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篇1

1946年12月，根据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东北局决定鲁艺脱离东大，组建东北鲁艺文工团。鲁艺师生先后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和南满地区建立了东北鲁艺第一（牡丹江鲁艺文工团）、二（合江鲁艺文工团）、三（松江鲁艺文工团）、四（南满鲁艺文工团）团，后来又组建了鲁艺音工团。吕骥任总团长，张庚为总团副团长。各团在东北局宣传部和各省委的领导下，在农村、前线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文艺宣传工作。在茫茫的林海雪原，在白山黑水之间，在硝烟弥漫的烽火前线，东北解放区到处都留下了东北鲁艺文工团的足迹。

是文工团又是剿匪和工作队

北满，这个当时的“大后方”，其实并不安宁。土匪十分猖獗，到处烧杀抢掳，害得群众无法正常生活。东北鲁艺文工团成立伊始，就在水华、马可、瞿维、寄明、干学伟等老同志的带领下，开进合江省的刁翎地区。刁翎是牡丹江、松花江汇合处的山区，是进入合江的屏障，也是军事要地。当地有张雨新、谢文东、李华堂等五大匪股，多者五六千人，少者也有一两千人，完全是日伪军的装备。他们盘踞在刁翎、海林地区，破坏我党我军的和建政工作，不消灭他们，合江不能安宁，东北解放区的后方根据地就建设不起来。鲁艺文工团跟着谭友林的三五九旅和贺晋年的骑兵部队，随军挺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三项：慰问部队、宣传群众、瓦解匪队。慰问部队用小型歌舞节目，宣传群众演出《白毛女》，瓦解敌人除喊话外还编说快板、顺口溜类的战斗作品。文工团很受部队欢迎，称这是文武大军并肩战斗；文工团也很受老百姓欢迎，说我们是他们的贴心人，帮助他们翻身求解放的好向导。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就是当时斗争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7年夏，“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后，解放区的广泛展开。东北局发出了《继续完成，深入发动群众的指示》。鲁艺文工团闻风而动，一团到了牡丹江的宁安和穆棱，二团到了合江的勃利、依兰和桦川，三团到了松江的三肇平原。文工团所到之处，边用文艺形式宣传群众，边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在此期间，几个团都创作了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如三团胡零编剧、刘炽作曲的歌剧《火》，二团集体创作的话剧《王家大院》等，都受到了东北局宣传部的通电嘉奖。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就是反映这一时期斗争生活的优秀作品。

活跃在南满地区的鲁艺四团

1947年春季战役胜利之后，从北满分局调任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同志对东北局宣传部提出：要鲁艺派一个文工团，到南满来开展工作。东北鲁艺总团从一二三团抽调了一部分骨干力量，组建了鲁艺四团，由总团副团长张庚同志任团长。

这时的战局已经开始向有利于我的方向转化。但敌军凭借武装优势，仍然占据着大部分大、中城市。鲁艺四团从北满到南满，只能绕开军的封锁区，走迂回的路线。他们从牡丹江出发，先乘火车到图们，然后和野战军南进的部队结伴同行。一边演出，一边徒步行军，沿着长白山，一头扎进山沟里，白天枪不离手，夜里衣不解带，夜渡“松花湖”，险过“砍头岭”，从图们到敦化，又从敦化到蛟河，过桦甸奔盘石，绕来绕去终于到达了南满分局的所在地――通化。张庚代表全团向南满分局报到，随后全团在通化纪念九一会的露天广场，举行了第一场正式演出。东北局副书记兼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和辽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慰问了大家，并交待了在南满地区开展活动的具体任务。鲁艺四团暂以通化为基地，边休整、边排练、边演出，慰问部队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举办美术展览，然后又从铁厂出发，过八道江、临江、大栗子沟等地演出、慰问部队，看望伤病员，同时开始向安东进发。

以后，鲁艺四团以安东为大本营，以辽南军区所在地瓦房店为中心，在大孤山、庄河、皮口、城子疃、普兰店等地留下了他们文艺宣传活动的足迹。他们演出的歌剧《白毛女》、《永安屯翻身》，话剧《反翻把斗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全团还在瓦房店附近的元台村和太平庄参加了农村。作为省委的基点村工作队，他们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搞春耕生产，支援前线。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和群众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产生了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从1947年8月首场演出算起，到1948年11月，鲁艺四团在南满各地，仅大型演出就有145场，观众人数约40余万人次。

吕骥组织创作组深入部队为兵写歌

1948年3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全东北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了文艺要为解放战争服务，要把为兵服务放在首位的号召。会后，在东北音工团建团前夕，吕骥亲自组织了一个创作组，成员有天蓝、晓星、刘炽，前往东北野战军“一纵”体验生活，为兵写歌。

“一纵”（即现在人民第38军）是东北战场的主力部队，打过硬仗，战功卓著，被野战军总部命名为“钢铁部队”。晓星同志根据这支部队在东北作战的战史和战绩，写了一首歌词，题名为《钢铁部队进行曲》，歌词经吕骥同志审阅后，由刘炽同志谱曲。这首歌写得刚毅健劲，沉着有力，后来在“一纵”各部队广为传唱，现在已成为38军军歌。当时，这支部队正在四平街加紧作战训练，作攻打锦（州）、长（春）、沈（阳）的实战准备。创作组根据当时在部队的生活体验和战斗任务的需要，创作了《攻大城》（晓星词，吕骥曲）、《人民的爆破手》（吕骥词曲）等一批部队官兵喜爱的歌曲。这些歌曲写完后，他们立即拿到连队去教唱，听取战士们的意见，这些歌很快就在部队中唱开了。后经音工团的演出，电台的广播，特别是在《东北日报》上发表之后，也在后方的一些兵团中也流传开来。

在围困长春前线的鲁艺三团

1948年夏，东北战场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全面进攻，敌我双方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军已是四面楚歌，基本上被围困在沈阳、长春、锦州等几个大城市。鲁艺三团受命从哈尔滨开赴长春前线。他们冒着敌机低空扫射、轰炸的危险，到达了围困长春前线的最前沿。他们一天一个地方，晚上点着汽灯在野台子上为部队战士和群众演出。他们演出的大型歌剧《杨勇立功》、《为谁打天下》，大大地激发了战士们的士气。每到一地，他们还编写演出反映部队英雄事迹的歌曲及各种形式的小型文艺作品，以壮军威、鼓舞斗志。在演出的空隙，许多文工团员还经常轮换去前线战壕向敌军喊话。这年的仲秋节，文工团员们以话筒为武器，向敌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心战。他们问：“背井离乡被送到东北来为卖命打内战，现在你们不想家吗？”女文工团员唱起悲惨的歌；乐队同志用笛子吹起凄凉的《苏武牧羊》。这些催人泪下的歌和曲，激起了许多蒋军士兵的思乡之情，有时甚至能听到从远远的敌军碉堡中传出阵阵哭泣声。

鲁艺三团在前线同部队结下了深厚的情意。有一次，他们正在敌我拉锯区为前沿值勤部队演出，一小股敌人突然出击。部队为掩护文工团，立即派出一个连，到最前沿应敌。团参谋长一面下命令，一面高喊：“你们一定把敌人顶住，这里有鲁艺文工团！”战士们火速爬出战壕，应敌而上，枪声夹着炮声响成一片。出击的连长在这次为掩护文工团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最后光荣牺牲了。鲁艺三团的同志们掩埋好烈士，伴着泪水和哭声又踏上了去往下一个火线演出点的征程。

决战前夕，鲁艺一二团奉命上前线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东北战场上，我军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9月中旬，辽沈战役的序幕即将拉开，东北野战军各部队开始全线布阵。东北局宣传部决定：急调部分文艺团体随军南进。于是，鲁艺一二团奉命迅速在哈尔滨集结。

鲁艺一二团在哈尔滨合并为一个团，由侣朋、马可负责。先是同鲁艺音工团、文协文工团等共同组成东北人民艺术工作大队，由总队长吕骥、副总队长宋之的带队去长春的九台一带，为从长春起义的部队第60军演出。在这里，首场演出便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台下坐的观众是刚刚起义，立场、思想尚未转变的军官和士兵，当歌剧《白毛女》演到杨白劳被逼自缢、黄世仁喜儿时，他们拍手叫好；当演到喜儿得救和斗争黄世仁的时候，他们中间竟有人站起来叫骂，更有甚者，竟要向台上的文工团员开枪――后来听说，起义部队的这个师，多是北满的逃亡地主和一些兵痞。文工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起义部队和解放战士中开始开展工作的。与此不同的是，次日，在为起义部队另一个师演出时，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同样演出的也是歌剧《白毛女》，开演后台下鸦雀无声，官兵们聚精会神地看戏。当戏演到杨白劳喝卤水时，台下发出了抽泣声；当演到喜儿哭爹时，台下也随之号啕大哭；当演到群众欢迎八路军时，台下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演出结束后，演员随着观众的掌声唱起了文工团连夜赶写的歌曲《调转枪口打老蒋》。后来得知，这个师是60军的原云南部队，士兵大部分是被抓壮丁抓来的穷苦农民。

慰问起义部队任务完成时，锦州战役已经打响。鲁艺一二团奉命继续南进，转赴辽西战场。从吉林乘车沿着吉海铁路南下，经海龙、梅河口，由东向西到四平。因黑山阻击战打得正激烈，又绕道通辽、彰武，日夜兼程赶到了义县。刚到宿营地就遭遇了飞机空袭扫射，拉服装道具的汽车被炸着了火，好在没有人员伤亡。当时，东北我军势如破竹，胜利捷报频传。文工团一路行军，一路排练，马可赶写的反映辽沈战役的大型音乐作品《胜利联唱》，就是这个时候创作的。

在义县、北镇，鲁艺一二团主要任务是慰问参加黑山阻击战主力部队――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即现在的四十七军）。演出都是在搭建的野台上，演出节目既有歌剧《白毛女》，又有新创作的《胜利联唱》和反映黑山阻击战的文艺作品。演出前，部队都在场内互相拉歌，战士们士气十分高涨。每次演出前，纵队首长梁兴初等都要作简短的动员讲话，并和战士们一起高呼口号：“打到北平去！”“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部队看完演出后没过几天，果然就向关内运动，走向平津战役的战场，走向解放全中国的征途。

就在这时，接到东北局宣传部的电报，大意是：沈阳即将解放，令东北鲁艺各团尽快向沈阳靠拢。东北局决定，沈阳解放后，在沈阳恢复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办学。并告鲁艺一二团到新民待命，一旦沈阳解放，速进城占房子，为办学作准备。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鲁艺四团于3日上午从本溪进入沈阳，一二团于3日下午从新民进入沈阳，其他各团也陆续从锦州、长春和哈尔滨等地进入沈阳。先是占领了沈阳师资训练所（即现在的沈阳市第38中学），后占领了中正大学（即现辽宁省委北面的原省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并正式挂出了“鲁迅文艺学院”的大牌子。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篇2

1947年,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彻底失败后,开始对山东、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由于其重兵深陷山东、陕北战场,其联结两翼的中央战线兵力薄弱,使战局呈现出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形态势。和中央军委制定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军配合,中央突破,山东和陕北两翼钳制的战略方针,决定人民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敌战略上敏感、薄弱的中原地区。1947年6月30日,、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万余人,一举突破了军的黄河防线,向大别山挺进。

战略进攻序幕的拉开,使战场全线震撼,慌忙调兵遣将,对刘邓大军进行尾追和围攻。为策应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和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冀鲁豫太行军区的部分地方武装升级组建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准备渡河南征,出师豫西。

1947年7月2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了筹建野战纵队的命令。当时,太行军区正在组织道清战役,他们便一面作战一面开展筹建工作。根据上级命令,新组建的九纵首长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九纵下辖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旅。为完成筹建工作,太行军区除将独立一、二旅依次编为第二十六、二十七旅外,又以太行军区一分区第三十六团,四分区第四十六团、四十七团,五分区第五十团、五十三团等组成第二十五旅。由于大反攻后,太行军区已先后抽调基干部队组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人们便昵称第九纵队是太行人民的第三个儿子。

1947年8月15日,九纵成立暨南征誓师大会在博爱县寨卜昌村村头隆重召开。大会还没开始,一场瓢泼大雨就铺天盖地地下了起来,雨直下得浑浑沌沌、茫茫苍苍,人面对面站着都看不清对方的脸。干部战士都风趣地说,今天我们九纵成立,老天爷也表态了,下一场大雨给我们洗个澡,让我们干干净净地出发南征。

大会开始了,九纵两万多人全都伫立在水天相连的滂沱大雨中,没有一个人乱动,从战士到司令员和政委,没有一个人打伞披蓑衣,会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

大会由纵队政治部主任谷景生主持,第二十六旅旅长向守志任阅兵总指挥。

谷景生首先兴奋地宣布:太行劳动人民的第三个儿子――九纵正式成立了!接着,纵队政治委员黄镇宣读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组建第九纵队和任命旅以上干部的命令:第二十五旅旅长蔡爱卿,政治委员冷裕光,副旅长张锡珩、刘自双,参谋长廖开芬,政治部主任聂济峰;第二十六旅旅长向守志,政治委员余洪远,副旅长张显扬、陈皓,陈皓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窦力新;第二十七旅旅长崔建功,副旅长黄以仁、唐万成,副政治委员李万明、王银山,参谋长张蕴钰,王银山兼政治部主任。

宣读命令后,黄镇带领全纵队指战员郑重宣誓:“我们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子弟,是、朱总司令领导,刘邓首长指挥的常胜军”,“消灭一切卖国贼,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太行四专署专员杜毓代表太行行署600万人民向新成立的九纵献旗,旗上绣有“太行子弟结长缨,跨河南征缚苍龙”的大字。纵队司令员秦基伟代表全体指战员受旗,并向部队讲话。他阐述了渡河南征的战略意义,指出:“想把战争放在解放区周围,达到消耗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打出去,才能减少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把战火烧到身边去!”他号召大家“为巩固阵地,保卫太行解放区,保卫太行人民翻身的胜利果实,为解放中原及全国人民而继续战斗”,“打出去(即打过黄河之意),争取更大的胜利”!

九纵成立后,和中央军委决定四纵、九纵和三十八军共同组成一个作战集团,对外称“陈谢集团”,渡河南征,策应刘邓。

自1947年8月17日起,九纵所部先后沿沁阳、济源、王屋、邵原一线向黄河北岸渡河点开进,随陈谢集团抢渡黄河天险。23日,全纵队两万余人马全部从官阳、李河沟、西富三个渡口顺利渡过黄河。同时随军南下的还有博爱、沁阳、温县、武陟等太行区所属县的地方干部和支前民工一万余人。

陈谢集团南渡黄河,对又是沉重一击,不得不急令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部主力南撤,以拱卫西安,并从尾追刘邓的部队中抽调八个旅组成第五兵团,由李铁军统一指挥。以担任陕东和灵宝、陕县守备的约四个半旅组成陕东兵团,由谢铺三统一指挥,企图从东西两面进行夹击,阻止“陈谢集团”在豫西的发展。这一来,不仅策应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战略展开,而且还直接缓解了我陕北战场的军事压力。同时,随着9月下旬陈(毅)粟(裕)大军各部陆续挺进鄂豫皖,恢复和扩大鄂豫皖解放区,三路大军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配合作战、经略中原的态势已经形成。中原地区成为人民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

九纵渡河后,即同陈谢集团大部队会合,主力随陈谢集团截断陇海铁路,东逼洛阳、郑州,西叩潼关,东西往返地机动作战,沿伏牛山两侧展开,而后大军挥师南下,与四纵向豫西沿平汉路两侧进击。至11月底,共歼敌5万余人,建立了39个县的民主政权,完成了在豫陕鄂地区的战略展开。翌年初,投入剿匪斗争,3月、4月,会同四纵等部攻克洛阳,歼敌2万余人,俘敌第二六师师长。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重建中原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九纵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部队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决定,第九纵队于河南周口地区整编为中国人民第十五军。在全国解放战争中,第十五战豫、皖、鄂、闽、赣、粤、桂、云、贵、川、康等11个省,由纵队成立时的2万余人发展壮大到5万余人。1951年3月,第十五军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上甘岭战役中,第十五军与兄弟部队一道,坚守阵地43天,顶住了“世界战争史上最猛烈的一次火力攻击”,把美军牢牢钉在上甘岭前。此战十五军战士们自豪地称自己为仅次于“万岁军”三十八军的“九千岁军”。由此“千岁军”美名名扬天下。

2009年7月,第十五军某部拉练路过博爱县,还专程到寨卜昌开展“寻根励志”活动,邀请91岁的河南沁阳籍九纵老首长靳钟少将做励志报告。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篇3

第三份“快报”是《贵州工人（快报）》，报名下标注：“发行者：贵州省总工会暨贵阳市各职业工会”（图2）。当时才入城，接管工作尚未开始，这些工会组织显然是统治时期的工会，在15日能出“快报”，说明了人心的向背，代表了广大工人的心声。“快报”内容较多，头条的主题是《贵州解放了！》5个大字。报上还刊登了《天亮了》、《工人的救星来了》、《贵州工人的呼声》、《该是时候了》、《我们怎样迎接11月15日》等文章和诗歌。在报头的右侧是入城后的一些政策，共6条，如“人民对人民一体保护”、“人民对不是官僚资本的工商业一体保护”、“人民希望各商店及娱乐场所照常营业，各工厂照常开工，各机关人员各安职守”等等，表明了安定人心、稳定秩序的鲜明态度。在报头的左侧是对贵州工人的要求，也是6条，有“贵州工人应坚守岗位，要加紧生产”，“贵州工人要协助人民政府和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贵州工人应努力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护市容”等，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11月15日《解放快报》的《新世界》报（图3），在11月16、17日，连续出版“临时版第一号”、“临时版第二号”，主要刊登“约法八章”、中国人民总部惩处战犯命令、告中小学教师书等。据了解，解放前出版的贵州报纸，解放后又出临时版的只有这一家，实在难得。

贵阳是省会城市，它的解放也是全国解放战争中的一件大事。65年前，当贵阳解放的喜讯传到四面八方时，许多报纸不仅在显著地位刊登，有些还出了“号外”，以及时传这一鼓舞人心的捷报。

发行贵阳解放“号外”的报纸有山东《大众日报》（图4）、上海《新民报晚刊》（图5），以及《华东军大》（图6）等。

《大众日报》创刊于1939年，是一份老解放区的报纸，后来成为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直到现在还在出版。1949年11月17日发行的贵阳解放的“号外”，刊登的是11月16日“新华社西南前线”发出的电稿，稿中不仅报道了贵阳在11月15日获得解放，还报道了解放大军在12天内连续解放川黔两省28座县城的喜讯。“号外”的主题是《贵阳解放秩序恢复》，并配有一幅以贵州为主的地图。

上海出版的《新民报晚刊》，就是现在的《新民晚报》，也是利用新华社的同一电稿在17日编发“号外”，主题是《我军解放贵阳城》，“号外”上配了两幅地图，一幅以贵阳为中心，在贵阳的地名上插上一面旗帜。另一幅是贵州、四川、湖南相邻地区的简图，与附题《拦腰切断西南三省残匪联络》相呼应，显示了编者对“号外”的精心安排。

《华东军大》这份报纸是华东军政大学的校报。该校创办于1949年6月，规模较大，专为华东军区（三野）及华东6省市培养军政干部，第一期就招收了3万名学生。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长兼任学校校长，并为校报题写报名。这是一份非常正规的报纸，报名下注明“经华东邮政登记认为第二类新闻纸，江苏邮政管理局执照第四五号”。“号外”刊登的也是新华社的同一电稿。它的主题《解放贵州省会贵阳》，用《我军腰截西南诸省残匪》作引题。“号外”的左下角还有较为突出的“贵阳解放”4字。不过，这份“号外”有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差错，就是它的出版时间误排为“12月17日”，因为报纸不可能用1个月前的新闻编印“号外”，而且当时解放大军进展神速，1个月中又解放了大片国土。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篇4

[关键词]陈云；接管城市；沈阳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1--0025-03

中国共产党虽然诞生在城市，却是在农村发展、壮大的。大多数干部、党员熟悉农村却不熟悉城市，熟悉农业却不熟悉工业。1947年夏天以后，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接管的城市不断增多，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逐步转向城市。如何接收好、管理好、建设好城市，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在酝酿和提出接管城市政策、成功接收、管理城市方面，陈云创造的“沈阳经验”，堪称为典范，为中共中央全面总结接管城市的经验，制订完整而正确的城市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经验。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夕党接管城市的政策，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具有重要启示。

一、接管沈阳的成功经验

沈阳是中国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能否把沈阳接管好，并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于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接管关内即将解放的其他大城市，具有重要意义。1948年10月26日，在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中，中共东北局领导人召集紧急会议，研究接管沈阳的方针和办法。会议确定按照陈云提出的方针进行接管：先稳下来，一切旧机构、财产、人员、档案原封不动，待弄清情况后，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指挥下，按系统对口接收，即“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苏联军队接收东北时采用过这个方法。1946年4月，苏军撤退，国民政府派往东北的行辕主任熊式辉也采用过这个方法。1946年4月，中共军队进入哈尔滨时，“因干部少，也曾采用过这种方法”。[1]1948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派陈云为东北局全权代表，沈阳市军管会主任，负责沈阳的接管工作。[2]11月2日下午三时半，陈云同军管会负责同志进入沈阳市区。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当，接管沈阳有条不紊。11月3日下午市内电灯、电话即恢复正常，邮电5日即与全东北开通，自来水6日修复，电车8日上街，群众对我迅速恢复很佩服。[3]

接管沈阳之所以成功，主要是解决好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城市的重要性，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早在辽沈战役中，陈云就奉东北局之命在哈尔滨筹备接管沈阳的工作。从10月28日到11月2日进入沈阳，陈云五次主持召开了沈阳军管会会议，确定接管的原则，注意事项，约法八章。陈云要求接管人员要充分认识到把沈阳接管工作做好，使城市不受破坏，迅速恢复生产，可以有力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并可以为接管关内的各大城市提供经验。接管沈阳，率先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几个月后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也有借鉴意义。陈云把接管沈阳看成是一次考试，“考个六十分，马马虎虎，考了五十九分或者打个零分，就不好”。陈云提出：“我们接收得好坏，消息都能传得出去”，所以，“一定要做好。如果做得不好，人家会说解放区不好，民主政府不好”。[4]这与几个月后，在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北坡前往北平时说的进京赶考意思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指接管城市、建设城市的任务之艰巨，必须认真对待。

（二）加强对接管部队的城市政策教育。接管之初，陈云多次批示入城部队必须遵守东北局颁布的城市政策及入城规定。“要求接管部队不得擅入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实行公买公卖。对一切公共建筑物与企业资财均需负责保护，不得自由迁运、拆卸、动用，违者以破坏城市论处。”军管会要求重大问题必须请示军管会，各接收部门不得自行其是。“驻城部队不许自由外出，不准无故鸣枪，严禁进出烟馆、妓院，不许进出影院、剧场。”[5]由于对接管部队的城市政策教育收效显著，在接管过程中，不偏不私，模范行动，所以得到群众拥护、支持和配合，使接管工作顺利进行。

（三）电力、交通先行。接管城市首先要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就无法供水，电车、火车也无法开动。由于事先已经从哈尔滨各系统带来了数百名技术人员，沈阳解放后，恢复电力供应这项工作迅速解决。其次是恢复铁路交通。10月27日，陈云在出席东北局关于接管沈阳的会议上指出，要使接管之初出现的混乱尽可能缩短，关键是修好铁路，以便调运粮食。沈阳接管两三天后，与周边许多地方的铁路即陆续恢复通车，有力地保障了城市粮食供应和城内大批军火的向外疏散。

（四）做好政策的传播、，掌握舆论主导权。陈云早就认识到：报纸是个很重要的武器，影响广泛，作用迅速。[6]军管会事先准备好布告，进城后立即张贴，把党的基本政策、各种布告公之于众，便于群众了解。报社的报道委员会人员经常参加军管会的会议，以便了解军管会的意图，掌握宣传口径，军管会主任陈云、副主任陶铸亲自审看报纸大样。

（五）收容旧人员，安定人心，不得随意抓人、捕人。陈云在部署接管沈阳时，明确要求：对工厂职工、公教人员和城市贫民发放生活维持费、救济费以应急，对高级技术人员则更多发一些。这样，几天后，许多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高级职员陆续报到上班，这充分反映了人心所向。军管会规定：不得随意打人、抓人、杀人。抓人的权限在公安机关和卫戍司令部，杀人只能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不能乱没收、乱封门，只有经过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才行。[7]在11月2日，陈云主持召开的沈阳军管会第五次会议上，专门研究五六万俘虏的吃饭问题，决定先向商贩暂借粮食，每天15万斤，供给俘虏。处理好俘虏的收容和吃住问题，避免其滋事，然后再向外疏散。

（六）筹集粮食，稳定市场。因军管会预先准备了大量粮食，沈阳解放后，每天运进2000吨粮食。一些兵工厂生产出入关作战急需的武器弹药，连同在沈阳遗留下来的从坦克、大炮、汽车到被服、食物等应有尽有的大量美援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入关作战。及时向粮商介绍解放区粮食价格，让商人了解行情，敢于开市，5日粮市挂牌。由于沈阳的粮食定价高于外地，外地粮食不断涌入沈阳市内，解决了沈阳市粮食需求的60%，保证了市场平稳。沈阳解放一个星期，凡能开市的买卖，大体已开市，市面很稳定。

二、沈阳经验在其他城市的运用

陈云创立的接管沈阳经验受到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转发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沈阳经验”为各地接管工作普遍采纳。1948年12月13日，中央军委致电平津战役前委负责人，指出“此次接收平、津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办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及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济南之后”。[8]4天后，中央军委再次致电平津战役前委，要求充分保护北平重要工业区。其办法是一切原封不动，用原来的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军只派员监督，派兵保护。[9]1949年1月16日，就和平解放北平问题，致电平津战役前委领导同志：要求北平旧市政府及其下属各局、所，特别是警察、自来水、电话等机构，若干天内均可让其维持现状，听后逐一接管。[10]

中央还采纳了陈云提出的组织专职的接收班子的意见，提议东北局将接管沈阳、长春两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用。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共华东局抽调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在合肥秘密组建金陵支队，认真学习接管城市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接管沈阳的经验，为接管南京做准备。南京解放后，金陵支队在南京市军管会领导下，配合南京地下党迅速接管南京。华东局在《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明确要求，接管各类企业遵循的方法是“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11]

陈云领导创造、总结的“沈阳经验”，在当时为全党顺利实现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巩固政权、建设城市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三、“沈阳经验”的启示

（一）确保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1948年沈阳解放前，为了遏止物价的剧烈波动，陈云曾提出解放区除征收200万吨公粮外，还需要外购40万吨粮食，办法是以盐、布向农民换粮。陈云说，“我们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物资”，这些物资包括“除各种开支与出口外，要经常保持40万吨至50万吨粮食。这是最基本的”，“除粮食外，手里还要多掌握100万匹布”。[12]这些物资在1948年冬的重要关头成为沈阳的后盾。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关系整个社会发展和稳定。粮食是“三农”问题的关键。“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是陈云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他告诫全党、全国要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所作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论断。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目前，我国粮食问题依然不容乐观，农业生产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断提高科学种田的水平，增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回报乡村的力度，以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要坚决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把发展生产、解决就业作为稳定社会的第一要务。接管沈阳之初，能否安定人心，恢复生产成了重中之重。“沈市有公教职工十七万，连同家属近六十万，占现有人口三分之二，他们与我们血肉相关。”[13]以前我们在农村，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是工农。由于狭隘经验主义作祟，在接管石家庄等城市时，不知不觉的把农村工作方式带进城里了。但是，在接管沈阳之际，陈云提出公教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与共产党血肉相连，实际上表达了他们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这样就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安定人心。陈云指出：“城市工作主要是抓生产。过去，刚进城市就发动群众，搞清算斗争。后来，又在工厂、商店发动工人、店员闹分红，以为要在发动工人之后，才搞生产。应当明确，这些做法都不对，而且都不是治本的办法。不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怎么发动工人呢？治本的办法只有生产。”[14]沈阳的经验是在妥善处理工资问题的基础上，兼顾“劳资合作”。沈阳市总工会通过举办训练班，办工人学校，反复阐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依靠工人阶级的觉悟，把生产搞好，让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正是因为有了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支持和援助，顺利接管和改造沈阳才成为可能。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业是民生之本。我们既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还要建立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机制，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环境、公共产品、社会服务的需求，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严格纪律，做到令行禁止。沈阳军管会对参与接管的部队官兵、后勤人员、地方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明确提出严格的纪律。对接管的财物决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小单位占有，而必须听从军管会的统一分配，做到涓滴归公。与抗战胜利后从日伪手里接管城市时的贪腐相比，中国共产党人的清正廉洁，犹如一股春风，极大地鼓舞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以来，党中央针对、形式主义、享乐主义、之风盛行的情况，坚决从严治党。明确提出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力彰显了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

[2][6]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532.512.

[3][4][7][12][13]陈云文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59.653.654.642.660.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8][10]中央文献研究室.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21.440.

[9]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27.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241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篇5

此前，我军华北第1兵团曾于1948年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并准备在3个月之内攻克之。后因平津战役发起，中央军委为抑留傅作义部在华北以便就地歼灭，于11月16日命令缓攻太原，转入一边监视敌人的行动，一边就地休整。

平津战役结束之后，1949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北平和平解放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1、第2兵团的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第2、第3兵团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

太原是山西省的省会，南为平川，北为丘陵，西临汾河，北依罕山，城墙高大，易守难攻。再加上阎锡山的多年经营，筑城坚固，以3000多个各类钢筋水泥堡作为骨干，构成30里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被称为“模范堡垒”。解放太原，必然是攻坚作战，而部队过去缺少这方面的经验。为此，彭绍辉组织部队进行演习。他自己也到演习的官兵中去，同各旅领导干部一起，探讨攻坚作战的指挥、协同、战术、技术等问题，为攻打太原做好思想和技术上的充分准备。

在攻打太原第一阶段作战中，7纵参加东山要点的争夺战。太原东山，是城东的天然屏障，东西长60公里，南北宽30公里。争夺东山的战斗按照彭绍辉战前的部署节节推进。我军指战员利用敌人对我军主力突然出现估计不足的错觉，选择其防御体系中的弱点和要害，集中优势兵力，趁着夜暗，快速从几个方向发起攻击，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攻占了牛驼寨及榆林坪、石柱等阵地。

1949年4月20日，太原战役打响。按照司令员的命令，彭绍辉指挥7纵队的主力，趁着拂晓之时，疾速东渡汾河，直插小店以北，这是为了歼灭小店、武宿之敌，乘胜夺取阵地。7纵队指战员与兄弟部队一起，经过一天的激战，歼灭了敌暂编49师各一部。随后，继续扩张战果，攻占敌据点多处。7纵的另一部，为策应小店地区的作战，在城北凤阁梁一带歼敌第68师1个多团和暂编第39师1个营，并用炮火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

在总攻太原的战斗中，彭绍辉指挥所属部队，配合20兵团歼灭北郊之敌，尔后由大、小北门攻城；同时配合第18兵团歼灭东郊之敌，再由东大门攻城。各路大军协同作战，终于攻克了阎锡山多年经营的老巢太原城。

太原战役后不久，彭绍辉奉命率领部队进军西北。此时，他带领的第7纵队已整编为中国人民第7军。

第7军到达陕西后，编入1野第四兵团编制。此时，第1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的总兵力已达到41万余人，彻底改变了敌强我弱的状况，我军斗志高昂，敌军士气低落，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7月6日，彭绍辉参加了野战军在咸阳召开的前委扩大会。

会上，司令员经中央军委同意，提出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会上大家分析，西北“二马”尚未遭到过我军歼灭性打击，战斗力较强，对胡、马二敌不能分兵去对付，必须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歼灭。若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从战场上考虑，把“二马”歼灭在陕西比让它逃回老窝再打有利，但是打马比打胡费力，“二马”兵力分散，不易聚歼。我先打马，胡宗南则会退向汉中，若我军南下追击，也不易全歼胡部，而二马必然乘机进扰关中，威胁我军后方，增加补给困难。“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则较为有利，胡宗南在扶眉地区兵力集中，若我包围该地区，其秦岭以南没有敌战役预备队增援；我军能全歼该敌。虽然胡、马可以南北策应，然而胡马之间有空隙，我军可以从容迂回其侧后。权衡利弊，野司决心先打胡宗南集团。

会议后，各部队立即组织侦察人员深入敌区活动，弄清各自进军路线上的敌情。各部队领导深入动员，向指战员们讲清粉碎胡、马“口袋阵”的作战方针，要求大家克服盲目轻敌思想，提出了战役指挥和战术要求，号召发扬猛打猛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敢于刺刀见红，坚决打好这一仗。

7月10日，扶眉战役拉开帷幕。

7月12日，彭绍辉率第7军协同第18兵团沿咸（阳）凤（翔）公路和陇海铁路，向武功以南以西的敌人进攻，与第2兵团一同聚歼敌人。

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短短两天时间，他给设的“口袋阵”反而成了装自己几个军的大口袋了。他急忙令其第38军和兵团部沿陇海路向宝鸡撤退。但遭到我军顽强的阻击。

12日中午，野司下令发起总攻，野战军的炮火向渭河北岸的敌军猛轰。接着，彭绍辉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向敌人发起猛攻。

扶眉战役经过4天时间激战，以我军全面胜利而告结束。此战役共歼敌1个兵团部、4个军部、8个整师另3个整团，共4万余人。

扶眉战役后，彭绍辉率7军参加了陇东追击战，从陕西一路打进甘肃。8月3日，解放陇东重镇――天水。此后，彭绍辉又率7军相继解放了礼县、西和等县城。为巩固新解放区，保证野战军主力顺利西进，第7军奉命回驻天水地区，配合第18兵团行动。

不久，彭绍辉接到的电令，要他率第7军配合18兵团，抑留胡宗南部于秦岭、巴山之间，保证第2野战军突入贵州，完成对西南军分割包围的行动。待2野主力完成包围之后，7军向陇南出击，务求全歼残敌。尔后即进军川北，配合主力解放西南。

时值严冬季节，到处冰天雪地。彭绍辉告别新婚妻子，带领部队出发了。按照电报上的要求，完成了抑留胡宗南部的任务，保障了南线部队先敌关起川西南大门，使重庆暴露在面前。胡宗南发现上当后，急忙放弃设置于秦岭巴山的防线，仓皇向成都地区撤退。彭绍辉立即率第7军指战员，与18兵团一起，分成三路，紧紧咬住胡宗南部穷追猛打，迅速占领了微县等战略要地。

当彭绍辉和他的部队跨过玉垒桥，歼灭甘川交界的战略要地碧口的守敌并占据这里时，左路部队在的亲自指挥下，连克凤县、留坝、褒城，解放了陕南重镇汉中，并越过天险，歼灭了沔县以西大安驿之敌，跨过嘉陵江，突破剑门关，占领了梓桐、绵阳、德阳，到达广汉一线。至此，人民南北两支大军完成了对胡宗南的战略包围。

全国解放后，彭绍辉调到西北军区工作，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于过度操劳，他患了高血压症，曾几次晕倒在办公室，苏醒过来后又继续工作。有一天，他连续晕倒五次，每次晕倒后休息片刻还要坚持工作。警卫员一再劝他休息，他硬是不肯。后来在卫生部领导和妻子的再三劝说下，他才休息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稍有好转，他又继续工作了。

上级考虑到彭绍辉的健康，决定发给他一点营养补助费，可几次派人送去，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彭绍辉说：“我们吃、穿、用都要想到人民，只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觉得我们自己艰苦了。”

每逢阴天下雨，彭绍辉左臂断肢处便疼痛不止，整夜难眠。随着年龄的增长病也越来越多。身体有病，对于彭绍辉来说并不可怕，怎么也能抗得过去。可是到了“”时，来自、“”的迫害，使彭绍辉陷于无限的痛苦之中。

彭绍辉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是、“”眼中的“民主派”，在“”中，他同样挨了整。1967年武汉“7・20”事件爆发，当时武汉有人来京向彭绍辉了解有关陈再道同志的情况，彭绍辉说：“陈再道，我知道。他是个老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他有什么问题，我看是没有的。我敢打保票！”

就这样一句话，彭绍辉就被诬陷为“百万雄师”的黑后台。一连开了他4天批判会，责令他交待问题。后来，彭绍辉又被戴上了“分子”、“分子”、“假党员”等大帽子，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但是这个放牛娃出身的战士，却有一股坚强不屈的脾气，在受审查期间，他制定了一个作息时间表，每天按预定的时间听广播，刻苦学习马列、著作。不过他偶尔也唉声叹气，有一次妻子问他这是为什么？彭绍辉说：“丢下牛鞭子，拿起枪杆子，几十年来打仗，没有脱离过党，没有脱离过军队，我有什么问题？！现在不是我个人的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这样下去，我真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啊！我要找。”

后来，在的直接干预下，彭绍辉恢复了工作。

当时，由、亲自操纵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在一些坏头头的把持唆使下，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而彭绍辉却偏要捅这个“马蜂窝”。就在1975年唐山民兵通信分队组训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彭绍辉提出：“会议的所有文件、讲话和典型材料不要发民兵指挥部，也不要提民兵指挥部。”彭绍辉还当着“上海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头说：“你们那个指挥部不要再搞了嘛！再搞人们就弄不清哪个指挥部说了算了！”

会后，有人将彭绍辉的这些话向“”告了状。彭绍辉却镇静地说：“我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有真理在嘛，我才不怕呢！”

面对一些人的非难，彭绍辉也有其“杀手锏”，他曾经理直气壮地斥责一伙“造反派”：“我是的老乡，谁不知道？理解支持我，不信你们去问。”

弄得那伙人面面相觑，不知进退了。

彭绍辉一方面与“”作坚决斗争，同时加紧工作，以求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他每天晚上办公到深夜12点钟以后才睡觉，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他却反过来劝工作人员休息。他对秘书和警卫员说：“你们年轻人觉多，早点去睡吧。”秘书对他说有些文件不急，可以明天再处理，他却说：“当天的工作要当天做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嘛！”

粉碎“”后，彭绍辉终于松下了一口气，可是身体状况却愈加恶化。他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加倍工作。医生再三提醒他不能坐飞机，不能登山，就是睡觉翻身都应该注意。但他仍带病前往胶东某海岛参加业务会议。会后，又看望了驻胶东地区的陆海空军有关部队，并深入烟台、威海、莱阳等地了解民兵工作情况，参观民兵射击表演，与基层干部和民兵谈心。他还爬到山顶上视察边防战士的营房、伙房，和战士亲切交谈，问寒问暖，使战士们深受感动和鼓舞。

1978年4月下旬，一连两天，妻子发现彭绍辉精神恍惚，似有剧痛，便动员他再去医院检查，他摇摇头说：“你老是让我去医院，明天挑选飞行员会议，我还要讲话。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去做。”妻子只好请了门诊部医生来到家里给他服药。4月24日，彭绍辉一早起来后，行动迟缓，面色苍白，妻子再次动员他到医院去看病，他还是摇头说：“我不去，下午的会我要讲话。”

那天他中午饭吃得很少，下午出席了会议，讲了1个小时的话，回到家后对妻子说：“今天我胸背部为什么这样剧痛，伤口也痛得厉害。”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篇6

在工作中，李先念与湖北省十堰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32年到1989年的57年间，他与十堰的关系可以用“624261”来概括：即他6次到十堰；2次血战南化塘并创建两个根据地；4次亲临丹江口工地指导；26次过问解决二汽建设问题；1次批示郧县、郧西列为老区扶贫县。他始终无微不至、不遗余力地关心、支持、帮助十堰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十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处于重要关头，他多次果断决策，为十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红四方面军西征 李先念一战南化塘

1932年7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李先念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他与师长倪志亮指挥部队重创敌军。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进行战略转移。十一师在枣阳新集和土桥铺地区冲破军的包围，为全军打开通道，并在危急时刻保证了总部的安全。

11月初， 红四方面军途经郧县南化塘。南化塘地区北靠伏牛山，南傍鲍鱼岭，介于丹江和汉水之间，地形较好，粮米较丰。红四方面军召开会议，并向中共中央写报告，拟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然而，红四方面军在南化塘刚驻扎三天，追敌就赶了上来。在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与敌军进行了英勇激战，十二师与敌四十四师在南化塘以北交火，时任十一师政委的李先念与师长倪志亮率部与敌六十五师激战于南化塘以东的化山坪、太山庙一带。在南面，敌第一师迫近距南化塘十余里的七棵树一带；在东南方，敌五十一师已到达白桑关、黄柿坪。从的形势来看，敌人是想从东、南、北三面合围红四方面军，只留下了向西入陕的一条路。此时，又急电陕西的杨虎城部，令其发兵漫川关，堵击红军。红四方面军鉴于形势，放弃在南化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冲破敌人的堵截继续向西转移。

漫川关突围是关系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11月5日，红四方面军撤离南化塘，行至漫川关，被杨虎城部挡住西进去路，胡宗南等部紧追其后，将红四方面军合围在鄂陕交界的郧西、山阳县康家坪至任岭的峡谷中。在危急时刻，决定集中兵力向西突围。以三十四团正面突击，二一九团配合，抢占北山垭口，为全军打开通道，以十师、十一师各一部顶住南面和西面的敌人。在战斗中，红四方面军三十四团二营500多人，拚到最后只剩下100多人，二一九团团长韩亮臣英勇牺牲。红四方面军在控制了垭口后，终于打开了通道，连夜突围西进。部队越秦岭，走关中，南渡汉水，翻过大巴山后，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迅即进通江、克南江、据巴中，开创了川陕根据地。

中原突围 李先念二战南化塘

1946年6月26日，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为粉碎企图一举剿灭中原部队的阴谋，遵照提出的“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战略方针，率数万指战员，在大悟县宣化店打响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枪，拉开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的序幕。

李先念和中原局代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第十三旅、三五九旅、干部旅、第十五旅四十五团为北路，向西北突围；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率第一纵队第二、三旅和第二纵队第十五旅旅部、四十三团、四十四团为南路，向西突围；皮定钧率第一纵队第一旅、张体学率鄂东独立第二旅、罗厚福率江汉军区部队，分别在北、西、东线行动，以迷惑和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向西突围。李先念亲自率领北路部队向西突围跨过丹江进入鄂西北后，在鄂陕边一带遭遇胡宗南部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遂绕道郧县南化塘，血战玉皇山，以牺牲数百将士的巨大代价，终于冲破敌人的重兵阻击，胜利到达陕南，创建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南化塘一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原突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李先念在亲自指挥北路部队突围的同时，还根据敌情变化，指挥南路部队放弃北上豫西的计划，从而扭转了局势，为开辟鄂西北根据地打下了基础。7月3日，在王树声率领的南路部队即将遭敌合击的危急时刻，李先念果断电示：“如不能进入豫西地区，即西渡府河，继汉江军区之后抢渡襄河，进入武当山地区”。此后李先念又多次指示南路部队开辟、发展和巩固了鄂西北根据地。豫鄂陕、鄂西北两块根据地的创建，为一年后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特别是刘邓大军挺进中原、陈谢兵团四纵十二旅挺进鄂陕奠定了基础。

心系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位于今丹江口市（原均县）境内汉江与其支流丹江口下游约800米处的汉江干流上，是由我国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的一座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这项工程既是治理汉江的重点工程，也是中央为解决北方缺水问题而预建的南水北调中线前期工程，这项工程也是由提议，经中央成都会议批准，亲自过问的大型工程。李先念对此工程一直非常关心，曾四次到工地视察，对工程建设给予极大的支持。

1959年9月24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第一次视察丹江水利枢纽工地。

1959年12月26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实现大江截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再次亲临丹江口，并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了重要讲话。

1964年，在丹江口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即将竣工的关键时刻，国民经济建设转入调整阶段，出现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是否下马”的问题。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在听取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的三个方案后，了解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只要再投资一点，就可以滞洪，再加一点钱，就可以发电时，都对第三方案很感兴趣。李先念当即向总理表示：“上马下马的钱，相差不是太大，还是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不要下马的好。”赞同说：“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就是我们需要的治理汉江的大型工程。”

1978年1月13日，李先念再次来到丹江口，听取了丹管局党委和均县县委的汇报，视察了已投产并产生巨大效益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当年，丹江口完成了第一期水利枢纽工程，虽只是初期规模，但效益尤其是防洪能力已经显现，工程改变了江汉平原以前三年两淹的局面，发电、灌溉、航运和水产养殖的效益也十分显著。

1989年4月16日，李先念又一次来丹江口视察，他惦记着电站和库区的建设及汉江上下游船只通航问题，当了解到一切顺利时，他表示很满意。

大力支持“二汽”建设

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是国家在鄂西北山区建设的“三线”重点工程之一。建设二汽的设想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但二汽在十堰的正式开工建设，却是在1969年。二汽开工建设初期，环境极其艰苦。李先念始终关心和支持二汽建设，他主持二汽建设会议，同二汽领导同志谈话，对二汽的重要批示以及亲临二汽视察等共有26次之多。尤其是在关系到二汽长远发展和存亡的紧要关头，李先念果断作出重大战略决策，不仅保证了二汽建设顺利进行，而且率先打开了二汽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大门，为把二汽建设成为世界级的现代化特大型汽车企业奠定了牢固基础。

李先念大力支持二汽引进关键设备和技术。在“”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在1967-1969年连续三年停滞不前，二汽引进关键生产设备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建厂初期，二汽急需进口一些成套设备、重要关键设备和精密仪器仪表设备。李先念等国务院负责同志多次听取二汽汇报后作出批示，支持二汽从国外进口先进设备。国务院先后批准二汽从西德进口1.2万吨热模锻压力机自动线及曲轴加工自动线，从瑞士进口GF高压铸造生产线，从日本进口高熔点高压造型线，从意大利进口3座标测量仪等。二汽先后进口设备的数量尽管只占国内自行设计制造设备总量的2％左右，但对保证二汽产品水平及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二汽”的产品基本上达到了与国际同步的水平。二汽引进的“镇厂之宝”——1.2万吨热模锻自动线，一年可轧制10万辆份汽车前梁、发动机曲轴、大型齿轮和其它特殊锻件毛坯，精度、强度均很高。西德称这是他们国内制造的第一台套自动线，全世界当时仅制造了4台套。

1980年国民经济再次调整时，二汽被国家定为停缓建项目，面临形势非常严峻。二汽为此三次写报告争取续建。第一次报告提出“自滚雪球”不上缴利润，国家财政部认为投资二汽已达16.7亿元，赚一分钱都要上缴，不批准。第二次报告提出“对半分成加贷款”，财政部认为可以考虑，但须上报李先念副总理批准。黄正夏于是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李先念很快就批复：“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决不准你们在下面乱开口子。”最后二汽提出“不要投资，只要政策”的第三次报告，请求国家批准，将按计划应当留给企业的三笔资金，包括折旧基金、利润留成、设备维修费各提取一部分，由企业统一“捆起来”使用，这个被称为“自筹资金、量入为出、分期续建”，“以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方案，李先念经批示“研办”后，在有9位副总理参加的国务院办公会上得到批准，使二汽度过了“停缓建”关，开创了二汽依靠内涵求生存、求发展的新途径。1980年7月，邓小平视察二汽时，高度评价二汽“自筹资金”续建是“国家计划和财政管理体制上的创新，是一个创举。”“你们大胆试验下去，其它的大厂也可以这样做。”在二汽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二汽的“自筹续建”执行情况很好，1980至1985年6年中，计划自筹3.3亿元， 实际自筹近5亿元，共生产35万辆优质车。到1985年底，不仅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投资，而且提前两年实现了年产10万辆汽车生产能力的目标，还增加了相当国家基建投资的固定资产3.9亿元，净上缴利润8.47亿元，上缴税收4.22亿元，为国家换取外汇3370.75万美元，增建了技术中心、大型现代化汽车道路试验场、自备热电厂、电视广播中心，填补了过去“先生产、后生活”的欠账，加盖职工宿舍60多万平方米，修建厂区道路100多公里。1985年，汽车年产量、实现利税均占全国汽车行业的60%以上。

牵挂“两郧”老区

李先念特别关心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建国初期，李先念担任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期间就指出：今后我们要特别注重老区建设，他们即使不提要求，政府也是要补助一些款项的。他强调：老区人民对革命贡献最大，而受反革命摧残也最深，生产破坏最甚。为此，湖北省人民政府《1952年工作方针和任务的建议》中就明确指出：“大力扶持老区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水平，是各级政府的重大责任之一。”

1978年1月12日，李先念在视察十堰期间听取了郧阳地委的汇报。陈明代表郧阳地委向他如实反映了郧阳地区，特别是老区发展经济中的困难，请求给予支援。李先念耐心听取汇报，不时插话，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一是强调要发展粮食生产，要能自给，要关心群众生活，让农民吃饱。二是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利用山大、树多的优势，向多种经营要钱，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三是要搞好科学种田，推广间作套种。四是大力改土治地，发展小水电。五是要发展工业交通。六是要巩固地方病防治效果。李先念热情鼓励山区干部要扎根山区，为山区人民做好工作，并号召要树立信心，迎难而上，创建山区美好的明天。

1987年初春，原红二十五军供给处处长、后勤部副政委张希才来到十堰，并准备访问曾经战斗过的故地郧西县，后因身体不适未能成行。郧西县委、县政府获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立即安排县政府办副主任李敬章、党史办主任王荫炳专程赴十堰拜望张老。张希才在了解郧西县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谈及中央正在确定苏区县和扶贫县，希望郧西县积极向上争取列入，以加大国家的扶持力度。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一致认为应竭力争取，并迅速召开县委常委会议进行了专题讨论，决定成立专班，进京申报。

同年3月中旬，张万锋县长带领申报专班赴京，先后登门拜访了张邦英（解放战争时期曾任陕南区党委书记、解放后曾任国家民政部副部长、时任中顾委委员）、程子华（原红二十五军军长，时任中顾委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原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陕南区党委书记，时任中顾委委员、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郭述申（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委副书记、中纪委副书记，当时已离休）、陈先瑞（原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解放后曾任政委、政委，当时已离休）等老前辈。五位老前辈接见郧西县申报组后，马上分头到国务院及有关部委进行联系，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同时，张万锋找到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郭振乾省长汇报。郭省长对郧西县申报苏区县的事情非常关心和支持，他听完汇报后，即在《郧西县人民政府关于申报苏区和国家重点扶贫县的请示》上作了“湖北省政府同意将郧西县划为老苏区和国家重点扶贫县”的批示。于是，张万锋再次登门拜访程子华、汪锋、郭述申、陈先瑞等老前辈，请求以他们的名义，联名向李先念主席写信，汇报郧西县申报苏区一事。此举得到四位老前辈的支持。随即由张万锋，为四位老前辈草拟了给李先念主席的信。信经四位老前辈共同推敲审定，并分别在信上签了名。汪锋在签名时问张万锋：“如果郧西县的问题解决了，郧县是否也来找？”张万锋答道：“郧县肯定来找。因为无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两郧都是一块根据地。”汪老听后点头微笑。

4月20日，郧西收到北京传来的消息：李主席已作批示！后来才得知批示的经过，原来在4月18日，汪锋亲自将信和相关材料一并送交李先念。李先念审阅后正待批示时，汪锋对李先念说：“主席，你把郧县的问题也一块解决了吧，不然，郧县也会来找的。还是我们这些老家伙给他们解决。”李先念在四位老同志的信上当即挥笔批示：“同意，郧阳应考虑进去。”工作人员问道：“郧阳是指哪个县？”李主席幽默地说：“带‘郧’字头的都是。”1987年6月14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正式发出通知：“郧西县、郧县被列为专项贴息贷款扶持的老区扶贫县。”

郧西县、郧县自列为老区贫困县至2008年，中央和省不断加大对他们的扶持力度，仅郧西县先后获得无偿扶持资金就达3.32余亿元。“两郧”人民也不负老一辈的关怀和期望，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他们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克难攻坚，坚持改革开放，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经济发展呈现出速度加快，质量提高，民生改善的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篇7

驱赶奴化校长报考中央军校

蔡杞材，字可庵，1909年2月1日出生在湖南益阳县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贫，自幼学编斗笠，牧牛割草。12岁随舅父学瓦匠。13岁始入小学读书，旋以第一名成绩考入益阳县龙洲高小，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插班考入益阳教会学校信义中学二年级。挪威人麦克新担任该校校长，实行奴化教育。他为人凶狠残暴，稍不顺意，就对学生拳打脚踢。蔡杞材带头书写了揭发麦克新罪行的檄文，贴在校门口的墙上，引起轰动；同时串联学生家长到学校评理。麦克新出于无奈，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1926年10月，蔡杞材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翌年初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政治科。三分校是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驻武汉、唐生智统治两湖时期兴办的，名义上是中央办的，实际上是由唐生智管辖。校长石醉六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他曾任蔡锷的参谋长，当时思想比较进步。有一次，他愤怒驳斥外间流传的所谓“赤色恐怖”的谰言，并以哲学的道理，对“恐怖”两字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学生们听了称道不已。三分校教官多系共产党员，其中著名的有夏曦、郭亮、李达，他们给学员讲授革命理论，传播革命思想。这是蔡杞材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扩大了政治视野。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撰文回忆三分校的学习生活时说：“当时革命气氛之浓厚，确实达到高潮。我受到了革命熏陶，坚定了革命信念。”

1928年春，蔡杞材转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同年秋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三师见习官、中尉连附；1929年任南京国军编遣委员会中尉科员，后改任津浦、陇海铁路运输司令部军车管理员，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五旅政治部少校总务科长兼政治指导员；1934年参加复兴社总会军事处主办的“首都护卫队训练班”，先后任首都护卫队队附、训练总监部少校科员，训练总监部江苏、河南两省壮丁训练中校视察主任等职。

守土抗日 参加四次长沙会战

1937年初，蔡杞材由训练总监部派回湖南，任湖南省军管区司令部军训处上校科长，兼任湖南省民众训练指导处军训组主任，湖南省政府组训处副处长、中国童子军湖南省理事会筹备委员、复兴社湖南分会干事会干事。

在这段时期，蔡杞材在军队中实际上没有带兵打仗，主要是在司令部做政工工作，主管大、中学校学生军训，社会军训（即壮丁训练），公务人员军训，国民体育和中等学校女生看护训练等。为了给正规军及时补充兵源，他经常深入长岳、宝永等官区的乡镇街道，宣传“抗战建国、还我河山”、“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等道理，激励热血青年从军御寇。很快，三湘大地报名从军者即达万余。此时，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成立，八路军代表徐特立在长沙积极活动，抗日救亡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蔡杞材经常与徐老联系工作，聆听了徐老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和持久战的战略战术的论述。他对共产党、八路军救国救民、爱国爱民、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品德和工作作风深为钦佩，这为他以后投向人民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9年8月，蔡杞材担任湖南省军管区司令部编练处上校处长，随后晋升为少将处长，兼省军管区特别党部执行委员。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非常赏识蔡杞材，经常带他到长沙、南岳、耒阳、汝城等地视察。

长沙会战开始后，蔡杞材指示政工人员分两部分开展工作，一部分配合各团政工人员发动民工，征集材料，协助部队构筑工事，一部分配合师野战医院抢救伤员。他要求各师建立伤兵转运站，每站常备10副担架及茶水米粥等，让伤兵在野战医院包扎后，能尽快转送到后方兵站医院治疗。

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会战，敌人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

第三次长沙会战前，蔡杞材任编练处处长。他针对晋升和新任军官多、实战经验少的情况，在长沙调集营、连、排长进行集训，切实贯彻“忠党爱国，勇敢杀敌，勤练杀敌本领，实实在在做人做事”的“忠勇勤实”四个字军训，时间虽短，收效较好。

由于各接兵部队层层扣克，当时补充的新兵常常吃不饱，疾病多。为此，蔡杞材严惩扣克之风，严令医务人员优先为新兵治病，改善伙食，并责令政工人员为患病士兵拆洗棉衣，灭虱，家信，教唱革命歌曲，尽快增强士兵体质。4个月后，部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又获得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

蔡杞材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忍辱负重，刚毅坚强。同事、战友戏称他为“张三爷”（即“张飞”）、“益阳骡子”。他曾以“湘骡”自嘲。1941年蔡杞材奉军政部令，发动湖南民众捐献飞机，因做出了成绩，获中央航空委员会甲等奖章一枚，国防部“忠勤勋章”一枚。1942年他参加军政部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兵役会议，获军政部陆军甲等奖章一枚。在第四次长沙会战期间，他虽然克尽职守，完成了本职工作任务，终因中央军腐败，士气低落，加之日军数倍于我，武器精良，我守军只得弃甲而逃，日军占领了长沙。

抵制竞选，将一张白纸投入票箱

1947年，蔡杞材任湖南省军管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同年11月，当选为“国大代表”。

1948年3月29日，39岁的蔡杞材出席了南京“行宪国民代表大会”。

在竞选副总统时，薛岳利用在湖南当过省主席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历史，在南京的广东酒家宴请湖南的国大代表，大拉关系以助孙科。他特别想到爱将蔡杞材一定会听他的话，帮他替孙科拉选票。但蔡杞材对薛岳这种拉帮结派的贿选十分不满，公然拒绝赴宴。有一天，戴季陶到蔡杞材寓所谈天，谈到湘西陈国钧为孙科拉选票的情况，说：“孙科给了陈国钧一大笔钱为他拉选票，每张支票一亿元。” 蔡杞材听后说：“陈是丢湖南人的丑，他是想把我们当曹琨的猪仔议员出卖，真糊涂！”

蒋经国秉承父亲的旨意，拼命为孙科拉选票，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蒋经国负责三青团的组织部门，他以看望三青团的国大代表为名，也看望了比他长一岁的湖南国大代表蔡杞材，说：“你是中央军校高材生，又担任过首都护卫队队附，父亲对你有印象，希望你们‘亲爱精诚’，为校长效忠。” 蔡杞材虽口里连声诺诺，心里却十分清楚，太子是在为老子效力。他自有打算，决不做猪仔议员！

蔡杞材对南京竞选丑闻迭起，十分气愤，说：“李宗仁、孙科都是一丘之貉，我都不选，连老头子（指）当总统我也不赞成。他在抗战胜利之后，应该‘功成身退’，留名千古，不要做一个亡国之君，今天弄得上下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一天投票选举副总统时，蔡杞材把预先准备好的一张白纸投在票箱里，表达他对这种虚伪的民主选举极端不满。

1949年6月，蔡杞材出席行宪国民代表大会回到湖南后，国大秘书处转来总统府延聘蔡杞材为“勘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委员”和“督导委员会委员”的金灿灿的“总统聘书”各一件。他当即识破了这种笼络天子门生的惯用伎俩，于是果断地将聘书退还，并将致总统府退聘函稿交长沙各报公开发表，表示自己坚决反对继续内战的鲜明态度。

通过几天的思索，蔡杞材认识到：集团独裁卖国，贪污腐化，的确是一无是处；而共产党并不是宣传机器所诬蔑的那样：什么共产共妻。他说：“从我在长沙见到的徐特立等共产党员来看，他们都是真正救国救民的英雄好汉。现在失败已成定局，完全没有希望了，我将何去何从？”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决定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关键时刻，他决心与分道扬镳，坚决投向共产党。

高举义旗，在益阳迎接解放

1949年3月，蔡杞材由陈云章介绍，拜见了中共湖南工委策反小组成员涂西畴，表明自己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湖南和平解放事业尽力。

5月上旬，南京国防部任命蔡杞材为湘东师管区司令。蔡杞材开始不愿就任，涂西畴做他的工作：党组织认为这个职务相当重要，可以发挥作用。因为党组织已经了解到前司令甘印森已将师管区库存军械、器材、弹药等装上好几艘轮船，准备运走；两个补充团已奉命整装待发，准备开往衡山一带打游击。涂西畴说：为了阻止此计划的实施，你不应放弃这一职务。于是，蔡杞材欣然接受了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到任之后，立即改变甘印森的全部实施计划，将已装上船的全部军械物资起运回库，命令补充兵团仍驻原地不动，并召集排长以上军官讲话，疏通官兵之间的关系。

7月中旬，程潜委任蔡杞材接替潘佑强为湖南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省保安司令，到益阳主持军务。去益阳前，涂西畴当面向他交代了任务：（1）立即释放被潘佑强关押的全部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保障他们的安全；（2）维护益阳地方治安，严防匪特破坏；（3）保护公共财产和机关档案；（4）安定民心，保证商店照常营业，不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5）保护水陆交通设备和重要厂矿与物资，保证解放大军和平解放益阳和向长沙进军不受阻碍。蔡杞材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后，向涂西畴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派一位党员同志去益阳协助工作，以便与当地党组织密切联系。

19日下午蔡杞材抵益阳。第二天，他便释放了被关押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并发表了任免名单和部署各项重要工作，指定陈扬汉指挥突击大队，龙叔韬负责地方治安（陈与地下党组织有联系；龙参加了“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同时，蔡杞材还通过国防部预算局专员曹振鹏的关系，派员去衡阳领到银元3万余元，补发了湘东师管区全部官兵欠饷，从而稳定了军心。

7月24日，湘鄂赣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司令刘召东，以奉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白崇禧命令疏散“资敌物资”为由，把益阳仓储全部食盐及市内所存五金、西药运走。蔡杞材立即找刘召东交涉，对他说：“你们是作战部队，到处可以流动。我是地方长官，守土有责，共产党一天不打来，人民一天要盐吃，你把盐全部运走，全区老百姓吃什么？无论如何要留给我们一部分食盐以维持民食。”刘答应“帮忙”。翌日，刘召东派政务处长孙啸凤送来2000担食盐拨条一纸，要蔡杞材派员去指定的仓库接收。蔡杞材对孙啸凤说：“你是益阳人，希望你争取多留些盐才对得起家乡人民。”孙啸凤答应再作努力，并说：“这个仓库的存盐并不止2000担，现在来不及过秤，全部留下来，我想一定够吃。”经视察员叶青、察绍先清点结果，盐仓存盐竟达2万担以上。后刘召东虽然装运了部分食盐、五金、西药等物资开往资江上游，但被由常德直插安化的全部截获，船上搭载的随军家属，也随船全部解回益阳。

这时，刘召东所部正在作撤退准备。蔡杞材为防止军队乘机破坏，命突击大队和益阳县长颜健指挥警察中队和自卫队等加强警戒，并在重要交通要道、电灯公司、电报局等处加强防守兵力，以确保地方治安和公路设施不遭受破坏。

为了圆满完成地下党领导交给的任务，蔡杞材在专署内外作了一系列的工作。首先集合突击大队、县警察中队、自卫队的官兵讲话，多次召开座谈会，邀请各界、各业代表人物个别谈话，希望大家都来做安定人心、维持治安、保护公共财产的工作。蔡杞材还责成一些行业公会和社团，组织“守望队”，协助军警做好治安保卫工作。同时，通知汉寿、沅江两县县长，务必坚守岗位，注意前方军情，非经许可，不得擅离职守。

7月底，刘召东部及其所属一O三军开始悄悄撤退。8月1日夜间，其所属某团副营长李某率一个排的兵力，携带汽油等，企图放火焚毁汽车和轮渡船。蔡杞材发现后，当即派副司令陈扬汉、突击大队长程振坤率部队赶到现场，及时制止了刘部的破坏活动。

8月3日晨，蔡杞材接到沅江县长刘民英的电话，告知中国人民四十六军先头部队已于凌晨进入沅江县城。蔡杞材指示他组织群众热烈欢迎，并要他旋即指派专署科长刘梦荷、县府秘书符清俊为代表，持蔡杞材与颜健两人的联名信前往约定地点甘溪港，迎接四十九军一四六师先头部队崔团长及其所部来益阳。当日下午5时许，崔团长由欢迎代表陪同乘轮船抵达益阳县城，专、县人员及各界代表、群众集合在东门口轮船码头，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热烈欢迎。益阳城自始至终没有响一声枪，没有流一滴血，没有停一天市，公家财产和机关档案没有任何损失与破坏。

8月4日上午，双方进行政权移交。所有保安突击大队、县警察中队、县自卫队、镇警察所、专署卫兵排共人枪1000余全部交清，没有逃走一名兵警，没有散失一件武器，连突击大队派往兰溪追剿曹宗藩“救国军第六纵队”的一个排，也于8月5日用电话召回，完整无缺地将武器移交清楚。

在此期间，蔡杞材本人亦列名参加程潜、陈明仁领衔的通电起义。起义后，程潜任命蔡杞材为陈明仁兵团的师长，后改任中国人民第一兵团第三军副军长。1949年11月蔡杞材任中国人民第二十一兵团五十三军副军长。

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

1950年5月，蔡杞材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他被聘任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和第一届省政协委员。80年代后，他任省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常委、民革湖南省委副主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武汉地区和湖南省黄埔同学会副会长、顾问等职。他非常关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积极参政议政，撰写了不少提案，被省有关部门采纳。

1984年，邓小平提出在“一国两制”原则下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蔡杞材对这一构想极为赞赏，并不辞辛劳地为祖国和平统一而奔走。

蔡杞材的旧友僚属中有100多人在台湾及海外定居。他长期与其中侨居欧、美、加拿大的王东原、刘伟民等36位湘籍名人保持通信联系。他以省政协常委的身份，先后走访了浏阳、平江、益阳等12个市、县，会见了台湾及海外老友在大陆的亲属，协助有关方面为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以及调整或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1987年下半年，他先后热情接待了原驻德武官、青年军中将师长、国防部厅长潘华国和原中委周翼斌。他对两位老友说：“中共的政策确实好，欢迎去台人员回大陆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甚至回乡定居。即使在国共对峙时期有多大的问题，共产党人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欢迎回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

1986年后，蒋经国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开放两岸关系，缓和两岸对立。对此，蔡杞材欣喜有加，于是向1948年在南京参加“行宪国民代表大会”时曾与谋面的蒋经国致信，回忆往日情谊，展望美好的未来，希望他能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统一大业尽一分力。

1987年夏天，蔡杞材到浙江参加海外联谊工作研讨会议，与友人游览溪口蒋氏故里时，多有感慨地说：“真希望经国先生能回家祭扫祖墓，以尽人子之情。”来到丰镐房，又到蒋经国手书的“以血洗血”石碑前留影，在照片上留言：“落后就要挨打，难道国共两党还要长期对峙吗？”

照片和留言，由一位访湘的台湾友人转交给了蒋经国。后有人传来话说，蒋经国看到照片和留言时，心情颇佳。

蔡杞材住室的厅堂正面墙上，挂着台湾画家陆九畴的二梅图。图的两边的条幅是浙江省91岁书法家朱九如的题联：“雨过天晴人意好，风平浪静客归来。” 蔡杞材非常喜欢这幅“二梅图”，常对人说：“红梅代表大陆，白梅代表台湾，红梅白梅紧紧相依相伴，和谐统一，多好！大陆、台湾不要因为一水相隔，破坏了这种和谐。”他相信总有一天，台湾海峡会风平浪静，台湾同大陆会统一。

1988年12月冬至日，已是80高龄的蔡杞材，写了一首寄台湾旧友的诗：

又是一年将尽日，遥望云天万缕思。树欲静兮风不息，茫茫宇宙欲何之。柳堤悲剧该收幕，再演徒添华夏疵。鹬蚌应知渔父俟，自古阋墙后悔迟。亿万炎黄忧国是，千秋功罪系良知。但愿春雷惊噩梦，云开雨霁乐尧时。

这首诗表达了他企盼祖国早日和平统一，海峡两岸兄弟早日团圆的急切心情。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篇8

听着这样的数字，你也许不会相信，但这却只是这所小学辉煌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这所小学曾先后向革命队伍输送了近200人。从这里走出的年轻人，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在枪林弹雨中一步步成长起来，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解放后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中除去上面的5位将军，还有1人成长为副部级干部、7人成长为厅师级干部、近10人成长为县团级干部。

这所堪称红色摇篮的小学校，就是成立于1930年的沁阳市第四完小，因校址位于河南省沁阳市万善镇南的汤帝庙，人们又叫它万善小学。

万善镇北接太行山，是太行八陉之一太行陉的起始地，在汉朝时就因“南可通洛、陕，北能达晋、燕”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官府都在此开设驿馆兵站，再加上此处寺庙林立，有“五千和尚五千僧”之说，便得名万善镇。汤帝庙相传建于唐代，有殿宇55间，1930年，万善镇的五大社，即万南、万中、万北、盆窑、张庄等5个村，为方便子弟读书，动用公产在此创立小学，经当时沁阳县政府批准，定名为沁阳县第四完小。

由于校长肖竹居先生为开明乡绅，教员田作同（解放初期曾任沁阳县副参议长）、孙道生（解放后曾任河南省汲县教育科科长）、高春盈、肖梅溪（肖竹居之子，后任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新五营营长）等均为进步人士，就给中共地下党在学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教学过程中，广大教员坚持中西结合、广育人才、革除八股应制之学、教授先进科学知识的办学理念，在教授知识的同时，还暗中教唱革命歌曲、上军事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生源一度扩大到周围20余村，学生达200余人，使万善小学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红色摇篮。

1932年，晋豫特委领导的“沁（阳）济（源）武装暴动”失败后，河南省委也相继遭到破坏，豫北一带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危急关头，在晋豫边特委的领导下，1934年学校教员联合撵走了派来的校长，由教员卫景濂（解放后曾任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担任校长，使学校成为白色恐怖中的一片红色土地，之（解放后曾任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靳钟（解放后曾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王文英（解放后曾任青海省军区政委）、张晓钟（解放后曾任云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白健（解放后曾任政治部副兵团职顾问）等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此，以教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35年，还在万善五社之一的张庄村成立了以张晓钟为书记的万善党支部，全力推动革命在困难中开展。

1935年7月，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郭晓棠亲临万善小学传达党中央瓦窖堡会议精神，并同与会人员达成共识：在失掉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共产党员也要坚持工作，不应消极等待。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豫晋工委，马瑞夫任工委书记、之任组织部长、郭晓棠兼任宣传部长。

1935年，沁阳县政府在万善镇设厘金局，借征收财税为名，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敲诈当地贫困农民，百姓怨声载道。万善小学教员张晓钟编写了三首民歌，趁元宵节组织学生演唱，揭露当局的腐败和黑暗。三首民歌分别是：“我本是老农民，耕种田地，一辈子下力气，受尽苦楚。春也忙，秋也忙，忙个不了，可恨被那狗财主全部剥削光。白天忙，黑夜忙，养不了妻子和老娘。”“连年灾荒到处乱，还是逼命来催款，大的哭，小的喊，米没米，面没面，怎么去做饭，一天一顿稀菜饭。天阴下雨也催款，安心保粮得衣穿，还是参加救国团。”“说沁阳，道沁阳，沁阳是个好地方，沁阳百姓受尽苦，完粮兑税卖衣裳。”这些歌曲的传唱，引起了老百姓的共鸣和义愤，也使他们觉醒，终于在这年的中秋节，乘厘金局的职员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之际，在之的带领下，全校进步师生和穷苦百姓一举捣毁厘金局，缴获步枪一支。

1937年2月，太岳军区司令员唐天际、副司令员方生普到万善小学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动员，并在万善五社之一的张庄秘密举办军事训练班，万善小学校长卫景濂，教员张晓钟、张渡人（解放后曾任云南省军区纪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王文英、李士升、肖梅溪、肖兰溪（解放后曾任新乡专署秘书）、张亚夫（解放后任洛阳专署水利局副局长）、卫以恩（1945年解放孟县时牺牲）、张风德（解放后任新乡荣中教师）等参加了训练班，主要学习如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怎样反对苛捐杂税等军事、政治理论。

1937年秋天，在北平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地下党员田时风在万善镇北祖师庙内发展革命青年加入“民先”，万善小学师生共20余人加入。

1938年2月日军占领万善镇，学校被迫解散，卫景濂、张晓钟等师生离开万善小学，参加了共产党秘密领导的革命武装西万区干队，从事抗日活动。

1939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各地方党创建的武装部队，应有计划地动员加入八路军”的精神，沁阳中心县委决定由田时风、卫景濂带领以万善小学教师和毕业学生为骨干的区干队，共160余人、30余条枪，北上加入八路军，编为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新五营，肖梅溪任营长、田时风任营教导员。营下辖1个连，田同礼（又名田泽普，解放后曾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政治部主任）任连长、卫景濂任指导员。当时已从万善小学毕业的张学志、卫书有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又主动北上太行山，加入了抗日队伍。

第五营组建后不断壮大，转战山西、河南，成为抗日战争中晋豫边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自此，万善小学这个红色革命摇篮孕育的革命种子，正式登上了抗日救亡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