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语境论文范文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1篇

对知性思维的内在性批判仅仅说明了它的局限性并没有揭示它的真理性，仅此还无法解释它如何是我们认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果启蒙所宣扬的自由能够像黑格尔所说被扬弃的话，那么扬弃这种自由的新哲学就必须能够在论证自由的同时顺利地协调与知性思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批判性地肯定知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下，论证自由的可能性。因此，当黑格尔把对哲学的需要界定为“当统一性（Vereinigung）的力量在人的生命中消失，对立丧失了它们的生动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获得独立性时，哲学的需要就产生了”［4］，这种对立就是上文所分析的以知性思维方式为工具的传统形而上学所产生的对立，即知性无法把握作为理性对象的普遍物所产生的对立，以及作为概念的诸规定性自身相互之间的差别，那么作为统一性的哲学就必须能够说明这种对立的相对性，进而使之被扬弃。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它是一种精神的和解，并且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和解，这精神在它的自由里和在它的丰富内容里把握住了自己的现实性”［5］。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黑格尔所采取的论证策略是：把哲学的发展界定为“返回自身的圆圈式发展”。一方面，这个圆圈式发展意味着哲学作为克服了知性思维方式对立性的统一性体系，在其开端处同时也是一种统一，而这种统一同时必须能够向前发展推演出知性的诸规定；另一方面，这种知性的规定作为总体的一个环节又是必不可少的，但仅仅是总体的一环而已，它必须能够向前过渡到统一性之中。所以，这个最终的统一性原则摆脱了抽象性，是一种具体的统一性，之前的对立的知性思维方式也被统摄在其中。这种统一性思想并非黑格尔首创，而是斯多葛学派关于统一性思想在当时德国学界影响的结果。迪特•亨利希认为，斯多葛学派关于自然的统一性学说通过一定的阐释方式，甚至能够揭示黑格尔哲学中的核心思想［6］。他认为如果把该学派中的统一性思想（它被表达为“多中之一”，即“henpanta”）与其“熟知自身”（oikeiosis）的思想相结合，就能阐释一种观念论意义上的理性存在者的思想。首先，“多中之一”所表达的就是宇宙多样性的统一性，必须贯彻在一个统一性原则之中才能得以保证。这个统一性原则，就是各个有限的部分之间互相的“化学混合”（chemicalmix－ture），通过这种混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质，即统一性。因此，宇宙的统一性原则是渗透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但不能被还原为各个组成部分。其次，人类只有在熟知自身的情况下才能保存自身，如果不能熟知自身就意味着一种自我异化（allotriosis）的状态。这种熟知只有通过自身意识成功地反思并了解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之后才是可能的，达到这种状态的存在者就是理性的存在者。显然，斯多葛学派对这种意识的状态的界定与黑格尔关于意识最终状态的概念并无本质的区别。当然，斯多葛的统一性思想还只是初步的自然哲学，它并没有结合认识论去探讨参透其中的统一性原则是否能够被认知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在思维本身当中证明这种统一性原则是可以认识的，那么关于它可以认识的论断就很容易走向神秘主义，例如通过神秘的启示等方式获得。黑格尔与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他把这个统一性原则置于人类理性当中去理解，通过思维自身的发展去论证它的可能性，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述就是：“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7］10按这一理路，黑格尔关于统一性哲学的构建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是：在思维当中，如何找寻这种绝对的统一性原则，并且如何能够从中演绎出它与世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作为统一性的理念如何自在自为地体现在纯粹思维当中，并且如何以外化的形式体现在自然界当中？进一步阐述黑格尔对此难题的解答并非本论题的任务。通过上述勾勒，我们只想阐明，黑格尔通过理性来建构统一性哲学体系的构想，决定了该哲学的开端含义与近代哲学对开端的理解大相径庭。因为由上述对统一性哲学的构想，我们能够推论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哲学开端必须一方面具有“本原”的意义，即理解世界或一切存在的首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也是我们思维中首要的东西，是我们一切意识行为的前提。而在古希腊哲学中，开端仅仅具有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近代哲学的语境中，则仅具有第二方面的含义，虽然它常常被认为是关于第一个方面的证明。

二、逻辑学的开端：从纯粹的自我意识到存在

既然黑格尔把最高的统一性原则（理念）置入主体的思维当中，把纯粹的思维等同于最高的统一性，那么为何黑格尔把逻辑学的开端界定为纯存在，而非纯粹的自我意识或自我的原始同一性呢？

（一）纯粹自我意识与哲学的开端从先验哲学的角度，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最高的统一性原则，似乎能够作为《逻辑学》的开端。首先，因为这个纯粹自我意识始终是同一个自我。理由很明显，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任何的思想或认识归结为同一个自我的意识，我们便无法意识到一个能够思维任何对象的自我。既然我们能够意识到能够思维一切的自我，这个自我就必须是同一个自我。其次，由此便容易推出，这个自我意识具有统一性，它能够把一切的思想综合到纯粹的自我之中。这就是康德所说的“我思必须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再次，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也是空无一物的自我意识，它是抽象掉一切内容的纯粹的我思，否则的话它就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同一性的自我了。由于这个纯粹自我意识既具有统一性又是最抽象的，它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那么这个纯粹自我意识似乎是符合一般意义上开端的含义，即作为直接性的东西。“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并非是说抽象的纯粹“我思”无需任何对象还能被我们思维到，因为只要是“我思”就必须要有思维的对象，而是指只要对象被给予意识，意识对此进行思维时，我们便能够直接意识到纯粹的我思。但是，这里的纯粹自我意识不是反思的结果吗？它怎么能够是直接性的呢？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地区分认识事物的中介和事物本身的中介。比如说某物X，如果我们要说出它是什么，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知性范畴才能对之进行规定，这被称为认识事物的中介；当我们说X只有在Y的条件下它的存在才是可能的，这就被称为事物本身的中介。因此，纯粹自我意识既然不能够通过特殊的知性范畴对之进行界定，那么它显然就不能够通过认识的中介来被认识。在观念论中，它一般被规定为“理智直观”，它无需认识的说明，是我们直接就能够体验到的。但这并没有排除它本身的存在是经由中介得出的，即只有在一定的对象被给予的条件下，才能对我思进行理智的直观。因此，这个进行理智直观的纯粹自我虽然是中介的结果，但它仍然可能是直接性的。当然，黑格尔并没有否认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最高的统一性原则。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就已论证，康德的作为彼岸存在的自在自物世界其实就是纯粹的自我意识的抽象［7］113－114。在《小逻辑》中，黑格尔直接认为康德的理性对象“即无条件东西或无限事物，无非是自相等同的东西，或者说，是已经提到的思维中的自我的原始同一性。理性就是把这种纯粹同一性当作对象或目的的抽象自我或思维”［3］110。但是，黑格尔却明确反对它能够充当逻辑学的开端。在对费希特以自我为哲学的开端的批判性考察中，黑格尔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首先，黑格尔认为，虽然费希特以自我为出发点并考虑到“一切后继的东西都必须从最初的真的东西演绎而出”和“最初的真的东西是一个已知的、尤其是一个直接确定的东西”［8］61，但是由于这个纯粹的自我并非在意识中是直接现成的，所以以它作为哲学开端便是不当的。黑格尔所指责的这个自我不是直接现成的，是指这个纯粹自我是在除去意识的一切具体性之后的一个纯粹的综合活动，也就是费希特所说的“本原行动”。黑格尔虽然正确地指出了费希特的自我在此意义上并不具有开端的直接性含义，但是当他把存在作为逻辑学的开端时，也遭受到人们这样的指责（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具体指出这种指责）。其次，由于这个纯粹的自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与客体对立的主观自我，而是客体与主体统一的纯知，既然如此，在黑格尔看来，就没有必要再以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的纯粹自我作为开端了。它不但容易引起人们把它与普通的自我相混淆，而且通过更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它仍旧是一个主观的自我。因为从自我出发的科学真实发展，“表明了对象经常具有并保持着对自我说来是一个他物的规定”［8］140，所以这个自我并非是完全克服了主体与客体对立意识的纯知。最后，黑格尔认为纵使作为理智直观的纯粹的自我能够作为开端，但是一方面由于科学（逻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自在的或内在现成的东西，而是“思维中内在的实存（Dasein）和这思维中这样的实存所具有的规定性”①，［8］64，另一方面理智直观固然是没有认识的中介，能够被我们直接体验，但是它说出来的东西，都比简单直接性要更多些，比方纯粹的自我、绝对等。因此，黑格尔认为，纵使纯粹的自我意识能够充当统一性原则，即克服了意识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但是它仍然不能充当逻辑学的开端。

（二）《逻辑学》的开端和存在与无的相互转化虽然黑格尔从开端所具有的直接性含义方面否定了纯粹自我意识能够充当逻辑学的开端，但是这里仍然具有的疑问是：在科学还未得以论证之前，我们如何知道科学必需要有一个开端？显然，我们对此的任何说明将是前科学的，也就是说，这种先行的界说无法合理地证明自身就是科学的。对此，费尔巴哈曾用一种反讽的口吻说道：“人为什么一般地要有这样一个开端呢？难道开端的概念不再是一个批判的对象，难道它是直接真实并普遍有效的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开始的时候抛弃开端的概念，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现实的东西为依据呢？”［9］黑格尔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他在《小逻辑》中明确指出：“哲学的开端仅仅与决意作哲学思维的主体有关，而不是与这门科学本身有关。”也就是说，在我们对科学本身进行论证时，我们必须要有个出发点，至于这个出发点是什么才是最合理的，在科学本身得以论证之前，我们确实是不知晓的，但我们进行哲学思维时必须要有个出发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用一个事物或假设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因为只要我们假定任何一个具体事物作为出发点，我们就必须对此进行说明，而这样的说明在科学本身尚未界定之前无疑是不合理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必须用什么作为科学的开端才能无需另外的说明？这也是上文所说的，它无需通过认识的中介才能被我们意识到，尽管它本身可能是中介的结果。黑格尔有时干脆把这样的开端称为“无规定的直接性”（dasunbestimmteUnmittel－bare），即它是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就能被我们意识到的东西。至于费尔巴哈最后的指责，即“为什么我就不能直接以现实的东西为依据呢？”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曾回答过相似的质疑。这种质疑是，既然存在和本质的真理是概念，那么为何不用真正真的东西作为开端，反而用不真的东西作为开端呢？黑格尔明确地回答：“在求得思维认识的地方，之所以不能以这个真理为开端，是因为这个真理在构成开端时，是以单纯的保证为基础，而被思考的真理本身却必须向思维证明自身是可靠的。”通过上述这番说明，黑格尔为何把逻辑学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同时也称为存在的问题就不难被回答了。我们知道，存在（Sein）在德语中是经由系动词的原型（sein）名词化得来的，由于它一方面是任何定义必须首先要使用的，包括对它自身的界定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切存在物总体的抽象，所以我们无法按传统的“种加属差”的方式对之进行定义。但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没有妨碍人们对它的使用，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在对存在的使用中，我们“‘无需深究’，谁都懂得。谁都懂得‘天是蓝的’、‘我是快活的’。然而这种通常的可理解不过表明了不可理解而已”［10］。这与上文中所指出的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含义是一致的，即我们仅仅知道我们的思维必须要有一个开端，但这个开端是什么，我们则毫无所知。在此情况下，把存在界定为《逻辑学》的开端就是最恰当的选择了。从这一层面来看，存在并非完全不同于纯粹的自我意识。上文已经指出，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也是最抽象的不可定义的东西，并且它能够被我们直接意识到，所以，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在此意义上就是纯粹的存在。黑格尔由此认为：“假如纯粹作为形式，还应该被认为与纯有的统一体有所不同，那么，纯有也就是纯知的内容。”［8］57既然黑格尔是从《逻辑学》的开端的无规定的直接性方面推出它同时也能被表述为存在，那么显然，从无规定的直接性中也能直接推出它就是无①。因为无规定的直接性已经蕴含了否定性，即它是对一切规定性的否定（un－bestimmt），也是对一切中介的否定（un－mittel），所以它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否定。因此，有和无是相互过渡的统一体，当我们谈论纯粹的存在，其实它已经是无，当我们谈论纯粹的无，它已经是纯粹的存在。但是，从“无规定的直接性”出发论证存在与无的辩证关系，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见解，无需任何怀疑。黑格尔在世时，就已经有大量的异议针对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为了使人们避免一些可能的误解，黑格尔在《逻辑学》阐发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一章中增加了在篇幅上远远超过正文的四个注释。尽管如此，在黑格尔逝世后，他的诸多阐释者和反对者对存在能够作为逻辑学的开端以及对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的解读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争论仍然不断。

三、对逻辑学开端的批判与反批判

根据迪特•亨利希的考察，在历史上，人们对黑格尔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的批判粗略地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否定的批判，他们认为根据黑格尔所阐发的开端观念，不可能发展出存在与无的统一性的辩证法，并没有什么思想的前进运动；第二类是肯定性的批判，他们认为如果黑格尔整个体系要能够保持一致性，那么人们就必须放弃黑格尔所阐发的开端的辩证法形态［11］76－84。由于本文主要是从黑格尔对统一性哲学思想的构想推出逻辑学的开端所必须具有的含义，而第一类的批判基本是针对这样的解读理路，因此下文将集中阐述这类批判。

（一）对逻辑学开端的否定性批判这类批判主要认为，从无规定的直接性出发，我们无法推论出黑格尔所阐发的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亨利希对这样的批判理路勾勒如下：如果我们假定，存在和无确实是能够相互区别，那么，第一，它们要么是一个相同的思想规定即“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方面（Aspekte），在其中，它们能够被区别开来；第二，它们要么是两个相互区别的思想，无规定性和直接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第三，如果我们相反地假定存在与无是无区别的，那它们就仅仅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的名称，这个事物就是无规定的直接性。这样，无论经由哪个方面，我们都无法得出存在与无的相互过渡。在第一个反驳中，存在与无不存在相互过渡主要因为：①存在与无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相互反对的方面，这意味着直接性被设定时，它是存在的，但当它没有任何规定性，所以它也是无。如若如此，这个无规定的直接性就不是直接性的了，而是被设定的，即仅仅被设定为没有内容的形式，那么它由此也就成为一个反思的规定，而这与开端的含义不相符合。②在黑格尔看来，存在与无的过渡是指，存在本身中已经蕴含着过渡到无了，而无中已经蕴含着过渡到存在了，或者说存在直接就是无，无直接就是存在①。因此，存在与无并非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不同的要素，它们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整体，是相同的；同时也具有绝对的差异，因为如果它们有关系的话，它们各自就需要一个他物的中介，那么它们就不是无规定的直接性了。所以，如果存在与无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两个方面，那么无规定的直接性就不是真正的直接的东西，而是通过反思被设定的思想规定，由此便无法从中推出存在与无的相互过渡。第二个反驳与第一个相类似。如果存在与无是两个相互不同的思想，同时无规定的直接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那么无规定的直接性和存在与无就必须首先是直接性的，其次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区别，这样它们就必须是被中介的了。这显然与黑格尔所指出的存在与无的差别是无需中介的直接的和绝对的差别相矛盾。第三个反驳主要是指出，即使存在与无能够等同于无规定的直接性，但它们只不过是无规定的直接性的不同名称而已，如果人们不想采用其他称呼，只用无规定的直接性，那么存在与无是可以被丢弃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从无规定的直接性推出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在这类否定性的批判中，一个由阿多尔诺提出的批判值得一提，尽管这个批判没有完全被阐发出来，我们将在勾勒这个批判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它所包含的真正的批判性要素。阿多尔诺不仅否定存在与无的辩证法，而且通过对这个辩证法的否定，试图彻底否定黑格尔统一性哲学的建构，认为它不是事情本身的表达，而是思想对事物本身的歪曲和统治。他认为黑格尔的存在与无的辩证法，是一种概念间不合理的偷换，即把存在是“无规定的东西”（dasUnbestimmte）悄悄地偷换成了“无规定性”（dieUnbestimmtheit）②。首先，把存在界定为“无规定的东西”意味着概念与事物之间并没有任何差别，也意味着范畴与这个无规定的东西没有差别，所以，这个存在既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思维概念，也可以是未规定的某物。其次，当这个“无规定的东西”被置换为“无规定性”时，它本身作为无规定的存在就被置于“无规定性”这个概念之中了，所以这是思维的抽象活动，即把“无规定的东西”所可能表述的两个方面被抽象为一个方面，即概念的无规定性，这就意味着事物本身被剔除出去了。所以，阿多尔诺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并非如其所述的那样完全是表达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而是思想对事物的剥离和统治。当然，黑格尔可以否定说，如果没有思想的抽象我们根本无法形成某物的概念，所以问题不在于思想的抽象，而是思想是否能够具体地把握对象本身。阿多尔诺的这个指责所包含的真正的批判性因素不在于此，而在于把“无规定的东西”置换为“无规定性”，如果仅仅是概念抽象的话，那么从无规定性的存在推出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就仅仅是反思的思想规定。因为这时存在与无的辩证法无非是指：这个无规定性，在概念的抽象形式的意义上而言，是存在，同时由于它没有任何内容，仅仅是空洞的形式，所以它也是无，但这个无内容的形式也是一种存在，所以它也是存在。显然，这与黑格尔的表述相冲突。因为，在思维的开端处，形式与内容的划分尚未出现，它们是在反思的逻辑中所出现的范畴，所以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不能被认为“只能在存在某物条件下过渡到无，或在非存在的条件下过渡到存在”［8］94。因此，从存在的无规定性无法推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统观这类反驳，如迪特•亨利希所说，它们无非是想最终证明：无规定的直接性与存在与无的辩证法是相互割裂的，从前者并不能推论出后者，因为无规定的直接性本身是一个反思的思想规定［11］79。

（二）对这类批判的反驳黑格尔确实强调逻辑学的开端不应是反思规定的产物，应该是直接性的东西，没有任何前提。例如，在《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绪论中黑格尔强调作为科学的哲学应该“对一切不设任何前提”（diegnzlicheVoraussetzungslosig－keit）［3］151，在《逻辑学》中，他明确指出逻辑学的开端“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必须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倒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8］54。但与此同时，黑格尔也明确强调，“无论在天上、在自然中、在精神中或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东西不同时包含直接性和间接性……它们的对立什么也不是”［8］52，所以这似乎与他强调的逻辑学的开端不设任何前提相互矛盾。因此，笔者认为，在这里，我们必须像上文所指出的，明确区分认识事物的中介与事物本身的中介。如果混淆两者，黑格尔的主张势必显得相互矛盾。在认识事物的中介的意义上，逻辑学显然不应以任何思想规定为前提，即它不能被先行地界定为是什么，因为这种界定需要借助一定的知性范畴，在这些思维范畴本身没有得到合理的考察之前，这种借助明显不被允许。在事物本身必须被中介的意义上讲，逻辑学又是中介的产物，因为作为逻辑学开端的纯知是以《精神现象学》考察的结果为前提的。所以，“哲学的开端，必定或者是间接的东西，或者是直接的东西，而它之既不能是前者，也不能是后者”，而是同时是间接的东西和直接的东西。这里的间接是指开端本身是中介的结果，而直接是指无需任何认识的中介。因此，无规定的直接性确实是中介的结果，但却不是任何一种思想的规定。由此我们可以推出，当把无规定的直接性直接等同于存在和无时，这两者就并非是它的两个不同的思想规定，也不是两个不同的思想；同时，存在和无也是排除任何规定的东西，所以它们也不是反思的规定。在黑格尔看来，它们就是纯粹的自我意识活动本身，之所以黑格尔不用自我来表述这个纯粹的自我意识活动上文已经阐明。在思维的开端处，当我们要对这个纯粹的自我进行界定时，我们只能说它是存在，但是这个界定不惟是没有界定，因为存在不是宾词，即不是某物的属性。所以它也是无，因为这个界定本身是没有任何的界定，但是我们确实能够直接直观到我们抽象的直观活动，所以这个无也是存在，即抽象的直观活动本身。但是，存在和无是否就等于无规定的直接性两个不同的、甚至是可以丢弃的名称呢？显然不能，因为一方面我们要对这个抽象的思维活动本身进行界定，另一方面我们的认识要继续向前发展，获得具体的内容，除非我们拒绝进行这样思维。一旦我们在排除任何知性思维的规定之后，试图对这个抽象的思维进行界定时，我们必然走向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之中。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黑格尔对逻辑学的开端的阐述与其对哲学的界定密不可分，因此对黑格尔所阐发的逻辑学的开端概念和存在与无的辩证法的解读必须被置于整个逻辑学理念的架构中才能获得明确的理解。同时笔者也指明了，无规定的直接性并非是反思的思想规定，存在和无的辩证法是对抽象的思维活动本身进行界定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科学评价　同行评议　专家遴选　科学计量

[分类号]C939

1　引言

同行评议方法的本质是科学共同体对研究成果的价值进行主观评判，而科学共同体是由具有相同科学范式、是非标准和道德要求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其通常的任务之一是开展常规科学的研究活动。科学系统中的同行评议，实际上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采用同一“范式”对该科学共同体内的新理论、新发现进行评价与选择，可以说，同行评议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决策的科学评价方式”。显然，同行评议中的“同行”就是“科学共同体”，这样，同行评议专家的遴选问题则转变为科学共同体的认定问题。由此可知，同行评议专家的来源选择和遴选过程对评议结果的质量与公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去认定科学评价中同行评议专家是“懂行”的专家，己是摆在科研管理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不同国家同行评议专家遴选制度不同，评审专家资格认定的标准不同。对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保证评议人的学术性方面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NSFC和NSF都要求评议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和较强的学术判断能力；熟悉被评项目的研究内容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发展情况，并且近年实际从事研究工作。英国同行评议调查组给英国研究理事会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可以使用自然和社会科学索引为同行评议专家的选择提供评价依据。

挑选专家应看是否仍在科研一线工作，要注意选择不同观点的评审专家，保证专家评审组长的学术权威性。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所提供的论文收录数量及影响因子(IF)等数据可以为评价科研工作提供重要线索，解决同行评议专家学术质量、权威的认定问题。在SC1期刊上的数量及其被引用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科研工作的质量。从管理的角度看，评价标准的客观性、公正性和透明性非常重要。在理论上，只有“小”同行才能对科学项目的学术质量做出准确的判断，解决同行评议中专家判断差异导致的“非共识”问题。

3　研究思路

现在通常所使用的同行评议专家的推选方法，一般是在专家推荐表所填的学科研究领域中找寻相同或相近的专家，这样遴选出来的评审专家只是大同行，同时也是一种被动的选择过程。同行评议本身追求的就是专家能够掌握有关专业的语言、方法和动态，并且熟悉相关的资料文献，有能力对评价对象的价值做出公允的判断。美国学术界对同行评议专家素质的普遍看法是：“他们应该是正活跃在第一线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他们应该不是政府部门的雇员，他们必须要有从事研究工作的丰富经验，并在研究工作中卓有成效”，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他们才有能力对研究项目申请书的科学价值做出客观的分析和判断”。因此，同行评议专家应该是其所在专业领域内目前正在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或学者，这样他们才可能对本专业的研究机构、人员和成果的科研实力、学术水平、科学价值、技术难度等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这就要求在同行评议专家遴选过程中应特别强调“懂行”专家的选择，“懂行”专家即是库恩所认定的真正的“科学共同体”，如何选择真正的“科学共同体”就成为同行评议专家遴选问题的关键。

4　科学共同体的本质特性

在大的学科中存在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小的科学共同体，由于专业方向的不一致、研究侧重点和视角的不同、概念体系的差异、科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这样的现象：小科学共同体之间的科学交流不畅或有障碍，而小科学共同体内的内部交流则非常充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4.1　具有相同的科学语境背景

从“小”科学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会引用相同的科学文献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小科学共同体成员在自己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彼此大致相同的科学语境背景，并且正是由于这些相同的科学语境背景，才把小科学共同体成员结合在一起的。同行评议专家本身就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以，“小”同行评议专家或者说“懂行”的评议专家，正是具有相同的科学语境背景而聚拢到一起的科学共同体。

4.2　具有相同的科学概念体系

通过观察，可以看到小科学共同体具有高度统一的科学概念体系，这是因为科学语境背景的差别主要是通过概念体系得到反映的。或者说，某个学科一套独特的概念体系或概念群，往往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存在标志，同时也是这个科学共同体研究问题的种类和性质的标志。同行评议专家本身就是一个小科学共同体，由于科学共同体是具有相同的科学语境的团体，所以同行评议专家头脑中的科学概念体系也会较为统一。科学概念和科学语境的相同赋义，反过来也促使同行评议专家科学观、方法论、思维模式产生近似性，最终保证了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稳定性。

5　科学语境在科学评价中的重要作用

5.1　科学语境是科学共同体的基础

属于某一科学语言共同体的同行评议专家们，由于具有大致相同的科学语境背景，因而，在他们去研究某一问题时，在他们去观察某一研究对象时，在他们用科学语言去描述某一现象或事件时：在他们进行科学评价时，绝不会是不受限制、随意地进行的。他们的科学语境已经先天地限定了他们会问什么问题、能问什么问题、能观察什么、能看到什么、能说什么、能描述什么、怎样描述等。语境情境决定了科学共同体可能的世界和“视界”，而语境背景则决定了科学共同体的现实的世界和“视界”。

科学语境限定了科学共同体的“视界”，限定了科学共同体的语言世界的边界。科学语境是科学共同体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的位置，决定了伸展在它面前的地平线的边界。它的“眼界”只能达到这个地平线范围以内的地方，若想超越这个地平线，看到或观察更远的地方，就只有变换立足点，站到更高的地方，也就是说，必须建构新的科学语境。

5.2　科学语境是选择真正同行的判断依据

高质量的同行评议依赖于同行评审专家的正确选择，只有“懂行”的专家才是真正的同行，才有能力进行相应的科学评价活动。而“懂行”专家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具有相同的科学语境的基础上，因为，同行评议专家所形成的科学共同体，由于实质上是科学语言共同体，它的科学语言必然遵循着自己的语言规则。一个真正的同行评议专家的科学语言共同体，首先必须是正确掌握了这种科学独特的概念群和语言语法规则的人，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做到正确地为其科学语言赋义。因此，可以以科学语言、主题概念等词汇的使用来作为判断是否是真正同行的标准。

6　解决方案：领域本体概念网

6.1　本体

本体(ontology)最早是一个哲学范畴，意思是研究

“存在的理论”，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系统的解释和说明。本体论。是一种概念化的说明，是对客观存在的概念及其关系的一种描述。它关心的是客观现实的抽象本质，是领域知识的形式化说明，通常由概念、概念之间的关系、公理和规则组成。

6.2　领域本体

所谓的领域本体(domain-specific ontology)就是对某一特定学科概念的一种描述，包括学科中的概念、概念的属性、概念间的关系以及属性和关系的约束。领域本体针对特定的应用领域，抽象领域知识的结构和内容，包括各种领域知识的类型、术语和概念，并对领域知识的结构和内容加以约束，形成描述特定领域中具体知识的基础。

6.3　概念网

利用本体的思想，构建领域知识概念网络，分析领域知识的关联，建立联想推理规则，对于实现领域本体知识的可视化是十分重要的。虽然在知识网络中，知识间的关系纷繁多样，但每个特定的领域本体，其知识网络是具有一定结构的。如：在科技领域，学科知识都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性和网络结构性。由此，可用概念网模型来表示领域本体知识及其关联。概念网即网中节点表示概念，网的关联边表示概念与概念的关联，概念与概念间的关联程度用关联度来表示，关联度越大，概念联系越紧密。

7　实例：利用共词分析建立领域本体概念网，辨别“懂行”专家

7.1　共词分析方法简介

共词分析法利用文献集中词汇对或名词短语的共现，来确定该文献所代表学科中各主题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词汇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则代表这两个主题的关系越密切。由此，统计一组文献的主题词两两之间在同一篇文献出现的频率，便可形成由这些词对关联所组成的共词网络，网络内节点之间的远近便可以反映主题内容的亲疏关系。共词分析就是以此为原理，将文献主题词作为分析对象，利用聚类分析等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把众多分析对象之间错综复杂的共词网状关系简化为数值、图形直观地表示出来。

7.2　数据来源及过程说明

国际科学计量学权威期刊《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创刊于1978年，该刊一直站在科学计量学研究与发展的最前沿，报道与世界发展相关的各个国际议题以及全部主要的科学计量学领域的国际会议，为所有定量化的科学发展评价研究提供舞台。此刊很好地反映了科学计量学领域的发展，所以用它作为数据来源期刊。全部数据来源于SCI数据库中Scientometrics1978－2008年的期刊论文。利用下载的附加关键词(keyword-plus)等数据绘制科学计量专业领域专家的学术范式网络图和科学计量学热点研究主题网络图，在专家学术范式网络图中，确定不同的科学共同体，观察每个科学共同体研究主题的差异，从而证实不同科学共同体具有不同的科学语境，说明同行评议专家的遴选应充分注意其研究论文的科学语境。

7.3　结果分析

图1是根据《科学计量学》高频附加关键词数据绘制出来的科学计量学热点研究主题三维网络：

附加关键词一般都会揭示论文所研究的主题内容，因此所使用的附加关键词频次越高，代表某方面的学科领域主题内容越被关注，并逐渐成为这个学科所研究的焦点或热点问题。从图1可以看到科学计量学热点研究的主题内容包括：SCIENCE、INDICATOR、CITATION、COLLABORATION、PERFORMANCE、BIBLIOMETRICS、COCITATION、SCIENTIST等，每个点代表一个研究主题，有向线段代表主题之间的关联，线段边上的数字代表主题相互的关联程度。不同研究主题之间其差异度也有所不同，研究主题与研究主题之问的连线密度都有很大差异，这是科学语言的丰富性、科学研究方法的等同性、科学研究视角的共同性等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使得每个研究主题或多或少都与其他主题相关。

从图2上，可以看出科学计量学各学术分支的相互交叉融合的网络关系，图中黑点表示科学计量学高频被引的同行评议专家；学术关系由科学计量学各学科分支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有向线段相连；有向线段的箭头代表影响；并且用有向线段上标示的数字作为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和观点以及所持学术范式之间的差异程度。

在图2中选择两个小科学共同体BRAUN T和SCHUBERT A以及INGWERSEN P和THELWALL M，观察两个科学共同体之间所使用科学语言的差异度。从SCI数据库中下载4位学者论文所使用的附加关键词，分别统计两个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附加关键词数据(见表1)，并分别绘制出每个科学共同体的科学语境网络图。附加关键词描述科学研究论文的主题，具有揭示同行评议专家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的功能，从表1和图3、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4位专家虽然都处于一个大学科内，但是他们所形成的小科学共同体的研究主题、兴趣点差异度很大。

8　结论与启示

高质量的同行评议应该是指由真正的同行对其他同行进行的科学评价活动，同行之间应该非常熟悉彼此所研究的学科领域，并且使用相同的科学语言，具有大致相同的科学语境，对本学科领域内科学概念、定理有相同的理解，对科学研究的对象以大致相同的思维去思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判断出科学评价项目的价值，得到高质量的同行评议结果。科学计量方法在认定同行评议专家真实的专业研究内容方面具有重要的辨识作用。

8.1　准确判定同行评议专家擅长的研究领域和主题

采用共词分析等科学计量的方法，通过确定某一学科中同行评议专家在核心期刊上所使用的关键词、附加关键词或主题词等反映科学论文实质内容的词汇使用频次情况，掌握同行评议专家所研究的真实科研内容及其研究的发展动态。这样从真实的、客观的科学研究论文内容的视角出发，挖掘同行评议专家真正熟悉的学科研究领域，从而帮助科学评价管理者准确判定同行评议专家所擅长的研究领域和主题，选择出真正的同行作为科学评价活动的评审者。同时，可以根据科学论文使用的科学主题、概念、语词等反映相关学科领域研究内容的信息，构建一个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主题三维网络图，即领域本体网络图，为科研管理者观察分析学科结构的发展变化趋势提供科学合理的凭据。

8.2　为同行评议专家推荐表的科研信息提供准确的佐证资料

传统的同行评议专家推荐表中所填的擅长研究领域并没有可信的佐证材料的支撑。同行评议专家推荐表中所有填写的内容都是专家、学者本人自己填写，而所填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的真实程度、客观性、熟悉程度，科学评价管理者无从知晓。采用共词分析等科学计量等方法，能够帮助科学评价管理者了解同行评议专家的真实科研情况以及科研水平，选择真正的同行专家去评议他们所熟知的科学领域内的科学研究项目，并为传统的同行评议专家推荐表中的科研信息提供准确的佐证资料。

8.3　为同行评议专家遴选系统的智能筛选提供科学合理的凭据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两个层面对后现代哲学语境下的文学批评进行了探讨。第一，后现代哲学语境下的文学作品，由于其不构格式、零散、断片化以及摧毁传统文学创作模式的先锋性特点，传统文学批评所遭遇的障碍;第二，就文学理论本身而言，面时纷繁复杂的后现代哲学思潮，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所受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自1970年以来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后现代的大潮汹涌大概与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失败后，由社会造反退到书斋造反(语言领域里的颠覆)有关。“它貌似激进地否定理性、整体、一致、‘宏大叙事’，而实际上由群众性宏大社会革命走向专业改良(原专业领域内的‘造反’)，恰好成为资本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所需要甚至必需的补充品和解毒剂。”后现代倡导“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是非。一切不过是在权力下的知识，充满相对性和特殊性;理性主义所力捧所构造的真理与客观以及普遍必然性不过是“假、大、空”的“宏大叙事”，只有走向并无“达话”的诗意的语言栖居，才能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体的存在家园。因此，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一切对于个体的精神世界，对心灵境地所造成的震撼和解放确实是空前的。

一般认为，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为后现论奠定了哲学基础，否定“在场”而强调表征，否定本原而关注现象，强调多元而抛弃统一，重视规范的内在性而非先验性，以及通过建构性的他者来分析现象的方法论，把后现代主义提升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①利奥塔和博德里拉这两个后结构主义阵营之外的“新保守主义”哲学家，一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作了诊断。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就是抛弃元叙事(解放的叙事和启蒙的叙事)，它从追求共识的统一性转向差异、多元论、不可通约性和局部决定论。而博德里拉则从符号生产的角度指出，后现代社会是现代性终结的社会，即生产的社会转变为消费的社会，仿像技术逻辑统治着一切，现实被超现实所取代。

当然，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的理论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们发表的一系列批判结构主义或者现代性的文本中，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逻各斯主义及其规戒下的一系列现性特征与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其中德里达(JacquesDerrida)“撒播”(dissemination)的指意生成过程(productionofsigni-fication)、德勒兹(GillesDeleuze)和加塔利(FelixGuattari)的欲望概念和块茎(rhizome)理论，及福柯(MichelFoucault)的权力概念等，都强调捍卫意义的扩散，反对将意义束缚在总体化、中心化的理论与系统中。正如德里达所言“意义的意义是能指对所指的无限的暗示和不确定的指定……它的力量在于一种纯粹的、无限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刻不息的赋予所指以意义……它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进行着指定和区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某些理论，不但深刻影响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而且在文学批评理论界也掀起了巨大风浪。就文学创作而言，大多数后现代文学家的创作依照这种理论，在拒斥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的情况下走向“后”现代。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力求被“解释”，《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吁请象圣经一样的多种解释，而其他现代主义作家则使用隐喻的文本策略来寻求多重解读。卡夫卡的作品曾遭受“不少于三拨的阐释者们的大规模劫掠”。后现代主义文学为了摆脱这种对文学作品无休止解释的人为粗暴控制，在文本中设置多种机关为解释制造障碍。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文本所要显示的文本策略。伯顿斯对这种策略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认为后现代艺术只有被而且必须被体现，而现代艺术则指涉一种隐于表面以下的意义，因而必须得到理解;后现代艺术展现自己的外观，而现代艺术则要把握出于那外观以下的深层含义。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后现论语境下产生的文学作品，由于其不拘格式、零散、断片化以及摧毁传统文学创作模式的先锋性特点，使传统的文学批评遭遇障碍;第二，就文学理论本身而言，面对纷繁复杂的后现代哲学思潮，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受到的影响。

首先探讨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面对后现代哲学语境下的解中心、无确定意义、丧失了总体性与积极的人文理性关怀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传统文学批评遭遇的障碍。

传统文学艺术之所以被无休止的评论、解释，根本原因是它们对于现实“拟真”的模仿，因为这样它才能被认为是有艺术价值的。换句话说，只有这样，有着各种不同企图的解释者们才能在文本中找到能满足自己阐释目的的意义—-哲学的、宗教的、阶级的、社会的等等，总是将文学阐释为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副产品。另外，传统文学文本所带来的主题、情节结构、人物、思想等要素的统一性与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解释者们的神经，或者是他们在这种统一性中找到了无休止解释的乐趣，或者是他们世俗而又现实地以此来满足他们晋升的欲望。如果是以上种种，那他们的“良好愿望”在后现代主义文本面前受阻，因为这些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似乎并不提供这一切。

关于主题，后现代主义文本似乎并不缺乏，那就是反讽、戏仿、游戏、重复、复制以及无主题变奏。这种无中心性的文本策略正是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所要体现的主题。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对安徒生童话的戏仿与反讽;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卡珊德拉》对古希腊神话戏仿;戈姆林格的诗《字》的文字游戏;德尔的诗《苹果》的拼图游戏;米兰·昆德拉的无主题变奏的音乐视角;格拉斯的《母老鼠》与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的互文性等等。但解释者与读者能在这些主题中找到什么呢?文本的结构不停的变化，多元混杂的文本形式，语言符号在建造与拆毁中的游戏，无法确定的轮廓将许多规模宏大的素材组织在一起，这样最终导向了一个结论:“不善于被解释，也无法解释”。

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中的10个只有开头没有结局的故事的设置，使整部小说的宏观结构模糊不清，细节掩盖了主题。不相关故事碎片的连接、人称的不断变化、相同的人名在不同故事中的交错出现以及作者不时的关于其写作的述说等反传统要素造成了文本指意的不确定性。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多种可能性的多元并立的树形结局”，是作者对真实生活的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的精确再现。正这一系列不确定要素绘制了一幅幅精确的图画，体现了生活复杂交织的精确性。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对生活事件的网状分布真实而又精确的描述，与传统文本主观臆造的具有某种统一性的生活真实相比，它就具有了不确定性。因此要参透文本，就只能回到文本自身的语言符号与文字中间，不需要任何强加的所谓“深度”与意义。因为这样的努力与努力参透生活一样都是徒劳，人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总是试图揭示生活的意义，但生活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这又与哲学的所谓“中心”与真理的探讨一样永无休止。

后现代主义文本的不确定性就如“晶体”与“镜子”等光学仪器的多面性，“每段文章都能占有一个面，各个面相互连接又不发生因果关系或主从关系。它像一张网，在网上你可以规划许多路线，得出许多结果完全不同的答案。“晶体”的各个反射面射出的光既有平行也有交织，而各种“镜子”共同构造的多面装置，使人置身其中便如进了一个曲径交织的迷宫，形象向空间的各个方向散开，有时他们是平行的，有时是重合的，而有时又是交错或倒置的，这种由多面性导致的混乱状况恰好与后现代主义文本所体现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文本的错乱性产生某种契合，而这种错乱又使解释不再可能。可见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这种文本策略不但抵制了传统诗学的中心化、真理性的思维模式，而且也拒斥了被解释的多种可能。而文本语言的分散、离散与传播以及对自身环境的概括与内倾也使解释的外在表征遭遇重重障碍，语言游戏、自我指涉或者是自我写作的内在反思与述说割断了任何解释者的外部介人，而所有的解释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显得自不量力。

总之，后现代主义的作家们反对追求绝对(绝对的意义理所当然也在他们的反对之列)，将一切置于矛盾与不确定中，文本自身说明自己，不需要任何的、外在的、附加的形式。

以上的探讨，着重论证了面对在后现代哲学影响之下产生的，本身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时，传统文学批评所遭遇的尴尬。下面笔者想再简单的谈一下，面对这种哲学语境，“现在”以及“以后”的文学批评将何去何从?

虽然，对“现在”与“以后”这个时间段的限定有点问题，因为当我们断言“现在”这个现时性时，就小的尺度而言，它是瞬间即逝的，所以在这儿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现在”所呈现的时间，与“以后”(即未来)所持续的时间应该与后现代这个与此持续的时间是等值的，因为我们所探讨“后现代哲学语境下的文学批评”问题本身限制了这篇文章所谈的时间取向。

事实上在尼采的《论道德谱系》中，尼采有关刑罚的多种解释就已经隐隐约约的给我们一个理论支点，即传统文学批评所坚持的终极意义以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批评模式是不是永远成立?文学批评所要达到的“唯一的”、“正确的”解释是否真能达到?“尼采思想的中心主题是，没有任何事物有‘和谐可言’，没有任何事物能是第一或初始原则，没有‘缘由’就像柏拉图的善之理念和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原则那样。任何话语，包括科学的和哲学的话语，都仅仅是一种观点，一种世界观。;.当然尼采的哲学也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最早的发展契机，它里面已经孕育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某些特征，尽管德里达认为尼采哲学仍未逃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藩篱，但他本人的解构哲学理论的构建并不能否定尼采及其哲学在其中的作用。而且德里达也提出所指(意义)的不确定性，如果从这点出发再去寻找尼采，那二者的联系便不言自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对总体性的质疑。“总体性”在尼采之前，在我们的观念中就象空气一样不可或缺。总体性所要求的秩序、纪律，成为我们存在生命的内在要求;它所倡导的因果式的逻辑链条几乎掌控了我们生命的种种领域，“因为……所以”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因果模式在我们的话语建构中几乎无可置疑;它需要在理性轨道内进行解释说明，它需要相互连接的一环套一环的严密论证的分析。总之，总体性一贯被视作是理性器官的一面，意识的载体，我思的物理器官:它等同于头脑、思维与意识，等同于一个知识主体与理性主体。它同样控制了文学批评，只有在它的高级秩序内部，文学批评理论才能名正言顺的存在。这种总体性的源头是理性建构下的哲学逻辑思维，哲学自身的这种跨越为文学批评破除总体性神话的话语模式奠定了基础。

基于传统哲学本质、现象的二元对立，文学批评在解释作家作品的过程中也始终在寻求一种终极的、至善至美的意义与解释，这就使文学批评的历时看似“懒婆娘的裹脚”很长，但归根到底，评论家们都是在周而复始的寻求自己所认为的最最中肯的、真实的真理似的解释，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断的被解释，就是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本质与真理的清理，德里达关于“中心”与“边缘”的言说、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等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契机。美国文学评论界以保罗·德曼为代表的“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是解构哲学思潮在文学批评领域最好的体现，比如哈罗德?布鲁姆的“强力误读”理论、希利斯·米勒的“重复”理论，以及以伊瑟尔为代表的读者反应批评等。此外，受德里达“中心”与“边缘”的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文学批评，“如颠覆所指中心论观念的后解构主义，颠覆男权中心主义的女权主义，颠覆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颠覆作家与作品中心论的读者反应理论等。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以后出现的文学理论的新的发展倾向，可以充分的说明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两个层面对后现代哲学语境下的文学批评进行了探讨。第一，后现代哲学语境下的文学作品，由于其不构格式、零散、断片化以及摧毁传统文学创作模式的先锋性特点，传统文学批评所遭遇的障碍;第二，就文学理论本身而言，面时纷繁复杂的后现代哲学思潮，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所受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自1970年以来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后现代的大潮汹涌大概与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失败后，由社会造反退到书斋造反(语言领域里的颠覆)有关。“它貌似激进地否定理性、整体、一致、‘宏大叙事’，而实际上由群众性宏大社会革命走向专业改良(原专业领域内的‘造反’)，恰好成为资本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所需要甚至必需的补充品和解毒剂。”后现代倡导“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是非。一切不过是在权力下的知识，充满相对性和特殊性;理性主义所力捧所构造的真理与客观以及普遍必然性不过是“假、大、空”的“宏大叙事”，只有走向并无“达话”的诗意的语言栖居，才能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体的存在家园。因此，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一切对于个体的精神世界，对心灵境地所造成的震撼和解放确实是空前的。

一般认为，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为后现论奠定了哲学基础，否定“在场”而强调表征，否定本原而关注现象，强调多元而抛弃统一，重视规范的内在性而非先验性，以及通过建构性的他者来分析现象的方法论，把后现代主义提升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①利奥塔和博德里拉这两个后结构主义阵营之外的“新保守主义”哲学家，一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作了诊断。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就是抛弃元叙事(解放的叙事和启蒙的叙事)，它从追求共识的统一性转向差异、多元论、不可通约性和局部决定论。而博德里拉则从符号生产的角度指出，后现代社会是现代性终结的社会，即生产的社会转变为消费的社会，仿像技术逻辑统治着一切，现实被超现实所取代。

当然，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的理论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们发表的一系列批判结构主义或者现代性的文本中，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逻各斯主义及其规戒下的一系列现性特征与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其中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撒播”(dissemination)的指意生成过程(production of signi-fication)、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elix guattari)的欲望概念和块茎(rhizome)理论，及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概念等，都强调捍卫意义的扩散，反对将意义束缚在总体化、中心化的理论与系统中。正如德里达所言“意义的意义是能指对所指的无限的暗示和不确定的指定……它的力量在于一种纯粹的、无限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刻不息的赋予所指以意义……它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进行着指定和区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某些理论，不但深刻影响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而且在文学批评理论界也掀起了巨大风浪。就文学创作而言，大多数后现代文学家的创作依照这种理论，在拒斥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的情况下走向“后”现代。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力求被“解释”，《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吁请象圣经一样的多种解释，而其他现代主义作家则使用隐喻的文本策略来寻求多重解读。卡夫卡的作品曾遭受“不少于三拨的阐释者们的大规模劫掠”。后现代主义文学为了摆脱这种对文学作品无休止解释的人为粗暴控制，在文本中设置多种机关为解释制造障碍。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文本所要显示的文本策略。伯顿斯对这种策略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认为后现代艺术只有被而且必须被体现，而现代艺术则指涉一种隐于表面以下的意义，因而必须得到理解;后现代艺术展现自己的外观，而现代艺术则要把握出于那外观以下的深层含义。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后现论语境下产生的文学作品，由于其不拘格式、零散、断片化以及摧毁传统文学创作模式的先锋性特点，使传统的文学批评遭遇障碍;第二，就文学理论本身而言，面对纷繁复杂的后现代哲学思潮，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受到的影响。

首先探讨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面对后现代哲学语境下的解中心、无确定意义、丧失了总体性与积极的人文理性关怀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传统文学批评遭遇的障碍。

传统文学艺术之所以被无休止的评论、解释，根本原因是它们对于现实“拟真”的模仿，因为这样它才能被认为是有艺术价值的。换句话说，只有这样，有着各种不同企图的解释者们才能在文本中找到能满足自己阐释目的的意义—-哲学的、宗教的、阶级的、社会的等等，总是将文学阐释为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副产品。另外，传统文学文本所带来的主题、情节结构、人物、思想等要素的统一性与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解释者们的神经，或者是他们在这种统一性中找到了无休止解释的乐趣，或者是他们世俗而又现实地以此来满足他们晋升的欲望。如果是以上种种，那他们的“良好愿望”在后现代主义文本面前受阻，因为这些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似乎并不提供这一切。

关于主题，后现代主义文本似乎并不缺乏，那就是反讽、戏仿、游戏、重复、复制以及无主题变奏。这种无中心性的文本策略正是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所要体现的主题。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对安徒生童话的戏仿与反讽;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卡珊德拉》对古希腊神话戏仿;戈姆林格的诗《字》的文字游戏;德尔的诗《苹果》的拼图游戏;米兰·昆德拉的无主题变奏的音乐视角;格拉斯的《母老鼠》与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的互文性等等。但解释者与读者能在这些主题中找到什么呢?文本的结构不停的变化，多元混杂的文本形式，语言符号在建造与拆毁中的游戏，无法确定的轮廓将许多规模宏大的素材组织在一起，这样最终导向了一个结论:“不善于被解释，也无法解释”。

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中的10个只有开头没有结局的故事的设置，使整部小说的宏观结构模糊不清，细节掩盖了主题。不相关故事碎片的连接、人称的不断变化、相同的人名在不同故事中的交错出现以及作者不时的关于其写作的述说等反传统要素造成了文本指意的不确定性。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多种可能性的多元并立的树形结局”，是作者对真实生活的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的精确再现。正这一系列不确定要素绘制了一幅幅精确的图画，体现了生活复杂交织的精确性。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对生活事件的网状分布真实而又精确的描述，与传统文本主观臆造的具有某种统一性的生活真实相比，它就具有了不确定性。因此要参透文本，就只能回到文本自身的语言符号与文字中间，不需要任何强加的所谓“深度”与意义。因为这样的努力与努力参透生活一样都是徒劳，人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总是试图揭示生活的意义，但生活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这又与哲学的所谓“中心”与真理的探讨一样永无休止。

后现代主义文本的不确定性就如“晶体”与“镜子”等光学仪器的多面性，“每段文章都能占有一个面，各个面相互连接又不发生因果关系或主从关系。它像一张网，在网上你可以规划许多路线，得出许多结果完全不同的答案。 “晶体”的各个反射面射出的光既有平行也有交织，而各种“镜子”共同构造的多面装置，使人置身其中便如进了一个曲径交织的迷宫，形象向空间的各个方向散开，有时他们是平行的，有时是重合的，而有时又是交错或倒置的，这种由多面性导致的混乱状况恰好与后现代主义文本所体现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文本的错乱性产生某种契合，而这种错乱又使解释不再可能。可见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这种文本策略不但抵制了传统诗学的中心化、真理性的思维模式，而且也拒斥了被解释的多种可能。而文本语言的分散、离散与传播以及对自身环境的概括与内倾也使解释的外在表征遭遇重重障碍，语言游戏、自我指涉或者是自我写作的内在反思与述说割断了任何解释者的外部介人，而所有的解释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显得自不量力。

总之，后现代主义的作家们反对追求绝对(绝对的意义理所当然也在他们的反对之列)，将一切置于矛盾与不确定中，文本自身说明自己，不需要任何的、外在的、附加的形式。

以上的探讨，着重论证了面对在后现代哲学影响之下产生的，本身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时，传统文学批评所遭遇的尴尬。下面笔者想再简单的谈一下，面对这种哲学语境，“现在”以及“以后”的文学批评将何去何从?

虽然，对“现在”与“以后”这个时间段的限定有点问题，因为当我们断言“现在”这个现时性时，就小的尺度而言，它是瞬间即逝的，所以在这儿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现在”所呈现的时间，与“以后”(即未来)所持续的时间应该与后现代这个与此持续的时间是等值的，因为我们所探讨“后现代哲学语境下的文学批评”问题本身限制了这篇文章所谈的时间取向。

事实上在尼采的《论道德谱系》中，尼采有关刑罚的多种解释就已经隐隐约约的给我们一个理论支点，即传统文学批评所坚持的终极意义以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批评模式是不是永远成立?文学批评所要达到的“唯一的”、“正确的”解释是否真能达到?“尼采思想的中心主题是，没有任何事物有‘和谐可言’，没有任何事物能是第一或初始原则，没有‘缘由’就像柏拉图的善之理念和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原则那样。任何话语，包括科学的和哲学的话语，都仅仅是一种观点，一种世界观。;.当然尼采的哲学也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最早的发展契机，它里面已经孕育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某些特征，尽管德里达认为尼采哲学仍未逃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藩篱，但他本人的解构哲学理论的构建并不能否定尼采及其哲学在其中的作用。而且德里达也提出所指(意义)的不确定性，如果从这点出发再去寻找尼采，那二者的联系便不言自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对总体性的质疑。“总体性”在尼采之前，在我们的观念中就象空气一样不可或缺。总体性所要求的秩序、纪律，成为我们存在生命的内在要求;它所倡导的因果式的逻辑链条几乎掌控了我们生命的种种领域，“因为……所以”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因果模式在我们的话语建构中几乎无可置疑;它需要在理性轨道内进行解释说明，它需要相互连接的一环套一环的严密论证的分析。总之，总体性一贯被视作是理性器官的一面，意识的载体，我思的物理器官:它等同于头脑、思维与意识，等同于一个知识主体与理性主体。它同样控制了文学批评，只有在它的高级秩序内部，文学批评理论才能名正言顺的存在。这种总体性的源头是理性建构下的哲学逻辑思维，哲学自身的这种跨越为文学批评破除总体性神话的话语模式奠定了基础。

基于传统哲学本质、现象的二元对立，文学批评在解释作家作品的过程中也始终在寻求一种终极的、至善至美的意义与解释，这就使文学批评的历时看似“懒婆娘的裹脚”很长，但归根到底，评论家们都是在周而复始的寻求自己所认为的最最中肯的、真实的真理似的解释，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断的被解释，就是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本质与真理的清理，德里达关于“中心”与“边缘”的言说、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等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契机。美国文学评论界以保罗·德曼为代表的“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是解构哲学思潮在文学批评领域最好的体现，比如哈罗德?布鲁姆的“强力误读”理论、希利斯·米勒的“重复”理论，以及以伊瑟尔为代表的读者反应批评等。此外，受德里达“中心”与“边缘”的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文学批评，“如颠覆所指中心论观念的后解构主义，颠覆男权中心主义的女权主义，颠覆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颠覆作家与作品中心论的读者反应理论等。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以后出现的文学理论的新的发展倾向，可以充分的说明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认知语境 商务语境 文化控制

一、商务语境的原则

经济全球化发展，商务语境体现了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关联原则：

1.商务语境的话语效应与社会效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贸热”，作为中国一个大众文化的“公共领域”逐步形成。我国商务语境的构建，具有广泛的基础，表现了我们对国际市场极大热情和信念，构成了我国大众对现代经济体系的强烈愿望。我们看到商务语境的广泛性、世俗性、社会性；商务语境在建立商务空间和文化策略上，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哈贝马斯在构建其话语伦理学时，提出“理想的话语环境”概念。商务英语是一种交际行为，表现为一种交际策略的利用。一般交际是以非琐碎性质的演绎规则为基础进行的，语境控制是按照商务情景进行选择、调控，最终取得最优交际效果的过程。商务语境的控制包括了认知控制、商务控制、文化控制，他们在商务活动中的语境生成和调适表现为公司之间、商户之间、品牌文化之间的语境结构的有效设定与能动调适。跨文化商务关系，重在引导和促进商务通道中流动的信息产生语境传播效应，通过话语信息的语境转换，增加交流活动中的语境信息量，是实现商务信息协调配置和有效传通的重要途径。

2.坚持开放的现代商务情境建设。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商务英语已经由单纯的商务英语实务而逐步拓宽到更为广阔的经济贸易领域。这就为英语认知语境建立了全球化商务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与“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前者指“说话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后者指“言语行为发生的具体情景”。在这里，商务语境被视为一个商务文化结构体，而不是交际场合中种种外在要素。固守语言内部的做法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内外结合”的语境构建，也就是英语的语境构建凸现的巨大作用。

3.商务文化必须具有最大的社会包容性，无论在商务语境，还是商务活动，都可以容纳多元的，多种组织形式的，以及不同所有制的形态。 商务英语的产生和理解要求公司之间、商户之间、品牌文化之间的互动，即商务认知体验。仅仅依靠本文语境，上下文，或者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互动是不足够完全传递信息的。商务语境的核心问题是语境的文化控制。因此，研究商务活动中的语境，包括认知语境、商务语境、文化控制三个范畴。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种语言在文化发展中能有效担负各种交际功能是不争的事实，从古到今各国的友好往来就是明证，国际商务上演了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文化策略，通过交流共享、相互融合，通过文化，建构公共场域、表达场域，语境创设，使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商务的价值体系。

二、商务语境构建和取径

布朗和列文森的理论框架下，就商务英语写作的礼貌策略进行了研究。从词、时态、语态和句法等语言角度，分析了四种礼貌策略在商务英语写作中的语言手段和实现形式，分析的重点是使用最为频繁的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

认知语境从言语行为的分类模式出发，把商务语境分类的语用功能和他的文化控制结合起来，比如，信函类分为合作类信函、和谐类信函、竞争类信函和冲突类信函，并探讨积极和消极礼貌策略在四类信函中的分布状况。四类信函的文化控制是有差异性的，积极地控制和消极控制对商务活动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近几年，随着商务文化广泛引起全球的响应，广泛的文化交流使商务语境创设具有了国际文化场域，实现了各国商务文化语境共建，这已经成为当代商务的主旋律。尽管人类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但我们共同分享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市场贸易空间。

继语言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语境和语境分类后，语境的研究和构建一直是现代化、国际化进程的新载体、新途径、新内涵。随着国际对话的升级、国际协作的深入、大众体系的完善，语境的研究走向体系构建的实际性阶段，尤其是商务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带来的语境对话、解释，更是提升了英语语境作为公共领域的文化控制。

国家教育部2001年颁发的“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而教育部在2004年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指出：“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所以，我们把商务语境取径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策略行为,它以交际为目的。第二种是行为者是通过与别人共同分有对共同处境的理解的文化策略。

参考文献：

[1]林添湖:试论商务英语学科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04)

[2]罗明礼:商务英语写作语用特点探微[J].商场现代化，2007, (25)

[3]周燕:面文体中语言转述的认知语用分析[D].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硕士),2005, (02)

[4]陆丹:商务电子邮件的体裁分析[D].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硕士), 2006, (11)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6篇

构建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是笔者根据中学语文的学科教学特点和中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心理规律，结合自身20余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探索有效教学途径的尝试，意在有针对性地改善语文教学长期“少慢差费”的不利局面，营造有趣、有用、有意义、有法、有序的语文教学氛围，实现以真知、牢记、活用为目的的有效教学，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

二、联想式语文教学模式的含义

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以“教书育人”为终极指向，主要针对的是当今语文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因单纯注重学科成绩的提高而形成的注重识记、缺少理解、疏于运用的枯燥低效现状，力图创建“有趣、有用、有意义、有法、有序”的“五有”教学境界，达到“真知、牢记、活用”的有效教学目的，使学生在以联想为主线的语文学习中获得认知和技能的训练，拓展思维的深度、广度与灵敏度，得到思想情感的熏陶，最终实现不断提高语文素养，培养思辨力，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的目的。

语言文字既是思想情感的承载体，也是突出语文学科特征的必由之路。语言文字既是抽象概括的，也是形象具体的，每一个语言符号个体都有其独有的思想和情感的内涵。语言文字具有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特点，汉语言符号在其发展历史中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同一个词语由古至今，有的保留了原意，有的则产生了语义的扩大（如“江河”，古时专指长江、黄河，今意泛指各种河流）、缩小（如“臭”，古时泛指气味，今意则多指不好的味道），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变化（如“经济”，古时指治理国家，今意则多指社会物质生产、流通、交换等活动）。不同语境下的语义也会有所不同，词语的不同组合方式表达着不同的语义内容，其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整体语境之间都有着特定的组合规律与意义，尤其汉字的音、形、义之间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只有通过联想的方式，根据语境的不断变化，把握语词的彼此联系和变化规律，才能有效地进行丰富多变的语义理解、记忆与表达；也唯有如此，才能走出语文教学僵化、孤立的误区，将中学语文教学带入有意义学习的至境。

三、联想式语文教学模式的操作程序

该模式的基本操作程序是：辨义定点―联想拓展―归纳建模―知行合一。

1.辨义定点。这一步骤是对学习材料进行初步分析，突出为联想思维“找起点”。学习者首先要根据具体语境，对学习的语言文字材料作词语概念和句意内容上的意义辨析，初步确定其具体语义所指。词语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语言里均凝聚着各自丰富的文化发展背景，且与思维发展关系密切，除了语言学家，很多哲学家都对词语与意义做过大量的分析、论证，海德格尔甚至就此说“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中国的国学研究历来也特别重视“小学”（即文字学，包括文字、音韵和训诂）的作用，现在的语文教学重字词识记，轻词义理解，造成了很多因概念模糊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因此，本模式结合语言学科性质，特别重视对词语与意义关系的解构与建构。

以现代散文的阅读为例，辨义定点，就是首先确定问题，如现代文阅读要求回答文章某些段落中某些内容的作用。

以议论文的整体写作教学为例，辨义定点，就是首先要详审命题要求，对相关概念做出初步判断，确定准确的立意。

2.联想拓展。这一步骤是以学习材料为起点，主要运用演绎思维，突出将联想思维“放出去”。具体做法是根据学习材料的意义所指，分别对其进行相似、相反、相关、相合等方面材料的联想拓展。学习初始阶段，教师应周密准备，示范引领。此目的在于确保联想链的广度、深度及准确度，以使学生能够为逐步建立有效的联想体系奠定基础。这个环节要充分调动学生的旧有知识的积累，在已有知识和学习材料之间建立有效的联想链。

以现代散文的阅读为例，联想拓展，就是联想已做过的类似题型。

以议论文的整体写作教学为例，联想拓展，就是根据立意进行联想，一是要联想能体现立意的相似、相反或相关的已知事例；二是要联想已知的各类议论文行文结构，确定可以参照的范式。

3.归纳建模。这一步骤主要运用归纳思维，对联想材料进行相同点和差异点的归纳总结，强调联想思维的“收回来”。“放出去”是为了借助联想思维寻找与学习材料的契合点，但若处理不当，极易造成散乱无序状态，故还特别需要能“收回来”，使联想思维以提高对学习材料的意义理解为主线的能放能收，收放有法，收放有序，收放自如。这一步首先要求学生对联想到的其他材料进行辨析，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四种联想类型。然后，将其与源学习材料进行相同点和不同点的反复比对，寻找、体会其共性规律与差异之处。可以指导学生用关键词的方式列出联想思维导图，将联想链用图表的形式简约化，可以减少文字信息的繁杂程度，便于观察、分析、理解。

以现代散文的阅读为例，归纳建模，就是通过对此前多个同类型问题（均可归为“作用类”）的设题方式、解答内容和赋分情况的归纳，概括答题题模为：看本义（写了什么）、看人物（分别对应读者、作者、主角、配角）、看主旨（提示主旨）、看内容（丰富内容）；看文题（点题、呼应等）、看上文（与上文的联系）、看下文（与下文的联系）、看手法（表达技巧）。为便于记忆，可概括为内容层面的“本、人、旨、丰”和结构层面的“题、上、下”以及技巧层面的“法”。

以议论文的整体写作教学为例，归纳建模，就是对联想到的各类事例、结构作分析，最终确定最佳的材料和结构，列出结构提纲。平时可以总结几种典型的结构模型，比如全文分五个层次、三个主体段的“五段三分法”，主体段突出“点例析”三个要素，开篇练熟“由彼及此引入法”等。平时还要以“点例析”为主线，特别注意多搜集各类的观点、事例素材和分析方法（思维模式）。积累得多，联想链接建立得就丰富广泛。

4.知行合一。这一步骤是为了实现学习的有用、有意义，强调联想思维的“用得上”。此步骤要求学生回到源材料，将探寻、验证的学习结果和源材料一同记录下来，牢记探寻到的学习结果（这时，教师也可以指导学生适当运用联想记忆法增强记忆效果），与课内外其他学习、运用的情境相结合，达到活学活用的最终效果。可以当堂在新的语境下练习运用，也可以在其他语境下运用。

以现代散文的阅读为例，知行合一，就是根据答题题模来理解本题，并据此来完成其他类似问题。还要特别提示学生要积累文本的思想情感，用以指导自己的写作和生活实际。

以议论文的整体写作教学为例，知行合一，就是将确定的观点、结构方式和论证方式运用到自己的语言理解与表达的实践中。

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的四个操作程序间可以视具体教学语境而组合，示意图如下：

四、联想式语文教学模式运用的要点

对师生的知识积累要求较高。联想的前提是要具有对重要概念的较为准确深入的理解、较为丰厚的知识储备和较好的思维品质，需要师生能迅速、有效地建立起新知与旧知之间的链接点，这样才能保证联想式教学的顺利实现。

教师要随时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对教学内容运用不同的联想法，并随时监控、自省联想链的拓展深度、广度和时间分配，力求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通过联想链接，积极主动地在学习材料与自己的已有知识之间建立实质性的联系。

五、对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的运用体会

（一）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语文学科教学的特点

语文学科以语言文字为主要媒介，具有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性和承传人类文化的人文性。语言文字与思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联想作为重要的思维形式，贯穿语文学习始终。联想能力的提高，内化于思维能力，外显于语言文字水平。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以联想为主线，对训练语言理解与表达、训练思维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五有”教学情境的构建，有意义的语文教学对于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也有促进作用。

（二）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操作性较强

以往的联想式教学方式若处理不当，易流于杂乱松散，“放出去”了，却收不回来，极易造成“跑题”，既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有序化思维，也不利于教师的实践操作。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依据四个教学阶段设置教学流程，便于操作，有序性和有效性都较突出。

（三）有利于构建“五有”原则下的中学语文课堂教学

借助联想式教学，通过对词语意义的理解，有助于发现抽象、概括的语言文字符号中的形象性特征，展现语文学习的理趣、情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强化理解、记忆效果，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有助于有意义的语言教学和有意义的人生启悟，使学生得到思想情感的品德熏陶和思维品质的不断提高；有助于有“法”可依、事半功倍的语文学习，使学生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的学习境界；有助于避免杂乱无章的学习，使学习材料的呈现与教学过程具有循序渐进的逻辑性，也便于学生理解、记忆和运用。

（四）有利于实现真知、牢记、活用的有效教学目的

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重在主要概念的理解、学习材料间的密切联系和学习过程的动态发展，注重对知识的真知、牢记与活用，有利于实现有效教学的目的。在中学语文联想式教学模式指导下的教学，强调“清晰的教学结构”，力求在一根主线的贯穿下，实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有机契合。

（五）有利于强化具有长效性特点的学习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7篇

罗伯特·布兰顿（Robert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罗蒂的指导下，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实践与对象》（PracticeandObject）。1976年之后，布兰顿一直任教于匹兹堡大学，从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间曾担任哲学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当选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Fellowof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此外，他还担任多家哲学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也是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执行委员会成员。2003年，布兰顿荣获梅隆杰出成就大奖，奖金150万美元，以表彰他“对人文学术的典范性贡献”。

布兰顿的第一部著作是与尼古拉·里彻合著的《矛盾的逻辑》（1980）[3]，但真正为他赢得声誉的还是14年后发表的《清晰阐释：推理、表象与推论性承诺》[4]。就语言哲学而言，此书试图提出一种将语义学奠基于语用学的意义理论。这种意义理论基于两个主要思想：（1）意义是不可还原的规范性意义；（2）意义由用法确定和说明。在这两个基本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踪迹，但在布兰顿手中，它们发展为全面而有力的意义理论，可以取代现在广泛接受的自然主义的和因果论的意义解释。

此后，他编辑了塞拉斯的《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1997）和著名文选《罗蒂及其批评者》（2000）[5]。也许是因为《清晰阐释》篇幅太大，内容过于艰涩，2000年他又将其改写为一部较为简明的《清晰地说出理由：推理主义导论》[6]。但此书与其说是《清晰阐释》的导论，不如说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简明地阐发了他的几个重要论题。

布兰顿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关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论文集》[7]。该书收集了布兰顿自1977－2000年的论文，考察了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弗雷格、海德格尔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隐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阐释》中，布兰顿就从“表象主义的”与“推理主义的”语言观出发，透视近代哲学的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远比通常理解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纠葛更为基础。他试图表明，那些逝去的伟大哲学家都有一项共同的事业，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义所刻画的特定的哲学传统；这一传统中的哲学家都坚信，语言的表象性能力服从如下事实：语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说出的”。这部历史性散论可以视为他的推理主义构架在哲学史中的应用，因此也为《清晰阐释》所构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维度。

理解布兰顿的主要困难在于，除了文笔和表述方式的独特性之外，无论在方法、思路和风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双重影响。按照他的导师罗蒂的说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学从休谟阶段推进到康德阶段，而布兰顿则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将分析哲学从康德推进到黑格尔阶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学的一次轮回，不啻为分析哲学百年历史的一种反讽。[8]实际上，布兰顿的思想语境相当复杂：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概念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塞拉斯的心灵哲学，甚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构成了布兰顿的思想要素和对话者。按照布兰顿自己的说法，他的立场异于那些塑造和推动20世纪英美哲学的许多、甚至是绝大多数理论的、解释的和策略性的承诺。他赞同理性主义而反对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赞同推理主义而反对表象主义，赞同整体论而反对语义学原子主义，赞同对逻辑的表达主义的解释而反对形式主义解释。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义，而推理主义与整体论密不可分，因为如果传递意义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义就预设了在特定推理构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这一整体论会导致功能主义；如果我们把实用主义理解为实践对理论具有优先性，那么，这又与实用主义密切联系起来，因为推理就是做事。这一思想与经验主义的核心主张背道而驰，就此而言，布兰顿又将其视为理性主义的当代形态。因此，有人把这些彼此相连的立场统称为“IHFPR传统”（inferentialist-holist-functionalist-pragmatist-rationalisttradition）。[9]

基于以上立场，我们可以把布兰顿的基本主张概括为三个论题：（1）能思想的生物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东西，是因为他们是推论性实践、因而也是语言实践的参与者（理性主义论题）。（2）因此，推论性实践，即塞拉斯所说的“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游戏”，就提供了语境，使我们能够在其中理解语义学的和与意向性相关联的概念。状态、言说和表达都通过在一套实践活动中扮演特定的角色，才得以具有命题性内容，而这些实践活动就是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游戏（实用主义论题）。（3）赋予内容（content-conferring）的实际功能正是由发挥这些功能的各个对象的推理关系清晰地说出来的，因此命题性内容是由推理构成的（推理主义论题）。[10]

布兰顿是一位不满足于在既定范式中展开探讨的哲学家，他不想停留在解决“哲学难题”上，而是渴望全盘革新。而且，他也具有相当罕见的才能，能够在人及其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展现出大气磅礴的全新图景。因此，他的著作，特别是《清晰阐释》，乃是哲学中当之无愧的里程碑。

这里选录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布兰顿为《何谓哲学》一书撰写的主题论文，他在文章中较为浅近地概述了他的基本思想，以及他对哲学活动的独特界定，其内容这里就不再赘述。另一篇是在开头提到的哈贝马斯论文的第一部分。布兰顿和哈贝马斯的目标惊人地相似，他们都强调交往活动的社会性的和主体间的诸多方面，都致力于形成关于交往能力的理论，坚持规范性的不可还原性。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使对正当性的证明，即给出理由的实践，成为各自的思想核心之一。相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布兰顿阐发的是基于语用学的语义学，其中包含的指称理论是哈贝马斯所缺乏或只是被预设的；而哈贝马斯则批评布兰顿未能提供足够有力的客观性概念，对交往的构想也不够充分。[11][1]Habermas,Jürgen(2000)FromKanttoHegel:OnRobertBrandom’sPragmaticPhilosophyofLanguage.EuropeanJournalofPhilosophy8(3),322-355.

[2]Andjelkovi,Miroslava(2004),ArticulatingReasons.PhilosophicalBooks45(2),140-148.

[3]TheLogicofInconsistency,withNicholasRescher,BasilBlackwell,Oxford1980.

[4]MakingIt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DiscursiveCommit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94.此书于2000年译为德文，法文译本和西班牙文译本正在翻译中。

[5]EmpiricismandthePhilosophyofMind(ed.),byWilfridSellar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7.RortyandHisCritics(ed.),Blackwell’sPublishers,Oxford,2000.

[6]ArticulatingReasons:AnIntroductiontoInferentialism,HarvardUniversityPress,May2000.此书的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译本已经出版，法文、日文译本正在翻译中。

[7]TalesoftheMightyDead:HistoricalEssaysintheMetaphysicsofIntentionality.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2.

[8]RobertB.Brandom.ArticulatingReasons:AnIntroductionToInferentialism.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p.32-33.

[9]JaroslavPeregrin.TalesOfTheMightyDead.(BookReview)Erkenntnis59:421–424,2003.

[10]PeterGr?nert.ArticulatingReasons(BookReview).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25(4):371-376.October2002.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8篇

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罗蒂的指导下，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实践与对象》（practice and object）。1976年之后，布兰顿一直任教于匹兹堡大学，从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间曾担任哲学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当选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此外，他还担任多家哲学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也是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执行委员会成员。2003年，布兰顿荣获梅隆杰出成就大奖，奖金150万美元，以表彰他“对人文学术的典范性贡献”。

布兰顿的第一部著作是与尼古拉·里彻合著的《矛盾的逻辑》（1980）[3]，但真正为他赢得声誉的还是14年后发表的《清晰阐释：推理、表象与推论性承诺》[4]。就语言哲学而言，此书试图提出一种将语义学奠基于语用学的意义理论。这种意义理论基于两个主要思想：（1）意义是不可还原的规范性意义；（2）意义由用法确定和说明。在这两个基本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踪迹，但在布兰顿手中，它们发展为全面而有力的意义理论，可以取代现在广泛接受的自然主义的和因果论的意义解释。

此后，他编辑了塞拉斯的《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1997）和著名文选《罗蒂及其批评者》（2000）[5]。也许是因为《清晰阐释》篇幅太大，内容过于艰涩，2000年他又将其改写为一部较为简明的《清晰地说出理由：推理主义导论》[6]。但此书与其说是《清晰阐释》的导论，不如说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简明地阐发了他的几个重要论题。

布兰顿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关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论文集》[7]。该书收集了布兰顿自1977－2000年的论文，考察了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弗雷格、海德格尔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隐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阐释》中，布兰顿就从“表象主义的”与“推理主义的”语言观出发，透视近代哲学的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远比通常理解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纠葛更为基础。他试图表明，那些逝去的伟大哲学家都有一项共同的事业，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义所刻画的特定的哲学传统；这一传统中的哲学家都坚信，语言的表象性能力服从如下事实：语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说出的”。这部历史性散论可以视为他的推理主义构架在哲学史中的应用，因此也为《清晰阐释》所构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维度。

理解布兰顿的主要困难在于，除了文笔和表述方式的独特性之外，无论在方法、思路和风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双重影响。按照他的导师罗蒂的说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学从休谟阶段推进到康德阶段，而布兰顿则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将分析哲学从康德推进到黑格尔阶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学的一次轮回，不啻为分析哲学百年历史的一种反讽。[8]实际上，布兰顿的思想语境相当复杂：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概念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塞拉斯的心灵哲学，甚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构成了布兰顿的思想要素和对话者。按照布兰顿自己的说法，他的立场异于那些塑造和推动20世纪英美哲学的许多、甚至是绝大多数理论的、解释的和策略性的承诺。他赞同理性主义而反对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赞同推理主义而反对表象主义，赞同整体论而反对语义学原子主义，赞同对逻辑的表达主义的解释而反对形式主义解释。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义，而推理主义与整体论密不可分，因为如果传递意义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义就预设了在特定推理构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这一整体论会导致功能主义；如果我们把实用主义理解为实践对理论具有优先性，那么，这又与实用主义密切联系起来，因为推理就是做事。这一思想与经验主义的核心主张背道而驰，就此而言，布兰顿又将其视为理性主义的当代形态。因此，有人把这些彼此相连的立场统称为“ihfpr传统”（inferentialist- holist- functionalist- pragmatist- rationalist tradition）。[9]

基于以上立场，我们可以把布兰顿的基本主张概括为三个论题：（1）能思想的生物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东西，是因为他们是推论性实践、因而也是语言实践的参与者（理性主义论题）。（2）因此，推论性实践，即塞拉斯所说的“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游戏”，就提供了语境，使我们能够在其中理解语义学的和与意向性相关联的概念。状态、言说和表达都通过在一套实践活动中扮演特定的角色，才得以具有命题性内容，而这些实践活动就是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游戏（实用主义论题）。（3）赋予内容（content-conferring）的实际功能正是由发挥这些功能的各个对象的推理关系清晰地说出来的，因此命题性内容是由推理构成的（推理主义论题）。[10]

布兰顿是一位不满足于在既定范式中展开探讨的哲学家，他不想停留在解决“哲学难题”上，而是渴望全盘革新。而且，他也具有相当罕见的才能，能够在人及其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展现出大气磅礴的全新图景。因此，他的著作，特别是《清晰阐释》，乃是哲学中当之无愧的里程碑。

这里选录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布兰顿为《何谓哲学》一书撰写的主题论文，他在文章中较为浅近地概述了他的基本思想，以及他对哲学活动的独特界定，其内容这里就不再赘述。另一篇是在开头提到的哈贝马斯论文的第一部分。布兰顿和哈贝马斯的目标惊人地相似，他们都强调交往活动的社会性的和主体间的诸多方面，都致力于形成关于交往能力的理论，坚持规范性的不可还原性。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使对正当性的证明，即给出理由的实践，成为各自的思想核心之一。相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布兰顿阐发的是基于语用学的语义学，其中包含的指称理论是哈贝马斯所缺乏或只是被预设的；而哈贝马斯则批评布兰顿未能提供足够有力的客观性概念，对交往的构想也不够充分。[11]

[1] habermas, jürgen (2000) from kant to hegel: on robert brandom’s pragma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 (3), 322-355.

[2] andjelkovi, miroslava (2004), articulating reasons. philosophical books 45 (2), 140-148.

[3] the logic of inconsistency, with nicholas rescher,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80.

[4] 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4. 此书于2000年译为德文，法文译本和西班牙文译本正在翻译中。

[5]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ed.), by wilfrid sella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rorty and his critics (ed.), blackwell’s publishers, oxford, 2000.

[6] articulating reasons: 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y 2000. 此书的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译本已经出版，法文、日文译本正在翻译中。

[7] tales of the mighty dead: historical essays in the metaphysics of intentiona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8] robert b. brandom. articulating reasons: 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2-33.

[9] jaroslav peregrin. tales of the mighty dead. (book review) erkenntnis 59: 421?424, 2003.

[10] peter gr?nert. articulating reasons (book review).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25 (4): 371-376. october 2002.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哲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与突破。本文介绍了该理论产生的渊源及内容，并重，点探讨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哲学家对语言的认识既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又将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来对待，于是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渊源

奥斯汀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其学生塞尔修正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使之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在他们之前，弗雷格、马林诺夫斯基、维特根斯坦等先驱已对该理论提出了一些思想片断。

20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弗雷格首先发起此次转向，罗素继承并发展，维特根斯坦完成了这一转折和过度。“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到来，从内涵上看分析哲学指“把哲学问题置于语言领域并在分析语言手段和语言表述的基础上解决哲学问题”。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逻辑分析学派和日常分析学派。前者主张应发明一种其语法形式在逻辑上是完善的语言，后者则侧重分析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把交际中使用的语言作为一种行为来研究的思想并非只是从奥斯汀开始的而是由来已久的。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内容

在《如何用语词做事》中，奥斯汀首先指出，“言”就是“行”。他认为，言语是人在特定场合对特定语言的具体运用，包括运用语言的说话行为和所说的话。因此，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奥斯汀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话语: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并用“适当与否”、“真假与否”两个评价标准来区分这两类话语。

之后，他又尝试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来处理“说话就是做事”的问题。奥斯汀把作为整体的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认为在说些什么时，可能以三种基本的方式在做些什么。他把这三层意义的做些什么分别称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以言表意行为指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发出一段声音，组词成句，音义结合;以言行事行为指在完成“说什么”这一行为的同时，所表达的说话者说出这个话语的“用意”，产生的某种语力，如某人说:“出去!”这句话的同时，就实施了一个“命令”的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行为指说话者通过以言表意行为表达自己的用意之后，在听话者身上(也可能是说话者自己)产生的一定的影响，出现的一定效果。

塞尔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修正、完善、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利用自己设计的一套人工语言符号来来表述分析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话语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即:说出一串语词(语素、语句)就是实施话语行为;进行指称和谓述就是实施命题行为。做出陈述、提出问题、发出命令、做出承诺等，就是实施以言行事行为，而这种以言行事行为对听话者在行动上、思想上、信念上所产生的效果就是语效行为。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影响很大，被人们誉为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发展的意义

在对语言做逻辑分析时，应当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语境及整个背景知识因素，言语行为理论也是以其语用学内容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相联结，并以其理论的系统性为不完善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言语行为理论改变了传统逻辑、经典逻辑的研究方向。传统逻辑、经典逻辑只研究陈述句，并只从真假角度来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用一种新的意义理论来取代长期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真值语义论，对逻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逻辑学语词研究的范围。逻辑的特殊性在于它所研究的语词及由之构成的语句的特殊性。这样，从逻辑的观点看，对语词的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奥斯汀发现某些句子的说包含有行为动词，如愿意、许诺等，并把这些行为动词进行了分类。塞尔在奥斯汀分类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合理更细致地划分。最重要的是，塞尔对语用行为句的逻辑分析研究为后来的语用逻辑研究开拓了思路。

最后，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传统逻辑的研究范围。言语行为理论是一个综合和分析、归纳和演绎的统一运用，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用逻辑，为用逻辑的方法解释生动的言语交际，提供了理论支持。语用推理是语用逻辑的核心概念，它对具体语境的解释力是传统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及类比推理等无法比拟的。

四、结语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哲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与突破。本文介绍了该理论产生的渊源及内容，并重，点探讨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哲学家对语言的认识既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又将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来对待，于是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渊源

奥斯汀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其学生塞尔修正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使之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在他们之前，弗雷格、马林诺夫斯基、维特根斯坦等先驱已对该理论提出了一些思想片断。

20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弗雷格首先发起此次转向，罗素继承并发展，维特根斯坦完成了这一转折和过度。“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到来，从内涵上看分析哲学指“把哲学问题置于语言领域并在分析语言手段和语言表述的基础上解决哲学问题”。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逻辑分析学派和日常分析学派。前者主张应发明一种其语法形式在逻辑上是完善的语言，后者则侧重分析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把交际中使用的语言作为一种行为来研究的思想并非只是从奥斯汀开始的而是由来已久的。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内容

在《如何用语词做事》中，奥斯汀首先指出，“言”就是“行”。他认为，言语是人在特定场合对特定语言的具体运用，包括运用语言的说话行为和所说的话。因此，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奥斯汀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话语: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并用“适当与否”、“真假与否”两个评价标准来区分这两类话语。

之后，他又尝试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来处理“说话就是做事”的问题。奥斯汀把作为整体的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认为在说些什么时，可能以三种基本的方式在做些什么。他把这三层意义的做些什么分别称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以言表意行为指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发出一段声音，组词成句，音义结合;以言行事行为指在完成“说什么”这一行为的同时，所表达的说话者说出这个话语的“用意”，产生的某种语力，如某人说:“出去!”这句话的同时，就实施了一个“命令”的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行为指说话者通过以言表意行为表达自己的用意之后，在听话者身上(也可能是说话者自己)产生的一定的影响，出现的一定效果。

塞尔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修正、完善、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利用自己设计的一套人工语言符号来来表述分析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话语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即:说出一串语词(语素、语句)就是实施话语行为;进行指称和谓述就是实施命题行为。做出陈述、提出问题、发出命令、做出承诺等，就是实施以言行事行为，而这种以言行事行为对听话者在行动上、思想上、信念上所产生的效果就是语效行为。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影响很大，被人们誉为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发展的意义

在对语言做逻辑分析时，应当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语境及整个背景知识因素，言语行为理论也是以其语用学内容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相联结，并以其理论的系统性为不完善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言语行为理论改变了传统逻辑、经典逻辑的研究方向。传统逻辑、经典逻辑只研究陈述句，并只从真假角度来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用一种新的意义理论来取代长期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真值语义论，对逻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逻辑学语词研究的范围。逻辑的特殊性在于它所研究的语词及由之构成的语句的特殊性。这样，从逻辑的观点看，对语词的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奥斯汀发现某些句子的说包含有行为动词，如愿意、许诺等，并把这些行为动词进行了分类。塞尔在奥斯汀分类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合理更细致地划分。最重要的是，塞尔对语用行为句的逻辑分析研究为后来的语用逻辑研究开拓了思路。

最后，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传统逻辑的研究范围。言语行为理论是一个综合和分析、归纳和演绎的统一运用，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用逻辑，为用逻辑的方法解释生动的言语交际，提供了理论支持。语用推理是语用逻辑的核心概念，它对具体语境的解释力是传统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及类比推理等无法比拟的。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