集到世界上3000多位科学家的签名，其中包括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JamesWatson，绿色革命的创始人、诺贝尔奖得主NormanBorlaug，世界粮食奖获得者、国际水稻研究所首席育种家GurdevKhush。该声明称，“对植物负责任的遗传修饰既不新也不危险。如抗病虫等诸多性状已通过有性杂交和细胞培养的方法经常性地引入作物中。与传统的方法相比较，通过重组DNA技术引入新的或不同的基因并不一定会有新的或更大的风险，且商品化的产品的安全性则由于目前的安全管理规则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障。遗传新技术为作物改进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精确性。”

因此，笔者认为和现代任何一项工业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也具有两面性，有长亦有短。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等生物技术时，应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规范管理，使转基因技术能够健康发展。

4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展望

当前条件下，转基因技术还存在许多不足，还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之中，表现在：转基因表达水平低，许多转基因的表达强烈地位受着其宿主染色体上整合位点的影响，往往出现异位表达和个体发育不适宜阶段表达，影响转基因表达能力或基因表达的组织特异性，从而使大部分转基因表达水平极低，极少部分基因表达水平过高；难以控制转基因在宿主基因组中的行为，转基因随机整合于动物的基因组中，可能会引起宿生细胞染色体的插入突变，还会造成插入位点的基因片段丢失，插入位点周围序列的倍增及基因的转移，也可能激活正常状态下处于关闭状态的基因；不了解哪些基因控制多数生理过程，不了解基因表达的发育控制和组织特异性控制的机制；制作转基因动物的效率低，这是目前几乎所有从事转基因动物研究的实验室都面临的问题，也是制约着这项技术广泛应用的关键；对传统伦理是一种挑战，对人类的生存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等。但笔者相信只要通过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和各国对转基因技术的规范管理，保证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的健康而有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如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监管，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等，应该更深入的了解转基因技术其中的奥秘，只有更了解它才能利用好它，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和谐，使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有一个较为科学的认识，主动地接受转基因食品，使转基因技术贴近民众，造福于人类。

参考文献

1陈吉美．转基因植物的研究进展[J]．德州学院学报，2004（2）

2文平，王仁祥．转基因植物研究进展[J]．生物学教学，2005（12）

转基因技术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转基因技术发展历程利弊关系

1前言

转基因技术是生命科学前沿的重要领域之一。自从人类耕种作物以来，我们的祖先就从未停止过作物的遗传改良。过去的几千年里农作物改良的方式主要是对自然突变产生的优良基因和重组体的选择和利用，通过随机和自然的方式来积累优良基因。遗传学创立后近百年的动植物育种则是采用人工杂交的方法，进行优良基因的重组和外源基因的导入而实现遗传改良。因此，可以认为转基因技术是与传统技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都是通过获得优良基因进行遗传改良。但在基因转移的范围和效率上，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有两点重要区别，第一，传统技术一般只能在生物种内个体间实现基因转移，而转基因技术所转移的基因则不受生物体间亲缘关系的限制；第二，传统的杂交和选择技术一般是在生物个体水平上进行，操作对象是整个基因组，所转移的是大量的基因，不可能准确地对某个基因进行操作和选择，对后代的表现预见性较差。而转基因技术所操作和转移的一般是经过明确定义的基因，功能清楚，后代表现可准确预期。因此，转基因技术是对传统技术的发展和补充。将两者紧密结合，可相得益彰，大大地提高动植物品种改良的效率。

2转基因技术的介绍

转基因技术是指用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外源基因导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使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发生改变的技术，可分为转基因动物与转基因植物两大分支。人们常说的“遗传工程”、“基因工程”、“遗传转化”均为转基因的同义词。

2.1转基因植物技术

转基因植物是指利用重组DNA技术将克隆的优良目的基因整合到植物的基因组中，并使其得以表达，从而获得的具有新的遗传性状的植物。自1983年世界第一例转基因植物——烟草问世以来仅20多年的时间，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和应用就已经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已有近1000例转基因植物被批准进入田间试验，涉及的植物物种有50余个，已有48个转基因植物品种被批准进行商业化生产。常见的转基因植物技术有：

（1）农杆菌介导转化法。农杆菌是普遍存在于土壤中的一种革兰氏阴性细菌，它能在自然条件下趋化性地感染大多数双子叶植物的受伤部位，并诱导产生冠瘿瘤或发状根。根癌农杆菌和发根农杆菌的细胞中分别含有Ti质粒和Ri质粒，其上有一段T-DNA，农杆菌通过侵染植物伤口进入细胞后，可将T-DNA插入到植物基因组中。因此，农杆菌是一种天然的植物遗传转化体系。人们将目的基因插入到经过改造的T-DNA区，借助农杆菌的感染实现外源基因向植物细胞的转移与整合，然后通过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再生出转基因植株。农杆菌介导法起初只被用于双子叶植物中，近年来，农杆菌介导转化在一些单子叶植物（尤其是水稻）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2）基因枪介导转化法。利用火药爆炸或高压气体加速（这一加速设备被称为基因枪），将包裹了带目的基因的DNA溶液的高速微弹直接送入完整的植物组织和细胞中，然后通过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再生出植株，选出其中转基因阳性植株即为转基因植株。与农杆菌转化相比，基因枪法转化的一个主要优点是不受受体植物范围的限制。而且其载体质粒的构建也相对简单，因此也是目前转基因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方法。

（3）花粉管通道法。在授粉后向子房注射含目的基因的DNA溶液，利用植物在开花、受精过程中形成的花粉管通道，将外源DNA导入受精卵细胞，并进一步地被整合到受体细胞的基因组中，随着受精卵的发育而成为带转基因的新个体。该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我国学者周光宇提出，我国目前推广面积最大的转基因抗虫棉就是用花粉管通道法培育出来的。该法的最大优点是不依赖组织培养人工再生植株，技术简单，不需要装备精良的实验室，常规育种工作者易于掌握。

2.2转基因动物技术

转基因动物是指用实验导入的方法将外源基因在染色体基因内稳定整合并能稳定表达的一类动物。1974年，Jaenisch应用显微注射法，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获得了SV40DNA转基因小鼠。其后，Costantini将兔-珠蛋白基因注入小鼠的受精卵，使受精卵发育成小鼠，表达出了兔卜珠蛋白；Palmiter等把大鼠的生长激素基因导人小鼠受精卵内，获得“超级”小鼠；Church获得了首例转基因牛。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成功地获得了转基因鼠、鸡、山羊、猪、绵羊、牛、蛙以及多种转基因鱼。主要的转基因动物技术包括有：

（1）原核显微注射法，又称DNA显微注射法，即通过显微操作仪将外源基因直接用注射器注入受精卵，利用外源基因整合到DNA中，发育成转基因动物。其创始人是Jaenisch和Mintz等。此方法目前应用较普遍，现在的转基因动物研究大都是在Palmiter等方法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而进行的。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外源基因的导入整合效率较高，不需要载体，直接转移目的基因，目的基因的长度可达100Kb。它可以直接获得纯系，实验周期短。但需要贵重精密仪器，技术操作较难，并且外源基因的整合位点和整合的拷贝数都无法控制，易造成宿主动物基因组的插入突变，引起相应的性状改变，重则致死。

（2）逆转录病毒载体法，指将目的基因重组到逆转录病毒载体上，制成高浓度的病毒颗粒，人为感染着床前或着床后的胚胎，也可以直接将胚胎与能释放逆转录病毒的单层培养细胞共孵育以达到感染的目的，通过病毒将外源目的基因插入整合到宿主基因组DNA中去。这种逆转录病毒被用重组DNA技术修饰后作为基因载体在应用中优于微注射法之处为：无需要重排，可在整合点整合转移基因的单个拷贝；将胚胎置于高浓度病毒容器中，或者与被感染的细胞体外共同培养，或微注射鸡胚盘里，整合有逆转录病毒的DNA的胚胎率高。缺点是：需要生产带有转基因的逆转录病毒；插入逆转录病毒的基因有一定的大小限度；所得转基因家畜的嵌合性很高，而需要广泛的杂交，以建立转基因系；转基因的表达问题尚未解决。

（3）胚胎干细胞介导法是将基因导入胚胎于细胞；然后将转基因的胚胎干细胞注射于动物囊胚后可参与宿主的胚胎构成，形成嵌合体，直至达到种系嵌合。其优点是：在将胚胎干细胞植入胚胎前，可以在体外选择一个特殊的基因型，用外源DNA转染以后，胚胎干细胞可以被克隆，继而可以筛选含有整合外源DNA的细胞用于细胞融合，由此可以得到很多遗传上相同的转基因动物。缺点就是许多嵌合体转基因动物生殖细胞内不含有转基因。目前，胚胎干细胞介导法在小鼠上应用比较成熟，在大动物上应用较晚。

3转基因技术的利与弊

科学家发明转基因技术的初衷是想利用该技术造福人类，既可加快农作物和家畜品种的改良速度，提高人类食物的品质，又可以生产珍贵的药用蛋白，为患病者带来福音。比如说，抗虫的转基因玉米不会被虫咬，可以让人们放心食用；将能产生人体疫苗的基因转入植物食品，人们就可以在食用食物的同时增加自身对疾病的抵抗力。

但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是否会造成潜在的尚不可能预知的危险？大量转基因生物会不会破坏生物多样性？转基因产品会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一些科学家们开始担心对生物、植物生命进行的“任意修改”，创造出的新型遗传基因和生物可能会危害到人类。它们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污染，即所谓的遗传基因污染，而这种新的污染源很难被消除。还有，转基因农作物和以此为原材料制造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影响也尚未有定论。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转基因技术的负面影响也作了大量研究，出现了许多相关报道，如英国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刊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约翰·罗西的一篇论文，引起世界震惊。论文指出，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把抗虫害转基因玉米“BT玉米”的花粉撒在苦苣菜叶上，然后让蝴蝶幼虫啃食这些菜叶。4天之后，有44％的幼虫死亡，活着的幼虫身体较小，并且没有精神。而另一组幼虫啃食撒有普通玉米花粉的菜叶，就没有出现死亡率高或发育不良的现象。论文据此推断，BT转基因玉米花粉中含有毒素。另据报道，英国伦理和毒性中心的实验报告说，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与普通大豆相比，两种转基因大豆中的异黄酮成分减少了12％～14％，还有巴西坚果事件等。

面对国际上出现的种种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议，许多科学家、学术团体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态度。由美国Tuskegee大学Prakash教授2000年1月起草的题为“科学家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的声明”，已征集到世界上3000多位科学家的签名，其中包括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JamesWatson，绿色革命的创始人、诺贝尔奖得主NormanBorlaug，世界粮食奖获得者、国际水稻研究所首席育种家GurdevKhush。该声明称，“对植物负责任的遗传修饰既不新也不危险。如抗病虫等诸多性状已通过有性杂交和细胞培养的方法经常性地引入作物中。与传统的方法相比较，通过重组DNA技术引入新的或不同的基因并不一定会有新的或更大的风险，且商品化的产品的安全性则由于目前的安全管理规则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障。遗传新技术为作物改进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精确性。”

因此，笔者认为和现代任何一项工业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也具有两面性，有长亦有短。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等生物技术时，应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规范管理，使转基因技术能够健康发展。

4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展望

当前条件下，转基因技术还存在许多不足，还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之中，表现在：转基因表达水平低，许多转基因的表达强烈地位受着其宿主染色体上整合位点的影响，往往出现异位表达和个体发育不适宜阶段表达，影响转基因表达能力或基因表达的组织特异性，从而使大部分转基因表达水平极低，极少部分基因表达水平过高；难以控制转基因在宿主基因组中的行为，转基因随机整合于动物的基因组中，可能会引起宿生细胞染色体的插入突变，还会造成插入位点的基因片段丢失，插入位点周围序列的倍增及基因的转移，也可能激活正常状态下处于关闭状态的基因；不了解哪些基因控制多数生理过程，不了解基因表达的发育控制和组织特异性控制的机制；制作转基因动物的效率低，这是目前几乎所有从事转基因动物研究的实验室都面临的问题，也是制约着这项技术广泛应用的关键；对传统伦理是一种挑战，对人类的生存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等。但笔者相信只要通过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和各国对转基因技术的规范管理，保证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的健康而有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健全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如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监管，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等，应该更深入的了解转基因技术其中的奥秘，只有更了解它才能利用好它，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和谐，使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有一个较为科学的认识，主动地接受转基因食品，使转基因技术贴近民众，造福于人类。

参考文献

1陈吉美．转基因植物的研究进展[J]．德州学院学报，2004（2）

2文平，王仁祥．转基因植物研究进展[J]．生物学教学，2005（12）

转基因技术论文范文第3篇

一、福音与忧虑：转基因技术及其特点

基因一词是英语“gene”的音译，它源于印欧语系，是“开始”、“生育”的意思。很久以来，人们并不明白遗传的奥秘。19世纪的细胞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为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孟德尔从豌豆实验中推导出存在着专门承担遗传作用“种质”的遗传因子，从而演绎出孟德尔遗传规律。1909年，丹麦学者约翰逊提出用基因来指称任何一种生物中控制任何遗传性状而其遗传规律又符合孟德尔定律的遗传因子。1910年，摩尔根通过果蝇白眼突变研究，确证基因位于染色体上，随后创立了基因论。1953年Waston和Crick创立了DNA双螺旋结构，首次揭示了DNA分子的结构、组成及功能，开创了从分子水平揭示生命现象本质的新纪元，揭开了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序幕。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PaulBerg和Jackson利用限制性内切酶和连接酶，得到了第一个体外重组的DNA分子，开启了重组DNA技术的先河，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目的的基因重组的成功尝试。运用重组DNA技术将外源的优良目的基因导入受体细胞或组织，改变其遗传组成后产生物质及其后代，这就是转基因技术。这项技术可以把任何外源的基因包括人、植物、动物、微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整合到植物、动物、微生物细胞中，使其具有人们所需要的各种性状。可见，转基因技术使人获得一种改变生物遗传性状、创造新物种的能力。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出现，人类跨入了基因工程时代：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生物体最基础的遗传物质——DNA水平上来改造生物体，进而改造整个自然界。正因为如此，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工业、医疗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包括：(1)种植业。转基因技术应用于植物育种，产生转基因作物，改变植物的遗传特性，不仅可获得抵御各种害虫和病毒、以及除草能力的作物，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培育各种奇花异草等园艺品种。(2)养殖业。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动物育种，产生转基因动物，即人工改变基因，使之具有优质、速生、高抗性等人类需要的优良特性的家畜家禽新品种。(3)医药业。利用转基因细胞进行细胞培养，利用转基因微生物发酵培养或利用转基因动植物作为生物反应器来生产胰岛素、干扰素等珍稀药物，利用动植物生产疫苗等。(4)食品加工业。利用转基因技术改良曲霉、酵母等微生物品种，发酵生产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酱油、奶制品等，达到提高产量或改善风味等目的。此外，转基因技术作为生物学领域的成果，正通过大量边缘学科和相关行业的转化、吸收，迅速渗透到电子、信息、乃至机电、环保等其他行业，极大地改变了这些领域里的生产、管理、组织模式。成为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强大内动力。总之，以转基因技术为基础的生物技术“代表着最有前途的技术方向，是本世纪最具有影响的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带，是最有生命力的经济增长链，是未来前景最有竞争力的产业群”。

当然，转基因技术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生物育种技术的新技术，它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转基因技术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例如，在自然进化中似乎不可能突破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界限因为转基因技术的出现而变成了现实；其次，也因为转基因技术突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从而也使人类可以人为地改变自然物种的进化方向与进化速度，它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在自然进化状态下也许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可能出现的新物种，在转基因技术条件下短时间就可以出现；由此，它引发出转基因技术的第三个特点，即它所可能导致的后果更加难以预测。转基因技术和其他技术不同，它是一种生物技术即它是按照人的目的对生命存在的一种改造，创造出的是一些具有特殊性状的生物新品种，它不像无机物的合成那样，如果说无机物的合成品仍然是无机物，那么转基因技术的“作品”却是有生命的，它能够再生，而且其性状可以遗传给下一代。这些也许是“提前”到来的新物种会给整个生物界(包括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实在难以预测，这也就更加加深了人们的忧虑。例如，人们已经忧虑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可能导致减少生物的多样性，破坏生态平衡，增加某些疾病的人畜共患几率，等等。

正因为转基因技术的上述特点，使得人们围绕它所进行的伦理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可以说，所有围绕转基因技术进行的伦理论争，都是基于转基因技术的上述特点而展开的。

二、道德还是不道德：围绕转基因技术的伦理论争及评析

围绕转基因技术的伦理论争，表现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中，这里限于篇幅，主要分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即伦理上的反对与伦理上的支持。

先来看看对转基因技术在伦理上持反对立场的观点。从转基因技术诞生的那天起，认为转基因技术违反伦理的观点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有相当多的学者甚至普通民众都持这一立场。大致说来，这种反对立场又可以相对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从根本上否定转基因技术本身，有人把这一立场概括为“本质方面”反对；另一种是从转基因技术的后果即其安全性和风险方面反对转基因技术，这一立场则通常被概括为“非本质方面”反对。实质上，“非本质方面”的反对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伦理上的判断，它潜藏的结论是：假如人类有足够能力来规避转基因技术应用中所导致的不安全性后果，那么，是可以进行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的，因此，对于非本质方面的反对立场，我们在这里不打算作分析。

从本质上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最激烈的观点，来自于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有如下几个基本论点：首先，它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伦理学的理论基石，认为无论是人、动物还是植物，凡是有生命的存在都应当得到道德上的同等尊重。泰勒指出：“采取尊重自然的态度，就是把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野生动植物看作是具有固有价值的东西。”其次，尊重自然也就是尊重作为整体的生物共同体，承认构成共同体的每种动植物都具有内在价值。生命的、固有的、内在的价值就是因为生命本身自成目的。对于人和其他动植物生命个体来说，由于各自都具有一种内在目的性，并且其他生命的内在目的性勿需人的内在目的性来确证，所以人不具有高于其他生命的特质。因此，第三，应把保持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对人对自然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终极尺度。在人的伦理责任中应包含不干涉其他生命体的存在、不作恶、保持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并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作出补偿等内容。

基于以上理由，自然主义的伦理观认为跨越杂交屏障的基因转移是非自然的，是对自然不合理的干涉，因而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改造自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贴近自然或模仿自然的方式，另一种则是远离自然或非自然的方式。虽然不能说转基因是反自然的方式，但与传统的更符合自然的方式相比，当然是更为远离自然，是非自然的。第一，它是快速的，只用短短几年甚至几个月或几天时间就可以把一个外来物种的基因片断(遗传物质)转移到另一个物种中，并表达这个外来基因的产物——蛋白质。第二，转基因技术是激进的和大跨度的，可以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物种的基因结合在一起。比如，将土壤微生物毒蛋白基因转移到水稻身上，使后者抗虫；把北极鱼的基因转移到西红柿身上，使其抗寒。而在自然的进化方式中，当然也存在基因交流和融合，但一是不会产生这种狂飙突进式的基因转移，二是不会产生这种大跨越式的遗传物质融合。一种物质的某一性状和特征需要适应环境若干年才会形成和巩固，它在进化上是缓慢的，也是非常安全的。迅速的基因转移既可能让一个物种内部难以适应外来基因全面而有机的融入，也会使得这一物种由于特殊外来基因表达后产生新的特性(如抗虫)而与环境和其他物种的关系难以迅速磨合，造成一系列问题。因此，转基因的方式违背了自然的内在规律，是非自然、反进化的。

与自然中心主义立场相接近的是宗教神学的立场，它认为自然界是上帝按照最完美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因此，自然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完美最和谐的存在，转基因技术以人为的方式打破了自然完美与和谐，是对上帝的蔑视和玩弄，因而是不道德的。

以上是从伦理道德上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立场。另一方面，也有从伦理道德上支持转基因技术的，这种立场主要来自于人类中心主义者。

人类中心主义也有几个基本观点：首先，它认为，人道原则应该成为伦理学深层的价值论基础，人类整体的长远生存利益应该成为人们行为的终极目的，以及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终极尺度，在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应将人类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其次，人类实践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自然规律，合乎自然的结果只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抛开人类利益，人类就没有实现外部自然规律的义务和责任。再次，在自然界，基因的突变和交流是广泛存在的，这是进化的动因，也是进化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很多的野生物种之间基因的交流就导致我们这样一个多种多样的世界。转基因技术与传统的以及新近发展的亚种间杂交技术相比，在基本原则上并无实质差别。它只不过是传统的生物技术的延伸而已，是自然的。最后，为了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我们应该发展转基因技术。

应该说，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伦理立场都有一定的道理。自然中心主义者看到了自然界非人类生命存在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并不需要人类来加以确证，因此，人类应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存在保持应有的尊重，这一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是狭义地理解价值这个范畴，即不再把价值仅仅理解为物对人的关系，而是把价值理解为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存在之间的意义关系，那么，在自然的演化系统中，任何一种存在都是有确定的价值与意义的，非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的确不需要人类来确证。因此，人类并没有比其他生命存在更为优越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人类应尊重自然界中非人类生命存在的权利是有道理的。从实践上看，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我们过分强调了人类对于非人类生命存在的优越地位，把自然中的非人类存在仅仅当作对于人类而言的工具性价值，才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导致了生态危机，也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转化人类在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时的价值思维模式。否则，人类将永远不可能实现与自然界中非人类的生命存在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但是，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根本不考虑人类在自然中是一种特殊存在，即人类是迄今为止在自然界中惟一可以认识自然必然性、利用自然必然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然必然性的存在这一客观的、科学的事实，力图把人的活动降低为动物活动的水平，则是错误的。在漫长的自然演化过程中，人类从生物世界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超出其他生命存在的智慧，使人类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人可以以自己的需要、目的与愿望为尺度，对自己置身其中的自然进行否定性的实践活动，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这种对自然的否定性的实践活动正是人类文化发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可以说，人类在自然中的大多数活动都带有否定性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自然的“不尊重”。自然中心主义者无视这一点，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说自然中心主义者无视人类活动的特殊性，而力图把人类活动降低为动物的水平的话，那么人类中心主义者则恰好相反，他们看到了人类和人类活动的特殊性，肯定人类的活动不可能是一种简单地重复自然必然性的活动，而是从自己的需要、愿望和目的出发，力图把自己从自然必然性中提升出来的活动，因此，人类不可能不干预自然。要求人类的活动还原为其他生命存在的本能地适应自然的活动，是没有道理的。应该说，人类中心主义的这一立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人类中心主义者把人类的特殊性无限放大了，把人类的需要、目的与愿望当作衡量其他生命存在的惟一尺度，非人类的生命存在只有在人类的需要、目的与愿望面前去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因此，只要有需要，人类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任意去操纵自然。从理论上说，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上述立场，是对“价值”这一范畴作了非常狭义的理解，即只把价值看作是物对人的需要满足的关系，而不是把价值理解为相互作用的对象之间的意义关系，这是典型的人类的“狂妄”。从实践上看，上述思维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后，还应该指出，尽管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着冲突与对立的一面，但是两者又有共同的局限，即它们都坚持一种自然与人类两分的立场，把自然的演化过程和人类的活动对立起来，从而使得他们无论是对转基因技术的伦理支持还是对转基因技术的伦理否定，都没有足够的理由。摆脱这一困境的思路，就是要超越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去考察转基因技术存在的伦理理由及其限度。

三、支持与限度：新自然观视野中转基因技术的伦理维度

如在对转基因技术进行伦理判断时，既不能坚持自然中心主义的立场，也不能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那么，转基因技术还能获得伦理上的支持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即它是可以获得伦理上的支持的。但是，我们同时又认为，这种伦理上的支持并不是至上的，而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我们的观点是，在对待转基因技术的伦理立场上，必须要考虑两个伦理维度：一方面，我们要考虑自然的权利，尊重自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人类的利益，尊重人类活动的目的。一句话，要把自然的权利和人类的权利结合起来，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使自然和人类实现和谐共生。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权利和价值的漠视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以及自然中心主义对人类权利和价值的漠视所导致人类无所作为的后果的判断。我们认为，要给转基因技术一种恰当的伦理理由，有必要突破传统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基础上来重新思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自然观，以作为我们这一立场的理论基础。这种新自然观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从人的现实存在的特点出发，把人的活动纳入自然演化的总体进程来加以考察，以此来进一步思考人类在自然演化进程中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并以此来透视转基因技术的伦理合理性及其限度。

把人类的活动纳入自然演化的进程来思考，无论是从客观事实存在上看还是从思想史上看，都是有依据的。从客观事实存在上看，人类本身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这意味着人类的出现既是自然界中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同时，人类也就成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环节而参与自然的总体的演化过程。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尽管有不少的思想家把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的演化对立起来，或者强调人类活动对于自然演化的优先地位(如人类中心主义者)，或者把自然的演化看作是既定完美与和谐的，人类的活动只会对这种完美与和谐的破坏(如自然中心主义者)，但是把人类的活动纳入自然演化过程进行思考的思想学说却仍然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智慧中的儒家学说。儒家的主流思想是认为天人合一，人性与天地万物之性相通，因此，人只要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尽天地万物之本性，因而能够参与天地万物的演化过程。“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虽然，这里强调“能尽人之性”是“能尽物之性”的前提，但是，这决不是以人为尺度来辅量裁成万物。因为，依儒家的立场，天地之性恰恰在于它能促成万物自由地生长发育，即所谓“生生之德”，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仁德。所以，尽人之性以参与天地万物的演化过程，不是以牺牲非人类的生物存在的利益为前提的，从而它不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但既然是人参与其中的演化过程，它也就必然地带上人类的价值目的与追求，因此，它又不可能表现为对自然地消极服从，因而，它和自然中心主义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点，从儒家的仁者情怀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儒家认为，天地有自己演化的规律，但必然之中有偶然，在自然界中，经常会产生“离经叛道”的情形，使生命存在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本性来伸张、发育自己，改变这种现状的责任就落到了通天地之道的人的身上，所谓“儒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假使一物不得其所，便是吾仁未有尽处”。另外，儒家还认为，自然只是提供了万物演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也需要通过人的活动，即所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易传·系辞上》)。当然，“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的过程，同样不是人的主观随意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充分考虑了人的生命理想和非人类存在的本性的过程，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过程，因而，也就是一个充分考虑了人的活动目的和自然界中其他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过程。总之，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确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既把人的活动纳入自然的演化过程，同时又充分注意到了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而在自然演化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正是我们今天超越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

即使从宗教神学的立场上看，我们也同样可以把作为人的活动的具体形式的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看作是自然演化的重要环节。因为，作为造物主，上帝既然赋予了人类以智慧，那就意味着人类必然要运用自己的智慧来从事自己的活动，这正是顺从了造物主的意愿。相反，如果人类不运用自己的智慧，反倒是对上帝的不尊重，是违反了上帝的旨意!

以上述立场来看待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我们就不会简单地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反自然的，是对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的生命的不尊重。

更进一步，当我们考虑自然存在及其演化方式时，我们将更加清楚地看到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的自然本性。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生物之间、生物和无机物之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转化，人类和自然的其他存在之间同样存在着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转化。这种转化是自然存在和演化的方式，没有它，就无所谓自然，因此，这里并不存在从人类的视角来看的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老虎吃羊或其他比自己弱小的动物，我们并不会对之进行道德评价，因为这是自然的演化方式。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同样可以看作是人类与非人类之间进行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转化方式。既如此，我们又怎能简单地对其进行伦理上的“是”或“否”的判断呢?

上面的分析是不是意味着人类所有的针对自然的活动，都不需要进行伦理道德上的考虑?是不是都不需要受伦理道德的制约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在上面反复提到，不能对转基因技术进行“简单的”伦理上的“是”或“否”的判断，恰好意味着对转基因技术进行伦理判断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来源于人类存在的特殊性：人类虽然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他却是自然中最为特殊的成员——人是一种有智慧的、自由的存在。正是这样一种特殊性，使人类的活动不同于非人类的其他生命存在的活动。如果说，非人类的生命存在的活动完全受着自然这个整体的必然性的制约，只能是一种被动地适应自然的活动，那么，人类则完全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智慧认识、利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这种必然性。人类对自然必然性的超越，意味着自然的演化过程带有了更多的“人类性”因素——人类总是力图以自己的需要、愿望和目的为尺度，使自然的演化朝着自己所欲求的方向发展。这就导致了在自然这个大家庭中，人类活动的自主自为性与非人类生命存在活动的被动适应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提供了我们对人类活动进行伦理考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自然界中，生命的演化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但这个过程是生命存在与非生命存在之间、生命存在与生命存在之间不断进行的物质、信息能量等等交换的过程，这既是自然界中非人类生命存在的基础，也是作为自然大家庭之一员的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如前文所言，如果我们把价值理解为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存在之间的意义关系，那么，在自然的演化系统中，任何一种存在都是有确定的价值与意义的，非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的确不需要人类来确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抽象的意义上，我们说，自然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尊重自然这个整体的演化规律，但从具体的意义上来说，自然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的非人类生命存在并不能认识到它们与自然整体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它们不存在尊重不尊重自然的问题。而人类则不同，它是自然殊的存在，它能充分认识到自己和自然整体的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能认识到自身活动的后果，所以，它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转基因技术有其自然的基础，但是又决不能放任其任意发展，对之进行伦理的辩护和对之进行伦理制约同样重要。人类有满足自身需要的权利，因此，转基因技术有其伦理理由；但是，人类是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一员，它有责任和义务尊重其他生命存在。满足自身需要和尊重作为整体的自然，两者相互制约，构成我们在发展转基因技术时必须考虑的两个道德维度。

尊重自然，不是要把人类的活动降低到动物活动的水平，尊重人类自身的需要，也不是要把人类的需要夸大到“惟我独尊”的地步。尊重自然，首要的是指要尊重自然的演化规律，尊重自然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生命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平衡、和谐的关系，以保证自然界能够健康、正常地发展，同时也保护人类自身进行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尊重人类的需要，意味着人类的活动和非人类的生命活动一样也有自己的目的，因此，对人类为了自身目的而进行的干预自然的活动不加分析地进行伦理上的谴责是没有道理的。

[摘要]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它的出现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会给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对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持不同的伦理立场——支持或否定。当然，两者都没有足够的理由。

转基因技术论文范文第4篇

总体而言，意大利对转基因技术持否定态度。舆论普遍认为，转基因技术存在环境风险，转基因产品不利于人类健康，而且与意大利的美食和传统文化是相悖的。意大利几个重要的非政府组织(NGOs)和游说组织对意大利公众持有的转基因技术观点产生了很大消极影响。主要的农民联盟——意大利全国农业种植者协会(Coldiretti)，强烈反对转基因技术；食品零售部门，也不愿意支持转基因技术政策，认为转基因是反消费者的；各大区拒绝建立共存规则，一些大区声明自己是“非转基因”的。由于缺少共存规则，而且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对，意大利一些大区、农民联盟和非政府组织不允许在意大利种植转基因技术作物。当前，对转基因产品潜在污染风险的担心正在意大利全国范同内蔓延。Coldiretti2013年6月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意大利人反对转基因产品，这一比例较2012年增长了14％[210意大利农业部长说，农业承包商和国民都反对转基因农作物，如果我们种植了转基因农作物，势必将严重损害农业有关产业，也将使意大利的农业失去同有的性质。

1．1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的共存(Coexistence)迄今为止，无论是意大利中央政府还是各大区关于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都没有共存规则方面的法。关于这一主题的立法之争，在意大利已经持续了7年之久，目前，是各大区负责制定有关共存规则的农业政策。2012年4月，意大利大区委员会(代表意大利的2O个大区和2个自治省)要求农业部援引保护条款，禁止在意大利种植欧盟认可的转基l六j生物技术作物，这是各大区第二次呼吁农业部伞面暂缓种植转基因生物技术作物。第二次请求源于意大利前环境部长克里尼(Clini)的一次访谈。Clini在访谈中，公开支持转基因生物技术以及欧盟的“选择性退”提议。欧盟提议，允许各成员同自己决定是否种植欧盟批准的转基因生物技术作物。意大利大区请求意大利农业部援引保护条款禁止在意大利使用和销售转基因作物，目的是保护意大利的有机作物种植和地理标识。然而，请求中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或另外的科学证据来表明欧盟批准的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或环境存在的风险，只是表达了各大区和自治省对转基冈作物的一致反对态度。大请求意大利农业部修订2003年的224号法令(该法令执行欧盟的18／2001号法令)，以使各大区能对共存法规的颁布全面负责。

1．2转基因种子意大利对传统土地上偶然出现的转基因种子持“零容忍”态度。意大利农业部通过登记注册来管理同家的种子品种，并对传统土地上偶然出现的转基因种子负责。2001年4月24日颁布的212号法令使欧盟的98／95号法令正式生效，授权意农业部来管理种子的种植，并确定了对待转基因种子的总体原则，即要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阻止转基因种子与传统种子接触。从技术角度来看，对转基因技术一64一作物的“容忍度”实际上为0．049％，或者说是可检测到的最小值。

1．3动物饲料中的低水平存在(LLP)2011年2月，欧盟27个成员围通过『_所谓的“技术解决方案”，允许在动物饲料中m现少量未经批准的转基因作物。在经过两次投票推迟后，形成了一个多数赞成的关于低水平存在(LLP)的新规则。新的LLP政策，意味着欧盟委员会允许在动物饲料中含有不超过0．1％的未经批准的转基因成分。与以前的“零容忍”做法相比，这是一个重大改变。尽管意大利起初不支持这一“技术解决方案”，不过最终还是投了赞成票，这是为了应对欧盟各成员国进口检验方法一致性的要求。

1．4转基因技术的谨慎释放意大利通过2003年的334号法令来执行欧盟的18／2001号法令，该法令将转基因材料的释放权由意大利卫生部转到环境部。此外，该法令让多个部门共同负责新的生物技术事件：生部、劳动部、农业部、经济发展部、教育部以及跨部门评估委员会(由环境部领导，成员由其他各部委代表组成)。2003年的334号法令还赋予了超越各部委之上的自治能力：当评估发现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和动物健康或者环境有新风险时，就可以启动应急法案，临时限制或者禁止将其投放市场、使用或销售，或者禁止在产品中包含该转基因成分。此外，意大利334号法令还指定环境部对生物技术释放与传统的高质量产品的兼容性进行特别关注。意大利生物技术行业认为这一条款与欧盟的立法是相悖的，因为，欧盟的立法对于生物技术作物与传统产品之间的不兼容性问题不作任何确认。而在意大利，这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认为应保护传统的“高质量”产品，使其免受转基因生物技术产品的“污染”。

1．5田间试验和转基因作物研究意大利是欧洲最先进行转基因作物实验的国家之一。因此，许多公共和私人研究项日都是与各种作物有关的，如，橄榄油、葡萄、樱桃和草莓等，部级此类研究项目就达250多个。然而，随着有关转基因生物技术作物及作物实验政治辩论的逐渐恶化，意大利对转基因作物研究和培育的承诺也大大减弱，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公共和私人研究资助也被逐渐缩减到零，目前，在意大利没有进行转基因作物田问试验。2001年，意大利农业部颁布法令，禁止进行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试验。然而，随后意大利不得不重新审视欧盟关于向环境中谨慎释放转基因作物的18／2001号法令。2005年，意大利农业部进一步颁布法令，要求评估转基因作物实验种植的风险，并要求各大区找出那些已经进行了转基因作物田间试验的作物和地点。鉴于这项法令，一些大区在2008年批准对9种作物(柑橘、猕猴桃、草莓、樱桃、玉米、橄榄、茄子、西红柿和葡萄)进行转基因作物田间实验。尽管如此，农业部却从未实施一项法令来对试验场所进行授权，因为没有制定共存规则。此外，许多大区和省宣称自己是“非转基因”的，这进一步阻碍了开展新研究和种植的范围。

1．6可追溯性和标签法规的实施2004年4月，意大利实施了可追溯性和标签法规。然而，从那时起，零售食品几乎都没有被贴上转基因产品标签，因为食品零售部门不愿意支持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反消费者的生物技术政策。2011年，绿色和平组织将矛头指向一家生产种子油的公司，因为发现该公司在超市销售的某些产品标识中含有转基因大豆生产的油。该组织呼吁消费者抵制这种产品，并在购买产品之前仔细阅读标签。然而，这未必意味着在意大利没有转基因食品消费。在经过多年的否认之后，大多数媒体甚至反生物技术团体都意识到，意大利最典型的保护原产地名称(PDO)的产品，包括帕马森乳酪、格拉纳帕达诺奶酪以及帕尔马火腿，都来自于被密集喂食了转基因豆粕的动物。意大利是大豆和豆粕的净进口国，而这又是动物饲料的主要成分。据业内统计，意大利进口的豆粕中，80％~90％是转基因的，主要从阿根廷和巴西进口。

1．7转基因生物技术产品的市场接受情况在意大利，几个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NGOs)和游说团体出头反对在意大利国内发展转基因生物技术，这对政治家和消费者产生了强烈影响。几个主要的农民组织在支持转基因生物技术方面产生了分歧：意大利全国农业种植者协会(Coldiretti)和意大利农民联合会(CIA)对转基因生物技术一直持强烈反对态度；而意大利农业联合会(Confagricoltura)则强调，意大利农业部门需要进行创新和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并呼吁找到更为合理的方法。看来，意大利必须在基因革命、“意大利制造”以及作为一个领先的有机作物生产国之间寻求平衡。至于食品零售部门，意大利生物技术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和舆论的强烈反对大大影响了连锁超市的营销策略，这使得一些品牌一贯将自己标注为“非转基因”产品。欧盟2010年的一份生物技术报告(Eurobarometer)显示，意大利人并未看到转基因食品的好处，相反，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甚至是有害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支持发展转基因食品的意大利人通常所占比例较低(只占20％)。此外，公众对用于食品生产的动物克隆持强烈保留态度，意大利人看不到这门科学带来的好处。舆论普遍认为，不应鼓励食品生产中的动物克隆。

2意大利做法对我国的启示

2．1欧盟对转基因技术所持态度欧盟对转基因技术一直持保守态度。转基因作物要在欧盟国家种植或上市，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审批程序，并对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实施溯源管理和强制标识制度。一旦获得批准，相关转基因作物或产品将获得为期10年的授权有效期。到期后，如想延期，欧洲食品安全局将展开新一轮的安全风险评估。目前，欧盟只批准了两种可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分别是美国孟山都公司的MON810玉米和德国巴斯夫公司的Amflora土豆。尽管获得了欧盟的批准，但欧盟的多个成员国仍禁种转基因作物。当前，禁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有9个，除意大利外，其他还包括奥地利、法国、德国、匈牙利、卢森堡、希腊、保加利亚和波兰“。

2．2我国对转基因技术所持态度国内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利害之争已经持续多年。一个突出的案例是2012年的“黄金大米”试验。，曾经引发长达3个多月之久的舆论风暴。此外，农业部在2013年6月批准3种巴西转基因大豆进口，再一次将转基因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转基因技术到底是好还是坏?当前国际上尚没有一个权威解释。支持者认为，转基因技术必将带来新的生物产业革命；反对者则认为，转基因技术可能祸及子孙。在我国，目前转基因技术被视同无害。根据环境化学专家、食品安全专家董金狮的解释，“因为在现有的科学试验条件下，没有结论能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一定有危害，但也不能证明一定无害，所以视同无害。”尽管争议不断，但转基因技术在我国市场上的发展却并不慢。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2013年3月的《2012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使用情况研究报告》，中国是全球转基因作物最主要的种植国之一，排在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印度之后，种植的作物主要包括：棉花、木瓜、西红柿、甜椒等。报告指，2012年，全球有28个国家的1730万农户种植了1．7亿公顷转基因作物，还有59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转基因产品“”。

2．3启示：对转基因技术需持谨慎态度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之一，意大利的有机农产品出口仅次于法国，位居欧洲第二。众所周知，意大利的农产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如，意大利面、橄榄油、葡萄酒、帕尔玛火腿、奶酪等都广受各国消费者喜爱。意大利人反对转基因食品，不排除经济因素的考量：如要维护“MadeinItaly”农产品的纯洁性，保持其在围际市场上的地位和竞争力，此外，要抵制美国等国家的转基因农产品对本国市场带来冲击等；也不排除传统文化因素的考量：意大利地处世界天主教中心，传统宗教观念在意大利人心目中根深蒂同，他们认为，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世间万物应该自然天成，而转基因作物与传统宗教教义是相悖的；第三个反对原因，也许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安全因素的考量，意大利人认为，转基因作物对环境、人类健康存在潜在安全隐患。因此，即使在欧盟严格把关的情况下，意大利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仍存质疑。这种谨慎态度值得我们思考。

转基因技术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转基因生物技术对传统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安全性尚不明确，某些发达国家利用WTO立法漏洞设置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生物产品进行限制，使转基因生物技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知识产权困境。要真正解决转基因生物技术面临的绿色壁垒问题，就必须通过知识产权法保护手段促进转基因生物技术迅速发展。

关键词：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

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科技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之一。转基因生物（Genetic-callyModifiedOrganisms,GMOs）往往具有十分优秀的抗旱、抗虫、高产等性状，因而在农业生产、医疗卫生、科研等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然而，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创造出自然进化所不存在的生物新品种，因而对依托于传统物权发展起来的知识产权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由于目前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评价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各国纷纷通过制订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限制措施来规避WTO立法架构中的国民待遇要求，从而造成了对国际经济发展影响相当严重的绿色壁垒。要突破绿色壁垒使转基因生物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对转基因生物技术加强知识产权法保护。

一、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法面临的崭新挑战

转基因又称基因工程或基因修饰(geneticmodification)，是指将能够表达相应性状的基因片断直接移植到目标品种的基因组中，从而使目标品种生物表现出某些在自然状态下并不具有的性状的行为。[1]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出现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是着眼于现实生活而发展起来的权利体系。[2]作为经济法的子法律部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凸显了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是建立在社会整体利益基础上的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因而，知识产权法通过授予权利人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法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地位，在确保社会实质公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促进科学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然而，转基因技术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知识产权的新兴科技，它在权利保护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等方面均对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在具体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或组织。对传统知识产权来说，一物一权的传统民法理念完全可以解决权利主体的界定问题。然而，对于转基因技术，由于在实施过程中需要经过诸如基因组测序、基因片段截取等过程，因此对这些基因或基因片段的权利主体很难做出界定。从某个人身上获取的基因片段是应该归属于获取该片段的科学家所有还是应该归属于提供该基因片段的人所有，抑或应当归全人类所有？这个问题是传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所无法回答的。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主体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一般包括物、智力成果、人身权利或者行为。转基因技术通过对不同种生物基因片断的剪切和链接，将微生物、植物、动物乃至人类的部分基因相互结合，从而造成了法律关系客体间分野的模糊。法律关系客体间分野模糊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法律关系内容的混同。传统知识产权倾向于对微生物予以专利权保护，对植物新品种予以类似专利权的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对动物新品种一般只予以方法专利保护。那么对于一种兼有微生物、植物和动物基因的新型转基因生物应当如何提供法律保护？这一立法困境在传统知识产权法律架构中同样难以解决。

二、生物产品绿色壁垒：生物知识产权壁垒的表现形式

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作为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组织，在全球国际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律规范是应然规范，部分也可以称之为“确定规范”。[4]因此，WTO在立法框架中努力贯彻应然的国民待遇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力图通过消除关税壁垒来实现国际间贸易的自由和平等。在WTO立法框架下，传统的国家职能不再由国家单独行使，而必须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5]但在实然状态下，WTO立法框架仍然存在严重漏洞，致使各个国家为争取国际贸易顺差而将有利于本国的贸易壁垒从显性的关税壁垒向隐性的非关税壁垒转变。

绿色壁垒是一种典型的非关税壁垒。所谓绿色壁垒，是指以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名，通过制定一系列复杂苛刻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其它国家的产品及服务设置障碍，以保护本国产业的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6]作为WTO立法框架之一的《技术贸易壁垒协议》（AgreementonTechnicalBarriertoTrade,TBT协议）规定，WTO成员国在采取技术措施时应当尽量采用国际统一标准，但在以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为目的时，可以采取必要的与国际标准不一致的技术措施。[7]根据该规定，某些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的名义制定了严格的强制性高技术标准，以限制技术含量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评价至今在国际上还没有定论，同时转基因生物技术带来了严重的法律理念冲突，因此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实施在全世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心。[8]基于这一现状，对转基因生物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成为绿色壁垒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发达国家所设置的生物产品绿色壁垒在实质上是生物知识产权壁垒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根据经济学基本理论，经济运行的前提是收益必须大于成本。发达国家的生物产品能够更容易地达到较高的技术指标从而跨越绿色壁垒进入市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具有更为环保、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发达国家通过先进技术的运用，可以在付出同样成本的前提下获得环保标准更高的生物产品，或者在获得同样标准生物产品的前提下支付更少的费用。发达国家由此产生的收益足以支付相应生产成本以及绿色壁垒实施所必须的制度成本。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生产较高环保标准生物产品所需成本往往大于收益，因而其生物产品会逐渐淡出发达国家的市场。这样，发达国家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生物知识产权优势，一方面通过WTO立法框架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大门，另一方面通过绿色壁垒将发展中国家的生物产品阻却在本国市场之外。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在生物产品方面造成发展中国家严重的贸易逆差，并最终形成发达国家的生物知识产权垄断和掠夺式定价。

绿色壁垒的存在违背了WTO的基本原则。WTO法不仅在国际法律秩序中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而且是国际法律秩序中一种独特或自成一类(self-contained)的法律体系。[9]WTO的立法理念在于消除关税壁垒和贸易歧视待遇，从而降低国际贸易的成本并最大限度地保证国际经济生活的实质公平。但是发达国家利用WTO立法架构中的天然缺陷，通过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产品进行不合理的限制和制约。

三、知识产权法保护：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的必然出路

由于转基因生物往往具有优良的性状，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生物产品中转基因生物产品所占的比例迅速增加。2002年全球转基因农业作物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5870万公顷，主要分布在美国、阿根廷、加拿大、中国、巴西和南非。在一些国家，转基因作物是采用率最高的农业新技术，其发展速度比杂交技术的使用快得多。[10]因此，以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市场，首先对转基因生物产品制定了极为严格的限制制度。这一生物产品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产品国际贸易造成了重大影响。同时，作为转基因生物产品出口大国的美国在绿色壁垒的限制下同样遭受重创，因而在美国与欧盟间引发了激烈的转基因生物产品贸易争端。[11]转基因生物产品遭受绿色壁垒的限制，是与转基因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息息相关的。转基因技术在带来了全球农业的深刻革命的同时，也将生物制品国际贸易带入了新的困境。一方面，如果放任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越境转移，一国转基因生物造成的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问题可能会迅速全球化；另一方面，如果放任各国对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采取不同的限制措施，则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扼杀对促进农业发展和人类进步颇具前途的基因技术，并最终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利益。[12]

要解决转基因生物（GMOs）及其制品面临的国际贸易困境，就必须加强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法保护，从而促进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是设定在特定创新性智力成果这种特定信息上的专有权、排他权。[13]作为一种制度理性，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在于通过保护适当程度的合法垄断来维护权利人的利益，并最终促进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虽然转基因技术在生物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只有加强知识产权法保护，才能促进转基因生物技术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并最终解决生物产品的绿色壁垒问题。

首先，要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自1983年开始出现以来，转基因生物技术在知识产权领域带来了大量的立法冲突。有鉴于此，相关知识产权立法应当突破传统民商法、经济法的权利架构，将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特殊民事权利加以界定。各国应当尽量制定统一实体规范，对同类生物产品实行同等准入标准，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待遇和绿色壁垒等滥用知识产权优势造成的非关税壁垒。

其次，要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大量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的存在以及各国国内立法的不同，在生物产品国际贸易中造成了严重的司法管辖冲突。这一国际私法上的管辖冲突严重妨害了有关争端的解决。为了妥善处理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争端，在难以制定统一实体规范的情况下，各国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冲突规范，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当前，知识产权法对转基因技术的司法保护形式大于实质，因此加强相关知识产权司法是促进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当务之急。

最后，要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司法救济具有非常明显的滞后性，绝大多数的社会冲突是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加以解决的。知识产权因国家主管机关依法授予或确认而产生，这一特征是由知识产权客体的非物质性所决定的。[14]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的取得也同样需要经过有关机关的行政确认程序。国家行政机关应当妥善运用行政指导、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强制以及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边境保护，促进转基因生物技术迅速发展并最终在技术层面突破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严格限制。

TheIntellectualPropertyDifficultyandOutletofGMOsTechnology

Abstract:GMOstechnologyproposessternchallengetothetraditionalintellectualpropertylawsystem.BecausethesecurityofGMOsstilldoesnotmakeclear,certaindevelopedcountriesestablishedthegreenbarrierusingtheWTOlegislationloopholetolimitdevelopingcountriesextensiongenebiologyproduct.ThisphenomenoncausedGMOstechnologyfacesdifficultpositionofintellectualproperty.TosolvegreenbarrierquestionwhichGMOstechnologyfaces,wemusttransferpropertyrightslawprotectiontodevelopGMOstechnologyrapidly.

Keywords:GMOsBiologytechnologyIntellectualproperty

[1]周纪昌：《论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与我国发展战略》，载《经济经纬》2004年第5期。

[2]李扬等：《知识产权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3]李长健主编：《新编经济法通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4]【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5]SeeHenryG.SchermersandNielsM.Blokker,InternationalInstitutionalLaw(1995),thirdrevisededition,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pp.1-3.

[6]刘迅：《浅析绿色壁垒与WTO多边贸易规则》，载《农村经济》2005年第1期。

[7]张平、马骁：《标准化与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8]如作为转基因生物产品生产大国的美国在2003年3月颁布了生物安全管理法规修正案，进一步加强对药用及工业用转基因植物的管理。

[9]邵沙平、余敏友主编：《国际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10]喻翠玲、冯中朝：《全球转基因作物生产概况与发展趋势》，载《生态经济》2005年第7期。

[11]李正明：《美欧转基因产品之争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影响分析》，载《商业研究》2005年第9期。

[12]何艳梅：《〈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贸易条款及其影响》，载《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10期。

[13]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转基因技术论文范文第6篇

多年以来关于是否应该允许转基因粮食作物在中国大量种植的讨论一直不绝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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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经济学人》4月23日

多年以来关于是否应该允许转基因粮食作物在中国大量种植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国的食品安全仍然面临很大挑战，中国需要掌握转基因技术的命脉。

20年前，一些访问中国的欧洲科学家看到中国在转基因技术方面的巨大发展感到十分惊讶，当时他们为了申请几百平方米的用于转基因试验土地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中国却已经在成千上万公顷的土地上开始了转基因试验。

然而，从那以后，中国在对待转基因粮食作物上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保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中国的许多人认为，转基因食物存在健康风险；二，推进转基因技术可能导致对进口产品和外国技术的过度依赖。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在今年4月13日中国农业部召开的新闻会上，农业部科教司司长廖西元表示中国在未来5年里要推进转基因玉米的商业化种植，并对转基因的安全问题给出权威回应：经过科学家安全评价、政府严格审批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

转基因技术论文范文第7篇

近年来，以SARS病毒感染为代表的生物实验室获得性感染的例子时有发生，使得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问题受到重视［1－2］，同时也反映出生物实验室风险是生物安全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内容。早在2004年4月，我国就了《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4》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是在2003年5月非典流行期间提出并制定的，对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和依法管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发挥了重大作用。2009年7月1日，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正式实施，进一步规范了生物学实验室(尤其是病原微生物学实验室)的基本生物安全管理要求，但其中对于转基因作物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问题并未特别涉及。由于国家在对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调控中，研究阶段的风险控制是处于“自检自查”的水平，相关研究机构的监管缺位，将使转基因作物研究因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约束而在研究之初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生物风险。

1转基因实验室生物安全研究现状

转基因作物从研究到商业化释放一般需要经历较长时间。获准进入商业化释放的转基因作物品种需要经过较为严格的申报和风险评估过程。但大多数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及相应开展的小规模生产性试验(如温室或田间小试)，往往取决于研究人员或者研究团队的兴趣和条件，并不必须通过申报和相应的风险评估程序，从而出现生物风险管理的空白，并可能由此产生一系列生物风险。

以“转基因AND作物”为检索表达式，在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CNKI)中进行文献检索分析发现，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论文起步于1988年，至2009年共收录相关文献4289篇，2001年后进入较快增长时期，近年来年均数近600篇(图1)。进一步分析的研究单位发现，数量前60位的研究单位共2665篇，占总数的62．1%，其中发文数量超过50篇的研究单位有17家(图2)。在这60家研究单位中，发文数量最多的是华中农业大学，为200篇;最少的是厦门大学，为13篇。其余1600余篇论文涉及发文数量不超过10篇的几百家研究机构。由此可见，我国开展农业转基因相关研究工作的单位涉及面广，分布广泛，研究的转基因作物对象多样，研究水平和条件能力参差不齐。随着国家转基因专项的逐步启动和深入，相信将有更多的研究机构参与进来，这种局面将进一步复杂化。

由于我国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采取的是前审后批的原则，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6条)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第11条)的规定，审批前的安全管理应由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单位负责。通过文献调研和网络查询，到目前为止虽然各地各级农业管理部门都有制定相应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方法，但具体到研究单位，目前仅有中国农业大学等少数研究机构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措施。2009年10月，中国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领导小组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并起草了《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就学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组织管理、安全评价的申报、安全管理、违规处理和处罚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安全委员会还将定期对学校内开展的转基因中间试验、生产试验进行校内安全评价审核。

一方面，转基因作物研究方兴未艾，而另一方面，关于转基因作物试验研究阶段中的风险问题却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相关研究还很缺乏。通过分别以“实验室AND生物安全”“转基因AND生物安全”和“实验室AND实验室安全”为检索表达式，在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CNKI)中进行文献检索分析发现(图3)，我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起步于1999年，晚于转基因作物研究近10年的时间，在2002年达到高峰，之后回落至年均70篇论文左右水平。1999～2001年是国际上提出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并爆发争议最为突出的一年，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的发展趋势符合这一时期的特殊性。通过关键词分析也发现，现阶段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尚以宏观背景研究为主(图4)，对病原微生物和疾病防控略有侧重(图5)。

此外，我国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研究在2003年之后逐渐受到重视(图3)，这与2003年以来，我国以SARS病毒感染为代表的生物实验室获得性感染事件的时有发生有关。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关于转基因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研究仍十分缺乏。由于现阶段国家在对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调控中，研究阶段的风险控制是处于“自检自查”水平，相关研究的缺乏及研究机构的监管缺位，都可能使农业转基因研究在实验室阶段就因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有效的监管与约束，而产生一系列生物风险。

图4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的关键词分析

Fig．4KeywordsanalysisonGMbio-safetyresearch

2转基因作物实验室的风险问题转基因生物实验室的生物风险既包含生物学实验室的一般风险，又因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而存在其特有的风险。总体来说，转基因生物实验室的潜在风险源包括以下4个方面:生物学试验材料与对象;生物学试验操作;生物学实验室废弃物;生产性试验。

2．1生物材料、试剂风险在转基因作物研究中，涉及的试验材料与试剂包括: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操作所必需的生物活性材料，包括组织、细胞和微生物菌种、质粒、载体以及病毒等;各种化学试剂，其中包括有毒、有腐蚀性的生化试剂，如氯仿等有机溶剂、溴化乙锭(EB)、丙烯酰氨及其结合物、各种酸碱溶液、染料、抗生素、细胞培养基(液)、洗脱液、抗体、放射性同位素等。转基因作物的试验对象主要包括烟草、拟南芥等模式植物以及玉米、大豆、棉花等经济作物。

2．2试验操作风险转基因生物试验中涉及的试验操作风险来自研究人员的操作失误和器材设备风险2个方面。其中，试验器械与耗材主要包括塑料制品，如各种吸头、吸管、离心管、注射器、手套、培养皿等一次性耗材;玻璃制品，如各种培养皿、试管、吸管、玻片、盖片、常用容器、过滤器皿等易损易碎材料;金属物品，如注射针头、刀片等器具;以及常用设备，如离心机、水浴锅、烘箱、灭菌锅、超净台、电转仪、电泳仪、扩增仪等，及其所涉及用电、用水及设备使用风险。

2．3废弃物风险由转基因生物试验产生的废弃物主要包括:①生物活性材料类，如组织、细胞和微生物(细菌、真菌和病毒等)及其培养物(如含有筛选药物、抗生素、有毒代谢物、外源基因残留物等)。②试验对象类，如转基因植物植株、花粉、果实、种子等。③生化试剂类，如有毒物品及其他试验废弃物，如重金属、氰化物、溴化乙锭(EB)、丙烯酰氨、甲酰氨及其结合物、酸碱溶液、有机溶剂、染料、抗生素、同位素、凝胶电泳、培养基(液)、洗脱液等;以及转基因操作中的残液、缓冲液等。④试验耗材类，如各种吸头、吸管、离心管、注射器、手套、培养皿等塑料用品;各种培养皿、试管、吸管、载玻片、盖玻片、常用容器、过滤器皿玻璃制品;注射针头及刀片等金属物品等。

2．4生产性试验意外释放风险在转基因植物研究过程中，处于目的基因克隆与功能研究、表达载体建立与功能鉴定、突变体构建等目标所进行小规模种植，及由此而产生的潜在释放风险，如实验室盆栽、温室种植，或田间小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基因逃逸、水平基因转移、以及种子散落或遗失等。例如，2005～2008年在我国湖北、湖南发生的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事件［3－4］，据估算约有950～1200t未经国家商业化种植批准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和大米流入市场，而非法流入农田的转基因种子源头则来自转基因作物实验室。

3农业转基因实验室安全管理建议

转基因作物的实验室研究阶段，在多个环节上可能产生生物风险。其中，生物试剂风险和试验操作风险属于生物技术操作的一般风险;而转基因研究的生物材料、废弃物和生产性试验的意外释放风险则是转基因作物实验室研究阶段的特殊风险，需特别关注。根据农业转基因实验室的生物风险因素，提出以下管理建议:

(1)强化农业转基因实验室风险管理意识，重视源头管理。国家、地方和研究机构的生物安全管理部门应加大对农业转基因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在转基因作物实验室研究之初即介入管理和风险控制。增加经费投入，加强法规法制建设和人员队伍的培训与储备，强化全社会范围内的风险交流和教育，在全过程实施有效监管，对转基因作物实验室研究过程实行实时监控，及时反馈和调控，可以做到对转基因生物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及时发现和及时处理。高校、农科院、研究所以及农业生物技术公司的研发中心等转基因作物研究机构必须担负生物安全管理的责任，建立转基因作物研究申请申报制度，从源头上控制转基因作物生物风险因素。

(2)强化生物安全培训，重视废弃物管理。在转基因作物试验操作过程中，应加强安全教育和风险交流，对试验废弃物应专门处理，如专门地点存放、专人管理、严格分区、分类、对危害性高的试验废弃物的存放和处理应记录存档;废弃物集中处理站从设计上就要考虑防止集中存放后的二次污染，应适当考虑增设安全监控和排风系统。含有活性生物材料的废弃物应经过严格的灭活处理，且废弃物和高风险试剂、材料等应张贴安全警示标志，以避免转基因作物试验过程中其产品和废弃物对直接接触的操作人员、可能被动接触的非操作人员和野生生物的感染，以及由于直接倾倒或者随意丢弃等造成对环境水体、土壤等的污染，或由于不当操作而造成的菌种和基因的交叉污染。

转基因技术论文范文第8篇

任何一项新技术发展起来时，都不免遭受一些质疑与非议。但从来还没有一个高新技术领域，像转基因这样，如此敏感复杂，几乎让全民都参与了讨论。

转基因的前世今生

在谈论转基因育种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农业的起源。对野生植物的驯化，是从我们的最早的农师——后稷开始的。他通过一种至今不为人知的、粗犷的转基因手段，成功地将狗尾巴草变成了谷子，为黄河流域的中国人确定了四千年的主粮。“稷”的原意，就是指这种黄色的小米，山西人至今还在吃，占了我们说的“社稷”的一半。同时代，在中国长江流域，未经王化的蛮族在收集野生稻，美洲的印第安人在驯化玉米，西亚“新月沃地”两河流域的人在创造小麦。从后稷的年代开始，人们就开始了对植物基因组DNA（脱氧核糖核酸）的修补——人工选择性状。数千年的育种过程中，我们的祖辈们几乎彻底改变了这些植物的基因组，或者说，将它们改造成了另一个物种；薏苡（一种杂草）变成了谷粒饱满的玉米，山羊茅在内的几种野草组合成了小麦，基本没有产量的野生稻也转变成了亩产千斤的栽培稻。

这种改变的原动力，就是经典遗传学中的遗传交换所产生的DNA重组。1953年，沃森与克里克的DNA双螺旋模型建立，标志着生物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人们期待着通过对基因的了解以及人工操作，改变生物的性状。直到1971年，美国的史密斯（Smith，H.O.）等人从细菌中分离出了一种限制性内切酶，能够识别DNA双链中的核苷酸序列，在这一段序列内将DNA分子切断。有了限制性内切酶这把“分子刀”，人工的DNA重组或者基因工程从而成为了可能。切下来的DN段在DNA连接酶作用下，连接到一个“载体”上，“载体”本身也是一段DNA。1973年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柯恩将一个重组后的DNA载体转入大肠杆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转基因的生物。这个事件也成为了生物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从那时起，基因工程技术几乎波及了所有的生物学领域，极大地加速了生物学的发展与变革。1982年美国批准了利用基因工程在细菌中生产人的胰岛素。1985年转基因植物获得成功，1996年克隆羊“多莉”诞生。直到现在，利用转基因技术所生产的粮食、药品、疫苗、食物，已经成为了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般将育种分为四个阶段：选择育种、杂交育种、诱变育种与转基因育种。在原始的选择育种阶段，几千年作物的产量几乎就没有大的变化。杂交育种阶段，人们通过杂交的方式，使优良的性状集中在一体，并使之稳定遗传下来，这是一个缓慢而又繁琐的过程。随后的诱变育种阶段，通过化学或物理诱变的方式，使植物的基因发生突变，产生新的性状，大多数突变是有害的，极少数有利的突变被选择出来用于育种。与这些传统的育种方式不同的是，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找到某个性状所对应的DNA，把它剪出来，然后移植到我们想改变的植物或者动物中。这就是转基因育种。

转基因的目的，与常规育种一样，是得到“优良性状”。形形的基因与形形的性状相关联。生物体内有极其复杂的调控网络。改变了基因，就改变了性状。“高产”就是一个性状，只是这个性状十分复杂，海量的基因与作物的产量有关。“株高”是一个性状，“抗虫”也是一个性状，“紫色花药”也是一个性状。性状分得越细微，决定这种性状的基因数目就可能越少。转一个“高产基因”很难明显地提高产量，而转一个“抗虫基因”却能明显地抗虫。所转的基因，既可以是来自同一物种的同源基因，又可以是来自不同物种的异源基因，例如将水稻的“抗旱基因”转入水稻，过表达以后可以提高水稻的抗旱能力；例如将来自苏云农杆菌的抗虫基因BT蛋白转入玉米或者水稻，使之抗虫。转基因技术扩大了基因的“源”，这一点是杂交育种做不到的，杂交只能在同一物种或者近缘物种间进行。当然也没有必要为此担心转基因改变物种，转一个或几个基因是不可能改变物种的。而实际上，数千年的人工选择过程中，我们已经改变了物种，现在的小麦、水稻、玉米与它们的祖先早就不是同一个物种（species）了。转基因技术对植物基因组DNA的改变，与数千年育种过程中的改变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对这一改变过程极大的加速。

近二十年来， 科学家们使用现代的生物技术手段，植入或调整基因，生产出一系列具有耐干旱、抗除草剂、抗虫等性状的作物。2012年全球28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1.7亿多公顷，其中美国就达6950万公顷，居世界第一。另外还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转基因产品，转基因技术在全球的应用已经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安全性：事实与传言

转基因食物GMO（Genetic modified Organism）直译过来是遗传改良，如果当初这么翻译而不是“转基因”，估计大家就放心多了。证明转基因这一产品对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有什么样的影响，显然是要通过科学的评估，而不是大众的辩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科学共同体早就有“实质性等同”的概念，即转基因食品与同类的非转基因食品在成分上没有区别，便认为是没有额外的安全风险。实际上，由于社会上对转基因敏感，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往往受到更严格的安全监控，反而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人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吃转基因食品的长期效应。有一种“虽然现在不能证明转基因有什么危害，从逻辑意义上讲不等同于一定没有长远危害”的说法，要求用人试吃，而且要吃50年，100年，甚至三代以上。这不是科学的实验方法，也根本无法设计完成。因为从这个逻辑出发，任何东西都不能保证没有长远的危害，因为无法自证。也不能保证非转基因食品没有长远的危害。有人会说，我们吃了几千年的普通粮食，都没有安全问题，而转基因却没有经过长期的实验，所以不能保证长期安全。实际上，非转基因的普通食品也不是没有长期问题——人类吃烤肉吃了一万年，最近才发现里面含有高度致癌的化学物质；肥肉、鸡蛋、以及一些胆固醇含量高的食品，在尚未解决温饱的年代当成美食，现在认为是不健康的食物。科学只认一个“实质等同”的概念，即转基因食品与同类的非转基因食品没有本质的区别。理论上安全性与非转基因食品等同。

网上一度流传着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的所谓“真相”。事实上，转基因食品在美国食品市场上已经存在了约20年。转基因作物已经在世界上规模化生产十多年了。全世界每年有上亿公顷的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每年数亿人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尚未有科学实证表明转基因作物有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也未发现任何一例经科学实验证明对人体有害的案例。

在2012年，有两个与转基因相关的事件不容忽视。一个是国内的“黄金大米”事件。一个是法国科学家的转基因饲料致癌的研究报告。

黄金大米是富含β-胡萝卜素的转基因大米（因颜色金黄，俗称金大米），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研究者用湖南衡南县一山区学校的25名儿童进行试验，用来研究黄金大米中的类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的吸收和转化成维生素A的效率，探索预防儿童维生素A缺乏症的途径。黄金大米本来就是用于对付贫困地区儿童维生素A缺乏症的，有关黄金大米的安全性试验在美国已经做过，针对于中国儿童的试验也并非“安全性试验”。只是检测黄金大米补充维生素A的效果。问题在于，这一研究的审批程序存在瑕疵，课题组也没有告知学生家长食用的是转基因大米。于是这一事件被“反转”人士冠以“儿童人体试验”炒作，迅速发酵。实验人员被指责为“别有用心”。

2012年，法国凯恩大学的研究人员塞拉利尼等人在爱思唯尔出版社的《食品和化学毒物学》杂志上，称喂食转基因玉米的大鼠更容易生肿瘤并出现多种器官损伤。该以后，立即被“反转”人士快速传播。生长肿瘤的大鼠配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撼。然而该论文甫一发表，即遭到了全球上百位领域内的科学家的质疑。科学家们要求作者公布所有的原始数据，塞拉利尼与他的同事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受到同行们的普遍抨击。欧洲食品安全局于2012年11月声明称，塞拉利尼等人的研究，存在设计和方法上的重大缺陷，无法达到基本的科学标准。今年11月28日，爱思唯尔出版社决定撤回这篇论文，理由是该研究未能符合科学标准，论文数据不足以支持其结论，从而结束了一年来这篇研究报告所引起的沸沸扬扬的争论。然而，这篇论文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已经不可挽回，撤稿也显然无法获得当初发表所形成的轰动效应。有关“转基因致癌”的骇人言论仍然在社会上传播。

这两个事件使得转基因雪上加霜，加重了转基因的妖魔化。一些激进反对转基因的人士，被戏称为“反转控”，“控”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就是心理上的抵制，类似于一种——是无法用事实与逻辑来说服的。绝大多数都是人文社会学科背景。世界各地都有。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其民主信仰自由的程度高，可能更为激进。转基因争论中很难跨过的就是谣言这一关。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谣言，不明真相的人怀着哗众取宠的心理不负责地传播谣言，才使得有关转基因的谣言满天飞，一时陷入争议的漩涡。最著名的便是吃转基因“三代绝育”的传言；在非洲，有传言是吃了转基因食品“会变成同性恋”。这些滑稽的传言虽然被权威部门严肃认真地辟了谣，但在街头巷尾，人们更乐于传递这种谣言，这才是妖魔化转基因的真正危害所在。然而在面对转基因的谣言时，政府却把科学家们推到了第一线。“转基因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的生物武器”“虫子吃了会死的东西，人吃了也会有问题”，以及“某某央视名人调查说美国人从不吃转基因”“某副部长是美国生物公司的转基因推手”等等。处理谣言是政府的责任，对于明显出于私利而制造损害国家利益的谣言者，可以用法律手段来制止。让科学家出面辟谣，反而要遭受反转人士的辱骂，这也是为什么在转基因大讨论中，直接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研人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科学家有作科普的义务，却没有时间精力面对这些无休止的低级的谣言。

转基因在中国

自上个世纪末，中国的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始迅猛发展，十几年前，克隆一个新基因，转化植物成功，就有可能博士毕业。而现在，这是一个生物学专业的本科生都可以完成的实验。转基因作物在中国成功例子是BT抗虫棉的推广，上世纪末，美国的转BT抗虫基因棉花占了市场绝大多数的份额，国产转基因抗虫棉研制成功后，逐步产业化，几年之后已经维持在95%以上的份额。累计推广了4亿多亩，产生了数百亿元的经济效益，而且，由于大量减少了农药的施用，农业生态环境逐步得以改善。这一典型的产研结合的成功案例应用到主要的粮食作物上时，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2010年，农业部批准了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的安全证书，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一直没有大规模种植。

在中国，除了转基因棉花，其它粮食作物，玉米、大豆、水稻，是禁止大规模种植转基因品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研究员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Nature》上的一系列论文重点阐述了转BT基因抗虫棉所引起的生态环境影响，大规模种植的棉花已经证明了环境安全性，政府也承认了这一点。至少中国的政策认为转基因生态是安全的，否则也不会批准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的棉花。而中国大量进口的大豆，80%以上都是转基因的，这些转基因粮食显然已在其生产国得到了安全性认证，因此政府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在环境安全与食品安全都认可的情况下却迟迟不能推广转基因，这个矛盾就在于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政府诚信的缺失，也使得老百姓对权威研究机构不信任，这实际上已经与转基因本身无关，——推广不推广转基因也已经不是科学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要照顾大众的情绪。

现实问题是国际上的转基因作物正在进攻中国的种子市场，现在每年进口5800万吨的转基因大豆，玉米也已经由零进口增加到了每年500-600万吨。一旦粮食的种业市场被国外的转基因品种所攻克，政府应该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总书记说“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如何靠自己，当然要依靠先进的育种技术。值得农业科研人员欣慰的是，虽然社会上饱受争议，国家对转基因研究的资助却没有削减。在转基因问题上也更乐于倾听科学家而不是那些社会学者的声音。

转基因只是一门技术，当然也是最先进的育种技术。从现在看来，下一次农业革命也必然是以它为主导。转基因作物育种及推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被称为继绿色革命之后又一次农业科技发展的飞升。而同时还伴随着人们对转基因安全问题的极大争议，这更显示出转基因技术强大的生命力。农业科技发展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跟上世界农业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也只有依靠不断发展的生物技术，推动产业化，才能让未来的生活更美好。

转基因技术论文范文第9篇

A：事实

长芒苋是美国东南部农民的眼中钉，因为它会与棉花争夺水分、阳光以及土壤中的养分，并且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占领整片农田。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美国农民就在广泛种植转基因棉花。这种棉花通过基因改造，能够耐受除草剂草甘膦。美国孟山都公司在将这种除草剂推向市场时，所使用的商品名为“农达”。刚开始，转基因作物加除草剂的方法十分有效。但2004年，在佐治亚州的一个县，人们发现了对草甘膦具有抗性的长芒苋，而截至2011年，这种长芒苋已经散布了76个县。

一些科学家和反对转基因的团体警告：栽种转基因作物后，由于农民对草甘膦随意使用，使许多杂草都开始进化出抵抗除草剂的能力。自从1996年抗草甘膦农作物推出以来，对草甘膦具有抗性的杂草种类已经达到24种。但是，无论农民是否种植转基因作物，抗除草剂的杂草始终是农民无可避免的问题。例如，尽管科学家还没有推出可以耐受除草剂“莠去津”的转基因作物，但还是有64种杂草对这种除草剂进化出了抗性。

实际上，这些杂草的出现，源自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成功。通常，农民会使用多种除草剂来减慢杂草抗性的产生。他们还会通过犁田翻土，去除表层土，释放二氧化碳，以达到控制杂草的目的，这种除草方法不会促使杂草产生抗性。而转基因作物出现后，种植者完全依赖草甘膦。这种除草剂的毒性较许多其他化合物低，且可在无需翻土的情况下杀死多种杂草。于是，农民年复一年地种植同样的转基因作物，而不再通过轮种或变换除草剂来防止抗性杂草的产生。

上述做法得到了孟山都公司的支持。这家公司曾宣称，只要使用得当，杂草并不容易对草甘膦产生抗性。现在，孟山都公司对草甘膦的使用也改变了立场，建议农民使用混合除草剂和翻土来除草。

为了给农民提供新的杂草治理手段，孟山都公司和其他生物技术公司，例如美国陶氏益农，正在研发与不同除草剂合用的新型抗除草剂作物。他们希望能够在几年之内将这些转基因作物商业化。

科学家大都认为，即使是这些新技术，最终也会有失效的一天。但是，以色列杂草科学家乔纳森·格雷塞尔认为，完全放弃化学除草剂并不可行。使用化学除草剂来控制杂草还是比翻土耕作更具效率，而且对环境的破坏性也较小。他说：“如果农民采用更具持续性的农耕方式，并结合使用混合除草剂，那么他们就不再会遇到这么多问题了。”

Q：转基因作物导致农民自杀？

A：谣传

2013年3月，印度的环保及女权主义活动家凡达纳·希瓦一再重申一组令人担忧的统计数据：“自从孟山都公司进入印度种子市场以来，已有27万印度农民自杀。”她认为这是一次种族屠杀。

这一控诉的依据是上世纪90年代末印度人口自杀率的升高。自孟山都公司2002年开始在印度销售转基因作物种子以来，这已成为每次谈及企业剥削时一再重复的例证。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Bt棉花，含有一种苏云金芽孢杆菌的基因，能够抵抗某些害虫。但它进入印度市场的过程并不顺利。一开始，这种棉花种子的价格比当地的杂交品种高5倍，致使当地的经销商将Bt棉花种子与传统的棉花种子混合，以便能以较低的价格销售。这些假种子再加上错误的使用信息，给当地农民造成了庄稼和金钱的损失。这无疑给当地农民雪上加霜，因为长久以来，当地农民承受着严苛信贷体系的压力，迫使他们向地方银行贷款。

然而，荷兰瓦赫宁恩大学及研究中心的农业社会经济学家格洛沃尔认为：“将农民自杀完全归咎于Bt棉花，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虽然经济困难是造成印度农民自杀的一个驱动因素，但自Bt棉花引入，农民的自杀率并没有任何变化。

美国华盛顿特区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证实了以上观点。他们收集、分析了与Bt棉花和印度农民自杀相关的政府数据、学术论文以及媒体报道，然后在2008年发表了相关研究结果，并在2011年更新了数据。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印度人口的年自杀总数从1997年的不足10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万人，但在同一时期内，印度农民的自杀人数却一直保持在每年2万人左右。

马丁·卡伊姆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一位农业经济学家。在过去10年中，他一直在研究Bt棉花对印度社会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尽管Bt棉花在印度的起步不顺，但它已经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在对印度中南部533户棉花种植家庭的调研中，卡伊姆发现，从2002年到2008年，由于虫害损失的减少，这些农户的棉花每公顷的产量增加了24%。在同一时期，由于棉花产量的提高，农民的平均获利增加50%。卡伊姆说，考虑到转基因棉花所带来的利润，我们就不会惊讶，现在印度种植的棉花90%以上都是转基因品种。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环境人类学家格伦·斯通谈道：Bt棉花带来的增产还缺乏充足的实验证据。他不仅对印度Bt棉花的产量进行了实地调研，还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大多数报道Bt棉花增产的同行评议论文，都属于短期调研，而且调研时间通常都集中在转基因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头几年。

因此，他认为这些研究有失偏颇：首批采用该项技术的农民，往往是那些经济比较宽裕且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而他们种植的传统棉花产量就已经高于平均水平。

这些农民种植的Bt棉花产量高，部分原因是他们在那些昂贵的转基因种子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斯通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印度的传统棉花田地已经所剩无几，因而无法就产量和利润与转基因棉花进行比较。卡伊姆承认，许多相关研究仅着眼于转基因棉花的短期经济效益，但他在 2012年发表的研究，将这些影响因素纳入考虑之后，还是发现转基因棉花的经济效益较高。

格洛沃尔认为，Bt棉花虽然没有导致印度农民的自杀率激增，但也绝非棉花增产的唯一因素。他说：“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成功与否，我们很难一概而论。它在印度的发展仍在继续，我们还无法对此作出决定性的结论。”

Q：墨西哥野生作物遭到转基因作物污染？

A：未知

2000年，墨西哥奥克萨卡山区的一些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希望为他们种植的玉米申请有机认证。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微生物生态学家戴维·奎斯特同意帮助他们，以获取许可，进入他们的田地开展一个研究项目。但是，奎斯特对这些农民种植的玉米进行遗传分析时，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当地出产的玉米含有一段转基因，而这段基因正是孟山都公司在抗草甘膦及抗虫害的转基因玉米中，用来提高转基因表达的DN段。

墨西哥不允许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因此这些转基因可能来自墨西哥从美国进口的食用转基因作物。由于当地农民可能不知道这些是转基因作物，而将其当作普通种子进行种植。奎斯特推测，墨西哥的玉米可能已与这些转基因品种杂交，导致转基因DNA混入原生种。

该项发现一经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奥克萨卡即刻成为了媒体、政治的焦点。许多人责骂孟山都公司污染了玉米的历史发源地，因为在墨西哥，玉米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农作物。奎斯特也因为研究存在的一些缺陷（比如检测转基因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认为转基因片段会散布于基因组中的观点，而遭到攻击。《自然》杂志最终撤回了对该论文的支持，但并没有撤销这篇论文的发表。2002年，对该研究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自然》杂志的编辑在脚注中还专门写道：“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支持原论文的发表。”

自那时起，学术界很少公开发表关于墨西哥玉米中转基因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研究经费不足，以及研究结果不统一。

2003年至2004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分校的植物生态学家艾利森·斯诺，对采集自墨西哥奥克萨卡125个农田的870个植物样本进行了分析，但并没有在玉米种子中发现任何转基因序列。

然而，2009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分子生态学家埃琳娜·阿尔瓦雷兹-拜拉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植物分子遗传学家阿尔玛·派尼若-尼尔森，发现了与奎斯特在2001年（在奥克萨卡23个地点采集的3个样本）和2004年（2个样本）所发现的相同的DN段。

在另一项研究中，阿尔瓦雷兹-拜拉与合作者发现，从墨西哥全国1 765户农民那里收集来的种子中，有一小部分含有转基因。在当地社群进行的其他研究中，也不断发现转基因的踪影，但这些研究却很少能得以发表。

斯诺和阿尔瓦雷兹-拜拉承认，取样方法的不同可能导致转基因检测结果的差异。斯诺说：“我们在不同的田地取样，所以他们发现了转基因，而我们则没有。”

当科学界在争论转基因片段是否侵入了墨西哥玉米时，墨西哥政府也在纠结，到底该不该允许Bt玉米的商业化种植。

斯诺谈道：“转基因作物进驻墨西哥的玉米地似乎已经无可避免。有些证据甚至显示这是正在发生的情况，但现在还很难说这种现象发生的频率有多高，后果又会是什么。”阿尔瓦雷兹-拜拉坚持转基因的散播将会危害墨西哥玉米的健康，改变其特性，例如外表及味道，而这些品质对那里的农民是相当重要的。

一旦转基因进入原生种，就很难（即使不是不可能）被去除。批评者还推测，随着转基因性状在当地玉米种群中长期积累，原生种的健康最终是会受到影响的（例如与原生种抢夺能源和资源，或者扰乱原生种的代谢过程）。

转基因技术论文范文第10篇

1994年，巴西坚果与转基因大豆事件

美国先锋种子公司的科研人员在对大豆做品质改良时，发现巴西坚果中有一种蛋白质（2S albumin）富含甲硫氨酸和半胱氨酸，并将这一基因转到大豆中。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这种蛋白质是过敏源。该公司于是取消了这项转基因大豆的研发计划。

事实上，国际上早已有关于能产生过敏反应的食品及有关基因的清单。研究人员在研究转基因作物时，首先不会采用这些过敏性食物的基因。而且在研发前要查询国际公认的过敏源库，将转基因作物产生的新蛋白质与已知的过敏源做比较，如果相似度高，该研究将会停止。同时，按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标准的要求，各国在进行进行转基因安全评价时，均要求是否为过敏源的技术资料，对于有可能成为过敏源的转基因食品会要求停止试验，从管理上也有效地防止转基因食品成为过敏源。

1998年，普斯泰马铃薯事件

1998年秋，英国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普斯泰（Arpad Pusztai）在英国电视台发表讲话，声称他用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马铃薯喂大鼠，大鼠食用后“体重和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受到破坏”。此事引起轰动，由此引发了国际上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等反生物技术组织把这种马铃薯说成是“杀手”（killer），策划了焚烧破坏转基因作物试验地、阻止转基因作物产品进出口、示威游行等活动。印度两块大的转基因作物试验田被焚毁，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非转基因试验材料也遭破坏，以致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都无法答辩。

英国皇家学会对此非常重视，组织了专门的同行评审，并于1999年5月报告，指出普斯泰的实验有六方面的严重错误和缺陷，包括：不能确定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马铃薯的化学成分有差异；对食用转基因马铃薯的大鼠，未补充蛋白质以防止饥饿；供试验用的动物数量少，饲喂几种不同的食物，且都不是大鼠的标准食物，很少具有统计学意义；试验设计差，未作双盲测定；统计方法不当；试验结果无一致性。也就是说，他的实验从设计、实施到分析都有缺陷，得到的结论是没有意义的。普斯泰因此在国际科学界受到严厉批评。不久，Rowett研究所宣布普斯泰被劝提前退休，并不再对其言论负责。

1999年，美国帝王蝶事件

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洛希（Losey）在《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用拌有转基因抗虫玉米花粉的马利筋杂草叶片饲喂美国大斑蝶（帝王蝶，Monarch butterfly）的幼虫，发现这些毛毛虫生长变得很缓慢，死亡率高达44%。这一结果被解释为抗虫转基因作物威胁非目标昆虫。绿色和平组织等反生物技术组织据此提出应限制转基因玉米的生产与销售。

1999年夏天，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组织昆虫专家们对帝王蝶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结论是，抗虫玉米花粉在田间对帝王蝶并无威胁，其原因是：（1）玉米花粉大而重，扩散不远，在田间所有花粉只落在9.1米以内，在距玉米5米的马利筋杂草上，每平方厘米叶子上只发现1粒玉米花粉。（2）帝王蝶通常并不吃玉米花粉，它们在玉米散完粉后才大量产卵。（3）在经调查的美国中西部转Bt基因玉米占玉米面积的25%，但田间的帝王蝶数量却很大。美国环境保护局在最近的一个报告中指出，评价转基因作物对非靶标昆虫的影响，应以野外实验为准，而不能仅仅依靠试验室的数据。

2000年，加拿大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事件

1995年，加拿大首次商业化种植了通过基因工程改造的转基因油菜。但在种植后的几年里，在加拿大的油菜地里发现了个别油菜植株可以抗1～3种除草剂，进而有人称此为“超级杂草”。后经调查了解到，产生这种油菜植株的原因，是由于农民在收获转基因油菜种子时部分遗落到田间，第二年再种新的油菜品种时，原来的种子发芽成熟后与新的品种之间发生基因漂移所致。

事实上，这种油菜在喷施另一种除草剂2.4-D后即被全部杀死。“超级杂草”并不是一个科学术语，只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有“超级杂草”存在。

2001年，墨西哥玉米事件

2001年1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David Chapela和David Quist在Nature上发表文章，声称在墨西哥南部Oaxaca地区采集的6个玉米地方品种样本中，发现有CaMV 35S启动子及Novartis Bt11抗虫玉米种的adh1基因相似序列。由于墨西哥为世界玉米的起源中心和多样性中心，当时该消息引起了一些环保人士的关注。绿色和平组织借此大肆渲染，说墨西哥玉米已经受到“基因污染”，甚至指责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的基因库也可能受到“基因污染”。

实际上，文章发表后受到很多科学家的批评，指出其在方法学上有很多错误。所谓测出的35S启动子，经反复查明是假阳性。所称Bt11玉米中的adh1基因已经转到了墨西哥玉米的地方品种，则是张冠李戴。因为Bt11玉米中的基因是adh1-S，而作者检测出的是常规玉米品种中本来就存在的adh1-F基因，两者的基因序列完全不同，是两码事。显然作者没有比较这两个序列，审稿人和Nature编辑部也没有核实。

对此，Nature于2002年4月11日载文2篇，批评该文的结论是对不可靠的实验结果的错误解释。同期发表编辑申明：该文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发表。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也发表声明指出，经对种子资源库和新近从田间收集的152份材料的检测，在墨西哥任何地区都没有发现35S启动子。

2005年，美国转基因玉米MON863事件

2005年5月22日，英国《独立报》披露了转基因研发巨头孟山都公司的一份秘密报告。报告显示，吃了转基因玉米的老鼠，血液和肾脏中会出现异常。最后迫于压力，应欧盟要求，公布了完整的1139页的试验报告。欧盟对安全评价的材料及补充试验报告进行分析后，认为将“Mon863”投放市场不会对人和动物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于2005年8月8日决定授权进口该玉米用于动物饲料，但不允许用于人类食用和田间种植。

2009年10月，欧洲食品安全局转基因生物小组按照转基因植物及相关食品和饲料风险评估指导办法及复合性状转基因植物风险评估指导办法提出的原则对转基因抗虫和耐除草剂玉米Mon89034 x NK603用于食品和饲料的进口和加工申请给出了科学意见。欧洲食品安全局在总结报告中说，目前有关MON89034 x NK603玉米的信息代表了各成员国对该品种玉米的科学观点，在对人类和动物健康及环境的影响方面，这种玉米与其非转基因亲本一样安全。因此，EFSA转基因小组认为这种玉米品种不大可能在应用中对人类和动物健康或环境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2007年，法国孟山都转基因玉米事件

2007年，法国卡昂大学的分子内分泌学家Seralini及其同事对孟山都公司转抗虫基因玉米的原始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老鼠在食用转基因玉米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当时，一些科学家和监管机构就指出他们的工作存在着大量的错误和缺陷。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6位毒理学及统计学专家组成同行评议组，对Seralini等及孟山都公司的研究展开复审和评价，并在《食品与化学品毒理学》上发表评价结果：Seralini等对孟山都公司原始实验数据的重新分析，并没有产生有意义的新数据来表明转基因玉米在3月龄老鼠喂食研究中导致了不良副作用。

2009年，Seralini及其同事再次把欧盟转引的美国孟山都公司的实验数据重新做了一个粗浅的统计分析，在2009年第5期《国际生物科学学报》上发表了题为“三种转基因玉米品种对哺乳动物健康影响的比较”的文章，文中指出，食用了90天转基因玉米（抗除草剂玉米NK603，抗虫玉米MON810和MON863）的老鼠，与食用转基因玉米不到90天的老鼠，其肝肾生化指标有差异。据此把这种差异解释成食用转基因玉米后造成的。

该文章发表后，便受到了监管机构及同行科学家的批评：法国生物技术高级咨询委员会指出，de Vendomois等（2009）的论文中仅列出了数据的差异，却没能给予任何生物学或毒理学上的解释，而且这种差异仅反映在某些老鼠和某个时间点上，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此外，Seralini及其同事没有进行独立实验，仅仅是对孟山都公司的原始数据做了重新分析，显得粗略、证据不足或解释错误，根本不足以推导出转基因产品会导致某些血液学上的、肝肾的毒性迹象这样的结论。总之，该论文没有任何新的科学信息。

欧洲食品安全局转基因生物小组对该论文进行了评审，同时，转基因生物小组也对3个90天大鼠喂养研究的数据重新进行统计学分析。转基因生物小组得出结论，论文中提供的数据不能支持作者关于肾脏和肝脏毒性的结论。并不存在任何新的证据表明需要对以前得出的转基因玉米转化事件MON810、MON863和NK603对人类、动物的健康以及环境无不良影响的结论进行重新考虑。

2007年，奥地利孟山都转基因玉米事件

2007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兽医学教授Juergen Zentek领导的研究小组，对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耐除草剂转基因玉米NK603和转基因抗虫玉米MON810的杂交品种进行了动物实验。在经过长达20周的观察之后，Zentek教授发现转基因玉米对老鼠的生殖能力有潜在危险。

事实上，关于转基因玉米是否影响老鼠生殖的问题，共进行了3项研究，而仅有Zentek负责的其中一项发现了问题。该研究结论时，尚未经过同行科学家的评审，其研究结果很不一致，实验报告和分析存在瑕疵。Zentek在报告时自己都表示，3项研究获得了互相矛盾的结果，且仅得出初步结果。

欧洲食品安全局转基因生物小组对Zentek的研究发表了同行评议报告，认为根据其提供的数据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同时，两位被国际同行认可的专家（Dr. John De Sesso和James Lamb）事后专门审查及评议了Zentek的研究，并独立地发表声明，认定其中存在严重错误和缺陷，该研究并不能支持任何关于食用转基因玉米MON810和NK603可能对生殖产生不良影响的结论。多个科学研究机构已有证据表明这些产品不会对繁殖能力产生影响，之前已有多个繁殖毒性实验证明了这些产品的安全性。全球20多个法规审批机构认为，含有MON810和NK603性状的玉米以及复合性状的玉米与常规玉米一样安全。

2010年，俄罗斯之声转基因食品事件

与其说是一个事例，倒不如说是一则虚假新闻。2010年4月16日，俄罗斯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以“俄罗斯宣称转基因食品是有害的”为题报道了一则新闻。新闻称，由全国基因安全协会和生态与环境问题研究所联合进行的试验证明，转基因生物对哺乳动物是有害的；负责该试验的Alexei Surov博士介绍说，用转基因大豆喂养的仓鼠第2代成长和性成熟缓慢，第3代失去生育能力。俄罗斯之声还称“俄罗斯科学家的结果与法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结果一致。当科学家证明转基因玉米是有害的，法国立即禁止了其生产和销售”。

实际情形是怎样的呢？通过目前掌握的资料了解到，Alexei Surov博士所在的Severtsov生态与进化研究所并没有任何研究简报或新闻表明Alexei Surov博士曾写过这样的报道，俄罗斯之声报道的新闻事件也没有在任何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研究论文。此外，俄罗斯之声用的标题是“俄罗斯宣称转基因食品是有害的”，而其他新闻报纸则用的是“一个俄罗斯人宣称”。显然“俄罗斯宣称”与“一个俄罗斯人宣称”是有显著区别的。至于新闻中提到法国禁止了转基因玉米的生产和销售，这与事实不符。法国政府并没有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下禁令，而是恰好相反。欧盟已经于2004年5月19日决定允许进口转基因玉米在欧盟境内销售。

链接1：转基因历史大事记

1973年 美国发明重组DNA技术，诞生了全球第一个转基因大肠杆菌微生物

1980年 美国诞生全球首例转基因老鼠

1982年 美国、比利时诞生全球首例转基因烟草

1983年 美国首例转基因马铃薯产业化

1985年 美国诞生全球首例转基因猪、羊、兔

1986年 美国批准转基因棉花进入田间试验

1988年 美国首次用转基因绵羊生产出抗胰蛋白酶药物

1989年 瑞士批准转牛凝乳酶基因微生物生产奶酪

1990年 荷兰获得世界上第一头转基因公牛

1991年 德国抗流感转基因猪、兔诞生

1994年 美国批准延熟保鲜的转基因番茄上市

1994年 美国批准抗病毒转基因西葫芦种植和食用、抗除草剂大豆商业化

1995年 美国批准抗虫转基因玉米商业化

1995年 美国批准转基因棉花、番茄商业化种植

1996年 美国批准抗病毒转基因番木瓜商业化种植

1997年 美国批准抗除草剂转基因菊苣商业化种植

1997年 加拿大植酸酶转基因猪诞生

1998年 美国批准抗除草剂转基因甜菜种植和食用

1999年 美国批准耐除草剂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

1999年 美国批准延熟转基因甜瓜食用

2000年 美国诞生基因敲除转基因猪

2000年 英国诞生基因敲除转基因羊

2003年 加拿大批准抗病毒转基因番木瓜食用

2004年 美国批准耐除草剂转基因小麦食用

2004年 伊朗批准抗虫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

2005年 美国成功培育抗炎转基因牛，诞生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转基因猪

2006年 欧盟第一个转基因山羊乳腺生物反应器生产人抗凝血酶新药诞生

2006年 欧盟批准转基因山羊生产的抗凝血酶原Ⅲ新药上市

2007年 美国批准抗病毒李子商业化种植

2010年 荷兰用转基因兔生产蛋白酶C并在欧洲上市

2011年 加拿大批准美国抗旱转基因玉米商业化

英国诞生全球首例抗禽流感转基因鸡

链接2：全球转基因作物分布

转基因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工业、医药、环保、能源、农业等各个领域。2010 年，全球共有29 个国家批准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1.48 亿公顷（22.2 亿亩），并在59 个国家批准上市。截至2011 年年底，全球已有25 种植物的转基因产品通过了安全性评估，批准用于商业化种植或食用。这些植物包括棉花、玉米、大豆、白菜型油菜、甘蓝型油菜、番木瓜、水稻、小麦、马铃薯、番茄、甜菜、玫瑰、矮牵牛、甜椒、烟草、亚麻、苜蓿、香石竹、菊苣、杨树、李子、西葫芦、甜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