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问题论文范文

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信息；信息哲学；信息转向；研究纲领

一、前言

当代信息哲学创始人、牛津大学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完成了耗时数载，经过广泛辩论的工作，详细论述了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研究纲领何以成为可能。早在1996年弗洛里迪便提出“信息哲学”的概念，并在其著作《哲学与导论》阐述了信息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Floridi1999）。不久前，西方哲学界权威性期刊《元哲学》又发表了他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Floridi2002a，刘钢2002），其中他对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的基本论点是：信息哲学代表了一个独立的探究领域（独特的话题）；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了创新的手段（原创性的论）；能与其他哲学分支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这是哲学界第一篇系统地信息哲学性质的纲领性文章。我们认为正是这一点恰恰是其价值所在，因为信息哲学作为哲学的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此便有了一面旗帜。

二、信息哲学兴起的背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包括遗传基因工程和太空技术等）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过去的50多年，无论是理论方面，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还是方面，如从晶体管计算机到今天的互联网，无不与信息相关。具体说来，科学技术的图景呈现出科学“转向”技术的趋势。结果是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纵观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向信息技术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

然而，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却没有跟上的步伐，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走向衰落。主要是因为它的批判功能遭到了抛弃，致使科学主义在许多哲学分支成为主导力量，其结果便是“哲学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学的延伸。”（Hacker2001），也就是说，哲学渐渐变成科学的附庸，甚至成了科学的“婢女”和“小工”。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哲学或者在科学之上，像科学的女皇（这个时代科学家认为已经一去不返了），或者位于科学之下，为科学廓清道路、奠定基础。然而，无论是在科学之上或是在科学之下，“哲学都不是与科学比肩的学问。”（Wittgenstein1997）实际上，世界以及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复杂，哲学的话语水平也就必须越基本，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自身保持一种超越、批判和反思的地位，这才是哲学的理由。

哲学对信息技术的反思主要基于两条进路，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最终成就了信息哲学。一条是批判性的，即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主要始于欧陆的人文学者，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主义的哲学反思，都是非常具有深度的。同时在社会认识论、媒体理论以及应用伦诸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另一条则属于建设性的，即沿着形式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譬如说，逻辑学家图灵提出人工智能问题，在哲学领域中绽放出众多奇葩，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等诸多学科都能见到人工智能的身影。数学家维纳提出的关于信息的本质问题，则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逐渐地“信息”便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特话题，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PM）的广泛采用在哲学领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为信息社会提供了系统性论证。

三、信息的历程

当代信息哲学从虽然从信息的哲学脱胎而来，但形成独立的纲领，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事情。而美国哲学会哲学与机分会（AmericanPhilosophicalAssociation-PhilosophyandComputers,APA-PAC）所组织三次大的活动功不可没。第一次是1985年该会促成的计算机伦；第二次是始于90年代中期美国的“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的全国性哲学普查；第三次则是2002年推出“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宣言。所有这三次大的活动，均得到西方权威性哲学刊物《元哲学》的全力配合，分别出版题为了《计算机伦理学》（1985）、《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1998）以及《赛博哲学--哲学与计算机交汇》（2002）的专刊。而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的两任会长拜纳姆（T.W.Bynum）和穆尔（J.H.Moor）则对这三次大的活动起了积极和直接的推动作用。

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并非一帆风顺，追溯它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a）探索阶段。图灵于30年代便开始发表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人工智能、计算、复杂性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等，相继引起哲学界的关注，尤其是人工智能。信息的科学研究为其成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奠定了基础。这期间也不乏一些力作问世，如1978年斯洛曼（A.Sloman）在他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这部著作中，便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他大胆地预测道：“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Sloman1978）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力的研究纲领。而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好像是特洛伊木马，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引入哲学的城堡。

（b）徘徊阶段。信息迎来了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暴露在如此异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信息和计算机资源利用占有绝对的地位，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最具战略意义的，信息成为社会生产与交往的重要的资源。即便如此，信息哲学依然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领域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产生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仅限于一些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伦理学等。另一方面，则作为论被其他领域所吸纳。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c）确立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信息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开始得到哲学界的承认，如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M.Dummett）在其《哲学起源》中，赞同信息是比知识更基本的概念的观点。(Dummett1993)此外，美国《周刊》将个人计算机评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创建了哲学与计算机分会。同年，美国主办的权威哲学期刊《元哲学》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的专号。首次由计算与哲学协会（AssociationofComputingandPhilosophy,CAP，即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的前身）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它们形成了一种元科学，具有统一的语言，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1998年，《元哲学》出版了《数字凤凰棗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专刊，这是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的在1997年完成的哲学普查。其中首次确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的一股新生力量，改变了哲学家理解那些诸如心智、意识、经验、推理、知识等诸多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Bynum&Moor1998）

四、什么是信息？

一个新的哲学领域一旦浮出水面之后，便成为一个边界明晰的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的研究纲领。弗洛里迪认为，新领域可以具有交叉的性质，但却必须是自主的，而不是跨学科的，即它必须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要达到这一点至少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Floridi2002a）

（i）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esti”做出同样的交代，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of）；

（ii）新领域能够成为有效的收敛吸引子，即在这个领域产生的成果足以吸引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的和财力的等等。这说明此领域富有生命力，使得大家乐意为之献身；

（iii）新领域要有足够的力，能够将各种资源聚拢起来形成合力，而且还要能够从已经成熟研究领域“挖”资源，而不是相反；

（iv）最后，新领域研究要极为很丰富，这样便可以组织起泾渭分明的子领域或下属学科，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专业化的需求，这包括研究队伍、教学队伍以及领域的合理人才配置。

那么信息哲学是否满足上述四个条件呢？下面我们便具体来看一下。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esti”，一种是现象学方式，一种是元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话题分别是意义与知识，而不是语言学理论和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哲学和科学哲学则明显属于“元理论”的例子。它们所探讨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或社会现象。然而，其他一些哲学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旨趣相结合。譬如，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而信息哲学，虽然它的话题很古老，但是在思想史上，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却是非常晚近的事。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但是，之于其自身资源的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也就是说，它在现象学和元理论之间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哲学？根据弗洛里迪的意见，信息哲学涉及两个方面，即（a）信息的本质研究和及其基本原理，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b）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Floridi2002a）下面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两个方面。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一个新的哲学领域，它要对“ti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追问“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信息哲学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关于一种科学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相关系统的问题。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i）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演化等；（ii）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iii）计算，一方面指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

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则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这些应用下面还要谈到。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能够满足上述四个条件。我们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之。2001年11月6日，德国洪堡基金会在柏林举行了颁奖仪式，将高达200万美元的保罗奖（WolfgangPaulAward）授予美国布法罗大学的哲学家史密斯（BarrySmith），旨在资助其形式本体论（formalontology）的哲学方法和理论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的应用。据信，这是哲学家迄今为止得到的金额最高的一项研究奖金（Donovan2001）。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信息哲学的方法论已经找到了它的用武之地。

总之，作为西方新兴起的一个思潮，信息哲学被定义为批判性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信息的动力学、利用和以及对哲学的信息和论的提炼和。它代表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独特的话题）；它能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原创性的方法论）；它能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五、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

信息哲学既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纲领又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强调的是“信息转向”（informationturn），即强调信息的基础性地位，弗洛里迪甚至提出信息哲学将成为未来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prima）的口号。(Floridi2002a)纵观西方哲学的轨迹，可以清楚的看出哲学研究背景的几次大的转向。先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即从探讨“存在”转向“知识”。接下来则是“语言转向”，其显著特征和重要结果是将传统哲学的存在论和认识论研究均放到语言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即从探讨“知识”转向“意义”企图通过语言达到对世界的认识。那么，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终于使信息哲学的地位凸显出来并逐渐走向前台，则预示着哲学研究背景的再次转向，即从“意义”转向“信息”这一更为基础的分析概念，将人类理解带向更基本的层面。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的出现，已经使信息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基本概念同等重要。(Floridi2002b)可以预见，信息哲学的问世对基本的哲学观会产生很大。

实际上，早在8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埃文思（G.Evans）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Evans1982）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

在我们看来，达米特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这不仅因为他是世界级的哲学家，更因为他抓住了西方哲学走向的大脉络。分析哲学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兴衰之后，基本上已经淡出，退入背景，化为春泥。另一方面，信息革命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哲学，在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和伦等哲学的主要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计算机不仅改变了哲学家的职业活动，如研究、合作以及教学等，更为重要的是，还对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心智、意识、推理、逻辑、知识、真理等等。作为分析哲学的重要人物，达米特不会对这些基础性的变革视而不见，因而，信息哲学能够在分析哲学的重镇牛津大学问世，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内特（D.C.Dennett）甚至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Dennett1987）也就是说，信息的概念有可能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统一在一个理论之内。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信息哲学主张的研究纲领看出来，因为信息哲学的核心目标便是寻求统一信息理论（UnifiedoryofInformation，UTI）。

具体来说，信息哲学的理论旨趣有以下四个方面：

（a）核心。寻求统一信息理论，这是信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其基本问题就是对信息本质进行反思；同时对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价，重点关注在信息环境中引发的系统问题。

（b）创新。以（a）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是为各种新老提供信息的哲学（Information-theoreticPhilosophicalMethod，IPM）。创新是信息哲学最具特色的，也是使信息哲学得以在哲学殿堂确立地位的关键所在。其中包括诸多哲学领域，这将在下一节具体讨论。

（c）体系。属于原信息哲学（proto-PhilosophyofInformation）理论体系的根基。它以（b）为基础，为上述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框架。利用信息的概念、方法、工具和技术来对传统和新的问题进行建模、阐释和提供解决方案。

（d）方法论。这一目标属于传统的哲学，它以（b）为基础，对信息与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及其相关学科中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为其提供元理论分析框架。

六、当前信息哲学的重点领域

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的资源，除了要看学科本身，如看它是否古老、是否有经典、是否有大家等，更要看这个学科所讨论的话题是否能够产生有说服力的成果。信息哲学之所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除了它的话题可以上溯到古老的传统（如普遍计算的思想源于大哲学家莱布尼兹）之外，关键还在于它利用计算机拓展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论，即我们所说的创新的方法论。正是由于有了新方法，传统的话题才能获得新的视角，获得新的生命，而新的话题也会随着新的方法论的广泛不断问世。

新的视角的引入同样也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这才是它迷人之所在。例如，对人和动物的认知和语言能力以及智能的人工形式可能性的理解，这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哲学、信息理论语义学、信息理论认识论、动态语义学；分析推理和计算过程，包括计算哲学、计算科学哲学、信息流逻辑、情景逻辑等诸多方面；解释生命和的组织原则，而人工生命哲学、控制论和自动机哲学、决策与博弈论等遍落入这个范畴；发明新的方法来为物理和概念体系建模，上面提到的斯密斯博士的形式本体论便属于这个领域，另外信息系统理论、虚拟实在哲学等也是该领域要涉及的；再就是以模型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计算方法论等以阐释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为目的的领域；由于计算机和的广泛应用，产生了相应的责任和新环境下行为规范的问题，因此，计算机和信息伦、人工伦理学等伦理学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显学”；美学是古老的，但数字美学作为存在语义化的新阶段，可以为当代社会的知识体系提供系统性处理，可以使人类更进一步理解社会并负责任地建构这个数字世界，因此数字多媒体/超媒体理论、超文本理论以及文学批评等无疑将成为虚拟环境下的首要问题；还有体现信息社会以及在数字环境下关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现象等。（Floridi2002）这些分支领域的存在证明信息哲学足以满足进一步专业化的要求。信息哲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它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收敛的理论框架。

从另一个角度看，专业社团对学术共同体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例如，在信息哲学得以确立的过程中，美国哲学协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另一个例子便是计算与哲学协会。在过去的16年中，该协会每年都围绕一个计算和哲学相关的主题举行年会。回顾过去各年会所讨论的议题，可以发现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哲学教学的计算机应用，这包括以计算机为中介的计算、远程和电化教育、出版、逻辑与逻辑软件、网络哲学资源建设等范畴；其次是计算机的社会方面，如信息与信息技术哲学、计算机伦理学、计算机文化与社会、虚拟实在等；第三，与哲学的创新相关，其中人工智能/认知科学、人工生命/生物学中的计算机建模、形而上学等是重点关注的问题。（IACAP2001）计算机和网络的出现，改变了哲学家对哲学基本概念的观念，如信息哲学所探讨形而上学问题更多地侧重于分布式处理，突现的性质、形式本体论、网络结构等问题，这是传统哲学所未能涉及的领域，因而可以说信息哲学将哲学探究的疆域拓展了，为人类理解做出了新贡献。

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即将推出当代信息的创始人弗洛里迪主编的一部导论性的著作，《与信息哲学指南》。从中也可以看出信息哲学的基本走向。（Floridi2003）在他看来，信息哲学的基本概念主要包括信息、计算、复杂性和系统；在计算机的维度要讨论的议题有计算机伦通信与交互作用空间数字；心智与人工智能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人工智能哲学及其批判、计算主义、联结主义与心智是主干；现实的与虚拟的世界构成信息哲学的另一重要维度，其中包括形式本体论、虚拟实在、信息的物理学、控制论、人工生命等诸多话题；语言与知识、信息与、形式语言和超文本形成信息哲学的一极；而逻辑与概率则设计诸多逻辑，以及人工智能中的概率性推理、决策论和博弈论等；最后是哲学中的计算、计算机科学的论、信息技术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计算建模等。

2003年国际著名人工智能杂志《心智与机器》第一期将出版信息哲学专刊，也是由弗洛里迪任主编。论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与信息哲学相关的元理论；信息哲学的方法论方面；哲学的信息转向以及信息哲学的各专业领域问题，包括人工智能哲学、计算的科学哲学、认识论的信息理论方法、语言和心智哲学、计算机伦理学、超文本理论、信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的概念。

七、结语

正如《数字凤凰》的主编所宣称的，“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棗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计算便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棗新颖而又演变着的为哲学探究所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BynumandMoor1998,p.1.）像凤凰涅磐一样，哲学获得了新生，这门新的哲学范式便是信息哲学。

概括起来，信息的科学不仅为哲学提供了崭新的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为哲学贡献了具有原创意义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信息的哲学反思又为信息社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系统论证，形成了与其他哲学分支并立的新的理论体系，引导并规范着信息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根据我们的研究，西方各种后思潮大有收摄于信息哲学的趋势，并有可能出现新的理论综合，这是值得注意的。

BynumT.W.andMoor,J.H.(eds.)1998,DigitalPhoenix:HowComputersareChangingPhilosophy,Oxford:Blackwell.

Dennett,D.C.andHaugeland,J.1987,Intentionality,inR.L.Gregory(ed.)TheOxfordCompaniontotheMind,Oxford:OUP.

Donovan,P.2001,Smithgets$2millionresearchaward,UniversityofBuffaloReporter,Vol.33,No.9.

Dummett,M.1993,TheOriginofAnalyticPhilosophy,London:Duckworth.

Evans,G.1982,TheVarietiesofReference,Oxford:OUP.

Floridi,L.1999,PhilosophyandComputing:AnIntroduction,London-NewYork:Routledge.

Floridi,L.2002a,“WhatisthePhilosophyofInformation?”Metaphilosophy,specialissueeditedbyT.W.BynumandJ.H.MoorwiththetitleCyberPhilosophy:TheIntersectionofPhilosophyandComputing,volume33,issues1/2,January,pp.123-145.

Floridi,L.2002b,OntheFoundationofthePhilosophyofInformation,inhiswebsiteatwww.wolfson.ox.ac.uk/~floridi/.VisitedonAugust1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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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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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idi,L.(ed.)2003,BlackwellGuidetothe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Oxford:Blackwell(forthcoming).

Hacker,P.M.S.2001,江怡译，“：、与走向”，载陈波《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四川出版社，第29-58页。

IACAP2001,AbriefhistoryofCAPandIACAP,Officialwebsiteat/about/history.htm.VisitedonAugust10,2002.

IACAP2002,CallsforPapersandPresentations(MindsandMachines:SpecialIssueonthePhilosophyofInformation),Officialwebsiteat/communications/announcements/cfps/5.htm.VisitedonAugust10,2002.

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绝对真理式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正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哲学、政治学、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体系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但只要我们深入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原因所导致的。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到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从上述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的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

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

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

［1］张奎良．哲学的希望之光［J］．哲学原理（人大复印资料），1995（11）．

［2］韩秋红、胡长栓．关于哲学发展的时代性沉思［J］．哲学原理（人大复印资料），1997（1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马克思主义哲学(324次)、马克思主义(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马克思主义(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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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还有的关键词，其标引频次有显著下降，这说明学者关注有所降低，研究正在减弱。有些关键词标引频次的显著下降，反映了学科热点的转移，如中国哲学学科在世纪之交和本世纪前五年对自身进行了学科反思和建设工作，相关问题成为热点，中国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从2005年起开始下降。这正与2005年之后相关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哲学界有所降温一致。有些关键词标引频次的显著下降，反映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较为充分，如果没有新的材料，不改进研究范式，研究的深入已变得更为困难。如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宋明理学研究，西方哲学领域中的康德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科学精神的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研究等。

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哲学评论》创刊于2001年，是一本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主管、主办的学术刊物。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是一本在境内外哲学共同体中广受认可的学术期刊。它于2012年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收录在CSSCI学术集刊名录，并在2014年再次入选该名录。

该杂志倡导对哲学问题和哲学史问题进行原创性研究和文献性研究，特别关注当代哲学问题和中国语境下的比较哲学问题的深入阐发性论文。发表范围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哲学、美学、伦理学、科学哲学、逻辑学等哲学二级学科，并鼓励不同哲学二级学科之间的整合研究以及哲学与其他一级学科的交叉研究。

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广谱哲学；科研方法；课题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4-0197-02

有幸聆听张玉祥教授的《广谱哲学的理论与方法》课程，其中，广谱哲学的艰难创业过程，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启示尤深，它们虽不属于广谱哲学本身，但会使我们终身受益。它们是无形的，但却给我们无穷的激励。

一、课题就是解决矛盾

――广谱哲学要解决的是哲学的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

科研课题到哪里去找？来源虽然很多，但也要看是什么课题，像广谱哲学这样的全新课题，试图对哲学进行广义量化建摸，不仅没有直接的社会需求，甚至也不会列入哪一级的科研课题（例如，部级或省级的人文社会科学课题）。

广谱哲学的课题首先产生于两种思维方式的撞击。张玉祥教授是学水利工程的，毕业后却从事哲学教学工作，自然科学的精确思维方式和哲学的定性思辨的思维方式，具有鲜明而巨大的反差，哲学能否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而又不丧失它的普适性？这样一个难题、矛盾就成为反复折磨张教授的重大“课题”。

这样一个课题能否解决是没有预设的答案的。一般而言，精确性和普适性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哲学追求普适性（所谓“放之四海皆准”），但以丧失了精确性为代价。数理自然科学追求精确性，但以丧失了普适性为代价。要两者兼顾，谈何容易！我们看到，在哲学教科书里，经常举一些精确的自然科学的例子，例如，讲时空观时举非欧几何和相对论的例子，讲辩证法时举微积分和物理、化学的例子，但那只是举例，而不是哲学本身的数学化、精确化。

1981年，张玉祥教授向河北省哲学学会提交了一篇论文《辩证法三大规律的模型初探》，在这篇论文中，他用互逆运算“模拟”对立统一规律，用函数“模拟”否定之否定规律，用极限概念“模拟”量变质变规律。事过不久，他就意识到，这是一次失败的纪录。原因在于，辩证法三大规律的使用范围太宽了，而互逆运算、极限概念、周期函数等传统数学工具都是一些极特殊的工具，用张教授自己的话说，这种“模拟”无异于是“把哲学这个硕大无比的花朵插到了极其纤细的茎上”。此后多年，张教授不断跟踪和探索数学方法在哲学上的移植问题，曾尝试过微分动力系统理论、流形理论、纤维丛理论、变换丛理论、拓扑学方法等，但均成效甚微。他后来总结说，由于哲学概念、命题的普适性，以传统数学为工具、以自然科学为蓝本对哲学进行数学化改造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张教授早期花了六七年时间以失败而告终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它表明要解决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其难度有多大！

此后，张教授把希望的目光转向横断交叉科学，特别是以“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为代表的系统科学群。在这个领域里，他接触了许多新思想、新方法，但他很快明白了，系统科学的数学方法仅限于以数值化为基础的传统数学框架内，无法移用到哲学问题上。他公正地指出，系统科学有很多很漂亮的思想，许多概念、原理的普适性也很高，但系统科学的数学模型却很窄，与他的很宽的思想、原理不相称。有了这些经历，张教授模糊地感觉到：也许数学武器库里还没有打锻出足以描述哲学普适性的武器，要解决哲学的普适性和精确性的矛盾还有无希望？

回顾历史，著名的哲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迪卡儿，就曾经试图用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阐发哲学原理，这早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德国著名的控制论哲学家克劳斯也曾试图用传统数学方法和控制论模型阐发哲学原理，也早已成为失败的历史。在中国，从建国以来，有许多哲学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也都做过无数的尝试，但均未取得公认的成果。是哲学本来就不能数学化，还是数学工具本身有问题（条件过于苛刻、严格）？是课题本身选的过高，超出时代的条件？还是个人的知识结构或思维达不到解决课题的水平？这是科学研究的十字路口，也是张教授经过多年失败后不能正视的重大问题。

二、解决课题要有相应的方法论

――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无法实现广谱哲学的基本目标

正当张玉祥教授已失败了多年、苦于找不到哲学的量化建模工具时，在中国，另一门新兴的学科――泛系方法论正以江城武汉为中心，在学术界“悄悄地”传播和发展着。1986年，有人向张教授介绍了吴学谋的一组论文《泛系分析与科学方法论》，他读后深感意外：居然有这样一种方法论兼顾普适性和相对精确性于一身？这是不是我多年要找的武器？但多年的失败不敢使他盲目乐观。1987年，张教授到秦皇岛认真听取了吴学谋先生的学术报告，并与吴先生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交流，这次会面使张教授认定了吴学谋创立的泛系方法论正是他多年要找的锐利武器。从此，为了真正掌握泛系方法论，张教授“拜师学艺”，跟随吴先生五年，潜心钻研泛系理论，并努力把它和哲学联系起来。在此期间，张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哲学问题泛系化的论文，使哲学问题的精确性、数学化的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机。张玉祥教授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明确指出，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无法解决哲学的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因而也无法实现广谱哲学的基本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泛系方法论，就没有广谱哲学。可见，泛系方法论对建立广普哲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泛系方法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因为它把含义及其宽泛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如广义系统、广义关系、广义转化、广义对称、广义优化等）建立在同样宽泛的数学模块基础上。这些数学模块来源于离散数学，又经过了泛系化的改造，因而与传统的建立在数值化基础上的数学有本质区别。这使泛系方法论概念的相对普适性与相对的精确性的统一，而张玉祥教授多年要解决的课题正是哲学的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因此，泛系方法论首先给广谱哲学提供了一个范例，即如何把普适性很高的概念与同样普适性很高的数学模块结合起来。

同时，泛系方法论也为哲学问题的广义量化建模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模式和方法。泛系方法论对一般事物机理的广义量化建模有自己的一套泛系量化理论、基础模块和具体方法，例如，它所提出的泛数、泛模拟、泛系单值化定理、十五种泛系转化方法等等，对于哲学问题的量化建模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张玉祥教授在《广谱哲学探索》一书种所概括的“广义数学观”、“哲学问题量化建模的基本思路”正是在吸取了泛系方法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并结合哲学问题的实际所提出来得。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讲工具的作用。高科研也一样，需要有与课题的水平相称的方法论。当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之后，时隔七年才发表广义相对论，最主要的原因是爱因斯坦需要补充学习表达广义相对论原理的数学工具――张量分析，同样可以说，爱因斯坦晚年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没有成功，除了物理上的原因之外，当时的数学也没有提供适合的工具（例如，后来对统一场论有重要作用的纤维丛与联络理论还没有产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泛系方法论，广谱哲学的提出也许还要推迟许多年，因此，泛系方法论对广谱哲学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广谱哲学何以在20世纪的下半叶在中国产生。

三、解决重大科研课题，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

――广谱哲学十八年探索历程

1981年张教授提交第一篇论文《辩证法三大模型初探》算起，到1998年出版《广谱哲学探索》一书止，广谱哲学探索经过十八个春秋，这其中的艰难曲折、个中滋味，只有张教授个人知道，我们感到钦佩的是他矢志不渝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这十八年是中国打破僵化体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追求高收入、生活高质量成为一种时尚。20世纪80年代初，张教授也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教师。谁都明白，搞哲学研究是一个既无经济效益又难见社会效益的事业，更不用说搞哲学的数学化了。张教授本来是学实用工程技术的，有不少同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靠所学的实用工程技术发了大财，但张教授一旦选定了奋斗目标，便矢志不渝，甘坐“冷板凳”，一坐十八年，这种精神、这种境界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所无法企及的。

这十八年，是中国教育大发展、高学历大发展的十八年，青年一代追求高学历，出国一浪高过一浪。张教授却选择一个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希望、别人想都不会去想的课题，为了这个课题他放弃了所有考研、进修的机会，放弃了所有的寒暑假。“泡”图书馆，跟踪新兴学科，为了弄懂建立广谱哲学所必需的泛系方法论，他像学徒工一样，从一点一滴学起，“缠”住吴学谋教授不放，一“缠”就是五年，这使得吴学谋教授深为感动。他说：有些人学泛系是想借泛系的名声发几篇论文，好评职称。因此，他们浅尝辄止，致使学了一点皮毛。张玉祥学泛系是抓住不放，五年如一日，一个模型一个模型地啃，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敲，不彻底弄清楚决不放手，因为他是真心想掌握泛系做点事。

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法学基础理论教育 法律认知科学 实验 教学步骤

法学基础理论教育是法学教育的基石，由于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众多，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较多；长期以来，深受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影响；最近一二十年又受到了经济学的重大影响，因此，传统法学教育以讲授、探讨为主，后来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加入了社会调查和经济分析演算的模式。但是，法学教育与自然科学存在一定交叉，也能进行一些实验课程，典型就是犯罪学、侦查学方面的实验研究。在法律心理学方面，不仅能够进行法律心理学的社会研究，还能够进行生理、心理学方面的实验研究，典型的就是从事“法律与认知科学”交叉问题的实验研究。本文以“法律认知科学”（法律认知心理）实验为例，对法律实验问题进行探讨。

法律属于社会科学，作为法律基本理论的法哲学问题则既属于社会科学问题，又属于哲学问题。所以，法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法律认知科学是指运用认知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对法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法律认知科学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文社科的法哲学问题，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衔接。

与传统的法哲学讲授、讨论的方法不同，法律认知科学也可以采用实验的教学研究方法。但是，法律认知科学实验与自然科学（医学和生物学）实验有本质区别。一般的医学和生物学实验是研究生命体的生理状况和病变的医治问题，而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则是运用医学或生物学的手段，研究法律决策中生理心理过程，研究人文社科问题的生理基础。

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教学步骤如下。

一、实验之前的课程讲授

1.相关法哲学理论的讲授。法哲学理论的讲授，主要是介绍现有的一些法哲学流派和主要的法哲学观点争议，这为日后提出问题奠定了基础。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设计主要是运用生理实验解决法哲学问题或者部门法的主要问题，所以人文社科问题是实验的目的之所在。很多法律认知科学的生理实验流程大同小异，运用的设备相差无几，但是其所解决的法哲学问题却大相径庭，所以，相关的法哲学理论的基础必须夯实，否则实验就是无的放矢。

为了进行“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就必须让学生选修“法哲学”、“西方法律思想史”和各个部分法的法哲学课程（如“民法哲学”、“刑法哲学”、“诉讼法基础理论”等课程）。为此，我们开设了“西方法理学”和“法哲学”等课程。通过相关法哲学课程的讲授，并组织学生对部分重点问题、争议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提炼出核心争议之所在，由此设想日后可以进行实验的粗略方案。这一点也是体现“认知研究”与“治疗研究”之间的区别，体现我们研究的人文社科的目的指向（而非一般的自然科学或医学意义）。此外，我们还为法学硕士生开设了“神经元法学”和“法律认知科学”等课程，对此类问题的探讨更为专业、细致。

2.联系医院的医生前来讲课。由于课程具有跨学科性质，这种课程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而本学科的教师虽然具有一定的跨学科知识背景，但毕竟其主导学科还是法学或法理学，在其他学科方面的学识显然不如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邀请其他学科的教师或研究人员前来授课就显得很有必要。而对于法律心理实验课程而言，这方面主要是请医院的医生前来上课。这里包含了以下三类，一类是神经科专业的医生，其为我们讲解脑神经系统的相关知识。部分高学历的医生由于拥有系统的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的教育和科研知识，甚至还可能从事过“认知”领域的生理研究，就能够从“生理心理学”的“认知”角度为我们讲解实验设计的方案、流程等对实验特别有意义的问题。

3.带领学生前往实验室参观。由于法学专业学生对工科和医科的实验室一般都比较陌生，如果他们对医疗设备或者医学实验室没有相关的认识，就不可能设计出好的实验方案，因此，非常有必要让他们参观实验室或者医疗设备。在参观的过程中，由医务和实验人员进行相关知识的讲解，其中包括仪器、操作流程和仪器软件的介绍。老师和学生甚至可以进一步接触机器，如进入密封的磁共振室，躺入磁共振仪器内模拟作为实验的受试者。这样，他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躺在仪器内接受检查或实验者的境况，设计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

从事“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仪器设备与“医学治疗和检查”的实验设备虽然相同，但是依旧存在一些差别。如磁共振机器，一般医学治疗目的进行的检查往往只需要运用“1.5T”级别的机器；虽然这种级别的机器也能运用于“法律认知科学”实验，但是相关实验对仪器的要求往往更高，通常要求是“3.0T”级，此级别仪器在普通医学检查中的运用就比较少；认知科学实验的磁共振仪器甚至使用到高达“12T”级别。

二、带领学生进行实验工作

1.通读实验报告。法律认知科学相关的实验论文很多，必须进行大范围的选题筛选。粗略筛选之后的论文，由任课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研读。研读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看看研究现状，知道他人的研究进程、重点、热点和难点。通过这些研读，我们就能够根据现有的研究进度，选择尚未研究（发表的）而又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日后实验选题的大致范围。

二是参考他们的研究手段、流程，对他们的研究方法进行借鉴。现在发表的论文，一般都会大致介绍实验的流程。然而，学术论文毕竟不是实验报告，其更多侧重于问题的提出、解决和分析，流程的介绍往往比较粗糙。当然，部分学术论文也有比较详细的实验流程，对此类论文的仔细研习，就能对实验设计产生比较大的影响。①

2.对主题进行社会科学的探讨。在进行文献研读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得出大致的可能的研究“主题”，这时返回法律社会科学领域，以法哲学的视角重新进行审阅，才能更好地获得“生理心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自然衔接。在生理自然科学领域可能可以从事实验研究的“主题”，还必须获得“法哲学”、“法社会科学”上的意义。因为，有的问题虽然在自然科学上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然而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其意义可能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意义就不那么直接）。此类论文的价值更多是在“治疗性”而非“认知性”。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法哲学）的问题虽然意义重大，但从自然科学（生理心理学）的角度看，在现阶段却还缺乏研究该问题的“方法”和“设备”。所以，必须获得二者的协调和平衡。

主题的选定是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第一个难点。这个难点意指“我们要解决什么主题”，其既涉及“什么主题十分重要”，又指“对该主题的研究到什么程度”，还指“现在已经具备研究该主题的手段或方法”。

3.组织实验设计。从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角度看，组织实验设计的第一步是设计实验方案，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设计何种方案、设计何种场景、设计何种问题，以及何种音像、问卷材料，都关系到实验结果的真实与否。这也是法律认知科学实验的第二个难点。我们要设计出一些“场景”或者“问题”，让受试者在这种环境下能更真实地思考或者表达情绪，从而得出比较真实的实验结果。

西方国家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比较巧妙的实验设计，例如对于道德中不公正问题的容忍情况，研究者在最后通牒实验中，部分受试者拒绝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这是其情绪化的表现。该实验设计如下②：19名（方案接受者，“responder”）接受磁共振扫描，共进行了30轮游戏，对手（方案的提出者，“offer”）部分是人，部分是计算机。每次都涉及10美元的瓜分。对手所提出的方案中，一半是公平的（对半开），剩下的为2次“9比1”，2次“8比2”，1次“7比3”；在这些方案中，方案提出者的分配比例较大，而接受者的比例较小。结果是，对于公平的方案，方案接受者都接受了；越不公平的方案，则参与者的接受率越低，“7比3方案”至“对半开方案”的所有方案（即“5∶ 5”，“6∶ 4”，“7∶ 3”）都被接受了。在“9比1”和“8比2”两种方案中，如果“方案提出者是人”，则其方案的接受率低于“方案的提出者是计算机”。这就意味着方案接受者对于不公平方案存有情感性反应。这种不公平引发的脑区为：两侧前脑岛（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这证明了两侧前脑岛（bilateral anterior insula）厌恶不公平，作为负面情感的脑区，其反映出了对于不公平方案的厌恶。诸如此类实验设计非常巧妙，就能够为我们进行相关实验提供设计上的参考或模仿。

4.进行预实验。在实验设计之后，有必要进行预实验，检验实验的可实施程度。这种预实验，可以提升实验者的信心，也可以作为申请相关课题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预实验还可以检测实验的可行性，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或缺陷进行适当的修正。

在预实验之后，还必须进行志愿者的招募和筛选。

三、实验操作

实验操作是实验的核心状态。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流程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与医学实验相比通常更简单。其运用的仪器设备有核磁共振（FMRI）、眼动仪和脑电图等，其中核磁共振最为典型。该仪器不仅运用于医学治疗和研究，现在还广泛运用于认知科学的各类研究。核磁共振运用于法律认知科学的研究，主要优点在于其定位非常准确（虽然时间上稍有迟滞）。

由于实验的磁共振仪器操作是高度专业化工作（而且机器极为昂贵），只能由专业的实验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因此法学教师和学生不能从事，在此不做详细介绍。

四、实验之后的分析总结

实验之后的分析总结属于实验的后期工作，主要是数据、图像分析，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分析总结。

1.数据、图像分析。数据分析具有客观性，需要专业的实验工作人员进行数据和图像的分析。法律认知科学实验主要运用核磁共振仪器，对于脑区图像的要求比较高，还需要比较好的核磁共振配套分析软件，对此进行精细的分析。此类软件一般只有磁共振专业技术人员才会使用，由他们进行相关数据图像分析比较科学。如果涉及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必须建立数据模型，则还需要数学专业人士进行相关的工作。

此外，除了实验工作人员和数学人才外，还需要神经科专业医师或者认知神经学专家对此类数据和图像进行“认知神经心理”方面的分析。这种分析就是我们后期进行人文社会分析和理论化的基础。

2.进行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析总结。与前一步工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相比，对实验结果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析总结则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我们需要从已有的数据和图像，根据我们需要解决的人文社科（法哲学）主题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是人文社科的解读，是运用实验数据和图像得出人文社科的结论。所以，一定的主观性是原有的实验设计思路和人文社科理论基础的延续。现有实验的理论分析，如道德的情感性实验，就需要根据道德哲学理论进行分析；“先天犯罪人”问题的实验，这就需要根据刑法哲学理论进行相关探讨。

五、注意事项

1.“主题的选定”、“实验设计”和“理论性总结”这三点是整个流程的重中之重。这三点工作如果没有做好，整个实验就是失败的实验。这三点如果做好了，实验获得成功的概率就非常大。

2.法律认知科学的实验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法律基础理论）和医学两个大领域（两大领域内还有各个小专业）的工作者进行跨学科的合作，尤其需要强烈的团队合作精神。因为随着知识分工越来越精细，知识总量的迅速膨胀，此类合作需要跨越多个传统学科。一方面，我们跨越的知识领域非常大，另一方面，在各种细微领域却依旧要求保持原有的严谨性（否则就违背科学的客观性）。所以，很难有一个人在多个领域内同时保有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水平。因此，为了在多个学科领域内的合作能够维系原有各个学科的严密性，我们只能求助于多学科专业人士之间的合作。这是完成此类工作的最佳模式，所以我们必须组建紧密团结的团队。

注释：

①在认知科学领域，例如以下论文：M.R.DELGADO,H.M.LOCKE,V.A.STENGER,J.A.FIEZ.Dorsal striatum responses to reward and punishment:Effects of valence and magnitude manipulations.Cognitive,Affective& Behavioral Neuroscience，2003，3（1）：27-38.

②Fiery Cushman,Liane Young,Marc Hauser.The Role of Conscious Reasoning and Intuition in Moral Judgment.PSYCHOLOGICAL SCIENCE，2006，（17）：1082-1089.

③Qian Luo，Marina Nakic，Thalia Wheatley，Rebecca Richell，Alex Martin，band R.James R.Blair.The neural basis of implicit moral attitude-An IAT study using event-related fMRI.NeuroImage，2006，（30）：1449-1457.

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7篇

像这样的自然科学小论文，只是论述类文本的一个分支。论述类文本的选文包罗万象，专业性强，许多学生纠结于其中的知识，越看越糊涂，提笔做题自是“很受伤”。

这里，我们首先明确一点，论述类文本考查的是分析、概括和推理的思维能力，不是我们对某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深广与否，因此大可不必在知识的细枝末节上纠缠。相反，分析文章结构、理清作者思路才是引导我们读懂论述类文本的主要方法。

由文题悟文意

像《中国建筑的特征》，文题就是一个很好的破题途径。“特征”是中心词，“中国建筑”指明研究对象。在全文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句子――“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下列九点”，文章的主体部分旋即凸显。题目就好比是文章的眼睛，抓住题目也就等于抓住了理解文章的突破口，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以文体析结构

《中国建筑的特征》是自然科学小论文。在完成了“介绍自然科学中某一领域的知识”的任务之后，它更重要的职责是借助专业领域知识来“论说”自己的科学理念――“用自己建筑上的优良传统来建造适合于今天我们新中国的建筑”。因而介绍九大特征之后，作者所花的笔墨是为顺利得出最后一段的结论所做的准备工作。追究“是什么”的同时我们也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整篇文章的框架一目了然。

论述类文本一般是议论文，大多数议论文又多采用的是“总―分―总”的整体结构模式，即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从文体特点入手，理解观点和材料之间的逻辑联系，分析段落之间的层次关系，明确论证的过程和方法，也是我们准确分析文章结构、把握行文思路的重要手段。

抓词句明层次

论述文大多是条理清晰的文章，很容易找到中心句或主旨句来帮助我们划分层次。中心句或出现在开头，或归纳于末尾。另外，各段的开头句和结尾句也有可能是分论点；即使不是分论点，也起着引领或者总结本段的作用。

除了中心句、主旨句，关键词也起到勾连上下文的重要作用。在作者详述中国古代建筑的九大特征时，我们可以看到（三）（四）（五）中出现了大量的建筑学专业术语。高频词汇“木材”“结构”“立柱”“横梁”“梁架”可以帮助我们把各个构件同主要构架串接在一起，将它们统归为结构特点。

可见，抓住关键词句，可以高效地梳理文章层次，理清文章脉胳，明确中心论点，也有助于我们快速读通、读懂文本。

上文以《中国建筑的特征》为例，从文题、文体、关键词句等方面入手，细读文本，整理归纳了一些可行性办法，便于我们分析文章结构，理清作者的行文思路，进而整体把握文本内容，深入品味文本意蕴。

[练习]

阅读下文，回答文后问题。

哲学的困惑和魅力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名言：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这句名言为以后的许多哲学家所引证，用以解释哲学的起源。但在我看来，哲学应该起源于惊奇的惊奇，它对实证科学的惊奇再表示惊奇。可见，研究哲学首先需要一种问题意识。

以往一些文学作品总是对哲学家的沉思报以怀疑和讥笑。事实上，哲学家们的沉思有时看起来滑稽可笑，但却十分可爱。苏格拉底经常站在屋檐下思考哲学问题，有时候竟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一天一夜！哲学家金岳霖完成了《知识论》后，为避空袭，他抱着书稿躲进了防空洞。空袭过后，他还未从哲学沉思中完全摆脱出来，走的时候忘记带走书稿。后来，他根据回忆，重新把这部70多万字的书稿写了出来！哲学家的生活中总是伴随着一些古怪故事，然而，他们深入思索的正是宇宙和人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是在长期思考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解决哲学中的困惑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需要以超功利的心态来追求真理，而任何浮躁、浮夸的风气都于事无补。

哲学并不以实证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它关注的是实证科学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实证科学询问的是事实，那么，哲学询问的则是价值。

在哲学研究中，方法论上的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为了了解整个文本，人们必须先了解文本中的每个部分。但如果你没有吃透整个文本的精神，那么你对文本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理解也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于是，部分与整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前提、互动的关系。另一个是认识者的期望与认识结果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就认识的期望而言，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对对象获得客观的认识，但往往我们在认识任何对象之前就已经有了先入之见。这也是人们在任何诠释活动中必定会遭遇到的悖论。实际上，解决或超越这一悖论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自觉地顺应这一悖论。

我们通常以为，我们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思想的，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也用语言来掩饰自己的思想。只有自觉地反思语言表达中的种种困惑，我们的哲学思考才能真正向前发展。

总而言之，哲学本身充满了困惑。然而，唯其如此，它才充满了活力和魅力。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来说，一门学问越是深刻，越是难以把握，就越能激起他的经久不衰的兴趣和研究的热情。

（本文有删改）

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哲学家思考问题时既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又让人感到十分可爱。因为他们所思索的往往是宇宙和人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其思考方式异于常人。

B.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区别在于：实证科学询问的是事实；而哲学询问的是价值，它必须对实证科学表示“惊奇”。所以，问题意识是哲学研究的关键。

C.在哲学研究中，哲学家如果能够尊重认识对象的客观性，摒弃认识外部世界时自身存在的先入之见，就能顺利解决诠释活动中存在的悖论。

D.哲学本身面临种种困惑，使得它充满活力和魅力。事实上，越是深刻和难以把握的学问，就越能激起真正的思想者持续的兴趣和研究的热情。

[参考答案]

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8篇

1.1概念该学术规范是学术规范和中医学学术规范的下位概念；具有其上位概念的共性特征以及区别同级概念的自身特征。定义该概念为：研究主体从事中医学术和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需要遵循的学术追求与行为活动的基本准则和具体规范。这一概念及其定义指明规范的对象是研究主体（代指研究人员）与其研究内容，规范的内涵是学术追求与行为活动的准则。它符合学术概念的“专门系统的知识及其对该知识的研究”的双重含义，且具有学术规范下位概念的自身特征。因此，是一立得住的概念及其定义。尽管今后需要修定，但目前可以参照应用。

1.2结构不同的学术规范都有其有不同的结构。现代中基学术规范具有如下3个层面结构：学术追求，昭示研究主体的探索取向；学术准则，规定研究主体的基本方法原则；研究与写作规范，则是面向研究内容的具体规定。该规范的结构从上到下，由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到基本方法，再到研究内容的具体规定，是一逐步递进层层深入的立体交叉的有机结构。需要说明的是，该规范及其结构，本应具有上面学术规范的相应内容和结构。如学术争鸣与评价的规范、学术不端界定与处罚的规范。限于篇幅和初步探讨，这些不足和缺如，留待学术共同体同行修正提高。

2学术追求规范指学术主体研究面向研究内容探索取向的规范

即对学术研究的目的及其目标是什么，做出规范。

2.1探索未知指研究主体应当探索其研究对象尚未认知的现象及其机制的规范。创新，是学术研究首要目标。现有中医基础理论，是通过“以象测脏”、“司外揣内”建立起来的整体直观水平上的描述性的理论。产生脏象外在表现的内脏结构及其功能机制，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和发现，但远不清楚。因此，探索未知自然是该学术追求的首要规范。这对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建立，至关重要。

2.2追求新知指研究主体探索未知的同时，应当遵循洞察科学前沿最新知识的规范。遵循这一学术追求规范，方能提升中医学术研究水平，保障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与科学发展同步。下面“学科尺度”所列举两个例证，足以佐证该规范重要和必要性。

3学术准则规范指研究主体进行学术研究和发表论著应当遵循的基本标准和原则

遵循如下三条标准和原则，有利于中医学术研究突破难以为外界接受的“瓶颈”，现代中医基础理论与现代科学及现代医学相互沟通。

3.1科学视野指以科学眼光，从相关科学背景下，开展中医学术和现代中基的研究的准则。该条准则，是对中医现代研究已经走向国际科学前沿众多事实的概括，对这一发展趋势的把握。在SCI收入杂志发表中医研究论文日益增多是事实，也是趋势。遵循这一准则，将提升研究水平，加快中医走向世界科学舞台的步伐。

3.2学科标尺指从学科专业角度，开展相关研究并衡量研究水平的准则。如上所述，学术简言之就是各学科发展中的知识和对该知识的专业化的研究。因此，需要遵循学科标尺的准则，以衡量出研究水平的高低，提升研究水平。例如，系统生物学与中医的研究，如果遵循学科标尺原则，用系统生物学学科尺度去衡量，则可发现其不足，有利于改进提高。有关系统生物学的概念及其最新发展，详见下面“明确概念”条目下的例证。再如，我们前面提出“肝主疏泄的功能通过脑内相关脑区功能调控而实现”的科学假说[1]，同样需要置于脑科学功能影像学科领域去比较水平高低。只有如此，才能改进提高。反之，如不遵循这一准则，则难免陷于“自话自说”的低水平重复。学科标尺作用，前面论文“新学科”[2]已做明确阐述，详参该文。

3.3公认理念指研究应遵循科学界公认的标准，研究结论应取得科学界认可的准则。该条准则，是上述两条的补充发展。意义同上。有关“公认理念”详参“新理念”一文[3]。

4学术研究与写作规范

学术研究涉及从选题，到研究中的取材、设计、论证及其结论的全过程。限于篇幅和首次探讨，本文侧重于学术研究与论著撰写中的亟待重视几个问题，做出相应的探讨。初步提出以下7个方面的规范，一是现有中医学术研究与其发表学术论文中暴露出的问题与这7个方面密切相关；二是面向中医现代研究与现代中医基础理论构建，7个方面必不可少。以避免上述问题，减少新理论创建中的差错。

4.1明确概念指研究者自己明白并应使他人明白概念的来源、原有内涵，以及应用时涵义的变化。除非所使用概念众所周知；否则，均应遵守这一规范。（1）明确概念来源，指在中医学术研究中，引入或应用一个新的概念，应当明确无误地交代清楚该概念的来源及其涵义。（2）指明出处，应当引自该概念提出者的原有论文，即引证第一手文献；原则上不可采用间接引用方式，即不得“转引”第三者论文或论著中引用的文献内容。（3）说明引入或应用新概念的内涵，要点有三：一原概念是什么学科的概念，二概念内涵是什么，二引用时有无取舍变化。该条规范及其要点，对于提高中医学术研究水平，保障现代中医基础理论创建，都必不可少。举例论证，为避免误会，不列举所举例证的文献及作者，但确保例证可信可核查。例如，20世纪80—90年代，有关系统论、控制论及信息论“老三论”与中医学及中医理论的论文、论著近乎连篇累牍。但查阅其所引用“老三论”的文献，几乎没有一篇是引自第一手文献；少有论文、论著能够明确说明其引用概念来自科学还是哲学，以及其确切内涵。这一缺乏规范做法直接后果就是，新老三论与中医学的论述近乎销声匿迹。再如，近年系统生物学与中医论文颇为多见，但依然少有论文能够规范做到上述3条。登入自然网站点击“Systemsbiology”看其定义“Definition”，进入分子系统生物杂志网站浏览其论文，就会发现有关系统生物学与中医学的论文与其概念定义及其研究进展，差距有多大。以上表明，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及其创建，迫切需要并遵循这一规范。

4.2点明进展指在研究某一专题或问题和发表该研究论文时，应当简洁说明已有研究进展，他人代表性观点和见解；在此基础上，说明本人研究设想及可能新的学术见解。该条规范的意义：一尊重前人研究成果；二提示后续研究线索；三避免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和。例证，近10年有关中医现代化、中医学科发展规律及趋向的论文数不胜数。但做到该条规范的数之可数；真正有创新性和突破性的论述甚为少见。主要原因，与忽视该条规范直接相关。做到这一规范，需要研究者下功夫检索国内外相关进展，分析进展中存在问题，从而确立需要研究解决的科学问题。

4.3界定问题指明确问题性质及类别，是科学问题，还是哲学包括科学哲学及医学哲学问题；给出问题的问域和应答域[3]。需要说明，中医学属于医学科学门类中的学科，详见此前论文“新学科”[2]。中医学术问题，属于科学问题的一种。科学问题的研究，需要科学的经验检验来回答；哲学类问题，无法进行科学检验，只是需要思辨回答。因此，需要首先明确问题的性质类型[4]。给出问题的问域和应答域，则是勾画出问题的界限。该条的意义：保障本人与他人在同一学科角度，同一问题应答域内进行探讨交流，从而求得研究问题的有效解决。

4.4充足可信证据指分析所研究问题及其提出相应见解时，应采用足够的而且是可信度高的科学证据支撑其观点。任何研究观点，均需证据的支持。证据愈多，对观点支持愈多。国际较为知名的传统医学杂志之所以取名为“基于证据的补充替代医学杂志（Evidence-BasedComplementaryandAlternativeMedicine）”，表明其依靠证据说话。医学与中医学研究中的科学证据，依据其来源不同，分为不同的可信等级。世界卫生组织（WHO）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传统医学研究中所获得证据分为4类6个等级：“Ia/Ib”可信度最高，“IV”专家临床经验，可信度最低。以上表明，证据可信度不同，对论点的支持度不同。采用充足且可信度高的研究证据，对论点的支持力度大，为取得可信研究结论提供保障。这一规范，对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及其建立，尤其重要。

4.5严密论证指在取得充足可信证据基础上，对所研究的论题做出理论上的经得起演绎逻辑推理的论证，从而保障得出可信的研究结论。该条的关键是，论证中论演绎逻辑推理不可或缺。唯此，才能保障研究结论科学可信。因为演绎推理是必然性推理，前提正确，结果必为真。中医学作为医学科学门类下医学，其学术研究的结论应当相关科学原理相容。这正是我们在前面论文中提出“桥梁原理”[1]的根据所在。中医学术研究论文中，缺乏演绎逻辑推理论证的例证随处可见。现代中基研究，缺此，新理论无从建立。故提出这一规范，格外必要。

4.6严谨结论指研究结论要经得起逻辑推敲，尤其是演绎逻辑的检验。该条是上一条补充和完善。意义同上。

4.7注明出处，引证原文指学术研究与发表学术论文、论著，凡引用他人成果、观点，均需注明出处，在参考文献项下标明作者原文题目；原则上不得“转引”。此条规范，有关研究已给出详尽论述，如李国新“文献信息资源利用的学术规范”，但对中医学术和现代中基研究，十分必要。若干中医学术论文少有甚至没有参考文献。再举一“转引”文献而误导的典型例证，“诺贝尔奖得主巴黎会议后宣言，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过头去汲取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的智慧。”这见诸杂志报刊，并为中医界人士热议，几乎无人寻根问源。但一经查有人认真阅原始文献发现，会议“根本没有提到孔子”，其引用是假的[5,6]。表明引证原文，格外必要。

4.8提出这一规范的意义除具有上述学术规范的一般作用外，对于中医学术研究，尤其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与建立，尚具有特别意义：淤减少同一水平的重复，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于聚焦创新，促进现代中医理论研究和建立；盂减少学术不端。无疑，其意义也是无需赘言。

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9篇

哲学范式的历史进程，在这种社会变革和信息论理的复杂融合过程中,信息哲学的交叉学科性质仍然没有得到哲学界的承认

随着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信息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重要资源,甚至最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在这种社会变革和信息论理的复杂融合过程中,信息哲学的交叉学科性质仍然没有得到哲学界的承认,或者说,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相应充分的思想准备和交流平台。此时,信息哲学只能在两大领域之间徘徊。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学不再被视为费解的、跨学科的或与哲学研究主题无关的领域了,这是值得关注的。1985年《元哲学》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伦理学》的专号,1998年,出版了《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专刊,4年后又出版了《赛博哲学-哲学与计算机交汇》的专刊。APA-PAC的两任会长拜纳姆(TerrellWardBynum)和摩尔(JamesH.Moor)对哲学发展史上三次重要的活动起到了直接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意大利哲学家、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授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在建立和推动信息哲学的发展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当代国际哲学界研究信息哲学的积极倡导者。

国内学者邬焜在其发表的《中国信息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2011)一文中,指出中国信息哲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探索与创立期,20世纪90年代的退潮和深化研究期;21世纪10年来的成熟发展和被再度关注期[7]。(二)信息哲学诞生的标志国内学者刘钢认为,信息哲学在国际哲学界正式诞生主要标志是以下三篇颇具代表性的典型论文。其一是,弗洛里迪2002年发表在《元哲学》上的《什么是信息哲学》的开创性文章,这是一篇对树立信息哲学学科地位产生巨大影响的开山之作,更是基础性工作。纵观2002年后的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地摘取了它的内核。其二是,根据弗洛里迪2001年8月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所做的演讲整理成的重要论文,以原题目《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刊登在2004年7月号的《元哲学》上,在这次演讲中,弗洛里迪原创性地为信息哲学提出了需要解决的4个方面5大组别18个问题①。

其三是,着名期刊《思维与机器》在2003-2004年内连续两期出版的以信息哲学为主题的专刊,与此同时,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首次将哲学萌生的新领域定义为信息哲学。邬焜认为中国信息哲学创立的标志是其的一篇论文和一本专着:《哲学信息论要略》(《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哲学信息论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而他创立的信息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是其独撰的一本长达70万字的着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8]。(三)信息哲学的内涵为了便于理解信息哲学的内涵,我们可以用个函数的形式来引入需要说明的内容②:PI=f(a,b),其中,(a)涉及信息的本质和原理,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b)包含了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机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美国数学家维纳(N.Weiner)超越了申农(C.E.Shan-non)狭义信息论的技术界域,提出了经典命题,即“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

这与同时期的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Popper)的“三个世界”的哲学理论形成了哲学思维上的碰撞。波普尔认为,“客观知识”因具有自律性,可形成“一个世界”。进而,他把物质世界称为“世界1”,把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称为“世界2”,把客观知识世界称为“世界3”。虽然这种信息本质问题并没有得到一致的公认的阐释,但信息概念还是得到了广泛应用[9]。具体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信息哲学的内涵。一方面是,信息哲学的信息学内涵,信息范畴作为一个被广泛应用的科学范畴,人们对诸如生命、意识、规律等哲学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评价。信息理论的渗透力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信息化过程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是,信息哲学的哲学内涵,在西方哲学研究背景中已经发生了几次大的“转向”,即“存在”转向“知识”的认识论转向,以及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探讨从“知识”转向“意义”的语言转向,信息革命的浪潮把信息哲学推上了前台,预示着新的转向,即从“意义”转向“信息”这一更为基础的层面,即从信息的认知体系转向信息的本体实在的基础性地位的研究[10]。

哲学问题论文范文第10篇

作者简介：陈嘉映，上海人，当代著名哲学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和现象学。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后攻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生，199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特聘教授，被称为“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

今天讨论的话题比较大，哲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你打开哲学教科书，不同的教科书会提供不同的回答。今天晚上我讲的这些也只是这种种回答中的一种，当然我也不会像准备考试一样讲给你们听，我就讲讲我个人有点体会的这一部分。我只负责把大家领入哲学这个庭院的门口，让大家稍稍了解一些做哲学、研究哲学的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我觉得这比得到一个答案还要重要。

哲学即穷理

生活中我们通常都会说理，例如，民众向政府说理，政府要做一件事，民众会问为什么。你在家里也一样，爸爸妈妈要你做一件事，你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爸爸妈妈要跟你说理。小孩子偏要做一件事，他也会跟爸爸妈妈说一些理。所以说，其实说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天天都在进行的事情。

所谓说理，就是强权的一种掩饰，强权即公理。所谓的说理无非是一种意识形态，无非是一种欺骗的方式。有时你会发现说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每时每刻都会发生，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真正的说理，就不会有虚假的说理。我并不是说哲学就是说理，并不是说说理就是哲学。仔细一想，道理的背后都有野心，道理背后还有道理。房价太高，价格应降下来，但买不起房子就一定是坏事吗？买不起房子你租呀，通过说理，慢慢渗透这些道理后面的道理，比如政治制度、民主自由，进入道理背后的说理，这就是哲学。

举个例子来说，有个叫张三的人，他很幸福，他是怎么幸福的呢？你看，他年纪轻轻，就提了副处长，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孩子听话，应该说很幸福了。但是有人说他并不幸福，说他妻子虽然漂亮但有病，单位上所有人都欺负他。这种讨论是一种聊天，这种讨论肯定不是哲学。但这种关于幸福不幸福的讨论有时还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关于张三的情况，他知道得不多，甚至不如我多。但是，他反驳我，说：陈老师，你把那个叫幸福呀，张三年轻时可有学术理想呢，他特别想做学术，结果呢，现在当了一个副处长，他的人生没有按他的理想走下去，你不知道他多难受啊！你别看他那些同学现在还在街头逛，当个艺术家，但他们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叫幸福。像张三多挣了几块钱，升了几级职位，那不叫幸福。这里我们争论的情况是不同的，前一种争论中，我和我的朋友关于幸福的看法是一样的。前一种争论里我们两个关于何为幸福没有分歧，我们的分歧是关于张三的具体情况到底怎么样；而在后一种争论中，我们关于张三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分歧，我们有分歧的是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那么后一种争论我就认为它倾向于是一种哲学争论，这何为幸福不是讲张三幸福还是李四幸福，当我们讲张三幸福或者李四幸福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把何为幸福这个问题解决了，或者自以为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就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张三够幸福了，李四够幸福了。但哲学关心的恰恰是后一个问题，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叫做概念的问题。概念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是何为幸福，何为勇敢，何为德信，何为知识，何为行动，何为良好政治。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柏拉图的书，请你回忆一下你读过的《柏拉图对话集》，柏拉图的几乎每一篇对话都可以给出一个这样的题目，比如何为美德。这是西方哲学的开端，当然也有前苏格拉底等一些哲学家，但是我们真正了解是从柏拉图开始的，很明显看到他所关心的问题，他是怎么关心的。我们当然不是要把他讲清楚，只是说哲学是关心概念的，或者我开头说的把哲学叫做“穷理”，哲学是在追求一般说理的背后的道理，或者是追问根本道理的思考。我们这样理解哲学有这样一个好处，简单，而这个简单就有助于我们把哲学和另外一些特别主要的精神形态区别开来。

哲学与宗教的区别

在黑格尔时代，我们一般都讲真善美，也就是哲学、宗教、艺术，今天我们有时还这么讲，这是人类实现精神追求的主要三大领域。从这个角度我们怎么来区别哲学和宗教，有时我们会说两个都是最终极的价值关怀。但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说理。并不是说宗教不说理，但是哲学说理和宗教说理在一个根本点上不同。如果你是一个信徒，比如基督教徒，那么你会和别人讲基督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是基督教徒，想说服你去信基督教，就经常会和你讲一些道理。宗教虽然说理，但是它的理是不会逾越它的的，所有的道理都不能逾越它的信仰。而哲学就不是这样，它是以道理为指规，若是不合道理的就把它放弃，去坚持更有道理的东西。当然这样说有一点危险，但是也错不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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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这个世俗化的社会，当然有些人还信教，但总的来说生活方式是高度世俗化的，甚至有人说是商业化的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中，哲学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形态。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种蛮高的精神性的东西，但是在历史上它曾被宗教视为是一种世俗的东西，但这种世俗不是说柴米油盐的世俗，而是居然把道理放在了信仰之上，道理跟神圣性相比还是有点世俗的。以前的人认为哲学是破坏精神性的东西，一种放任我们世俗的东西。我讲的哲学大多都是西方哲学，这是因为一方面我读的西方哲学多一些，中国哲学不懂也不敢说；另一方面就是个人认为哲学最典型的用法就是在西方。总的来说哲学是世俗的，但和宗教比它又是自然的，它与我们的自然生活是有联系的，而不是超越的东西。这一点会隐瞒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事业，内在原因就是，有的人说理是不逾越信仰的，这给了信徒一种保障。虽然他们去说理但是他们从根本上来讲心里是安定的。但哲学能不能带来心里的安定呢？至少我认为是危险，为什么呢？我们说穷理，穷理穷理，我们说是最后找到事物的一个根本的道理。如果我们找到了根本的道理，也许就像找到了上帝一样，比较安定了。但是，事先谁能给你这个保证呢？事后有没有我也不知道，而宗教的保证是事先给了你的。在这一点上尼采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哲学与艺术的区别

艺术也是一个大的精神领域。我这么说精神领域，对你们来说好像稍微有点陌生。现在好像世界上就两件事，一个就是吃饭，一个就是成功。但是我说这个都没有太大关系，我猜测一个人总是会有精神生活的要求，这种精神生活总是要落实在什么东西上面，在什么领域中的。一般说起来，我们最大的划分就是宗教、哲学、艺术。大概，这是比较古典的一种划分。哥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能有些精神追求，那么他就需要宗教。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古典时期的想法。哲学和艺术的区别，在这一点上也是明显的。当代艺术也许看上去没什么道理，但是一般说起来艺术也是有道理的。一幅画为什么这么画，为什么这么雕塑，为什么这么写小说，为什么这么写诗，怎么能写出好诗，怎么能写出好的小说等等，都是有道理的活动，但不是一种说理的活动。它也是在追问人生的根本问题，但是这种追问，是用艺术作品去体现，去体验，去追寻，不是一种说理活动。

虽然哲学和艺术是近邻，但是它们的工作方法明显是不一样的。毫无疑问，你不能够问一个艺术家，问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怎么做成的，这些问题他通常都说不清楚。他不是用说理的方式来告诉你他怎么关切这个社会，他怎么把这种关切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当然也可能有个别的艺术家，又会做又会说。对一个艺术家而言，他对世界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就在他的作品里。他会说或者不会说是一个附加的因素，他也许碰巧会说，但他不会说一点也不会影响到他是一位优秀的雕塑家或画家或是什么家。甚至用语言来写的人也是一样，一个诗人要让他谈点儿诗吧，他不一定能谈得怎么样。诗人的工作是把好诗写出来，而不是成为诗学教授。

哲学与一般行动的区别

我们一般行动的最大特点是，做一件事大多时候是有道理的。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为什么上大学，为什么选择哲学系，或者为什么选择金融，你总是有一些道理，金融是因为它能找到好工作，哲学是因为我热爱真理。但是，在我们行动的时候还有这样的特点，我们不能等到把所有的道理想清楚才行动，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是有时机的。你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想谈恋爱，有两个女孩我都喜欢，我觉得这个女孩也好，那个女孩也很好，我就想到底这个好一点还是那个好一点，我一直在矛盾，等我还没完全想明白的时候，那两个女孩已经嫁出去了。

而哲学是追寻根本道理，按照我的理解，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有没有根本道理，第二是能不能找到这个根本道理。这是哲学家和哲学教师们经常会面对的质疑。这些哲学问题始于柏拉图，他谈到何为正义，何为美，何为知识等问题。但经过了近2 500年，这些哲学家还在问，还在问何为正义，何为美，而且，之所以还在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没有达成共识。如果大家看法都一样，那么就没有人问。所以不仅还在问，而且还在争论，在争论就要不断地追寻下去。

哲学与科学的区别

了解了哲学和其他精神领域的区别后，最后我们来谈谈它跟科学的区别。哲学这个词也有把它译成学问的，这是个蛮不错的想法。什么叫做学问，比如说，我会契丹文，或者我会古希腊文，你们就说我这个人有学问。但是，如果我会英语，你就不觉得我有学问。如果我英语特别好，你可能挺佩服的，但你不觉得我有学问，因为我说得特别好，也不一定比巴尔的摩的小黑孩子说得好。但为什么我会契丹文，虽然也不一定比契丹人说得好，你却会觉得我是个大学问家，像陈寅恪那样？为什么你会英语，我就觉得你会一项技能，而不是有学问？这种问题就是我们讨论何为学问的时候会说的。

简单地说，学问就是它们之间有个道理上的联系。你学习英语，得经过英语老师，通过一定经验和训练方式，比如到美国去，在街头上学，通过这种经验的方式慢慢学会。但是呢，却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方式学会契丹文和古希腊文。想学会契丹文和古希腊文，就必须要懂得语言的道理，换句话说，你要是学会两种死语言，你差不多就是一个语言学家，但你学会八种现在能说的话，你就可能只是一个好的翻译或者一个有技能的人，而不是一个学问家。学问是一种专门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你所知道的东西不是像八卦那样东一点，西一点，而是可以通过道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哲学，它把我们的所知，我们关于世界，关于历史，关于神，关于一切的所知连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同意将哲学翻译成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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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有很多思想家，牛顿、惠更斯、笛卡尔……在这群人中，伽利略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是第一个真正系统地了亚里士多德学说，希腊学说的人。后来的牛顿力学，其中一大半都是由伽利略奠基的，由牛顿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一种良好的表述，但那些观念的突破都是伽利略完成的，他是第一个真正支持哥白尼，使得日心说成为几乎不可动摇的学说人。他听说荷兰有一个人发明了天文望远镜，他既没有见过那个望远镜，也没有专家给过他图纸，只是听说望远镜是如何做的，就自己做了一个天文望远镜，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经过不断的改造，用天文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到月球上的环形山，看到金星的相，我们第一次看到月上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两千年来哲学科学总是争论不休，没有什么重大的进步。我们之所以今天来讲伽利略，是因为他认为他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所在，即所有的哲学家考虑问题，都没有把这些问题充分地客观化。

比如说讨论何为正义的问题，我们通过说理说服对方，道理显然不是自己的。要说服对方，必须在基本的意义上是一个公理。但是我们在说理之前，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立场。如果你完全没有立场，你绝对想不出和谁说这个道理，说理最初的动力就是你有这种立场，你有这种看法，有这种观点你才会开始说理。但是如果天下的道理只有那么一套，比如你如何计算三角，那么就好说了。但天下的道理无穷无尽，问题是都有道理，谁来裁判呢？如果我们一直穷理，到根本道理，所谓根本道理，就是谁都承认的道理，但是，这样的道理还没出现过。所以伽利略就说了，问题就在于我们在说理之前就有了自己的主张，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那么怎么使我们的学问有所进步，一个根本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把我们所讨论的东西转变成纯粹客观的东西。举个例子，我们不要去讨论可爱不可爱的问题，这很难提供客观证明。我们平常思考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都是带有主观性的。比如我要去上海出差，给上海的朋友打电话问上海冷不冷，他说不冷，他太太就在旁边说，“让他多带些衣服吧，上海冷得很”。冷、热，这是相对主义特别喜欢用的。冷还是热，这跟个人感受有关，但是怎么解决呢？很简单，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说：“你们别吵了，什么冷啊热啊，你直接告诉我上海现在多少度。”让我们不再使用带有自己感受的语言，不再讨论带有我们感受的对象，我们尽量使对象成为一个纯粹的客体，把我们语言中主观的东西去掉，造出一套纯粹来描述客观世界的语言。

小说里的词总是带有某种感彩，让你厌恶或者让你喜欢，但是物理书不同。伽利略提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分成两大种性质，一种是不依我们的感受而转变的，比如一个事物的质量。从那开始我们进入科学世界，正如伽利略所预想的那样，我们逐渐把我们的世界尽可能地变成了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第一步当然是把物理对象当成纯粹客观的东西，把我们平时添加在上面的感受逐渐洗清了。第二步就是逐渐把社会的、经济的运作，把人的心理、语言，这些本来是人的活动或人的现象，我们也想出一些巧妙的办法，怎么使它们成为纯粹的客体。最客观的语言就是数学语言，为了能用这种纯粹客观的方式来刻画我们的世界，那就不得不大规模地把我们具有质感的世界刻画成由量的区别所组成的世界。现在一篇哲学论文好不好，基本就靠字数、发表在什么等级的杂志、由什么级别的人写的这些因素决定。我们希望把一切客观化，客观化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数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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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代中的哲学

当然科学革命以及以后一百多年的科学发展不是像我说的那么简单。牛顿、伽利略的那个时代还没有科学这个词，他们都是哲学家，做的都是哲学工作，科学和哲学在西方本来就是一回事儿。但是过了大概大半个世纪之后，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显出了它完全不同的特色，因此应运而生，我们有了科学这个词，哲学和科学分道扬镳。总体上说哲学这方面逐渐感觉到了压力。这种情况跟科学革命时相反，科学革命的时候，伽利略和牛顿在哲学家里是少数派，是离经叛道的。他们总是要写一些东西为自己的工作方法辩护，比如牛顿写的一本光学的书，他说，我做的这些工作没有什么哲学意义。当时的哲学家经常用这种口气。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序言中说，我们的天体运行论谈的不是哲学，是一个数学假设。科学家要为自己的工作方法做辩护，因为当时的人们看来，不是哲学就不是好东西。两三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现在写一篇哲学论文，我们要说，我的这篇哲学论文可是具有科学性质的。即现在科学成了无须辩护的、天然正确的东西，而哲学成了需要辩护的东西。那么事情怎么发生的呢？我简单说几句。科学一开始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用，比如牛顿研究开普勒行星三定律，他没有想会有什么用，他是在追求一种真理。在这一点上他已经优越于传统的哲学，虽然没有用处，但真理性本身在不断进步，前人的结论可能被，后人的工作一定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的，科学是一个集体的工作。科学能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其原因之一就是能把不同人的工作结合在一起。但是哲学家们每个人都是从头来过，这就已经显示出了科学的某种优越性。它发现了相当可靠的真理，这是第一个优越处。

第二个优越处，在19世纪，科学和技术相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那力量是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设想过的。我们今天身上穿的、嘴里吃的，哪样东西不是科学和技术结合的产物？科学和技术的结合，已经完全改变了地球的面貌。我现在讲今天的最后一小点。我们回顾一下，一开始哲学想寻找一些根本道理，后来发现根本道理很难落定。后来科学的兴起找到了一种方法，虽然不见得能找到终极理论，但是科学在推进。科学进步的代价就是把我们生活的世界逐渐转化为了纯粹的客体世界，以致于本来这个世界就像我们的家园一样，跟人类的生存有一种内在的联系，科学大规模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之后，世界变得与我们无关。当我们与世界无关时，人就从世界中离析出来了，成为一些个人单子。这些离析出来的个人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任何意义都是对和你相连的事物的意义。另外，科学和技术大规模的结合造成了很多危险，有些技术进步论者认为最后拯救人类的是进一步的技术进步，但是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技术的无限发展已经完全失控，不是我们在利用技术而是我们被技术牵着走。

最后，我虽然不能回答哲学何为，但是我希望给出这样一个背景，可以进一步思考，有了科学之后，哲学还是不是有它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领域，虽然被科学（我说的这个科学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在内）大大地压迫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领域。有些东西我们不可能把它变成一种纯粹客观的东西来思考，比如说政治制度，如果它是纯粹客观的政治制度，没有兴趣去讨论的话，我才会去考虑这种优和劣。关于美的问题，关于道德的问题，关于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不可能对它们没有感受而去研究它。换句话说，你如果对它没有感受，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它。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领域，我们需要理性地去研究它，不是把它完全变成对象的方法，而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它，就是这种研究永远不会得到最终的结果、统一的答案对吗？现在我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能够得到最终的结果，这种研究还有没有意义。那么，我会说这种研究仍然非常有意义。这是我们的一种探索，并不只是为了，甚至首要的不是为了得到答案。我并不是说我们只是要这个过程，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我是要说这种探索本身是对人类心灵的一种教化。我有一篇小文章的名字就叫做《说理之为教化》，在很大程度上我想说，我们的哲学工作、哲学探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不是要再回到哲学何为、什么是哲学，然后找到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要来重新思考哲学何为的话题。