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4 21:09:53
中原文化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礼貌原则，文化差异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中的人, 都会感到不同文化的人说话方式会有很大差别, 其中人文历史论文，语用方面的差别就很大。语用差别的制约因素也很多, 但何自然曾经指出:“英汉两种语言在语用方面所受到的制约有诸多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 文化的差异, 可以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和理解上。
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 礼貌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条重要准绳, “是对交际行为的规范,是一种为进行得体交际的策略”。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礼貌的理解有所不同, 所遵循的礼貌准则也不一样。从语用角度讲，礼貌现象是语言运用的普遍现象, 礼貌研究是语用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 这里主要指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中英文化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 是由讲中英两种语言的人的民族心理、思辨和推理模式的不同而导致的。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语言障碍常常会造成误解或冲突, 主要原因是交际双方受各自文化背景的影响而缺少一个共有的语用前提。例如, 我们汉语中的谦词, 是一些并无实际意义的客套话。当发言结束时,人们常说：“不妥之处, 请大家指正 ”,“欢迎在座诸位批评指正 ”,“抛砖引玉 ”等等。而讲英语的本族人在同样的场合不说这样的话, 也许他们会说一声 “I hope you all enjoy my talk”, 但最常用的结束语还是 “Thank you”。再如人文历史论文，在英国文化中, 男性在公众面前赞誉女性的美貌和服饰被认为是一种礼貌, 被恭维者会欣然接受，但在中国这种恭维被认为是轻佻无理。类似以上的中西文化差异会给讲中英不同语言的人传达错误的信息人文历史论文，影响到他们之间的交流。故要做到交际双方的正确、合理的交流, 了解各自的文化背景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三、中英礼貌原则对比
Leech根据英语文化和语言的特点列举了六条礼貌原则:
1. 策略准则, 又称得体准则 (Tact maxim)“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
2. 慷慨准则, 又称宽宏准则 (Generosity maxim)“尽量减少对自己的益处, 尽量增大自己付出的代价。”
3. 赞扬准则 (Approbation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批评, 尽量增强对他人的赞扬。”
4. 谦虚准则 (Modesty maxim)“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 尽量夸大对自己的批评。”
5. 赞同准则, 又称一致准则 (Agreement maxim)“尽量缩小与他人的不同意见, 尽量夸大与他人的相同意见。”
6. 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厌恶, 尽量扩大对他人的同情。”
顾曰国先生根据汉语言文化中的礼貌特征, 在 Leech 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研究汉语中的礼貌现象, 总结了汉语言文化有关的礼貌准则, 于1992年提出汉语礼貌五准则:
1. 贬己尊人准则: 指谓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要“谦”, 指谓听者或与听者相关联的事物时要“抬”、要“尊”。
2. 称呼准则: 指人们出自礼貌, 在互相称呼时仍按“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称呼语的改变意味着人际关系的改变; 而出自礼貌, 人们不同的语言行为和所处的不同环境又会影响称呼语的改变。
3. 文雅准则: 出言高雅、文质彬彬往往被人认为是懂礼貌、有教养, 文雅准则的重要内容仍然是“先用雅语、禁用秽语; 多用委婉语, 少用直言”。
4. 求同准则: 这与“脸”、“面子”有关, 所谓求同, 就是注意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要保持相称, 说话双方力求和谐一致。
5. 德、言、行准则: 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大他人的益处; 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好处, 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
四、礼貌原则所体现的文化差异
1. 称呼语之不同
受社会结构、传统伦理及血缘、宗教社会因素的影响, 汉语的称呼系统远比英语国家复杂得多。在中国, 小孩一般不能直呼父母和长辈的名字, 学生不能直呼老师的名字,下属不能直呼上司的名字, 否则就会被认为没有礼貌。中国人不仅喜欢用表示血缘关系的名字去称呼家人和亲属, 还喜欢用这种称谓来称呼非家人和亲属朋友。比如, 称与自己祖辈年龄相仿的男性为爷爷、女性为奶奶; 称与自己父母年龄相仿的男性为叔叔或伯伯、女性为阿姨。这在英语国家是非常少见的。中国人的称呼语体现出尊老的传统习惯。人们一般称呼年老的人为 “老某”, 像 “老王”、“老李”等, 表示对对方的尊敬; 称呼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 “某老”或 “某老先生”, 像称周树人为周老先生等。这里的 “老”, 没有丝毫贬义, 只有尊敬或推崇。但如果将此称呼用在英语国家则极不得体, 有冒犯之意。由此看来, 汉语称呼语可以用 “上下长幼尊卑”来概括。在英语国家, 由于其社会格局、文化取向、人际关系与中国截然不同, 所以对称呼语的使用和对其意义的解释也相差甚远, 具体表现在称呼时到底是直呼其名还是使用“头衔 + 姓”的方式。一般来说, 英国人同自己的上司说话也许需要用比较尊敬的语言, 但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称呼, 不论对方年龄多大, 地位多高, 人们更愿意直呼其名, 这充分表示出平等的文化取向。
2. 贬己尊人与平等交往
“贬己尊人”是顾曰国效法Leech所提出的汉语言文化的一条礼貌准则。中国人喜欢贬低自己而抬高对方的身份。这从表面看和Leech的赞誉准则相似, 但在中国文化中, 这条准则对人们的影响却更加深远。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受到别人的夸奖, 我们中国人总会谦虚的说“哪里, 哪里, 您过奖了”。精心为别人挑选好了礼品, 在赠送时还不忘说“没来得急挑选,随便买了一份。”而在西方国家, 人们追求交往中的平等, 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将自己的情感、优点外露, 而不喜欢过分的谦虚, 对别人的夸奖也欣然接受, 并视这种赞誉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在西方人的眼中, 中国式的自谦将被认为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此我们进行涉外交往时要清醒的认识到这种礼貌用语的差异，在西方人面前要大方地接受他们的赞赏, 善于充分的表现自己, 并学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优秀的一面, 而不要随意的贬低自己和过分自谦。
3. 热情关心与个人隐私
汉英民族对隐私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中国人在日常交往中不太注意维护自己的隐私, 也不注意尊重他人的隐私。在中国文化中, 关心他人, 对别人热情一直被视为是对对方重视和显示诚心的一种表现。例如, 我们在宴请客人时, 要不断给客人加菜以显示热情;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会热情询问对方年龄、收入、婚姻状况; 朋友见了面更是问长问短, 把家里和工作的事情都询问、关心一遍; 在西方, 人们的隐私意识较强。英语民族对 privacy 这个词的含义理解较广, 诸如家庭、财产、婚姻、朋友、经历、收入、年龄、住址、身体状况、独处或单独生活等等。当在英语民族面前谈到有关隐私问题时, 会被人认为你让他人丢面子, 你不懂礼貌。
总之, 礼貌原则是每个群体或社会所广泛使用的文明的手段, 但必须承认, 不同文化对礼貌行为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文化赋予礼貌不同的内涵。若对这一点认识不足,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互交往时,很容易因此而产生误会。总之, 人们只有充分认识了礼貌原则在以上诸多方面的差异, 才能尽量减少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出现的语用失误, 以达到更自然和谐的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1]Geoffrey N.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td , 1983.
[2]高一虹.语言文化的差异与超越[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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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5]刘润清.关于Leech 的礼貌原则[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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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邹永丽.中英礼貌用语之比较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 2006, 5.
中原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中原移民；岭南文化；多元化；接触和影响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8—0137—04
岭南地处边陲，与内地交通不便，但是每一次中原地区大规模的移民，都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发展。中原移民所带来的文化接触、文化影响，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不是单向的输入或者输出，而是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文化的变迁和融合，不仅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制约，而且还直接受到环境、行为习惯的影响。岭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使它自古以来就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碰撞和积淀地。
一、中原移民与岭南文化的多元化
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贯通东西、南北，糅合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圈。特殊的位置，历史上不间断的中原移民的融入，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岭南文化的多元化格局。
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尧曾经“申命羲叔，宅南交”①《大戴礼记·少问》也载舜也曾“南抚交趾”。《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②。这都显示早在先秦时期，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一定程度的交往。秦始皇统一之后，“使尉屠睢同卒五十万为五军”③，于公元前218年开始讨伐岭南，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为了建设岭南的需要，秦曾强令三批中原人南迁岭南。第一批是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④。第二批是公元前213年，“谪治狱吏不殖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第三批，“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⑤。从这些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移往岭南的不仅有军队，而且还有与越杂处的中原移民。另外，一部分士卒和这些“为士卒衣补”的中原女子婚配，还有大量不能和中原女子婚配的秦军士卒只能和越族女子通婚。⑥随着中原移民与越人互通婚姻，友好相处，中原移民不仅增加了岭南的劳动力，同时也带去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为岭南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在早期的岭南开发中，赵佗功不可没，可谓是中原移民中的杰出代表。他在岭南担任地方官，治理岭南期间，一直努力协调汉人和越人的关系，致力于民族团结，使中原移民和当地人和睦相处，大力发展岭南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同时吸收中原地区的文化。汉高祖刘邦高度肯定赵佗的功绩：
“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⑦
秦末到汉初，南迁的中原人极少，岭南仍被看做是官员流放和犯人发配的边陲蛮荒之地。到汉武帝时期，才有过三次大规模的中原移民。第一次是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2年），武帝调集10万楼船水师，在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的率领下，从今连县、大庾岭破关，顺连江、浈水而下，攻陷番禺，平定南越丞相吕嘉的叛乱，收复岭南。平定岭南后，汉朝将南越地重新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南征军队对岭南的征讨和留守，又一次给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造就了机会。汉文帝元年（前179）汉文帝曾派陆贾携带《赐南越王赵佗书》出使南越，汉越关系更加融洽和睦。武帝平定南越叛乱之后，汉代岭南与中央政权重新统一，中原地区和岭南地区的交往更加频繁。汉朝曾多次组织官办的商船队，从合浦、徐闻港出海，，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岭南地区的海外贸易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原商人的大量涌入，促使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商品交换。“中国往（岭南）商贾者多取富焉”。⑧汉武帝时，甚至出现了“民间厌橘柚”⑨的现象，可见当时岭南橘柚运往北方之多。西汉末年，社会动荡，战火不断。为了躲避战乱，中原一带的居民被迫迁往岭南，这是汉代第二次中原移民的高潮。南迁的中原移民，有不少是世家望族，更多的是平民百姓。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社会动荡。到处是“万民饥流”、“百姓饥荒，更相啖食”的现象。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张角发动黄巾大起义。这次农民起义，使大批中原人迁居岭南，形成了汉代第三次移民高潮。
两汉时期中原移民的大量南迁，导致岭南地区的人口数量有了飞速的增长。这反映出两汉时期中原人口南迁的规模之大。大量南迁的中原人，无论是在发展经济和传播中原文化方面，还是在社会治理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岭南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原文化深入影响岭南文化，应当是从汉代开始。《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八·章帝建初八年》记载：“王莽末，交趾诸郡闭境自守。岑彭素与交趾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锡光者，汉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礼义。帝复以宛人任延为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种嫁娶。故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⑩岭南华风始于汉，这是不争的事实。两汉期间，在中原移民的影响下，岭南地区经济逐渐繁荣，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改变了社会风俗，兴办了学校，岭南进入了文化发展的新时期。
中原文化论文篇3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的文化政策，严重窒息和禁锢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孕育和产生：“无欲”、“无为”的思想极端地淡化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重整体精神使个体意识普遍缺乏；文化体制的僵化，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文化的传播。 〔关键词〕知识产权；落后；文化原因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依法享有的排他性的独占权利，是一种私权、一种财产权。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可以说谁拥有了知识产权，谁就拥有市场优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瑞士、日本等均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至今已相当发达。而在中国，系统、科学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则开始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只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晚，比较落后。究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下面本文将从文化方面着手来谈谈中国知识产权法落后的原因。 一、专制的文化政策禁锢、窒息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孕育和产生 众所周知，专制统治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几千年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长期实行高压的文化政策，树立所谓的“正统文化”，残酷地排斥“异端邪说”、“妖书妖言”，使得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哪里还会有什么创新？哪里还敢有自己的权利主张？即使有，也只能埋藏在心中，而不能“公开”，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声张”。 尽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过“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可它是专制文化政策的开端，随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这种文化的高压政策也丝毫未能改变，如《唐律疏议·职制》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讥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三年”。清乾隆盛世时，还曾大兴“文字狱”，不知牵连了多少思想活跃的文人墨容、能工巧匠，连《红楼梦》都未曾逃过劫难就可想而知。 可见，在这种专制的文化政策的高压下，人们心中偶尔闪烁的那点思想火花不得不早早被浇灭了，怎能会有大的发明创造？当然更不要奢望朝庭会为发明创造制定法律来保护它了！ 二、传统的“无欲”、“无为”思想极端地淡化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和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后代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是发源于春秋时期老庄的“无为”哲学思想。“无为”思想是先秦流传的政治思潮之一。除道家外，法家、儒家、阴阳家、杂家等，都从不同的理论体系出发，接受了“无为”思想。特别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无为”思想多半被包溶于儒家之中，继续发挥作用。而这种传统思想，滞碍着人们去提出权利要求，淡化着人们的权利意识。《老子》曾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十九章》），可以说这是“无为”思想在文化领域中最根本体现，而所谓的“罪莫大于多欲”（《老子·四十六章》），则更将人们的为欲求利上升到违法犯罪的高度，使之陷入不能为、不敢为的境地。正是在这种“无为”思想的束缚下，在这一时期，古代知识分子只能尽力做到在思想上、行动上与统治者保持一致，哪里还敢有什么“创造”的欲望呢，哪里还敢有 “权利”的奢求呢？ 而对于统治阶级而言，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老百姓“无欲”、“无为”，就会乖乖地听话，乖乖地臣服于自己的统治，这样，他们的统治也才能长治久安，流传万代。老百姓“无欲”、“无为”，那就只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圣贤书”是什么书呢？是得到统治阶级承认或认可的、符合他们统治需要的宣扬“忠”、“孝”、“节”、“义”的所谓“正统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只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重义务而轻权利，二是重国家利益而轻个人利益。 三、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礼”，知识分子奉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相传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作为调和人们关系的最佳方式，既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又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所谓“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可正是这种“礼”，抹杀了人们的个性、创造力、思索力和革新精神，社会对人的角色期待是“谦谦君子”，因而也驱使人们在自己的知识财产、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往往尚和谐、求无讼，不敢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只求大家相安无事，或宁可自己吃点亏、受点损失，也不敢或不愿去维护自己权利。 况且，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自视清高的儒生、雅士，受“正统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君子欲于义，小人欲于利”，他们认为钱财乃身外之物，追求物质利益是件可耻的事情，是小人所为。基于此，西方人眼中的“知识产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私权”、“知识产权———独占排他权”等观念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言利不言义的小人作为。所以，又怎么会有“知识产权”一说呢？ 四、个体意识的普通缺乏，也是阻碍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个体农业为基础，以宗教家庭为背景，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人既要依附于国家，还必须依附于家庭，个人只有在整体性（民族、国家）中才能显示出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个人的意志和情感也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可见，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倾向对人的另一重要影响就是将人从主体地位下降为客体附属地位。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是无法支配自己的权利的，即使他想主张自己的权利，也是不现实的。 而且，重整体精神，强调文化的继承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最高价值。所谓“天下为公”、“男儿志在四方”、“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和大多数人追求的理想境界，因而往往忽视了个体的权利意识。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曾云：“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其意为经国济世之作，有待于作者去阐扬，而不能将其据为私有，即不能作为私有财产。 可见，在这种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下，谁敢主张自己的私权利呢？而且，传统文化下，男子是主宰，女子是男人的附属物，而男子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是饱读诗书来搏取功名利禄以光宗耀祖，哪肯花 功夫去从事发明、创造、革新呢？而女子，她们必须“三从四德”，她们毕生主要精力用于“相夫、教子、侍奉父母”上了，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象今天的女性一样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样一来 ，对人类进步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就成了无人问津的领域了。 五、传统僵化的文化体制，阻碍了知识的传播和全面发展，不利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化”是诗书、礼经，国家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标准是统治阶级认可的“德”，于是，老百姓就拼命地去学习《四书》、《五经》，学习如何写八股文，学习如何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至于科学技术则被排除在“经学”之外了。这种僵化的文化体制和刻板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知识的全面发展和广泛传播，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经济发展的落后、文化传播的落后，这恐怕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促进生产力飞速发展的科技革命都诞生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吧。 “无传播则无权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自然也就无现代意义的知识产权———私权了。 上述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的文化政策、权利观念的极端淡化、个体意识的普遍缺乏、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文化体制的僵化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落后的文化原因。今天，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事业都得到空前发展，但是传统的文化思想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一方面，缺乏创新意识，乐于守旧；另一方面，许多人和个人的发明创造，不视为独占私有的。所有者对自己专利保护意识淡薄，而侵权者则不以为然，不觉违法、缺德。因此，在需要加强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今天，深入认识影响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科技落后，产权法制落后的原因，是很有意义的。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使之快速与国际接轨很有必要。 王金平
中原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新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政策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5-0031-06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全会形式专门作出了文化大发展的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发展文化就要解放文化生产力，而解放文化生产力就要对原文化体制进一步改革，这就要更深认识原文化体制的特点和缺陷，以下试作分析。
一、文化体制是什么？
政治与文化的权力关系，直接地表现为政治权力与知识分子权利（文化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间接地表现为政府文化政策与人民文化需求权利（文化市场与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文化体制（涵盖了文化管理体制）是对这种“政文关系”的直接反映。这种关系性的定义表述为：“文化体制是一个国家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制度性体现和反映，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执政主体关于这三者关系的理论主张，以及在这种理论主张下建立起来的国家文化体制和政策系统。”[1]我国文化体制的特点，表现为党的系统、政府系统、文化企事业单位、文化市场等几个文化主体的结构和相互关系。
对文化体制描述性的定义是：“文化产品的生产、管理和传播的具体形式和运行方式，它包括文化生产组织、管理制度、管理形式、方法及传播方式等。文化体制……体现着主体从事实践活动的方式，制约着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也制约着文化创造的状况与文化产品的价值取向。”[2]
上述关系性的和描述性的定义，都只注意到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外部关系，没有区分文化的内部关系。不区分文化的内部关系，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对文化生产单位和文化产品的公益性、经营性、政治意识形态性等几类不同的功能性质，不太在意。而经济学上的公共产品理论，却十分注重公益性与经营性的区分，这对区分不同性质的文化和制订有区别的文化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国直到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才系统地对国有文化生产单位作了新的法规性的定位，分为三类而实质上是两类：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生产“文化公共物品”），政府扶持类文化事业单位（实质上含两类生产：政治类“文化公共物品”、高雅类“文化公共物品”）、可改制为企业的经营性文化单位（也含两类生产：单纯文化商品、既生产文化商品又生产政治类“文化公共物品”而又能取得垄断利润的单位）。这就将文化管理对象关系基本理顺，为纠正原文化体制中的“四个不分”的弊病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路。
参照对文化单位和文化产品的两分法，可以对文化体制作出概括性的定义：文化体制是对政府系统、文化生产传播单位、文化市场消费者，这几个文化主体相互关系的规定。文化体制可分为三层系统，即：宏观管理体制、行业管理体制、微观管理体制。宏观管理体制，即规定政府文化行政管理机构、文化企事业单位和文化生产者各自的责任和权利，规范文化市场；行业管理体制，即由文化生产、传播单位之间，自治自律其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相互协调，文化行会和中介组织是管理的主体，政府和社会是协助者；微观管理体制，即是文化生产、传播单位内部的经营方式，文化商品由企业按市场方式生产，文化公共物品由政府和社会投资而由不营利的文化事业组织生产，也可交给企业生产而由政府和社会买单。
为了说清我国政文合一文化体制的特点，先要比较一下市场制国家的文化管理体制。如英国政府对文化事业的财政支持，是交给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工艺美术委员会、博物馆和美术馆委员会等由专家组成的非政府公共文化机构，由这些机构来负责对各文化单位进行评估和拨款。
美国政府不设文化部，也没有专门负责制订执行文化政策的部门，政府不直接管理国内文化生产，只管理对外的文化交流，政府不通过行政手段而通过立法和经济杠杆来影响文化建设，对社会服务性强、公益性强的产业给予政策扶植，对涉及文化安全和国家重大利益的产业给予财政投入。政府的投入不走行政途径，而是由国会拨款，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国家博物馆图书馆学会等中介组织，再以项目投标的方式，支付给需要扶植的弱势地区、族群、社区的文化活动，及全社会的文化艺术教育普及活动。
法国政府与文化管理之间，设立了出版社和通讯社对等委员会、法新社最高委员会、广播电视质量委员会等独立的行政分支机构和文化中介机构。法国文化管理部门主要手段并非行政命令，也没有过多的行政审批，只是通过签订文化购买协定的契约形式实现管理目标。因而只是一种自由买卖式的目标管理，没有对文化生产的过程和方式的全程管理。法国的文化管理部门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有较大的独立性，可以有独立的人事制度和独立的丰厚的收入，分享政府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一，但是它却将大多文化自力转交给地方和社会，让民众参与文化管理，在全国建立了大约 15.7万个民间文化协会，这些文化团体都有文化自主、自治、自律的权力。
这些国家的文化管理体制虽不尽相同，但有其共同点：一是文化商品的生产由文化产业负责，文化产业一般都是民间企业而非国有企业，奉行自由市场理念。二是没有“文化事业”一说，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由政府和社会投资，而交由文化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第三部门”经办。后一类文化组织独立于政府，亦非以盈利为目的企业，不像我国的文化事业单位在行政上、经济上都是从属于政府的“国家单位”。三是政府与文化企业、文化组织之间的分工都是明确的，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文化法规、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公共文化经费、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四是政府不直接对文化机构拨款，而通过文化专业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实施资助。而我国的文化项目资金投入方式是由政府直接主导，项目的实施经常受到行政意志偏好的影响，缺乏专家和公众的参与，缺少公平的评价机制，财政投入缺乏公共性，不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借鉴建立基金管理模式、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制度，可以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的公正性。
二、“政文合一”的文化体制特点
新中国原文化管理体制起于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高度集权的和军事的文化管理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与源于计划体制的苏联文化体制相结合，执政党集中全部文化资源、掌握宣传舆论控制权，以应付长期革命战争和大规模社会改造的需要。
这种文化体制，一是革命时期党的文化工作体制的延伸。建党初期，文化、宣传工作是党的主要政治活动，党的文化思想和文化体制是为革命战争服务，是一种社会政治表达工具和教育引导工具，文化资产均属于党有。
二是对苏联文化体制的模仿。苏联文化体制的特征是：党政兼管体系；行政手段；强调文化的意识形和政治功能。
三是改造旧中国原有的文化产业而形成的。1951年《武训传》被批判之后，到1952年底，中国民营电影全部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就消失了。1952年12月26日，文化部发出《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1954年5月，《关于加强对民间职业剧团的领导和管理的指示》。到1954年底，除仍由业主经营的少量剧团及聚散无常的流动班社以外，大部分剧团已形成由艺人直接经营和管理的制度，基本上废除了内部的“剥削关系”。各级政府先后发文制止剧团的“盲目发展”和“无计划流动”，严格控制剧团人员编制。经过治理和改造，戏曲剧团剩下国营剧团和民间职业剧团两类。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各民间职业剧团也转为国营。报社、出版社等各类文化企业相继改组而转为公营。并确立了文化行业的“事业单位”属性，由国家包养。
这是一种“政文一体”的文化管理体制，总的特点是政府垄断文化的全部生产性资源，文化生产要按照政府指令或计划进行。其文化管理和生产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党委机关是党政不分，将政府文化管理机关的权力向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机关集中。这易于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与社会文化工作结合在一起，强调文化工作服从和从属于政治工作，并常常发生把党内的思想管理模式运用到全社会的文化活动中去，以致存在偏激行为。这种偏激，在新中国建立就出现了，如不允许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存在于党内，并马上就推广到全社会。这就引起了对宣传工作的批评：我们目前还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却不允许资产阶级的思想存在，这是可笑的。
二是政府文化行政机关是政事不分、政企不分。这一特点使社会文化组织的文化生产权、传播权向政府文化管理机关集中，政府既“管”文化又“办”文化，集管理和经营于一身。这使得政府文化管理机构不得不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不断膨胀，成为集行政管理、文化行业协调、文化生产经营、文化传播及其审批于一身的“巨无霸”，并衍生更多的行政层次，执行全国性专业管理职能的二级机构及其下级机构不断生成，造成了文化机构的条条分割和层级增多，体胖效低。
三是文化生产传播的专业单位是政企一体，具有行政化的性质。这一特点使社会文化团体、文化生产实体被赋予行政级别，并行使文化管理部门的一些行政职责，致使整个文化系统管理更加多头混乱，同时发生不尊重文化创造规律，以政治需要、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干涉文化创作自由。
四是不区分文化商品、文化公共物品、政治类文化公共物品的生产。这三种不同性质的产品都由文化行政机关和文化事业单位共同生产和传播，二者都是国家单位，管办不分，政府统管文化、包办文化。文化生产单位不是企业，即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营企业，不是独立面对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的文化主体，而是从属政府面对文化战场和文化阵地的的文化战士。
有学者评论原文化体制对“政府文化部门的设计，是一种事业型体制而非产业型体制，政府文化部门主要是按照文化产品的类型来划分行业，设置高度专业化的管理部门。”[3]81这是适应政府办文化的需要，为加强政府经营文化的能力而按文化专业多头设置政府衙门，使文化系统的行政管理权分散在文化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国务院新闻办、信息产业部、旅游管理总局等多个行政职能部门。其结果是管理机构庞大、管理分工繁琐而造成管理的越位、缺位、错位、效能低下。“一方面，过度的专业化分工导致文化部门机构的设置重叠，职能交错，部门之间职能边界不清；另一方面，作为产业发展所必须的文化资源分散在文化、广电、出版、报业、旅游、教育、科技等各个政府机构部门之中，行业部门的微观管理过细而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缺位’，不仅缺乏统一高效的文化产业信息系统，而且使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结构与管理决策结构不对称’，即需要相关信息的决策者无法及时得到真实的文化产业信息，拥有信息的部门无权做出决策。”[3]390
政府强化对文化的干预，政府直接包办文化，就必然要设置庞大而分工复杂的文化行政机构，如此才能对复杂多样的文化和精神生产进行“管”和“办”。而文化体制改革所进行的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实质是将过去集中于政府手中的各种职能和权力重新进行配置，分别下放给文化企事业单位、文化市场、社会文化组织、文化中介组织与行业协会。政文分离就是政府撤出文化生产领域，放权给文化生产者，政府只要从外部进行管理和服务。这样，就可以精简、统一文化行政机关，以“大文化”管理体制取代文化、教育、科技、广电、新闻出版等等的多头分立，将原来分散在各部门的管理性资源，如政策、条例、法规、特许权、公共财政经费等整合集中，统一管理社会公共文化事务[3]390。
我国原文化体制完全不作文化商品、文化公共物品、政治类文化公共物品的区分，用高度政治化和集权化的、同一的文化管理模式，来统一管理高度复杂性的、内部极不同质的文化的精神的生产，文化生产团体自身又被政治化、行政化、等级化，这种文化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文化生产力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建设虽几经变局，但是政治权力主导的文化体制是不变的，变的只是文化政策，政治偏左则文化政策失误，政治纠偏则文化政策调整，文化政策及文化发展的特点是“过左与调整”的循环。
文化政策不稳定的根源，即在于政治不稳定和文化体制的稳定。这种稳定的文化体制是完全为政治服务而从属于政治的，所以政治的稳定与否、合理与否，是绝对主宰文化政策及文化命运的。这种政治化的文化体制便于偏左的文化政策的实施，屡屡酿成文化领域的重灾，于是就有宽容的文化政策出来纠偏，演出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观：文化政策“过左与调整的周期性循环”。而要超越这种循环的怪圈，就要对这种文化体制进行根本改革。
三、文化政策“过左与调整的周期性循环”的反思
新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文化政策的长期不稳定，表现为“过左与调整的周期性循环”。曾长期担任新中国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1986年总结说：“反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式上没有被放弃，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4]主张学术艺术自由多样的双百方针，在新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成为每一次文化政策调整的锐利思想武器和合法性根据。但为什么这个绝好的文化方针，实际上只实施了一年时间呢？新时期以来理论界对此讨论了多年，得出了不少极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在20世纪的20多年里鲜有人是从文化体制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的。为何偏左的文化政策总是占了上风？为何跳不出文化政策“过左与调整的周期性循环”怪圈？探讨中出现的各主要论点，只要往前延伸一点点，即可归结到文化体制的问题。现归纳如下①。
一是我们承接五四文化批判精神，与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种革命党理念一直支配着执政以后的很长时期。党的创始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或先锋分子，对封建文化持最彻底的批判精神，党一成立就领导文化斗争，把对传统旧思想的批判扩大到对一切形形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农民意识，全囊括其内）的批判。但是党执政以后，这一文化批判精神理念的历史背景发生了大变化，即这种文化批判由“思想武器的批判”、“革命权利的批判”，从不知觉中转变为“武器的批判”、“国家权力的批判”。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具有权力性质的批判的“粗暴”及其后果，经历次批判运动后在党内引起了关注。其中在新中国初期就进行了两次较大的批判：一次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据胡乔木总结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5]这是党执政以后的第一次学术批判与思想批判，“粗暴”这个词指的就是“武器的批判”与“国家权力的批判”所具的威力。另一次是1954年对俞平伯、胡适的批判。这次批判被视为是“对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6]但历史证明这次批判仍有错误的一面。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就予指出：摘引胡适的几句话就大做文章，甚至还不符原意地加以引伸，结论武断[7]。也指出：“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8]
后来，还相继进行了多次文化批判，不仅继续认识到每一次批判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而且还总是想要避免这种不良后果，但是却一直没有意识到“思想武器的批判”悄然为“武器的批判”所代替的不可避免性。这个转变就是国家体制性地介入了文化所造成的问题。纵观历史，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新旧思想文化的交替与代谢，是按文化本身的逻辑和规律进行着思想的批判，而武器的批判或权力武器并未积极介入。秦汉之时国家权力对文化争论的介入，恰恰是争鸣的结束。
二是党内对文化政策的分歧，是导致文化政策摇摆性、不稳定性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新中国文化发展会一再由挫折到调整、又由调整复归挫折？这是党内“两种趋向”较力的结果，这也说明党内一直存在理性的宽容的力量。所以既有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方针的提出，又有后来正确的解说（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总结）：“双百”方针的实质，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允许各种学术思想、流派自由争鸣，各种文艺题材、形式、手法或风格自由竞赛，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9]501-502。当然，党内也有公开发表文章反对的人，也有只单方面强调该方针的政治功能、思想教育功能、斗争功能和除毒草的功能的人，他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其作为知识体系而言，相互间还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一面，马克思主义不必禁止各种思想流派，一种思想真的禁光了别的思想，它自身也会走向僵化。这两种意见为什么都能对文化生产发生性命攸关的影响？这仍然要归结为“政治决定文化”的体制性原因。
三是党内理性的宽容的力量一再调整文化政策的努力，在新时期以前成效却并不是很大，原因之一是思想理论上不够彻底、且多年来缺乏发展创新。这一使用多年的理论武器就是：“划清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与学术艺术问题的界限”。这只是建立在策略性原则上的政策，而不是建立在坚强的理论原则上的政策。所以导致文化政策调整的局限性，稍回顾新中国思想文化史就可证实之。在新中国初期，针对《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胡风批判的粗暴，1956年部长陆定一说：对于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9]494。鉴于反和反右倾的粗暴，1961年聂荣臻就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提出：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具体工作问题之间的界限。同年，还提出了“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即使在“”中也发生过1975年文化政策的调整，而且是亲自启动了这次文化政策的调整，但仍然是同1961年前后局部纠正偏差一样的性质。1975年7月初与刚取代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谈到文艺工作，批评“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同月，还先后对林默涵来信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同谈文艺调整问题（“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批示周海婴信（解决鲁迅书信集等的出版和整理工作）、批示冼星海夫人钱韵玲的信（同意举办冼星海逝世30周年、聂耳逝世40周年纪念音乐会的建议）[10]。当时尽管处于“”特殊时期，但经本人多次发令，启动了文艺政策的调整②。
党多次进行文化政策调整的事实，即使“”中也有过这种文化调整的事实，说明党在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不是偶然的，学术自由的文化理念是一直存在于党内的。但是这种文化理念为什么会一再受挫？对此，早在1962年的全国科学家等座谈会上，就发表了著名的“广州会议讲话”，他感慨追问：始作俑者是谁呀？为什么一再强调政治与学术两分而实际上却分不开呢？现在我们应当明白，这不是哪个人的左，而是文化体制的问题，即是政治社会一体化的问题。这种文化体制既不利于文化劳动者的精神生态，也不利于文化生产自身。
四是这些不利于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直接障碍，来自于违背文化生产规律的行政意志、行政命令。如：要求文化生产服从政治需要，文艺界提出“演中心、唱中心、写中心”口号；把精神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要求“创作”，多写、快写、写的好，作家定计划、定指标、定数字；以群众运动方式搞文化生产，提出“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同工农兵共同编写哲学教科书和历史书，把文化生产搞成集体劳动。对此，就亲自探讨了文化生产的特有规律问题。他反思说：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各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虽然有些规律两者是相通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把物质生产的某些做法硬搬到精神生产中来，因为精神生产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例如，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精神食粮不能以数量作标准，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搞指标、订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这对于精神生产者是苦恼的事。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相反它贵在独创性，贵在个人努力，贵在个人才能、兴趣和个性的发挥，决不能强迫命令和干涉过多。文化为政治服务，必须建立在充分尊重文化生产的特有规律和各种具体文化形式之特点的基础上，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11]这一番谈话讲得多好多深刻，但为什么他不能制止政治对文化的干涉呢？表层原因是党内存在如何管文化的分歧，存在懂行善管与外行蛮管的分歧，且后者总是占了上风。这实际仍是政文一体化的体制问题。因为制度是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它让好人无法发挥作用。
总之，文化是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大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包括了文化。而文化自身的结构也包含着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三者是交融的，文化又包括了政治。文化的泛意识形态化、泛政治化，是经常发生的文化现象，政治与文化是难以分开的。这都成为政文一体化的体制的理由。政治与文化在管理体制上要统合为一体化，而在生活中要区分“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就很困难了。所以政治与文化两分的文化政策调整策略，其作用力是有限的。同时，新时期之初是比较彻底地调整文化政策。邓小平在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提出“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12]149。后来又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12]180。“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12]183。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说：“作为学术问题，如何科学地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完全可以自由展开讨论。但并不要求一切文艺作品只能反映一定的阶级斗争，只能为一定的政治斗争服务”。当然，这些认识仍然是过去理性主张的继续，仍然属于文化政策调整的性质，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重复过去文化政策的不稳定性。真正超越了文化政策调整范畴的，是触及到深层文化体制的改革。
注释：
①参考了杨凤城《1956～1966年党的文化政策及其演变》，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6期；蒋积伟《建国以来中共文化政策述评（1949—1976）》，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1期；李方祥《现代学术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以20世纪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为个案》，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夏杏珍《试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次文化政策的调整》，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6期；胡惠林《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与重构——20年文化政策变迁与理论发展概论》，载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②邓小平首先做的事就是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查阅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和上海《文汇报》从1969年11月到1975年6月以写作班子及样板戏演出单位名义发表的文章，发现这些文章凡用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时，无一例外均砍掉“百花齐放”四字。这成为文艺调整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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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逄先知，金冲及.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298-299.
[9]陆定一.陆定一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0].建国以来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443-454.
[11].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36.
中原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 高中语文 审美教育 个性化 实施策略
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前提下，语文教学作为教育的基础内容，在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语文教学的审美功能因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能起到积极作用，所以得到一定的认可。审美教育在提产学生综合素质及强化特性发展方面能产生积极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审美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理性判断能力，同时增强学生的审美情感。在此基础上，学生能够以理性的角度看待学习和生活，并在审美情感的影响下，产生积极的生活态度。因此，审美教育在近几年受到广泛关注，并成为热议话题。尽管关于审美教育的研究不断加深，但从教学实践和教育理论上看，仍存在很多不足。对于审美教育的理论研究虽然随着教育的深入发展，已经有所突破，但在审美教育的特性化研究上显得有些不足，这也成为审美教育体现个性化的横亘力。
1.审美教学的现实意义
高中生随着知识和技能的提升，个性发展愈发突出。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也成为教学的主要目标。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以使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得到强化，为学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创造条件[1]。在审美教育个性化实践中，教师在凸显学生主体教学地位的同时，还要将学生情感感知、思想活动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以激发学生的情感认知，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完善，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
1.1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素质教育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在支撑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素质是维护个体社会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当下，教师要做好引导工作，以使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不会成为彼此交流的障碍，通过构建科学的素质教育结构，使学生获得均衡的发展机会。
1.2提升学生的精神文明
在全面开展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审美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教学实践中，语文教师要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为激发学生的审美情感创造条件。
国家在审美教育上已经将其与人文素养教育等同，一并视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2]。由此可以看出审美教育在实现教学目标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对审美教学个性化的研究是为了实现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的需要，因此，教师要具备个性化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适应学生的审美需求。基于此，高中语文审美教育个性研究，要让学生有追求理想和精神价值的渴望，并实现审美教育的实际价值。
2.高中语文审美教育个性化的实践原则
2.1开放性
高中语文审美教育个性化需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特点，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开阔学生的审美视野，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教师要积极地构建开放性的教育平台，使学生获得更多学习机会，为不断完善自我创造条件[3]。审美教育需要从方法上、内容上、问题上等做到开放性，构建一个开放性的教育平台，以教师个性化引导学生个性化得到发展。
2.2自由性
高中语文审美化教育的个性化的自由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认识上的自由，二是实践上的自由。教育的价值在于体现出个体的特性，并利用这一个性特点为人生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4]。审美教育个性化的自由性是在教师的指导和参与下，对美的事物和故事等进行多角度的剖析，实现教育目标，进而使学生理解多种美的概念，提升其审美的认知深度，实现审美认知的自由。在审美教育实践中，由于教师的审美经验、思维、情感等不同，因此对美的剖析也会不尽相同，这也为学生认识多变的美创造了条件。教师的这种独立的个性化解读为学生的审美提供了想象和发挥空间，从而使学生学会自主审美，为个性化审美的形成奠定基础。
3.结语
高中语文审美教育个性化的研究需要理论和实践的支撑，通过对审美个性化的认识，构建审美认知平台，使学生获得审美情感，从而产生审美意识追求，进而形成有个性的审美体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美的体验愈发丰富，这为审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基于此，高中语文审美教育对学生个性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更明显。
参考文献：
[1]于立群.新课改下的高中语文审美教育分析[J].都市家教（下半月），2013（5）：19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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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爱华.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进行审美教育渗透[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4（6）：13.
中原文化论文篇6
【Key words】parker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central plains martial arts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引言
中原武术文化隶属于中原文化，是七大武术文化中的一枝独秀，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南文化、岭南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京派文化并驾齐驱，中原武术文化以太极拳系和少林拳系为主导，以中原文化为载体，其衣钵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为实现手段，目的在于弘扬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继承中原武术文化的优秀传统，发展以登封的少林拳系和焦作的太极拳系为两个中心，以“走出河南”、“遍布全国”、“发展国际化道路”为基本点，以坚持挖掘中原优秀武术文化、坚持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武术发展、坚持落实大武术观思想、坚持打破武术门户壁垒，走和谐、统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中原武术文化道路，意在完善中国武术文化的内涵与深蕴，促进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健康发展，扫除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与弊端，吸收风格迥异的武术文化，形成独一无二、匠心独运的发展新途径，提升中原武术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健全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的新路子，这就需要结合新的社会学理论来丰富中原武术文化的实践。
1帕克社会学理论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之一的RobertEzraPark（1864～1944），曾依据社会成员行为上相互作用的方式，将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四个递进的部分：“竞争阶段、冲突阶段、调节阶段、同化阶段。〔1〕”RobertEzraPark文明于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主要由芝加哥大学的E?伯吉斯（ErnestBurgess）、R?E?帕克（RobertEzraPark）以及其他城市社会学家所组创，这一时期美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国际地位空前下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窘迫经济，芝加哥学派创始人著名社会学研究家帕克等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四个发展阶段，因此，社会的发展亦如此。
2 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
中原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一颗璀璨珠宝，以技击性为其本质，囊括武术中的气功、养生、导引、拳械等，彰显中国文化的无限魅力，引诱武术爱好者的无限遐想，推动研究者们的跨文化研究。以社会学家帕克的社会发展理论为主，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亦经历百家争鸣的竞争阶段，矛盾显现的冲突阶段，温文尔雅的调解阶段，稳步前进的同化阶段。黑格尔哲学是这样阐述这一过程的：“自然、社会、精神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但总体趋势是向前不断发展着的，处在不断运动之中，这一运动的动力就是矛盾。〔2〕”这一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符合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
2.1 竞争阶段
所谓“竞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竞”是争逐，比赛。源自屈原《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商君书?错法》：“功赏明，则民竞于功。〔3〕”
“争”是争夺，竞争。《韩非子?说林下》：“争肥饶之地。”《史记?高祖本纪》：“上问左右，左右欲击之。〔3〕496”竞争即是个体或群体争逐胜利或者比赛战胜对方的心理需要和行为活动。哲学家大卫?休谟曾语：“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对于中原武术文化而言，其核心竞争力在于登封的少林拳系和焦作的太极拳系，相对于其他六大拳系，其虽表现出绝对性的优势，但由于起源于道教圣地武当山的武当武术文化，形成以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为技法原理，同时配合吐纳、呼吸形成独具特色的养生文化健身术，武当的武术文化曾远赴海外进行汇演，颇具竞争力，可与中原武术文化一争高下；此外，发源于峨眉山的巴蜀武术文化，起源于战国，形成于宋朝，亦称峨眉武术，依托峨眉生态养生健身文化，广纳儒、道、佛等宗教文化新理念，兼具民俗、民风、地理环境，呈现出匠心独运、内外兼修的峨眉武术特色，亦欲中原武术文化争芳斗艳；形成于清末的形意拳系，技击原则上讲究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硬打硬进，适合于实战，传播较快，曾衍化出心意六合拳，以河北沧州武术文化为载体，依托当地武术文化资源，形成形意拳系，其竞争力不可小视；依托开拓务实、内外兼修、刚烈勇猛的岭南文化形成的南拳拳系，亦是七大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拳以广东、福建为中心，结合当地丘陵多、盆地少、平原地带稀缺的地理资源，以技击为主要特点和原则，创新与传统相结合，既不背离传统武术技击的本质，又外加新的元素充实，使得南拳形成具有当地地理特色的南拳武术文化；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个地理方向命名的八卦拳系，实乃是八卦掌为主要拳法，行拳时要摆扣步走圆形，拳路表现为直线来回往复，动作简单，招式简朴，短小紧凑，刚猛有劲，注重太极、八卦原理，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风格独特，内容充实。综上所述，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竞争力空间广泛，其竞争力的提高是需要过程的。
2.2冲突阶段
随着国内传统文化的发展，武术文化也受到了冲击，中原武术文化进入冲突阶段在所难免，所谓冲突”：“冲”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向，对着。源于《山海经?海外北经》：“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3〕50”“突”意义为急速地向前或向外冲。源自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驰突火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知有科禁，公敢干突。〔3〕384”冲突即是以打败对方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的激烈交锋，中原武术文化的冲突包含内外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七大拳系文化为发展标准，中原武术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少林与太极，中原武术文化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龙椅宝座，成为国门对外开放的一面旗帜，面临的困难重重，这就包括对其他六大拳系武术文化的竞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例如，面对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相关文件通知，全国各地争相建设自家武术文化，刮起传统武术节的举办，如雨后春笋一般，旨在加强人们对本地代表武术文化的信仰与认同感，提升本地武术文化的知名度，这对中原武术文化的冲击是不可度量的，窘境的出现，中原武术文化开始与异型文化相冲突，问题暴露甚多。另一方面，以中原武术文化为主体，从整体而论，传承的速度落后于发展的速度，导致传统的中原武术开始流失，继承者青黄不接，导致门派难以为继，从部分着眼，中原武术中的个别拳种随着习练人群的减少而消亡，生命殆尽。比如，原属于中原地区的查拳、梅花拳等拳种，因区域习练人口的减少，外加人口流动性较多，武术传承人开始消失，这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一部分武术文化未得以保留；然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门户派别之见，使得各个派系来往较少，龙争虎斗相对较多，门派自家规矩的束缚和羁绊，外加派系之间的不和谐，加速了少数门派的瓦解，流失了宝贵的中原武术文化资源，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面临着改革，推动中原武术站在了变革的风口浪尖，如何去挽救和挖掘指间遗失的中原武术文化，弥补中原武术文化这一宝库，成为了摆在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炙手可热的瓶颈。
2.3调解阶段
面对中原武术文化在社会上发展的冲突阶段，如何调节自身的武术文化资源，发挥自己的优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和重点。“调解”：“调”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协调、调和，源自于《史记?历书》：“阴阳调，风雨节。”《汉书?食货志下》：“以调盈虚。〔3〕82”“解”意为调解、排解、和解。源自于《战国策?赵策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3〕187”调解一词即为协调、调和，统一规划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需要官方组织的宏观调控和民间组织的自救，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官方和民间在这一阶段举行合作对话，手拉手共同协作，挖掘中原武术优秀文化资源，健全和完善发展武术文化资源的宝贵途径，在1985年的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活动中，河南省挖整组积极配合响应国家口号，整理发掘优秀拳种资源178种之多，丰富了中原武术文化资源，随着全国武术整理接近尾声，河南省挖整组于1990年继续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的精神，承办少林国际武术节，举办太极武术锦标赛，这一举措使得中原武术文化内容变得多姿多彩，在中国武术文化中重新站稳了脚跟。在坊间，民间武术组织的成立、社会组织团体的成立、武术学院的兴办思潮均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再续了香火，挽救了像苌家拳类似的武技，武术学院的兴办以及高校中武术专业的设立，为中原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后备资源，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健康提供了契机，特别是社会组织团体的依法成立，使得武术这一民间“俗”文化确立了合法地位，明确了新的标准，走上大雅之堂，迈进官方的视野，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太极拳表演赛的巧妙开赛，为武术走出国门，传播四大洋、五大洲奠定基础，中国优秀的武术文化太极发源于中原武术文化，也不失时机迈向武术成功的殿堂，经历着异样文化的洗礼，促进了自身武术文化的建设，夯实了中原武术文化建设基础，然而，这仅仅是九牛一毛，是微不足道的，在中原武术文化的开发建设中，拥有认可异国他乡文化的认知思维，这是发展自身优势必不可少的利器。
2.4同化阶段
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官方“无形之手”和民间“有形之手”的完美结合，有效促进中原武术文化的自身建设，为中原武术文化的远播提供充足的驱动力，仅有驱动力这只机翼是很容易夭折的，创新这一机翼的迫切需要则是刻不容缓。中原武术文化进入同化阶段，所谓“同化”：“同”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相同，一样。源自于《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商君书?开塞》：“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3〕383”“化”即是变化、改变。源自于《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韩非子?五蠹》：“钻燧取火以化腥臊。〔3〕152”同化即是事物双方共同做出改变，朝着实物美好的一方面不断发展前进。著名哲学家皮亚杰的“同化”理论就是对这一阶段完美的诠释，他认为：“同化即是对事物双方所获得现有信息进行交换，前提是毫无保留，并认知现有的思维模式，对其进行创新以达到互利，促进双方共同发展。〔4〕”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船坚炮利的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使得沉睡的中国有机会开眼看世界，增加了中西文化得以碰撞、交流的机会，“土洋”体育之争更是淋漓尽致彰显中西文化之差异，民国初期，政府派出一支运动团去参加奥林匹克盛会，但由于中西文化等差异，中国运动队仅作为演出形式，汇演了中原武术文化中的太极拳，获得一致好评，这说明中原武术文化拥有走向世界大舞台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仍然需要吸收西方“竞争力”为主的文化；发展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借鉴于此，中原武术文化在走向世界、走出国门的道路上，需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和谐统一”、“刚健自强”等精神，吸收西方充满探索的人文主义精神，充实中原武术文化的内涵，创新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途径，做到皮亚杰所陈述的“同化”要求，这样才能赋予中原武术文化新生机、新生命，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台阶式发展夯实基础，这就需要丰富少林与太极发展的新路途，充实其技击内涵，完善品牌效应，做到“中西结合”、“两架文化”马车并驾齐驱，借西方文化外衣，推动中原武术文化的新发展。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经竞争阶段、冲突阶段、调解阶段、同化阶段，所面临的每一阶段的任务是有所区分的，这就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3.1.2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所面临的每一阶段的任务不尽相同，出现的弊端也不一样，这就需要重视处理好发展和建设这一矛盾的关系。
3.2建议
3.2.1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开发需要走国际化道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思想路线，吸收异国优秀文化，强力打造属于中原武术文化的优势品牌，加强少林与太极这两者的强强联合，发挥优势效应。
中原文化论文篇7
随着中国石油石化行业的结构性调整，中国石化集团实现了上下游一体化，原油的生产和供应作为石化集团上游石油企业的核心业务，为下游石化企业的生产提供了稳定的供应来源。由于石化集团原油加工企业主要分布在消费区域，因而原油的配置就成为联接上下游企业间的重要衔接手段，搞好原油配置对提高集团公司整体效益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目前中石化自产原油量不能满足原油加工量的需求，且内部石油资源潜力不足的情况下，随着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加，对外部原油资源，特别是进口原油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原油配置效果对集团经济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本文主要是从分析“九五”期间中石化集团原油配置的现状和问题入手，预测把握“十五”期间原油供求的基本趋势，从而提出“十五”中石化集团公司原油配置的思路建议。
一、中石化集团原油供应及配置现状
（一）原油供应总量及结构
中石化集团原油资源主要包括中石化自产原油、中石油供原油、进口原油各约占30%，中海洋供原油占10％。
1998年集团公司原油资源量为8073万吨，其中石化自产原油供应量2784万吨，占34.5％；中石油供2276万吨，占28.2％；中海洋原油819万吨，占10.1％；进口原油2194万吨（一般贸易1812万吨，来进料382万吨），占27.2％。
（二）原油配置现状及特点
中石化集团石化企业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及中南地区，在原油配置上主要表现为，中石化自产原油主要供华东及长江中游地区炼厂，中石油原油主要供华北、华东内陆及中南内陆地区炼厂，海洋原油主要供沿海及沿江地区炼厂，进口原油主要供东南沿海炼厂。
从原油供应及配置现状来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在原油供应上，以国内陆上资源为主。
1998年中石化集团原油资源量中，国内陆上原油资源量5060万吨，约占63％，其余为海洋原油和进口原油。
2、在炼油能力布局上，有两个布局特点：一是形成了华东、中南和华北地区5:3:2的炼油布局；二是在内陆、沿海、沿江地区能力布局基本平衡。
炼油能力布局如图1－1、1－2所示。
图1－1图1－2
中石化集团石化企业原油总加工能力11360万吨（1997年数据），能力布局是，华北地区石化企业加工能力2000万吨，占18％；华东地区加工能力5800万吨，占51％；中南地区加工能力3560万吨，占31％。从内陆、沿海、沿江炼化企业的能力布局来看，分别占33%、37％和30％。
3、原油进口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主要配置在沿海及沿江地区，形成由东南沿海向中部供油的流向。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对石油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从1993年到1997年，我国原油进口量一直呈上升趋势（见图1－3），1998年我国实际进口原油2732万吨，其中石化集团原油进口量占80％。在石化集团一般贸易进口原油1812万吨中，有1440万吨进入沿海及沿江石化企业，约占79.5％。
图1－31993－1998年中国原油进口量单位：万吨
4、在原油配置上，基本体现了就近供应的原则。
中石化集团自产原油和中石油供原油中除胜利原油、大庆原油一部分供给沿江、沿海石化企业外，其他产地原油都是就近供给当地或附近地区炼厂；中海洋原油在供应给附近炼厂的同时，也配置到沿江企业；进口原油在配置到港口及码头所在地石化企业的同时，还主要向沿江地区输送。
（三）原油配置中存在的问题
1、内部自产原油资源量不足，难以满足加工需求。
1998年中石化原油资源量中自产原油占总资源量的34%，是石化集团原油加工能力的25%，远不能满足加工需求。
2、原油加工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炼油装置平均负荷率较低。
从各地区石化企业加工负荷状况看(见图1－4)，中石化集团石化企业总体炼油装置开工不足，平均加工负荷率为66.8％，其中华北地区除石炼化以外炼厂以及华东内陆和中南内陆地区炼厂的平均加工负荷率只有52.7％，加工能力远未得以充分利用。
图1－4
3、在原油配置上，存在运费偏高的现象。
一是远距离运输使运费偏高。如吐哈原油供洛阳石化和荆门石化、塔里木原油供洛阳石化和石炼化，这种长距离以铁路为主的运输使每吨原油运杂费平均达442元。二是供沿江地区石化企业的原油运费普遍偏高。供沿江地区石化企业原油的运杂费水平如表1－3所示。
表1－3单位：元/吨
供沿江石化企业的原油运杂费相对水平最低的是中石化胜利原油，最高的是中石油大庆原油，大庆原油配置到沿海企业的运杂费相对较低。
另外，在对沿江炼厂的配置中，供巴陵石化和荆门石化的原油运杂费都处在最高水平，其中配置到巴陵石化的原油中，胜利原油运杂费水平相对最低，为169元/吨，大庆原油最高，为262.2元/吨；大庆原油、西江原油配置到荆门石化的运杂费分别高达386元/吨和363.5元/吨。
4、原油加工量与成品油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不平衡。
从1998年各地区成品油产需情况看（见表1－1），集团公司石化企业所在区域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市场都存在供需缺口，总缺口达1470万吨，折合原油加工量缺口约2650万吨。目前，为了平衡供需矛盾，有中石油东北油和西北油弥补到缺口地区（见表1－2），但中南地区仍有405万吨的成品油市场缺口，折合原油加工量缺口约700万吨。
表1-11998年各地区成品油产需情况单位：万吨
序号地区原油加工量汽煤柴产量消费量供需平衡
1华北16688771166－289
2华东455222772726－449
3中南248815162248－732
合计870846726140－1470
表1－21998年成品油销售流向单位：万吨
序号地区东北油西北油小计
1华北27971350
2华东5050505
3中南26067327
二、中石化集团“十五”原油供应总量及结构预测
（一）国内原油供求趋势预测
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石油消费占我国能源消费的比重势必会增加，预期国内原油供求的基本趋势是今后至少5年内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不及需求增长速度，原油进口量将逐年增加。
根据对2000－2005年全国原油产量预测（见表2－1），预计“十五”期间国内原油产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7％左右，到2005年全国原油产量约为1.65亿吨。
表2-1单位：万吨
序号名称1998年2000年2005年
1石油集团107381073510810
2石化集团353135003500
3海洋总公司163217082185
合计159011594316495
(不包括新星和地方）
而同期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却呈较强劲的增长势头。1998年我国国内原油需求量（产量＋净进口量）为1.72亿吨，根据国家计委能源所交能司的预测，2000年全国原油需求量约1.9亿吨，到2005年达2.48亿吨。届时原油供需缺口约为8300万吨，中国对外依赖程度将达到34％。
（二）中石化集团原油供应总量及结构预测
1、原油供应总量预测
假设供给石化企业的原油资源全部用于原油加工，则根据中石化咨询公司的预测，2000年集团公司原油供应量约0.94亿吨，2005年约1.26亿吨，较2000年增加3200万吨，较1998年原油加工量8060万吨增加约4540万吨。
2、原油供应结构预测受国内原油产量增长有限及自身资源潜力不足的影响，石化集团原油供应在结构上必然表现为国内陆上原油资源比重的减少与对外依赖程度的增加。
由表2－1可以看出，2005年国内原油供应量将较1998年增加约590万吨，其中
中石化自产原油减少30万吨，中石油原油增加约70万吨，中海洋原油增加约550万吨，2005年原油供应量的增加主要依靠进口原油约3950万吨实现。假设国内原油增加的产量全部提供给石化集团加工，则其原油供应在结构上就表现为中石化自产原油供应量2750万吨，中石油供2350万吨，中海洋供1370万吨，进口原油6130万吨，分别占总量的22％、19％、11%和48％。国内陆上原油资源在原油供应总量中的比重降低以及进口原油比重增加成为必然趋势。
根据国内各油源的原油资源潜力与开发状况，预测“十五”期间中石化集团公司国内原油资源增量的主要来源如下：
一是中石油原油资源增量主要来自西部油区。由于我国东部主要原油产区已进入开采后期，西部地区为原油资源的战略接替地区，“十五”期间中石油原油70万吨的增量将主要来自西部原油产区。
二是中海洋原油供应量的增加主要来自渤海海域。中海洋公司1998年原油产量1632万吨，其中南海产量1362万吨（南海东部产量1255万吨，南海西部产量107万吨），渤海产量265万吨，东海油区当年刚开始投产。根据海洋公司发展目标，2005年南海海域原油产量稳定在1000万吨，渤海海域原油产量达到1000万吨，即南海原油产量将较1998年减少250万吨，渤海海域为主力开发地区，原油产量将较1998年增加750万吨，2005年海洋原油增量550万吨将主要由渤海海域实现。
根据对国际市场原油供应潜力的分析，从原油供应安全的需要出发，预测“十五”期间中石化进口原油资源在结构上将表现为以中东地区国家和俄罗斯原油为主，亚太与非洲原油为辅的稳定、多元的供应结构。
表2－21995－1998年我国进口原油构成单位：万吨
进口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
来源进口量比例%进口量比例%进口量比例%进口量比例%
中东776.445.41196.252.91678.147.31666.861
亚太708.141.4821.536.3941.226.5546.820
非洲183.910.8192.78.5590.716.7219.18
其他402.451.32.33379.5299.511
合计17091002261.710035471002732.3100
根据1995－1998年我国进口原油构成状况（见表2－2），在进口原油资源中，中东原油所占比例不断增加，1998年达60％，来自亚太和非洲地区的原油所占比例不断下降，1998年降至不足30％。由于目前主产低硫原油的东南亚、非洲地区的探明储量未有突破性增长，在不考虑其他原油进口的情况下，预计“十五”期间中东含硫原油在进口原油总量中所占比例不会低于目前水平，即约占进口原油总量的60％。由此预测2005年我国中东原油进口量将达4980万吨，其中中石化进口中东原油资源量为3680万吨。又根据中俄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进口俄罗斯原油的协议，2003年以后，每年约有1500万吨俄罗斯原油进入国内，约占进口原油总量的25％，届时从石油安全供应的要求出发，应减少中东含硫原油进口量至50％左右，余下约25％的进口原油资源量则考虑由亚太、非洲和其他地区国家的原油补充。
三、中石化集团“十五”原油配置的思路建议
（一）原油配置的原则
根据对石化集团原油配置现状的分析和“十五”发展趋势的预测，在研究确定集团公司原油配置的思路和方法上，主要遵循如下原则：
1、原油加工量与炼厂能力相匹配的原则。目前石化集团石化企业平均装置负荷率不到70％，其中有的石化企业加工负荷率不足加工能力的一半。能力闲置不仅意味着市场状况不景气，而且增加了企业消耗。“十五”期间企业能力的扩张必须建立在提高装置利用率，满足合理的加工负荷率的基础上。
2、原油加工量与原油供应来源相适应的原则。油源不同，原油输送到炼厂的渠道和运距也就不同，从而引起运输方式和运费的不同。由于石化集团自产原油不足，原油加工主要靠外部资源，大规模的调运必然涉及原油的有效配置问题。为避免运费的不合理消耗，应按就近供应和运费最省的原则，根据原油的不同来源合理确定各炼厂的原油加工量。
3、原油品质与加工装置相匹配的原则。由于预测“十五”期间进口原油数量，特别是进口含硫原油的数量会不断增加，石化集团原油加工装置必须适应这一变化趋势，适时加以调整改造，提高含硫原油处理能力。
4、原油加工量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原则。原油加工与配置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各地区市场需求特点确定原油加工量以及调整炼油能力布局，以适应不断增长的石油消费需求，满足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提高集团公司的市场占有率。
（二）原油配置的思路
根据目前石化集团在原油配置中存在的问题，按照原油配置的原则，“十五”期间原油配置的总体思路应立足于满足炼厂加工需求量，统筹考虑油源、运距、运费、原油品质、市场需求等因素，在加强国内资源勘探开发的同时，促进进口原油经济、安全、可靠地供应，以实现合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提高石化集团的整体效益。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华北地区石化企业以加工中石油大庆原油、辽河原油及从天津、黄岛码头进入国内的进口原油或俄罗斯进口原油为主；中南内陆地区或长江中游地区以加工国内陆上原油为主，中海洋原油或俄罗斯进口原油为补充；中南沿海地区以加工中海洋原油及进口原油为主；华东沿海地区以加工进口原油为主。具体应采取如下措施：
1、适应各地区市场需求变化趋势，调整炼油能力布局。
目前石化集团原油加工能力约为1.136亿吨，预测2005年原油需求量约为1.26亿吨，需增加能力约1240万吨。根据2005年各地区成品油需求量预测（见表3-1），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原油加工能力缺口。
表3－1单位：万吨
地区华北华东中南
成品油需求130342803166
原油加工247685605192
加工能力200058003560
缺口－476-2760-1632
由于“十五”期间中石油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原油加工能力依然富余，所生产的成品油可就近供给华北、华东内陆及中南内陆地区，石化集团1240万吨炼油能力的扩充则可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石化企业，其他地区石化企业的原油加工能力“十五”期间可基本保持不变。
这样“十五”期间华东及中南地区的炼油能力较“九五”将增加约13％，华北地区能力不变；从沿海、沿江和内陆地区看，则表现为4：3：3的炼油能力布局（见图3－1、3－2），即“十五”期间主要增加沿海地区石化企业的原油加工能力。
图3－1图3－2
2、适应不同油源资源量的变化，按就近原则做好原油增量的配置。
由于预测“十五”期间石化集团原油供应总量增加，国内资源增量部分主要由中石油西部地区、中海洋渤海海域构成，按就近原则，中石油原油主要供中南内陆地区炼厂，中海洋原油主要供华北、华东地区炼厂。进口原油增量部分中俄罗斯原油主要供华北地区炼厂或南下供中南内陆地区炼厂，以提高该地区的加工负荷率；其他增量部分则主要供沿海地区炼厂。由此，“十五”期间，华北地区炼厂以加工中石化胜利原油、中石油东北及华北原油、中海洋渤海原油以及俄罗斯进口原油为主；华东沿海及中南沿海地区炼厂以加工中海洋南海原油和进口原油为主；华东内陆地区炼厂以加工胜利原油和进口原油为主；中南内陆地区炼厂以加工中石化中原原油、中石油西北原油为主。
3、适应原油品质的变化，搞好原油加工装置的适应性改造。
由于我国国内炼油加工装置是在以往原油自给自足的条件下为加工国产重质低含硫原油而设计的，随着原油进口量的不断增加，特别是中东含硫原油的增加，我国必须发展较大规模的高含硫原油加工能力。“九五”期间石化集团重点对沿海企业进行了加工含硫油的技术改造，目前国内石化企业除齐鲁石化和大连西太平洋石化公司（WEPEC）外，茂名石化和镇海炼化股份公司也已基本具备单独炼制进口含硫原油的能力。预计2000年国内含硫原油的处理能力将达到2850万吨。如果再加上能够掺炼含硫原油的天津石化、金陵石化、上海石化和扬子石化等炼厂，含硫原油加工能力将达到3650万吨。
由于预测2005年我国含硫原油进口量约4980万吨，则国内炼厂含硫原油处理能力还存在约1330万吨的缺口。主要应在沿海地区以进口含硫原油加工为发展重点，在总体炼油能力扩充的同时做好含硫原油加工装置及配套工程的调整改造。
4、充分利用炼厂装置能力，提高炼厂加工负荷率。由于石化集团目前炼油装置的平均负荷率较低，且分布不均衡，内陆地区炼厂平均加工负荷率低，沿海地区炼厂平均加工负荷率较高，为此，“十五”期间应增加对华北及中南内陆地区炼厂的原油配置量，提高其炼油装置负荷率。具体方法一是进口原油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炼厂加工，这样可以挤出一部分国内原油资源（主要是胜利原油和大庆原油）输送给内陆地区炼厂加工，从而增加该地区的原油供应量，提高其加工负荷率；二是合理调剂进口石油资源，总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多进口原油，少进口成品油，这样成品油由国内炼厂通过加工原油来生产和供应，以提高石化集团炼油装置负荷率；三是“十五”后期在实现对俄罗斯进口原油的输入以后，主要配置到内陆地区，会进一步提高该地区的加工负荷率。通过资源的合理调剂增加炼厂加工量，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从远距离出口市场进口结构性石油产品，还将为石化集团石化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可靠的原料供应。5、依据运费最省原则，调整和优化原油配置。
由于预测“十五”期间石化集团原油供应总量增加，供应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石化企业的炼油能力布局受各地区市场需求和资源结构变化的影响而呈现出与今不同的布局特点，原油配置需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变化。根据目前原油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从节省运费的角度考虑，建议在原油配置上作相应调整和优化。如由于大庆原油到沿江炼厂的运费远高于其他来源的原油，可考虑减少大庆原油向该地区供应量，特别是不再安排输送到荆门石化和巴陵石化，所减少的供应量可调剂到华北和沿海企业；吐哈原油和塔里木原油供洛阳石化、荆门石化长距离铁路运输，使运费过高，造成原油采购成本远高于平均水平，可减少其运量或通过铺设管道改变运输方式以减少运费；西江原油配置到荆门石化的运费过高，可就近改输至茂名石化、广州石化或福建炼厂。另外，受中俄两国政府签订有关进口俄罗斯原油协议的影响，“十五”期间对进口原油的配置可分阶段采取不同措施，即在“十五”前期2000－2003年，进口原油通过各港口、码头集中配置到沿海地区炼厂和齐鲁石化，同时调整胜利原油流向主要供中南内陆地区及长江中游地区炼厂，荆门石化和巴陵石化以配置江汉原油、河南原油和胜利原油为主；“十五”后期2003年以后，增加的俄罗斯进口原油主要供华北地区石化企业，或继续南下供中南内陆及长江中游地区炼厂，胜利原油则部分改输至齐鲁石化和济南炼厂。
在实际配置工作中，原油供应方面需要考虑不同油源和原油品质，原油加工方面需要考虑各需求地区和石化企业，参量很多，难以通过定性方法精确求得使运费最省的配置方案。为此，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解决原油从供应地到炼厂的运量，确定保证原油采购成本（到厂价）最低的合理的运输方案。从石化集团实际出发，在原油供应地数量i和炼厂数量j、原油供应总量ai和炼厂需求总量bj以及各供应地到炼厂的单位采购成本cij已确定的前提下，可建立如下模型：
由于原油供应量的确定是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确定的，即以销定产，故模型中原油供应总量∑ai与需求总量∑bj相等。
中原文化论文篇8
摘 要：《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观点、理论及应用要求，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原理及方法论要求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存在着模糊两者界限的做法：模糊地解读概念、观点；模糊地理解理论；模糊地推断应用要求。通过理清区别、把握联系及充分发挥哲学指导作用等举措，可以有效地清除这些模糊性错误，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文化生活知识和哲学知识，实现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生活》 模糊性
纠正策略
作者简介：褚宝福，男，浙江省嘉善高级中学，中学高级教师。
《文化生活》教材中有许多内容不仅在表述上和《生活与哲学》中一些相关概念、观点、原理很相似，如“文化”与“意识”、“文化的精神力量”与“意识的能动作用”、“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等，而且在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方面也和《生活与哲学》中部分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相似，如正确对待文化的作用，既要看到“先进健康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又要看到“落后腐朽文化阻碍社会发展”，这与矛盾普遍性原理要求“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要求很相似。为此有部分教师在实际教学时往往会无视它们间的差别而犯三大“模糊性”错误：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概念模糊地解读为哲学概念、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模糊地理解为哲学原理、将《文化生活》中理论知识的一些应用要求模糊地推断为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对于这些错误做法，我们需要加以纠正。
一、对基本概念和观点的模糊解读及纠正策略
于《文化生活》教材中一些基本概念，如“文化”、“先进文化”、“社会实践”等概念分别与哲学中“意识”、“正确的意识”、“实践”等概念相似，因而有些教师在《文化生活》模块教学时，会模模糊糊地做出下述两方面的错误解读：一是将《文化生活》教材中的相关概念直接等同于哲学概念，如将“文化”等同于“意识”，认为“文化”就是“意识”，将思想、理论、信念、信仰、道德、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丰富的文化形式等同于意识本身。二是基于上述错误解读而产生一系列新的错误性观点：将“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解读为“物质决定意识”；将“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事物的发展”解读为“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的发展”；将“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解读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对上述误读，我们需要从下述三方面加以纠正。
第一，明确概念、观点间的区别。《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其内涵存在着严格的界限，不能混淆。一般而言，哲学中的概念、观点最为抽象，而《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是具体学科领域内的知识，和哲学相比，两者应该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如《文化生活>中的文化，相对于哲学中的意识，是个具体的概念，其中的优秀健康文化、落后腐朽文化、传统文化、当代或现代文化、区域（民族）文化、世界文化、时尚（流行）文化、经典文化、大众文化等，都是意识在文化领域内的具体表现形式。意识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它来自对各种领域内各种具体意识表现形式相同共性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正确把握概念、观点间的联系。《文化生活》中的概念、观点与《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观点虽然有严格的界限，但却因为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所以教学中可将哲学概念、观点与《文化生活》中的相应概念、观点巧妙地联系起来，将它们理解为抽象理论与具体表现形式间的关系。这样既可立足于相对具体的事实对哲学概念、观点有形象化的理解，又能站在哲理高度对《文化生活》中的基本概念、观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如对“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的理解，可将它解读为“意识依赖于物质而不能离开物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对“文化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事物的发展”的理解，也可将其解读为是“正确的意识促进事物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事物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还有对“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的理解，同样可将其解读成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等等。
第三，以哲学概念、观点为指导，更深入、更全面地解读《文化生活》中的基本概念、观点。哲学知识体系中的概念、观点，往往具有丰富的内涵。所以还需要根据哲学概念、观点的丰富内涵，指导《文化生活》概念、观点的教学，从而使学生对《文化生活》概念、知识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如依据哲学中意识概念内涵的三个主要层次：“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是客观存在人通过生活和实践的环节进入人脑”，对“文化”这一概念做出更加深入、更全面的解读：“文化是在一定经济、政治等客观实际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形式源于具体的经济、政治、地理等客观因素，是它们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们经过各种生活和实践活动，在与各类客观存在的现象相互作用过程中，使它们进入人脑，并经过人脑的不同加工改造，最终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
二、对基本理论模糊理解及纠正策略
《文化生活》教材中一些重要的理论知识，如“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理论知识与《生活与哲学》中“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原理很相似。因此，有不少教师在《文化生活》模块教学时，同样会模模糊糊地产生下述两方面的错误理解：一是将《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与某些哲学原理简单地等同起来，即将《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直接当作哲学原理来教学。如将“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这一理论知识直接等同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二是在上述误读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些新的错误理解，如将“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解读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将“文化创新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解读为“认识对实践有反作用”，等等。对上述哲学误读，我们需要从下述三方面加以纠正。
第一，明确《文化生活》理论知识与哲学原理间的区别。《文化生活》教材中的理论知识，毕竟不同于哲学原理，它们是相对具体的知识，局限于对文化生活领域内的重要现象和问题的认识和阐述。而哲学原理则是抽象程度最高的、是认识整个世界的理论性知识，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因此两者不能混淆、更不能等同。如“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强调的是在文化领域内，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文化创新也推动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强调的是当我们面对主客世界关系时，从一般意义上来认知实践决定认识的。
第二，正确把握《文化生活》理论知识与哲学原理间的关系。《文化生活》中的一些理论知识，我们往往能找到它们所依赖的哲学原理，事实上，它们也是这些哲学原理在文化领域内的运用或表现，两者同样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教学时，特别在《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复习教学时，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展开，这样既可更加形象化地理解哲学原理，又可提升对《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理解。如将“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解读为实践决定认识原理内容中“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及目的”的具体形式之一，将“文化创新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解读为实践决定认识原理内容中“认识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的又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第三，以哲学原理为指导，更深入、更有逻辑地解读《文化生活>中的理论知识。哲学原理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各层次内容间又存在着严密的逻辑，以哲学原理为指导，开展《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教学，就需要对其进行更加丰富、更富有逻辑的解读。如根据“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哲学原理涉及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等四个层次内容，对正确对待“文化创新”可做更加丰满、更具逻辑性的解读：第一，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第二，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正是由于社会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要求，推动着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文化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第三，社会实践是检验文化创新的唯一标准，文化是否创新，归根到底要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第四，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目的和归宿，文化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回归社会实践、指导并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三、对理论知识实际应用要求的模糊推断及纠正策略
《文化生活》中许多理论知识在阐述基本理论内容后，都有实际应用的说明，如在阐述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作用”理论知识后，就指出“先进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发展先进健康有益文化，坚决抵制和依法取缔落后、腐朽文化”。一些教师在《文化生活》教学时，同样会模糊地做出下面两方面错误的推断：一是将《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应用性要求直接等同于哲学中的方法论要求，如将“先进健康的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和“落后腐朽文化阻碍社会发展”，直接等同于“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既要看到优点，又要看到缺点”。二是基于上述误读而产生出新的错误推断，如将“发展先进健康有益文化、坚决抵制和依法取缔落后腐朽文化”直接等同于“树立正确的意识，克服错误的意识”。此类教学中的应用性错误，是违背思想政治课教学本意的，必须加以纠正。
第一，严格区分《文化生活》理论的应用要求与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是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要求，不同于具体某一领域内的具体的应用性要求。如唯物辩证法中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要求，不是具体意义上的、仅仅要求区分出优劣好坏，而是源于矛盾哲理的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原则。它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由两个对立面构成，而且相互间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属性，双方是相互依存、共同存在、不能分割，所以想问题办事情要求做到全面。而《文化生活》中一些理论知识在应用时的要求，只是局限于文化领域中，如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的实际应用要求，只是具体地要求做到：将文化分为优秀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既要看到优秀文化具有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落后文化具有的阻碍作用。
第二，正确把握《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与哲学原理方法论要求间的关系。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与《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间的关系，同样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前者存在于后者之中并通过后者表现出来，后者以前者为指导、是前者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因此我们在《文化生活》知识教学时，完全可以以一般哲学方法论要求为指导，展开相关《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的教学。如以“一分为二”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要求为指导，开展。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应用要求的教学：阐明文化的作用不是唯一的、单向的，既要看到有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有可能起到阻碍的消极的一面，还要考虑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可能等。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文化生活》理论知识应用要求的教学，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哲学原理方法论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如通过对文化作用的两面性的认识，认识到树立起全面看问题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以哲学原理的方法论要求为指导，更深入、更准确地理解《文化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要求。如矛盾及其普遍性原理要求我们坚持用矛盾观点看问题，做到“一分为二”，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以此为指导，理解《文化生活》中“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力量”理论知识的应用性要求时，就能更深入、更准确地明白：文化具有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要求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对社会发展有着积极促进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它还具有消极阻碍作用的一面，要具体分析和揭露不同性质文化给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并设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样，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指导人的实践活动，促进事物的发展，而错误的意识则将人的实践活动引向歧途，阻碍事物的发展。以此为指导，理解《文化生活》中“文化与生活”理论知识的应用性要求时，就能更深入、更准确地明白：先进健康的文化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落后腐朽的文化则危害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所以我们要鼓励、支持和大力发展先进健康的文化，坚持抵制、依法取缔落后腐朽的文化。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明确，哲学知识是最具有抽象性、最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我们在《文化生活》等具体学科知识教学时，需要以哲学知识为指导，但必须杜绝模糊解读、模糊理解和模糊推断。教学实践证明，如果我们能够理清它们间的界限、把握它们间的联系，并能充分发挥哲学知识的指导性作用，不仅能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文化生活》知识，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简单化理解，最终有利于提升学生知识、应用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整体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